归根到底，中国的教育是在行政的逻辑控制之下运转的，一个本身没有创造性的教育体系，怎么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学生?
　　
　　今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课后温总理与教师代表座谈，并发表了讲话。媒体近日发布这一讲话，在其中，温总理讨论了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最后落脚到一点：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这一看法十分中肯，切中当前中国教育之根本弊端。对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几乎无人满意。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于目前的教育现状也不满意，因而才有不断尝试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包括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略加分析即可看出，各方面最为关注的教育领域的几乎所有严重问题，都可归结为一点：中国缺乏教育家，不是教育家在办教育，而是官员在办教育。
　　不错，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学校校长，还有书记，也有成千上万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官员，但是。要从中找出几个教育家，却比较困难。不是说只要在学校校长的位置上、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位置上，就可以当得起教育家之称号。在中国几乎不存在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所谓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当然得身处教育管理者的位置上，但还需要像温总理所说的那样，具有“终身办学的志向”，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有“真知灼见”。这些是成为教育家的主观因素。除此之外，教育管理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还需要相当苛刻的制度条件，那就是可以自主办校，独立办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按照自己的专业意见塑造、再造一个学校、一个院系，甚至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实现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学方法等领域的突破。当然，这种突破、创新程度可能完全不同。这里的重点是教育从业者具有办学的独立性。尽管必须承认，他们也必然要受到法律、受到家长意见等因素的约束。
　　显然，在当下中国，具有上述主观因素的教育从业者当不在少数，但是，受到僵硬的制度约束，他们几乎无法从“教育工作者”成长为“教育家”。最大的制度瓶颈，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可以说，当代中国教育的行政化无处不在：
　　首先，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就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上没有为考虑教育的专业特征、考虑到教育事业内在的逻辑而特别地设计主管部门的结构、人员资格要求、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等。
　　其次，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与学校的关系，是行政化的，缺乏专业的维度。比如，学校校长完全由行政部门来任免，没有教师治校、教授治校的基本空间。似乎与此相关。近些年来目前的大学校长任免，似乎已经形成了大学校长需要有行政工作经历的惯例。
　　第三，校内的管理也同样是高度行政化的。校长与教师的关系，大学与院系的关系，似乎都是纯粹行政性质的关系。在学校中，行政管理人员中居于主导地位，掌管资源分配大权，作为教育活动之主体的教师反而居于纯粹被管理的位置。正是因为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学校里的官位也十分吃香，不少大学出现过十几个教授争当一个行政处长职位的咄咄怪事。
　　在这样的气氛中，学校管理者确实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庞大教育行政体系中的教育工作者。面对教师，他们是“教育官员”，他们不是借助专业权威，而是借助行政权力来进行管理。转过身来，面对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他们只是“教育职员”，只能上传下达，充当行政机器的工具，一个一个量化考核指标督促他们疲于奔命。前一个角色让他们缺乏掌握专业的教育管理技艺的充分动力。后一个角色让他们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他们无法对教育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思考，更无从按照自己的思考进行尝试、探索。
　　归根到底，中国的教育是在行政的逻辑控制之下运转的，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反而遭到压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学校当然是千人一面。也难以培养出令人满意的学生。一个本身没有创造性的教育体系，怎么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学生?而教育体系的创造性源于教育家在各个方向上进行的创新，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进行创新的制度空间。
　　温总理提出，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各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但说穿了，最重要的改革是为教育家的成长、发育创造制度环境。这是教育领域的“元改革”，至于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具体改革，大可交给教育家们去思考、去试验。继续由官员采主导改革，维持教育行政化的框架不变，教育质量提高恐怕不会有太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