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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初，沈从文离别新婚妻子张兆和回湘探亲，将其行经湖南境内各地的见闻，以细腻而温热的笔触一一记录，用书简的形式饱含深情地寄给远方的爱人，由此催生了现代中国最优美的散文集之一《湘行散记》。时隔三年半之后，抗战爆发，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结伴，化装逃出北平，辗转飘零，最后抵达昆明。在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争岁月，沈从文与张兆和保持了密集的通信联系，可在这些残存下来的信件中，除了艰辛而清贫的日常生活（比如借钱还债、人情往来、孩子抚养、柴米油盐等）的记述之外，我们却很难感触到三年前沈从文与张兆和通信里的柔婉而细密的情感世界，却分明多了一份相互的误会、牢骚与抱怨，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师生恋”似乎在经受一份牵缠而苦痛的折磨。
张兆和出身苏州的书香门第，却似乎践行着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坚持朴素、简洁而有序的生活方式，并认为简单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生活。当她听闻逃难到长沙的沈从文租住了较大的房屋时，她在回信中说：“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离开北平前的沈从文身兼《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又是著名作家，自然有着广泛而活跃的公共生活，这种文艺生活在张兆和眼里似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虚生活，而沈从文的言行举止在她看来更是“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的勉强。她爱恋的是早年在上海给她写情书的那个未受城市文明污染的纯真而质朴的“乡下人”，或者说她爱恋的是沈从文书信和小说里构筑的那个湘西世界。
自然，张兆和并非只是对沈从文提出严苛的要求，这种简朴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规定。在1937年10月25日的书信中，张兆和批评沈从文对她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想象：“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它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碎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沈从文在骨子里其实有“士大夫情结”，这也正是先后在京沪都工作、生活过的沈从文憎恶上海而亲近北京的原因。可这种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融入与认同，却似乎遭遇张兆和的不满甚至指责。
出身名门的张兆和似乎更有着一份人人平等意识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似乎也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无太强烈的抵触情绪，反而是敞开胸怀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慑于建国前后文艺空气的冷峻与政治化，自知创作空间会遭受极度压缩的沈从文，却曾经数次自尽未遂。在 1937年12月29日的信中，张兆和决绝地表达了对过往生活方式的痛恨：“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我们都觉得自己太聪明一点，觉得比人超过一等，因此平时总觉得这件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不屑做。”即此而言，张兆和早已超越了少时家庭出身的限制，可以说成了民国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叛徒”（与林徽因等显然不同），她似乎有着一份看透大家族生活的空洞、虚假本性之后的决绝（这或许跟其幼年丧母，自小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关）。
围绕基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女性应该如何自处的议题，沈张在书信中时常争执不已。沈从文有一个对女性形象想象的投射（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就是对张兆和的种种要求），比如他曾经在给别人的书信里说：“上帝造女人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这里似乎看不到五四一代启蒙思想里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张兆和也有一个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的自我想象，这两者之间时常龃龉乃至冲突。质言之，沈从文的简单生活是自由而随意的，因而有时以率性为美，而张兆和的简单生活，却是自制而勤俭的，因而时常以克己为美。
时隔近六十年之后，《从文家书》的后记里，作为编选者的晚年张兆和的一段话，透露出其对沈从文的负疚之心，也许包裹着诸多对当年无休无止的抱怨、指责沈从文的懊悔之情吧，这似乎也在隔着遥远的时空注释着他们长达五十多年婚姻生活中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不解、矛盾与隔膜：“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沈从文生前曾经说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可见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易与珍贵，以此来映照两地书中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尤有一份难以言述欲说还休的哀婉与伤情。
（摘自《东方早报》2011.1.6）B⑥
张兆和出身苏州的书香门第，却似乎践行着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坚持朴素、简洁而有序的生活方式，并认为简单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生活。当她听闻逃难到长沙的沈从文租住了较大的房屋时，她在回信中说：“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离开北平前的沈从文身兼《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又是著名作家，自然有着广泛而活跃的公共生活，这种文艺生活在张兆和眼里似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虚生活，而沈从文的言行举止在她看来更是“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的勉强。她爱恋的是早年在上海给她写情书的那个未受城市文明污染的纯真而质朴的“乡下人”，或者说她爱恋的是沈从文书信和小说里构筑的那个湘西世界。
自然，张兆和并非只是对沈从文提出严苛的要求，这种简朴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规定。在1937年10月25日的书信中，张兆和批评沈从文对她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想象：“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它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碎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
沈从文在骨子里其实有“士大夫情结”，这也正是先后在京沪都工作、生活过的沈从文憎恶上海而亲近北京的原因。可这种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融入与认同，却似乎遭遇张兆和的不满甚至指责。
出身名门的张兆和似乎更有着一份人人平等意识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似乎也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无太强烈的抵触情绪，反而是敞开胸怀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慑于建国前后文艺空气的冷峻与政治化，自知创作空间会遭受极度压缩的沈从文，却曾经数次自尽未遂。在 1937年12月29日的信中，张兆和决绝地表达了对过往生活方式的痛恨：“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我们都觉得自己太聪明一点，觉得比人超过一等，因此平时总觉得这件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不屑做。”即此而言，张兆和早已超越了少时家庭出身的限制，可以说成了民国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叛徒”（与林徽因等显然不同），她似乎有着一份看透大家族生活的空洞、虚假本性之后的决绝（这或许跟其幼年丧母，自小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关）。
围绕基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女性应该如何自处的议题，沈张在书信中时常争执不已。沈从文有一个对女性形象想象的投射（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就是对张兆和的种种要求），比如他曾经在给别人的书信里说：“上帝造女人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这里似乎看不到五四一代启蒙思想里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张兆和也有一个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的自我想象，这两者之间时常龃龉乃至冲突。质言之，沈从文的简单生活是自由而随意的，因而有时以率性为美，而张兆和的简单生活，却是自制而勤俭的，因而时常以克己为美。
时隔近六十年之后，《从文家书》的后记里，作为编选者的晚年张兆和的一段话，透露出其对沈从文的负疚之心，也许包裹着诸多对当年无休无止的抱怨、指责沈从文的懊悔之情吧，这似乎也在隔着遥远的时空注释着他们长达五十多年婚姻生活中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不解、矛盾与隔膜：“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沈从文生前曾经说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可见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易与珍贵，以此来映照两地书中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尤有一份难以言述欲说还休的哀婉与伤情。
（摘自《东方早报》2011.1.6）B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