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在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突破50%的数据支持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其中隐含了制造业已过时的情绪，那么这种观点就是危险的。在连马桶盖、笔尖圆珠都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我国的制造业非但不会过时，反而需要更高层次的提升。更何况，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制造生产服务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话都是说给制造业听的。但是，以当前我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来看，仍然缺乏培育制造业工匠精神的“沃土”。创业创新的焦点关注的是虚拟经济和资本运作，公众对制造业的认识仍然是门槛不低却不挣钱，制造业企业自身也陷于浮躁，不能安心去做产品。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不均衡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第一个层面，政府力量造成的不均衡。比如，一个地方政府在采购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时，会倾向于选择本地企业，而不是基于成本和质量考虑的市场竞标；为了使本地企业能够保持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对其进行资金补贴和政策倾斜。
　　政府力量造成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对于企业预期的扭曲。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订单、投资方向对于经济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企业的眼睛会紧紧盯着政府的手，而不是去跟随市场消费者需求进行创新。在这种力量的扭曲作用下，企业的产品是否优秀就是一个模糊的评价标准，能不能摸准政府的需求才是关键。如此一来，企业根本不可能安心做产品，遑论工匠精神。
　　第二个层面，资本造成的不均衡。近几年来，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的双重挤压。而同在中国屋檐下，除去一些市场准入有限制的行业不谈，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却呈现出泡沫式发展，当前创业创新热潮中资本关注的焦点也难见制造业的身影。此前，我们坚信市场的倒逼机制会迫使制造企业深耕产品，但在双重挤压同时泡沫存在的情况下，制造业却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失却了对于实业的最后忠诚。所以，当我们批评中国制造企业心浮气躁的时候，也应看到环境是不是在为实业塑造一个正向预期。
　　资本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融资的成本和压力在两者间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本质上没有区别。资本往往不会偏好风险更大的小微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而大企业在资本上并不稀缺，这就造成了另一层面的资本不均衡。大企业不屑于依赖产品，小企业又缺乏资源。如何通过政府力量破解这种不均衡，对于拥有更强大政府力量和发达的国有银行体系的中国来说，或许能找到一种合适的途径。
　　第三个层面，标准体系造成的不均衡。人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品质量高于国产品牌，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外资进入国内后，其质量要比进口产品低一个档次。当舆论批评其产品标准低于欧美市场时，得到的回应是严格遵守了中国的标准。与之对应，中国制造在进入发达国家甚至只是港澳市场时，质量就会高一个档次。原因就在于标准的区别。实际上，国外知名制造企业专注于产品的意识，也是在环境激励的氛围下逐渐形成的。
　　由于国内的能耗、环保、质量、知识产权等相关标准的不合理，一些企业虽然拥有更高水平的质量、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些企业的污染、侵权、质量不高等负面指标，反而成为其成本优势。如此，旨在形成正向激励的标准体系因其不够完善，反而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果。其实，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淘汰落后产能不应该仅仅依靠行政指令。一旦建立合理的标准，明确了市场门槛，落后企业自然会淘汰，这才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总的来看，市场扩张时期，低成本的制造业可以快速成长。而在当前中国制造的转型之中，低成本的“土壤”正在消失，滋养工匠精神的“沃土”尚未形成，这需要从不同层面破解难题，为企业塑造正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