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6日的南京枪击抢劫案在全国引起即刻反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案犯的决绝所致。从戏剧人物的角度，这名嫌疑人已经超出了亦正亦邪的灰色地带，径直进入反社会的行列，其行径既有007反角的夸张，又带着类似纳粹的冷酷。
　　一般来说，抢劫的目的是为了钱。在西方，抢劫和伤人（或杀人）的处罚有天渊之别，纯粹抢财物判得很轻，伤人越重，判得也就越重。因此，劫犯会尽量不伤人，而民众（包括银行职员）都恪守珍惜生命的原则，尽量不反抗。所谓钱财乃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美国抢银行的案件非常多，经常闹出乌龙，比如我在旧金山时发生过一盲人抢了一辆解款车。最近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更搞笑：一名劫匪走到银行柜台，一手拿着纸条，一手拿着手枪，字条上写着“交出所有现钞，否则我将怎样怎样”的内容，但情急中他把手枪错当作纸条递给了出纳。
　　中国的社会治安要比美国好很多，不少人口袋里揣着成千上万元现金在街头大摇大摆不会有丝毫忧虑。这让许多老外目瞪口呆。但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人口流动的加大，恶性抢劫案件必然增加，这不能用世风日下来解释。只有社会形态高度凝固、高度警察化的地方才能杜绝这样的事件，但反过来想一想，那样的安全其实建筑在所有人失去相当大自由的基础上，堪称削足适履。我不清楚中国对于纯粹的抢劫判得多重，估计抢银行或抢刚从银行出来的客户，惩罚不会像美国那样轻。我在南方某大都市生活时，曾听说过类似事件，通常劫匪骑着摩托车，一把抢过你的包，飞车而去。由于被劫者没有防备，等反应过来，劫匪已逃之夭夭。即便被抢时进行反抗，由于抢劫者有备而来，而且他一定挑选过目标（起码不会抢一个比自己高大一倍的人吧），一般都能得逞。如果反抗者很激烈，或表现出高超武功，劫匪可能会放弃，因为犯不上冒险，反正可以找下一个目标。
　　在电影里，上来就是致命的一枪，于情于理都非正途，逻辑指向不是钱，而是命。罪犯是否以劫财掩盖杀人的动机？他和受害者有前嫌吗？当然，法律上的罪犯甚至可能有道德上的优势，比如他曾受到不公待遇，遭到迫害等等。但除非他杀的是仇人，在他开枪的一刹那，他便在“诗的正义”的审判中失去阵脚。滥杀无辜是文艺中判断人物好坏的分水岭，不光好莱坞，全球所有通俗文艺全都恪守这一铁律。正面人物可以（有时是必须）有小毛病，如脾气暴躁、衣冠不整、满口脏话、目中无人等，但他绝对不能滥杀无辜，包括小动物。
　　据媒体报道，南京枪击抢劫案的嫌犯是一个可能当过兵的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喜欢独来独往。这些描述倒是非常符合影视惯例。就拿《第一滴血》的兰博来说，他曾当过特种兵，平时话不多，甚至有点木讷，不会动辄在饭桌上跟人打架，他会大开杀戒，任凭谁都无法阻止。影片开始他遭受的种种不公，无论从戏剧角度还是道德角度，都为他后面的暴力作了铺垫，博得观众同情。假设他一上来就杀了无辜路人，观众的同情心就会投给另一方，而巴不得他早点被抓到或被打死。阿尔·帕西诺的《热天午后》，主角也是社会边缘人，他打劫银行的目的，居然是为了给同性恋人做变性手术。这似乎让人哭笑不得。影片对他的定位既非同情也非谴责，首先，他凶狠的外表下并无实质性的伤人行为；其次，围观群众开始起哄，把他们的非法行为视为对体制的挑战，我曾把群众的口号意译为“造反有理”。在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中，这桩案件最后演变成一出闹剧，主角的抢劫也沦为娱乐至死的牺牲品。
　　俗话说，盗亦有道。触犯法律理应受法律制裁，但并不是每一个犯法的人都冲破了同样的道德红线，有些甚至是冒死捍卫更高的道德标准。但影视对好人坏人的判断其实属于极度简单化，它注重公众可见的细节，而无法协调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矛盾。一个性格暴躁的人，或者闷骚的人，在被逼上梁山的过程中，会严格遵守“道”吗？
　　我们历史书夸赞农民起义军，有些残暴到秦王的地步，而且残害对象多半是平民百姓。只因他们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故我们用阶级分析论把他们划到正义一方，其逻辑是反对非正义的就一定是正义的。这种以毒攻毒的理论在革命中屡试不爽，但一旦夺取政权，却会竭力掩盖曾经“为了正当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这是否说明，文艺遵守的“诗的正义”，其实是普世价值，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把自己塑造成信奉马基雅维利的聪明人呢？因为在影视作品中，手段本身就能显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道德高下，能超越各地法律的差异。这就是热血杀手和冷血杀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