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开始接触新诗创作与研究以来，蒋登科教授在这一领域已默默耕耘了三十余载。他在新诗理论建设、诗潮与流派研究、散文诗研究、新诗评论以及新诗精神史研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至今已出版《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散文诗文体论》《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等研究专著二十余部。蒋登科教授常说，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只能做一些“小事情”，但他的特点是坚持做小事情。在今天看来，他所做的这些“小事情”，已取得了“大收获”，形成了“大文章”。

诗学话语的本土表达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受制于西方理论，中国学者惯于使用西方的话语表达模式。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也陷入西方话语模式，导致中国本土话语及其表达的缺失。蒋登科则认为：“有些人对民族文化传统持虚无的、自卑的态度，因而急于去认同别人以求得到被别人认同，于是将西方的东西不加选择地搬进来，造成了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完全背离，导致了中国新诗发展的迷茫与混乱。”在他的理论文章中，很难见到那些生搬硬套的西方学术话语，而是将其本土化，有效地建构属于自己的整体诗学观。
　　在其早期的理论著作《新诗审美人格论》中，蒋登科秉持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的理念，将传统的“诗品即人品”的诗学理念加以深化，提出新诗审美人格论，并以此重新打量、思考新诗建设，为诗歌本体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其后他还发表相关文章，进一步阐释审美人格在诗人创作中的作用。接着，蒋登科将新诗的审美人格研究拓展到新诗的精神研究领域，通过对新诗发展之精神脉络的梳理，对其中的民族精神文化和诗歌精神进行历史总结，为梳理新诗艺术的传统，引导新诗艺术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为解决当下新诗创作中遇到的精神缺失等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代表蒋登科诗潮和诗歌流派研究的专著《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和《九叶诗人论稿》中，其诗学话语的本土表达更为明显。关于九月诗派研究，其他研究者少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文化的视角加以阐释，蒋登科却从中西“合璧艺术”的角度，对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文体意识、格调等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其艺术成就的取得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九叶集》诗人群研究的新收获”。《散文诗文体论》为了防止散文诗创作的散文化倾向，他还提出了散文诗应具有“牧歌意绪”的美学特征的观点，纠正了多年来人们对散文诗认识的误差。
　　蒋登科的诗学理论研究常常从文本出发，让作品说话，避免理论的玄虚高蹈。“不太习惯也不太喜欢从资料到资料、从理论到理论、从文学史著作到文学史著作的所谓‘研究’或者‘学问’。”

介入当下的批评姿态

　　作为诗歌批评家，蒋登科一直活跃在新诗批评现场，在介入当下的诗歌批评中，蒋登科通过与众多诗歌创作者的近距离接触，深入阅读他们的诗歌作品，来感知当代诗歌创作的整体样态。
　　他倡导诗人创作应“回避对具体生活事件的描述，直接深入审美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以抒情的态度歌唱生活。诗歌的内容不是‘事’，而是‘情’，诗歌观照世界的方式不是叙述而是‘歌唱’”。因为“诗人不仅要关心自己，更应关心人类，成为人类美好心灵的发现者，人类的精神领袖”。在蒋登科看来， “在文学史、诗歌史的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但最终被湮没的探索者，他们没有成为大人物，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为文学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蒋登科先后为国内上百位诗歌创作者题写过序跋，他认为不管评论对象是“大人物”，还是初学者，都应该对其所涉及的诗集、文集反复阅读，在一定的观照范围内进行打量，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他还认为，阅读作品的过程是了解当下诗歌创作的好机会，是诗评家与当下保持诗坛互动的有效方式。为了撰写一篇并不算长的序文，他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打磨。从这些所谓的“小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诗歌批评的认真态度，这是一位真正的诗歌批评家所坚守的评论立场。
　　蒋登科的诗歌批评始终以理性克制的姿态，在诗歌审美的范畴内对其进行有理有据的评述。有人认为他的评论“不是那种一二三四的条条框框，而是以自己的一片诗情去领悟诗人的艺术真诚和人生爱心”。比如，他在早期评论顾城的时候，对其诗作的艺术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但对其杀妻自缢的行为则充满“愤恨”，认为是其“人格裂变的悲剧”。这就是蒋登科的批评姿态。他的这一批评风格一直保持至今。

关注地域诗歌的赤子情怀

　　在蒋登科的诗歌研究领地里，他还专门开辟了一块园地，留给他工作所在的城市，凸显了其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赤子情怀。在中国新诗史上，成渝地区的诗歌创作一直比较活跃，产生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诗人，是中国新诗创作和研究的重镇。蒋登科在对国内诗歌重大问题发言的同时，长期关注重庆诗歌的发展，不仅参与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地方诗歌史《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的编写工作，还出版了系列著作。呂进教授称其为重庆诗歌的“密切关注、细致追踪者”。
　　新诗研究活态史料的抢救性发掘，是新诗文献史料研究迫在眉睫的工作。蒋登科2013年的《重庆诗歌访谈》，对中国新诗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和保存等工作，提供了新的借鉴与启示。《重庆新诗的多元景观》则是蒋登科长期关注、追踪重庆诗歌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反映整体的《重庆当代诗歌发展概貌》，也有对某一时段进行描述的《80年代：值得不断重读的重庆诗坛》，还有对早期新诗中的邓均吾、何其芳等诗人的个案研究，以及被视为“九叶诗人”却被排除在外的诗人方敬的诗歌研究。当然，还包括老一辈诗人邹降、梁上泉、傅天琳等，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代表诗人也在其列。可以说，该书真正揭示了重庆诗歌创作的“多元景观”，是描绘重庆新诗发展史的珍贵“影集”。蒋登科在以重庆为代表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中，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成名诗人身上，而是更注重培育诗坛新人，提携诗坛新秀，或是对新现象、新思潮保持关注。
　　除此之外，蒋登科的新诗研究还具有宽广的视野，网络诗歌、格律诗甚至情色诗等均有所涉及。蒋登科的新诗研究总是从小处入手，以小的切口走向大的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从小处出发，抓住每一个思想的萌芽，多个嫩芽泛绿的时候，再努力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开花、结果”。他的新诗研究充满情感和温度，贴近新诗文本，从诗人的情感出发，升华出理论之花。他自己也有长期的创作经验积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版过《爱与非爱的空间》《静夜的叙说》等散文诗集、散文集，此后又有新的作品不断问世，因此，他又被称为是“诗人型学者，学者型诗人”。他认为 “仅仅展示技巧还不是大诗人的标志，甚至可以称为‘小聪明’。优秀的诗人除了独特的表达技巧之外，需要的是大智慧，尤其是要具有大格局”。这同样适用于他的新诗研究。“小”与“大”是蒋登科的哲学表达，在“小”与“大”之间，他不仅找到了新诗研究的奥秘，更形成了一种人生哲理，从做好一件件“小事情”开始，构建出诗歌研究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