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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陈忠实《白鹿原》通过一个村庄的兴衰来把握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及整个时代的脉搏。白鹿原原是一个由血缘地缘结构而成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进入20世纪之后，自治的宗族制度受到了来自结构内部和外部双重压力，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本文通过分析权力领袖、乡村精英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探讨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关键词：《白鹿原》；文化网络；权力领袖；乡村精英；国家政权
陈忠实在《白鹿原》开篇就写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不仅仅是一个白鹿原，陈忠实展现的是一个乡村社会文化的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普遍存在一个位高权重的族长，他通过一定的制度和规范管理着一方水土，在《白鹿原》中的族长白嘉轩是如何确定了他族长的地位，同时他所利用的又是何种制度和规范来统治，并且在白鹿原上的两个大家：白家和鹿家，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彼此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组织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1 血缘与地缘形成的宗族
《白鹿原》首先就以白嘉轩娶亲开始讲述，这是个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传宗接代。在书中详略写了白嘉轩前后娶了七个妻子，并最终有了两个儿子，保证了家族的延续。家族虽然包含了生育的功能，但也不限于生育的功能。它会随着人数和资产的增加，逐渐形成氏族，再扩大到宗族，并且参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公共事务的管理。由此白嘉轩不但作为白家的独子，娶妻这一事情格外重要，同时白嘉轩作为掌握整个白鹿原的白家整个宗族接班人对于繁衍具有重要性。
杜赞奇定义的宗族概念中包含血缘和地缘两层含义，血缘是指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特别是当扩大整个宗族的管理和统治的时候，血缘就显现出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权力更迭的合理性，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继任族长的顺理成章，就是因为当初鹿白两家修建祠堂就“立下规矩”，白姓族长。“是效仿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这种“天经地义不容置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因此使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其他异姓或外乡人具有了或反抗或革命的可能性，乡村内部权力的争夺将在第二部分展开论述。
宗教作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种组织形式，操纵着整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机制，作为这种组织的最高者白嘉轩，为了避免这种内在权力被颠覆的可能，就必须保证宗族的权威，而权威则是通过解决原上族里大小事务确立的，小到各家口角、赌博、偷盗事件或救济原上贫困的家户，大到白嘉轩联合原上有威望的老人，召集众人修葺祠堂，并谋划给白鹿原创办一座学堂。“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在《白鹿原》中，祠堂出现173次，主要是由以下几件大事组成：两代族长修葺祠堂，白狼破坏祠堂，在祠堂学习《乡约》，在交农事件后到祠堂重新严肃《乡约》，新媳妇在祠堂拜列祖列宗等，祠堂是原上重大事件发生地，同时因祠堂受到原上人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和转移了各种矛盾，发挥着稳定传统宗族统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族成员本身对族长的支持以及对自身所处的宗族的认同，因而《乡约》的推行才会得到众人的拥护，并且渗透在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中，宗族在完成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可见一斑。
在白鹿原上宗族统治的实际权力在白嘉轩身上，白家和鹿家两家占据了绝对人口和财产的优势，但是也不能忽略因地缘关系而成为宗族一员的异姓人：朱先生和冷先生，他们与白鹿两家之间婚姻的作用不可忽视，两人各自通过与本地人联姻的方式，参与原上事务，并获得一种势力强大宗族的支持。因而以他们地缘和婚姻擴大为纽带，他们可参与白鹿两家家族事务和由白家管理的白鹿原的事务。按照冷先生自己的想法是鹿白两家都要关系好才能立足。这是外姓人获得认同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由于朱先生和冷先生分别代表着知识的权威和掌握生死的权力，所以，在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中，白家也获得了政治、文化与权力的绝对权威性，不断加强宗族在白鹿原上的统治。在财富、地位、影响力等因素形成的个人权威，并由此获得统治权力的宗族结构中，乡村精英占据着何种位置，又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2 权力领袖与乡村精英
在中国乡土社会，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而传统就是老一辈通过口头讲述和言行举止传达给下一代人，形成规范。所以权力领袖遵循着同一文化心理，利用这些保护体系，如为村中宗族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另一方面权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在宗族成员内部获得了威望和支持，更好地发挥权力领袖在大小事务上的号召力。一个氏族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宗族并管理一方土地是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的，白鹿两家的先人白手发家，成为一族之长后，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白嘉轩成为新一代的乡村权力领袖，修葺祠堂创建学堂提升威望，带领全村种植罂粟获利，改造老房，成为罂粟的王国，都巩固了白嘉轩在宗族的威望。仅次于白嘉轩的乡村精英鹿子霖，经过几辈人的积累和奋斗也是富裕之家，常常与白嘉轩一起讨论宗族事务处理公务，但是祖训只有白家接任族长，所以为了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威望，就必借助其他势力获得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作，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
鹿子霖抓住国家上层对乡村社会职位变革的机会，用他的关系资本转化成为政治资本，成为宗族制度族长外的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但是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对地方控制的松散，所以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白嘉轩的统治地位，但也折射出宗族内部人员之间权力的争斗。
乡村精英中朱先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先生是小时就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的读书人。文中朱先生出场前交代他参加南方讲学的事情，朱先生怀着沟通南北学界的愿景去讲学，他在讲学时对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苛责，提出读书人有责任著书以正世风，但是收效甚微，甚至他的装扮被认为是古板的，口音也遭到嘲笑，虽是一次讲学，由此可以看出朱先生身上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载道情怀，心忧天下，批评读书人的轻浮，以及重视礼教的观念，并且试图维持这种礼教在当下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白嘉轩作为实际的领导者处理具体的宗族事务，朱先生则就在伦理道德和行为上规范着宗族成员，《乡约》的制定直接影响了白鹿原上的风气，后来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政治动乱，白嘉轩再次召集宗族成员到祠堂依据《乡约》进行整顿。但是作为“圣人”的朱先生最后选择“重修本县县志”，没有在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选择回到传统读书人修身的理想。
传统的乡村精英，他们通过争取权威、地位、影响力的方式获得自身的认同，获得权力，但是新的乡村精英的权力斗争，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和博弈之下，是与整个混沌的时代相呼应。白鹿原上的宗族统治在新旧势力的交替中不断被削弱，与当时特定的国家政治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治权力是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发挥作用的？
3 国家政权与乡村权力的博弈
中国20世纪的基层统治在县一级为止，再下级的村庄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进行的自治状态，国家往（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往通过税收对乡村进行管辖和控制。国家向作为整体的村庄而不是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摊派，族长既代表着宗族成员的利益，也是沟通国家和地方的中介。国家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利用地方权力领袖或者扶植新的势力的方式实现。村庄自己制定其向各户的摊派办法，就必须制定一个征收规则，对社区利益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而白嘉轩就具有了双重身份。
第一种方式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对白嘉轩权威的借助。军阀来到白鹿原，为了补给军需临时摊派了税收，让白嘉轩贴大字报、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组织村民进行征税。
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必须要在乡村中设立能够直接进行管理，一般由有一定声望、地位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担任，并让他通过个人关系获得一种合法化地位，最后达到控制地方的一种重要途径，鹿子霖担任保障所所长，总乡约，各村族长，镇上头面人物，以及绅士何财东，俨然是一出乡村实际权力者的聚会。
由于当时国家统治的无序性，政权不断更迭，各大军阀和掌权者为了保障军事势力和经济供给，向地方随意征税，白嘉轩拒绝姿态。白嘉轩姿态的转换，正是出于平衡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中介人的方式与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博弈。
在《白鹿原》出现了一次国家政治权力与权力领袖极端化——交农事件。这是白嘉轩作为保护型经济组织的代表维护自身所在宗族的利益发动一次反抗运动。国家政治权力不断深入，设置各种不同名称作用相似的职位，无节制地向地方剥削，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压力使得地方权力领袖和地方精英无力再与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平衡和商讨，逐渐成为一场农民反抗运动。在这次运动之后，白嘉轩意识到他作为一个地方领袖已经丧失了对宗族的绝对控制权力，他对于新的政治机构的出现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和退守的姿态，当何县长让白嘉轩出任议员，他便以“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
国家政权不断侵犯乡村领袖和乡村精英的固有特权，军队走后权力旁落在鹿子霖身上，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代理人，而鹿子霖则倾向于营利型的经济组织的代表，从中获得了乡村的部分权力，他们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但是乡村精英中像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渴望稳定传统的宗族制度的乡村结构，但又无法阻挡，最后造成乡绅“退位”并逐渐脱离了原文化网络。
只是改变统治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统治阶层的变动在原上走马上任的官员走马灯一样，世道如何变化，都是国家向下层农民征收赋税，以维持政治、军事开支，繁重的赋税让本来已经饱受税收之苦的宗族成员面临着更大的危机，所以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结构之上，国家政权要能够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合理地融合在文化网络之中，发挥乡村精英和权力領袖的中介作用，获得整个宗族的认可。因而如何处理地方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让国家政治权力顺利地进入中国乡村社会以巩固统治，始终是20世纪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美）.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 刘瑜.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白鹿原》的乡土特征[J].贵州社会科学，2005（5）：122-124.
[4] 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J].文学评论，2009（6）：85-89.
[5] 李金秒.《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0.
[6]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李玲莉（1992—），女，江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
关键词：《白鹿原》；文化网络；权力领袖；乡村精英；国家政权
陈忠实在《白鹿原》开篇就写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不仅仅是一个白鹿原，陈忠实展现的是一个乡村社会文化的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普遍存在一个位高权重的族长，他通过一定的制度和规范管理着一方水土，在《白鹿原》中的族长白嘉轩是如何确定了他族长的地位，同时他所利用的又是何种制度和规范来统治，并且在白鹿原上的两个大家：白家和鹿家，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彼此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组织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1 血缘与地缘形成的宗族
《白鹿原》首先就以白嘉轩娶亲开始讲述，这是个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传宗接代。在书中详略写了白嘉轩前后娶了七个妻子，并最终有了两个儿子，保证了家族的延续。家族虽然包含了生育的功能，但也不限于生育的功能。它会随着人数和资产的增加，逐渐形成氏族，再扩大到宗族，并且参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公共事务的管理。由此白嘉轩不但作为白家的独子，娶妻这一事情格外重要，同时白嘉轩作为掌握整个白鹿原的白家整个宗族接班人对于繁衍具有重要性。
杜赞奇定义的宗族概念中包含血缘和地缘两层含义，血缘是指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特别是当扩大整个宗族的管理和统治的时候，血缘就显现出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权力更迭的合理性，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继任族长的顺理成章，就是因为当初鹿白两家修建祠堂就“立下规矩”，白姓族长。“是效仿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这种“天经地义不容置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因此使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其他异姓或外乡人具有了或反抗或革命的可能性，乡村内部权力的争夺将在第二部分展开论述。
宗教作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种组织形式，操纵着整个传统社会的政治机制，作为这种组织的最高者白嘉轩，为了避免这种内在权力被颠覆的可能，就必须保证宗族的权威，而权威则是通过解决原上族里大小事务确立的，小到各家口角、赌博、偷盗事件或救济原上贫困的家户，大到白嘉轩联合原上有威望的老人，召集众人修葺祠堂，并谋划给白鹿原创办一座学堂。“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在《白鹿原》中，祠堂出现173次，主要是由以下几件大事组成：两代族长修葺祠堂，白狼破坏祠堂，在祠堂学习《乡约》，在交农事件后到祠堂重新严肃《乡约》，新媳妇在祠堂拜列祖列宗等，祠堂是原上重大事件发生地，同时因祠堂受到原上人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和转移了各种矛盾，发挥着稳定传统宗族统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族成员本身对族长的支持以及对自身所处的宗族的认同，因而《乡约》的推行才会得到众人的拥护，并且渗透在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中，宗族在完成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的作用可见一斑。
在白鹿原上宗族统治的实际权力在白嘉轩身上，白家和鹿家两家占据了绝对人口和财产的优势，但是也不能忽略因地缘关系而成为宗族一员的异姓人：朱先生和冷先生，他们与白鹿两家之间婚姻的作用不可忽视，两人各自通过与本地人联姻的方式，参与原上事务，并获得一种势力强大宗族的支持。因而以他们地缘和婚姻擴大为纽带，他们可参与白鹿两家家族事务和由白家管理的白鹿原的事务。按照冷先生自己的想法是鹿白两家都要关系好才能立足。这是外姓人获得认同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由于朱先生和冷先生分别代表着知识的权威和掌握生死的权力，所以，在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中，白家也获得了政治、文化与权力的绝对权威性，不断加强宗族在白鹿原上的统治。在财富、地位、影响力等因素形成的个人权威，并由此获得统治权力的宗族结构中，乡村精英占据着何种位置，又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2 权力领袖与乡村精英
在中国乡土社会，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而传统就是老一辈通过口头讲述和言行举止传达给下一代人，形成规范。所以权力领袖遵循着同一文化心理，利用这些保护体系，如为村中宗族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另一方面权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在宗族成员内部获得了威望和支持，更好地发挥权力领袖在大小事务上的号召力。一个氏族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宗族并管理一方土地是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的，白鹿两家的先人白手发家，成为一族之长后，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白嘉轩成为新一代的乡村权力领袖，修葺祠堂创建学堂提升威望，带领全村种植罂粟获利，改造老房，成为罂粟的王国，都巩固了白嘉轩在宗族的威望。仅次于白嘉轩的乡村精英鹿子霖，经过几辈人的积累和奋斗也是富裕之家，常常与白嘉轩一起讨论宗族事务处理公务，但是祖训只有白家接任族长，所以为了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威望，就必借助其他势力获得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作，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
鹿子霖抓住国家上层对乡村社会职位变革的机会，用他的关系资本转化成为政治资本，成为宗族制度族长外的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但是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对地方控制的松散，所以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白嘉轩的统治地位，但也折射出宗族内部人员之间权力的争斗。
乡村精英中朱先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先生是小时就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的读书人。文中朱先生出场前交代他参加南方讲学的事情，朱先生怀着沟通南北学界的愿景去讲学，他在讲学时对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苛责，提出读书人有责任著书以正世风，但是收效甚微，甚至他的装扮被认为是古板的，口音也遭到嘲笑，虽是一次讲学，由此可以看出朱先生身上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载道情怀，心忧天下，批评读书人的轻浮，以及重视礼教的观念，并且试图维持这种礼教在当下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白嘉轩作为实际的领导者处理具体的宗族事务，朱先生则就在伦理道德和行为上规范着宗族成员，《乡约》的制定直接影响了白鹿原上的风气，后来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政治动乱，白嘉轩再次召集宗族成员到祠堂依据《乡约》进行整顿。但是作为“圣人”的朱先生最后选择“重修本县县志”，没有在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选择回到传统读书人修身的理想。
传统的乡村精英，他们通过争取权威、地位、影响力的方式获得自身的认同，获得权力，但是新的乡村精英的权力斗争，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和博弈之下，是与整个混沌的时代相呼应。白鹿原上的宗族统治在新旧势力的交替中不断被削弱，与当时特定的国家政治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治权力是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发挥作用的？
3 国家政权与乡村权力的博弈
中国20世纪的基层统治在县一级为止，再下级的村庄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进行的自治状态，国家往（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往通过税收对乡村进行管辖和控制。国家向作为整体的村庄而不是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摊派，族长既代表着宗族成员的利益，也是沟通国家和地方的中介。国家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利用地方权力领袖或者扶植新的势力的方式实现。村庄自己制定其向各户的摊派办法，就必须制定一个征收规则，对社区利益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而白嘉轩就具有了双重身份。
第一种方式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对白嘉轩权威的借助。军阀来到白鹿原，为了补给军需临时摊派了税收，让白嘉轩贴大字报、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组织村民进行征税。
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必须要在乡村中设立能够直接进行管理，一般由有一定声望、地位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担任，并让他通过个人关系获得一种合法化地位，最后达到控制地方的一种重要途径，鹿子霖担任保障所所长，总乡约，各村族长，镇上头面人物，以及绅士何财东，俨然是一出乡村实际权力者的聚会。
由于当时国家统治的无序性，政权不断更迭，各大军阀和掌权者为了保障军事势力和经济供给，向地方随意征税，白嘉轩拒绝姿态。白嘉轩姿态的转换，正是出于平衡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中介人的方式与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博弈。
在《白鹿原》出现了一次国家政治权力与权力领袖极端化——交农事件。这是白嘉轩作为保护型经济组织的代表维护自身所在宗族的利益发动一次反抗运动。国家政治权力不断深入，设置各种不同名称作用相似的职位，无节制地向地方剥削，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压力使得地方权力领袖和地方精英无力再与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平衡和商讨，逐渐成为一场农民反抗运动。在这次运动之后，白嘉轩意识到他作为一个地方领袖已经丧失了对宗族的绝对控制权力，他对于新的政治机构的出现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和退守的姿态，当何县长让白嘉轩出任议员，他便以“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
国家政权不断侵犯乡村领袖和乡村精英的固有特权，军队走后权力旁落在鹿子霖身上，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代理人，而鹿子霖则倾向于营利型的经济组织的代表，从中获得了乡村的部分权力，他们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但是乡村精英中像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渴望稳定传统的宗族制度的乡村结构，但又无法阻挡，最后造成乡绅“退位”并逐渐脱离了原文化网络。
只是改变统治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统治阶层的变动在原上走马上任的官员走马灯一样，世道如何变化，都是国家向下层农民征收赋税，以维持政治、军事开支，繁重的赋税让本来已经饱受税收之苦的宗族成员面临着更大的危机，所以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结构之上，国家政权要能够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合理地融合在文化网络之中，发挥乡村精英和权力領袖的中介作用，获得整个宗族的认可。因而如何处理地方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让国家政治权力顺利地进入中国乡村社会以巩固统治，始终是20世纪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美）.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 刘瑜.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白鹿原》的乡土特征[J].贵州社会科学，2005（5）：122-124.
[4] 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J].文学评论，2009（6）：85-89.
[5] 李金秒.《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0.
[6]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李玲莉（1992—），女，江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