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发喜1999年在南昌南湖边
　　
　　5月8日晚，大学同学胡慧如大姐打电话给我，说今年一月是单发喜同志逝世五周年，六月又是他的八十周岁诞辰。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尊敬的单大哥怎么一走就过去一千八百多个日子了呢？回首同他相见、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但恍若昨天。他那亲切、和蔼、安详的音容笑貌，也时不时地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是一个不会被友人遗忘的人。
　　单发喜，是我在中正大学时的学长，曾任江西科技职业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单”而很少以官职相称。在朋友聚会时，我也叫他老单，但在电话里，在两人对话时，我却喜欢尊称他为“单大哥”。为什么我愿意叫他“大哥”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为人正派，待人坦诚，宽厚随和，乐于助人，热心公众事务，有长者之风，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学习。从少年到老年，同我有过交往的同学、同事、朋友，总不下几百人，比我年纪大的也不少，但我真正敬重地称之为“大哥”的人并不算多。而单发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直到如今，每当提到单大哥的名字，我仍然充满亲切、钦佩之情。
　　单发喜同志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在南昌，未能为他送行，感到非常遗憾。现在有友人提议编一本文集缅怀我们这位值得缅怀的战友、学长和先行者，我很赞成。尽管我同发喜相识半个多世纪，但相处的时间不多，见面深谈的机会不多，对他的战斗经历和生活际遇的了解也不多，然而一滴水可以映射阳光的明亮，一鳞半爪也可以寄托抹不去的哀思。我封笔数年，重新提笔写下这篇追思文章，以作为对单大哥的一个永久纪念。
　　
　　1997年善发喜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单发喜同志曾经为南昌市党史办主编的《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默默地战斗》，记述了他在1947年至1949年间，在隐蔽的战线上以隐蔽的身份为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默默”，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露锋芒，不事张扬，不务虚名，忠于理想，忠于职责，甘当人梯和铺路石，甘当无名英雄；他们就像暗夜里的萤火，静静地发着光，发着热，帮助和指引奋然前行的人们。我认为：用“默默”二字概括单发喜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纵观他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他确实无愧于一个默默的战斗者，一个默默的耕耘者，一个默默的奉献者。
　　先说“默默的战斗者”。我初识单发喜同志是在1949年春天，那是一个黎明前黑夜的春天。当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挥师南渡长江，南昌城内外兵荒马乱，风声鹤唳。大约是南京的“四·一”惨案发生不久，“正大”地下党组织筹划召开一个被国民党杀害的“四·一”烈士追悼大会，以掀起南昌新一轮学运高潮。有一天下午，邵荷春（我的同班同学，解放后曾任省学联第一任主席）约我一起过赣江，到市内正大中学送一封密信。邵荷春公开的身份是学生服务部联络股长，我则是联络属下的快报编辑（尽管城工部当时已批准我们两人参加地下党组织，并分别通知了我们本人，但由于纪律的严格规定，我们自己互未通报，互不知情）。由于携带着秘密信件，我们没有坐校车，而是徒步疾行三十余里，黄昏时分在皇殿侧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僻静的正大中学。邵荷春是认识单发喜的，由他进门找老单当面交信，我在巷道口踱步“望风”。过了一会儿，单发喜送邵荷春走出正大中学校门，我快步迎上前去，同他紧紧地握手。互相对视的瞬间，透过他镜片后那双睿智机敏的眼睛，隐隐地看出了一丝笑意，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轻轻地说了一声“多加小心”，就随即转身进了那扇小小的漆黑的校门。这是我跟单大哥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现在，近六十年过去了，当年那年轻的“默默的战斗者”的身影、笑貌和那句“多加小心”的嘱咐，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发喜同志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我则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见过几次面，但平时联系很少。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很多人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见面和聚会才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三十多年里，无论私下谈话，或是朋友聚会乃至南昌城工部战友聚会，我从来没有听单发喜讲过他参加学生运动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艰险经历。他的的确确只把自己看做是地下斗争中的“平凡一员”，自己承担着具有极大风险的地下联络工作不过是“平凡的交通联络任务”而已（参见《默默地战斗》）。一直到1985年后，南昌市党史办征集编篡《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从他自己写的《默默地战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追述中，我才知道从1947年初开始，他就是中正大学和南昌市历次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参加地下党以后，他是南昌城工部主要负责人李健同志直接领导的南昌市“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并和含冤逝世的万家耀同志一起具体负责市内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运动和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工作。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当地下党组织急需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地点时，老单义无返顾，主动请缨，独个儿承担起这项困难极大、危险极大的艰巨任务。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把正大中学三楼那间狭小偏僻的亭子间变成了党的一处地下交通站。在这里，他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掩护同志转移、联络上下信息、运送枪支去游击区、转送秘密信件等工作。他后来还把自己樟树的家也变成了秘密交通据点，动员他的双亲以外围身份参与了这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谁都知道，在当时革命胜利在望、敌人疯狂反扑、遍地腥风血雨、白色恐怖弥漫的险恶环境中，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智慧！而单发喜在回忆往事时，却只淡淡地回应说：“每当我完成了平凡的交通联络任务时，心里感觉到的只是一种‘为党的事业出了一份力’的高兴和喜悦。”这就是单发喜，这就是党所培育的一个“默默的战斗者”身上所展现的“千难万险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和为理想勇于献身的英雄本色！
　　
　　1947年春，善发喜呵雷大坤等创办的“村童野读班”
　　
　　如果说，在解放前，在对敌斗争中，单发喜同志是一个默默的战斗者的话，那么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他就是一个默默的耕耘者。在五十多年里，他从南昌一联中到市教育局到江西师院南昌分院到江西科技职业师范学院，单发喜同志作为普通教师和学院领导者，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为国家培育了成千上万的有用人才，为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我认识不少从上述这些学校毕业的同学和与单发喜同志共过事的老师、同事，他们对老单的教学态度和工作态度几乎是交口称赞的。有的人说老单堪称教育战线的一位楷模，有的说他是教育园地的一头老黄牛，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等等，等等。其实，发喜同志热心和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始于1947年春天，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就和雷大坤、孙国生、杨小春等同志（后来都是地下党员，大坤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外宣局长，小春系原省政府办公厅正厅级副主任）一起，为了团结进步同学，推进学生运动，实验普及教育，为贫苦农民服务，在望城岗一带农村创办了一所村童野读班。这所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课桌，不交学费、学谷，还由“老师”们自动捐款给村童们发放书本、文具等学习用品。哪里有村童，他们就提着小黑板，挟着作业本，到村头野地教孩子们识字读书。这是真正的乡村教育实践，用现在时髦的用语说，这也是真正的启迪民智、培植民力的青年志愿者行动！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现今的教育界能多一点像单发喜他们那样的自愿为农村教育献身献力的人，如果现今成千上万所大专院校都能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为根本，如果坚持勤俭办学，抽出一点点人力、物力，到农村多办一些类似“村童野读班”一类的学校，那对落实中央精神，普及国民义务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是一种多么实际的支持和有价值的贡献啊！
　　默默的战斗，默默的耕耘，其本质都是默默的奉献。这是共产党员应具的高尚品质。尽管他们的工作是默默的，不求闻达，不谋私利，但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2004年5月，在由江西当代史编委会、江西师范大学共同举行的、有南昌城工部地下党员和中正大学老校友参加的“纪念南昌解放55周年座谈会”上，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满怀深情地说：“55年前，各位老同志在中共南昌地下党城工部的领导下，面对白色恐怖和流血牺牲的危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了革命的战场，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南昌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说：“解放以后，你们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赴祖国各地，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见《江西日报》2004年5月22日第一版）孟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所作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的历史作用，肯定了广大地下工作者“默默地战斗”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想，单发喜和其他已经故去的默默的战斗者们，如果九泉有知，是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永远怀念你，尊敬的单大哥！永远怀念你们，尊敬的默默的战斗者、默默的耕耘者、默默的奉献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