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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彭堰村安享晚年。他们发现，偏远乡村不比城市社区，缺乏针对老人的精准服务，尤其是风烛残年的空巢老人，情感世界一片荒芜。
“相较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年富力强，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一向热心公益的老两口陷入沉思。加上双亲相继离世，他们萌生了“以老敬老”的想法。
2015年9月，何显斌、余国香成立“老来乐”互助队，8名同龄伙伴成为志愿者，共同照料同组14位70岁以上空巢老人，其中包括6名残疾老人。
在何显斌、余国香的农家小院里，几间简陋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房门上的对联煞费苦心。老人们的棋牌室贴着“运筹帷幄深思熟虑忆当年，修身养性慢步轻声看今朝”，休息室上书“洗头泡脚剪指甲力所能及，挠痒捶背钉衣扣能者多劳”，厨房则为“巧妇献艺浓浓香味诱食客，众人拾柴熊熊炉火映笑脸”，道不完的生活气息。
每天10时，老人们准時过来，开始一天的集体生活。只要不下雨，首先是升国旗、唱国歌，之后，大家唱唱歌、打打拳、聊聊天，然后围在一起，吃一顿香喷喷的免费午餐，饭后晒晒太阳、洗头补衣。下午2时，老人们各自归家。
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快乐。“我们几个‘80后’单身婆每天都来，这里有人说话，比闷在家里有趣多了！”84岁的余凯英、83岁的罗桂英、83岁的何玉清坐在屋檐下，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
另据《成都商报》报道，在成都石羊街道三元社区，也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老年志愿者服务队，由社区内62位平均岁数65岁的老人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如照顾空巢婆婆，给聋哑老人买菜、打水、讲笑话……
据三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庆英介绍，三元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800名，约占社区常住总人口的17%，已经属于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为了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安享晚年，早几年，社区就开始探索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以家庭为核心，由社区组织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
其中，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居家养老模式的重要内容。队员们多是刚刚退休的热心老人，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人又闲不住，于是自愿加入了服务队，照顾社区的困难老人。这种“以老养老”的方式已经实施8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未富先老的养老难题
何显斌夫妇的行为和三元社区组建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不只是体现了我国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还是近年来不断提倡的“以老养老”养老新模式的良好尝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在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背景下，现代人的养老压力陡增，养老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养老问题，民政部将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支持居家养老，加快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加快养老院的建设，放开养老市场，全面提高养老院质量。
这一思路顺应了公众的期待，指明了今后解决养老问题的大致方向。养老问题为社会普遍关心，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走进人生暮年，还因为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上述标准，我国已于1999年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0-2000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了 9.4%，而2000-2010年，比重增加了27.1%，表明我国老龄化进程在迅速加快。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国养老领域存在的很多问题也随之凸显。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去哪里养老、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难题。
北京老人王淑芬（化名）4年前入住了一所毗邻大医院的民办养老院，希望减轻子女的负担。然而经过几轮涨价，每月六千多元的总费用让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养老方式。
“4年前一张床位17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800元；再加上伙食费600元，护工费2500元，奶费200元……我自己的退休金远远不够，还要两个已经退休的儿女补贴。”王淑芬对记者说。
除了费用高，养老院的伙食也让王淑芬萌生去意。“为了照顾没牙的老人，所有的饭菜都煮得稀烂，这让其他人难以下咽，只能指望儿女每周来看望时带些好吃的”。
王淑芬渴望能进入一家价廉物美的公立养老院，却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候很多年。“实在不行我打算回家，请保姆照顾，跟养老院比还是家舒服”。
住进养老院有诸多不满意，而有更多的老人却是对养老院的床位望眼欲穿，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出现养老院床位“一床难求”的局面。
低龄老人是潜力巨大的银色资源
不过，我国老龄化社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国特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 “老龄低龄化”。以上海为例，上海市2011年增加的16.74万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了13. 7万，占到了增加总数的81.8%。并且，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陆续进入老年期，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成为新增老年人口的主体。所以，庞大的老年人口，乍看起来，是沉重的养老负担，但实际上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只占少数，健康老人和低龄老人占大多数，老年人口群体内部蕴含巨大而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措施得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年人自我养老。
2014年底，在中国社科院党校挂职副校长的汪建初参与了一个主题为“城市化与环境、健康”的调研组。在广西防城港调研时，汪建初建议，可以发挥防城港市在养生、环境、房地产等方面的特色，建设一个全国性的“以老养老”示范基地。这个建议后来被写入调研组给防城港市的建议信里。 所谓“以老养老”，就是充分发掘老龄人口的潜在能力，通过有组织的培训，提高老年人自我服务和自我保健能力。同时，通过建立老年人群居网点，形成老龄人口互助体系，在老龄人口内部化解部分劳动服务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老年群体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不到60岁就因为伤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有的到70岁身体素质还很好，还有很大的创造力，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还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传统的养老模式没有把老年人分段对待，没有看到60～70岁的老年人是潜力巨大的银色资源。“以老养老”模式将可以有效地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充分的二次开发，减少社会养老压力，提升老年生活品质。
按照汪建初的构想，在以老养老社区里，要充分发挥老人的潜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彼此服务的目标。如果你退休前是一个管理干部，那你依然可以承担起部分管理工作；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在兴趣小组里传授给别人；甚至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老农民，也可以因为有丰富的种菜经验成为园艺区的老师。
“这些工作都是有偿服务，所以有些活跃的老人在这里获得的收入可能就超过他（她）的房租，他（她）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汪建初说。
在汪建初看来，在“养老”这个词里，老年人不是被动地被养，而是有充分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按照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计算，中国人退休后的平均余寿还有15～20年，这是很长的一个时段，如果都是被动地被赡养，不光给社会带来很大压力，也不利于老年人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汪建初说。
组织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付费服务是“以老养老”模式的一个亮点。身体健康的老人在这里可以为其他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些服务将被记录在一个专门的账户里，提供服务的老人可以选择领取现金作为报酬，也可以将服务时间存储起来，等到自己将来需要服务的时候再使用。
汪建初认为，这种方式可谓三全其美。“现在有不少老人退休之后没有事情干，比较空虚，这樣的老人集中居住之后，形成一个服务和被服务的和谐氛围，将自己身体健康时付出的劳动转变为未来需要时能够获得的服务，不仅双方老人受益，对于减轻子女照护负担、减轻社会养老压力都很有益处。”汪建初说。
“以老养老”，就是让身体健康的老人照顾生活不太方便的老人。目前，很多城市社区都设有活动中心，老人们每天在活动中心聚集活动，邻里感情得到有效促进。在这些老人中，往往有一技之长的“年轻”老人，或懂医术，或懂心理，可为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等提供近距离的生活帮助。发动有一技之长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街坊邻居老人义务服务，是“以老养老”的重要模式。
“以老养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养老资源与养老、托老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他地区社区还有为义务提供养老的“年轻”老人进行“爱心加分”“银行存储”等回馈模式，用不同的奖励方式调动“以老养老”的积极性。
“以老养老”并非新鲜事
通常所说的“以老养老”包括3种情况：社区中的低龄老人志愿服务于高龄老人；60岁及以上的子女供养父母；老年配偶一方照料另一方。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占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已经由2006年的12%上升至16%，预计到2041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三成。为了保证全港老人的养老需求，香港一直把“安老”作为一项持续措施，相关资源投放不断增加，总值由2012-2013年度的436亿港元（1港元约合人民币0.88元），增加到2017-2018年度的753亿港元。为做好“安老服务”长远规划，2014年，《施政报告》宣布，委托安老事务委员会筹划以成效为本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其中，“以老安老”活动最有“人缘”，即把老年人分为低龄、中龄和高龄3个年龄段，鼓励中低龄老人加入社区义工组织，身体力行、定期探访、关心独居的高龄老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能加强老人之间的联系，也能让他们彼此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韩国小说家朴婉绪在其短篇小说集《亲切的福姬》中，曾有过这样的阐述：各自生活的父母子女间最理想的距离莫过于热汤不会凉的距离。随着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理想”在韩国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父母是老年人，子女也是老年人，60岁以上子女赡养八旬、九旬父母，这种“老老赡养”家庭数量正呈上升趋势。目前，韩国60岁以上户主与高龄父母同住的家庭约有十五万户。崔浩奉是一家小型加油站的社长，与妻子均己年过花甲，赡养父母已逾十年。现在，他与父亲、儿孙，四代人同住。“周围很多人问我累不累，看到九旬的父亲与我的儿了、孙辈相互照顾，我感到很幸福。爱，不就是给予与获取吗？”崔浩奉说。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聘请上门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的日本家庭仅为14.8%，更多的家庭选择成员之间互相照顾。据统计，日本被看护者和看护者均超过65岁的家庭比例为51.2%，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以老养老”将成为日本养老的主要模式。一位名叫佐藤的老人身患癌症，妻子又只能借助轮椅活动，膝下又无儿女。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一家私立养老院居住。照顾妻子的责任大多由佐藤负责，养老院提供医疗服务。对于佐藤夫妇来说，他们既享受了相对便宜的公共服务，又能实现以老养老。
未来中国，以老养老
以老养老应该包括两个模式：一是个人自我养老，让老年人最大限度地学会自我保健和身心自理能力。为提高自我养老的能力，退休后老人需要接受新的教育和培训。二是老人群居养老，国家创造让老龄人口积聚的地域和机构，在一定老龄人口规模下形成规模效应，建立老年自治社区，制定老人互助服务制度，以健康老人服务病态老人，形成以健康程度分类的服务梯次；形成老年自我服务系统乃至产业链，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两个模式都是立足于充分用好老年人才资源，弥补养老服务的劳动力不足，变一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压力为动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老养老，以老护老，以老助老，以老抚老，也许会成为未来中国养老服务的有效方式。
不过，以老养老模式的成功，既有赖于对老人的身心乃至对生死的认知的重塑，对新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再造，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1.由政府牵头，主导建立系统的老龄志愿者队伍，并同时建立老龄志愿者管理网络平台，让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经验丰富、人际关系良好的老年人成为志愿者，从事老龄者服务中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对病残、失能老年人的简单护理照顾、与孤独老人聊天等。
2.对老龄志愿者进行积分奖励，将来在其有需要的时候优先获得其他志愿者的服务。就是老年人照顾老年人，可谓一举数得。
3.政府通过网络平台，对志愿者或志愿者组织机构进行一定的补贴，并可号召社会捐助，鼓励更多的老年人投身到这个有现实社会意义的晚年事业。
“相较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年富力强，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一向热心公益的老两口陷入沉思。加上双亲相继离世，他们萌生了“以老敬老”的想法。
2015年9月，何显斌、余国香成立“老来乐”互助队，8名同龄伙伴成为志愿者，共同照料同组14位70岁以上空巢老人，其中包括6名残疾老人。
在何显斌、余国香的农家小院里，几间简陋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房门上的对联煞费苦心。老人们的棋牌室贴着“运筹帷幄深思熟虑忆当年，修身养性慢步轻声看今朝”，休息室上书“洗头泡脚剪指甲力所能及，挠痒捶背钉衣扣能者多劳”，厨房则为“巧妇献艺浓浓香味诱食客，众人拾柴熊熊炉火映笑脸”，道不完的生活气息。
每天10时，老人们准時过来，开始一天的集体生活。只要不下雨，首先是升国旗、唱国歌，之后，大家唱唱歌、打打拳、聊聊天，然后围在一起，吃一顿香喷喷的免费午餐，饭后晒晒太阳、洗头补衣。下午2时，老人们各自归家。
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快乐。“我们几个‘80后’单身婆每天都来，这里有人说话，比闷在家里有趣多了！”84岁的余凯英、83岁的罗桂英、83岁的何玉清坐在屋檐下，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
另据《成都商报》报道，在成都石羊街道三元社区，也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老年志愿者服务队，由社区内62位平均岁数65岁的老人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如照顾空巢婆婆，给聋哑老人买菜、打水、讲笑话……
据三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庆英介绍，三元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800名，约占社区常住总人口的17%，已经属于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为了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安享晚年，早几年，社区就开始探索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以家庭为核心，由社区组织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
其中，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居家养老模式的重要内容。队员们多是刚刚退休的热心老人，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人又闲不住，于是自愿加入了服务队，照顾社区的困难老人。这种“以老养老”的方式已经实施8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未富先老的养老难题
何显斌夫妇的行为和三元社区组建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不只是体现了我国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还是近年来不断提倡的“以老养老”养老新模式的良好尝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在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背景下，现代人的养老压力陡增，养老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养老问题，民政部将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支持居家养老，加快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加快养老院的建设，放开养老市场，全面提高养老院质量。
这一思路顺应了公众的期待，指明了今后解决养老问题的大致方向。养老问题为社会普遍关心，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走进人生暮年，还因为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上述标准，我国已于1999年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0-2000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了 9.4%，而2000-2010年，比重增加了27.1%，表明我国老龄化进程在迅速加快。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国养老领域存在的很多问题也随之凸显。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去哪里养老、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难题。
北京老人王淑芬（化名）4年前入住了一所毗邻大医院的民办养老院，希望减轻子女的负担。然而经过几轮涨价，每月六千多元的总费用让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养老方式。
“4年前一张床位17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800元；再加上伙食费600元，护工费2500元，奶费200元……我自己的退休金远远不够，还要两个已经退休的儿女补贴。”王淑芬对记者说。
除了费用高，养老院的伙食也让王淑芬萌生去意。“为了照顾没牙的老人，所有的饭菜都煮得稀烂，这让其他人难以下咽，只能指望儿女每周来看望时带些好吃的”。
王淑芬渴望能进入一家价廉物美的公立养老院，却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候很多年。“实在不行我打算回家，请保姆照顾，跟养老院比还是家舒服”。
住进养老院有诸多不满意，而有更多的老人却是对养老院的床位望眼欲穿，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出现养老院床位“一床难求”的局面。
低龄老人是潜力巨大的银色资源
不过，我国老龄化社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国特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 “老龄低龄化”。以上海为例，上海市2011年增加的16.74万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了13. 7万，占到了增加总数的81.8%。并且，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陆续进入老年期，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成为新增老年人口的主体。所以，庞大的老年人口，乍看起来，是沉重的养老负担，但实际上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只占少数，健康老人和低龄老人占大多数，老年人口群体内部蕴含巨大而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措施得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年人自我养老。
2014年底，在中国社科院党校挂职副校长的汪建初参与了一个主题为“城市化与环境、健康”的调研组。在广西防城港调研时，汪建初建议，可以发挥防城港市在养生、环境、房地产等方面的特色，建设一个全国性的“以老养老”示范基地。这个建议后来被写入调研组给防城港市的建议信里。 所谓“以老养老”，就是充分发掘老龄人口的潜在能力，通过有组织的培训，提高老年人自我服务和自我保健能力。同时，通过建立老年人群居网点，形成老龄人口互助体系，在老龄人口内部化解部分劳动服务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老年群体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不到60岁就因为伤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有的到70岁身体素质还很好，还有很大的创造力，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还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传统的养老模式没有把老年人分段对待，没有看到60～70岁的老年人是潜力巨大的银色资源。“以老养老”模式将可以有效地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充分的二次开发，减少社会养老压力，提升老年生活品质。
按照汪建初的构想，在以老养老社区里，要充分发挥老人的潜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彼此服务的目标。如果你退休前是一个管理干部，那你依然可以承担起部分管理工作；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可以在兴趣小组里传授给别人；甚至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老农民，也可以因为有丰富的种菜经验成为园艺区的老师。
“这些工作都是有偿服务，所以有些活跃的老人在这里获得的收入可能就超过他（她）的房租，他（她）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汪建初说。
在汪建初看来，在“养老”这个词里，老年人不是被动地被养，而是有充分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按照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计算，中国人退休后的平均余寿还有15～20年，这是很长的一个时段，如果都是被动地被赡养，不光给社会带来很大压力，也不利于老年人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汪建初说。
组织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付费服务是“以老养老”模式的一个亮点。身体健康的老人在这里可以为其他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些服务将被记录在一个专门的账户里，提供服务的老人可以选择领取现金作为报酬，也可以将服务时间存储起来，等到自己将来需要服务的时候再使用。
汪建初认为，这种方式可谓三全其美。“现在有不少老人退休之后没有事情干，比较空虚，这樣的老人集中居住之后，形成一个服务和被服务的和谐氛围，将自己身体健康时付出的劳动转变为未来需要时能够获得的服务，不仅双方老人受益，对于减轻子女照护负担、减轻社会养老压力都很有益处。”汪建初说。
“以老养老”，就是让身体健康的老人照顾生活不太方便的老人。目前，很多城市社区都设有活动中心，老人们每天在活动中心聚集活动，邻里感情得到有效促进。在这些老人中，往往有一技之长的“年轻”老人，或懂医术，或懂心理，可为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等提供近距离的生活帮助。发动有一技之长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街坊邻居老人义务服务，是“以老养老”的重要模式。
“以老养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养老资源与养老、托老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他地区社区还有为义务提供养老的“年轻”老人进行“爱心加分”“银行存储”等回馈模式，用不同的奖励方式调动“以老养老”的积极性。
“以老养老”并非新鲜事
通常所说的“以老养老”包括3种情况：社区中的低龄老人志愿服务于高龄老人；60岁及以上的子女供养父母；老年配偶一方照料另一方。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占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已经由2006年的12%上升至16%，预计到2041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三成。为了保证全港老人的养老需求，香港一直把“安老”作为一项持续措施，相关资源投放不断增加，总值由2012-2013年度的436亿港元（1港元约合人民币0.88元），增加到2017-2018年度的753亿港元。为做好“安老服务”长远规划，2014年，《施政报告》宣布，委托安老事务委员会筹划以成效为本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其中，“以老安老”活动最有“人缘”，即把老年人分为低龄、中龄和高龄3个年龄段，鼓励中低龄老人加入社区义工组织，身体力行、定期探访、关心独居的高龄老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能加强老人之间的联系，也能让他们彼此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韩国小说家朴婉绪在其短篇小说集《亲切的福姬》中，曾有过这样的阐述：各自生活的父母子女间最理想的距离莫过于热汤不会凉的距离。随着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理想”在韩国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父母是老年人，子女也是老年人，60岁以上子女赡养八旬、九旬父母，这种“老老赡养”家庭数量正呈上升趋势。目前，韩国60岁以上户主与高龄父母同住的家庭约有十五万户。崔浩奉是一家小型加油站的社长，与妻子均己年过花甲，赡养父母已逾十年。现在，他与父亲、儿孙，四代人同住。“周围很多人问我累不累，看到九旬的父亲与我的儿了、孙辈相互照顾，我感到很幸福。爱，不就是给予与获取吗？”崔浩奉说。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聘请上门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的日本家庭仅为14.8%，更多的家庭选择成员之间互相照顾。据统计，日本被看护者和看护者均超过65岁的家庭比例为51.2%，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以老养老”将成为日本养老的主要模式。一位名叫佐藤的老人身患癌症，妻子又只能借助轮椅活动，膝下又无儿女。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一家私立养老院居住。照顾妻子的责任大多由佐藤负责，养老院提供医疗服务。对于佐藤夫妇来说，他们既享受了相对便宜的公共服务，又能实现以老养老。
未来中国，以老养老
以老养老应该包括两个模式：一是个人自我养老，让老年人最大限度地学会自我保健和身心自理能力。为提高自我养老的能力，退休后老人需要接受新的教育和培训。二是老人群居养老，国家创造让老龄人口积聚的地域和机构，在一定老龄人口规模下形成规模效应，建立老年自治社区，制定老人互助服务制度，以健康老人服务病态老人，形成以健康程度分类的服务梯次；形成老年自我服务系统乃至产业链，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两个模式都是立足于充分用好老年人才资源，弥补养老服务的劳动力不足，变一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压力为动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老养老，以老护老，以老助老，以老抚老，也许会成为未来中国养老服务的有效方式。
不过，以老养老模式的成功，既有赖于对老人的身心乃至对生死的认知的重塑，对新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再造，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1.由政府牵头，主导建立系统的老龄志愿者队伍，并同时建立老龄志愿者管理网络平台，让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经验丰富、人际关系良好的老年人成为志愿者，从事老龄者服务中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对病残、失能老年人的简单护理照顾、与孤独老人聊天等。
2.对老龄志愿者进行积分奖励，将来在其有需要的时候优先获得其他志愿者的服务。就是老年人照顾老年人，可谓一举数得。
3.政府通过网络平台，对志愿者或志愿者组织机构进行一定的补贴，并可号召社会捐助，鼓励更多的老年人投身到这个有现实社会意义的晚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