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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在金代称为直沽。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率兵由北平沿运河南下,在直沽渡河,不久即攻陷南京,夺得帝位,改元永乐。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天津卫并建天津城,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天津因运河而兴盛,借盐业而富甲,居京畿而与皇家联姻,由租界而成名门隐居之所。皇家、官僚、文人、民俗等文化融汇于津门,形成独特的收藏氛围,赏石文化也在其中。
园林始于山水,赏石出自园林,天津的园林也有着辉煌的成就。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天津县志》记载:“水西庄在城西三里,慕园查氏(查日乾号慕园)别墅,地周百亩,水木清华,为津门亭园之冠。”查日乾长子查为仁有《抱瓮集》记载:“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水西庄造园使用了大量的太湖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曹锟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天津河北区大兴土木,修建曹家花园,叠造假山的太湖石,就是从水西庄窃运而来。至今在二五四医院入门处,尚能一睹当年水西庄太湖石的风采。
据后人考证,水西庄总面积近160亩,闻名大江南北,乾隆皇帝十次幸津,四次驻跸水西庄,并御赐“芥园”二字,御题诗四首,所以水西庄亦称芥园。水西庄是造园艺术的典范,著名红学家周汝昌2006年曾有《曹雪芹避难水西庄》一文,认为水西庄有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文化丘壑水西庄,是南北文人聚集的场所,也是文化收藏交流的宝地,丰富的太湖石遗存,是天津赏石文化的历史见证。
笔者幼时住在某机关大院内,座落于和平区多伦道,及长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官僚文人吴鼎昌的别墅。吴鼎昌于1919年购地造园,建成后名为“劬园”,取劬劳而后小憩之意。这座园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石头。推开劬园的门,迎面是两峰巨大的石笋石,园内蜿蜒着一条小河,河上有石桥,河两边布满各种石头,河中心的喷泉也是天然石头砌成,太湖峰石、卧石点缀在花木丛中。最醒目的是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两条石路通往山顶,山顶有亭可供休憩。劬园地震时遭到破坏,一部分太湖石被运往天津张园,如今在张园还能看到百年劬园太湖石的形态。
“近代百年看天津”,近代百年历史与文化收藏,都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晚清民国时期,天津租界里军政要人、文化名人比比皆是,至今尚存上千幢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成为天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代天津有全国知名的收藏家多达40余位,其中不乏文房石、玉石、雨花石、观赏石的藏家。
1925年春,清逊帝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住在今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叉口的张园。1929年夏,溥仪移居同距鞍山道只有百步之遥的静园,直至1931年冬离开赴东北,溥仪在津生活了近七年,并带来大量清宫珍宝,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钟繇、怀素、张旭、宋徽宗、宋高宗、董其昌等人的书画真迹,还有乾隆玉玺田黄三连章等宫中文玩,总量达数千件。张园斜对面是游艺兼古玩市场的大罗天,溥仪多次来此观光,并将一些宫中珍宝出手,引全国无数古玩商前来淘宝。
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1898年-1982年),7岁时随父张镇芳居于天津,曾任始创于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前文所说劬园主人吴鼎昌。张伯驹的收藏与溥仪变卖文物有着密切关系,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随后移居天津张园。此时的溥仪大量变卖携带出宫的珍宝,其中一些绝世佳品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之后,大部分为张伯驹购得。张伯驹最得意的收藏首推“平复帖”。乾隆“三希堂”的三王法帖,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绚的“伯远帖”,尽管非常珍贵,而“平复帖”的价值则在三王帖之上。“平复帖”乃西晋初年陆机的真迹,一直为乾隆帝母亲孝圣皇太后收藏,后又辗转归于恭亲王收藏,传于溥儒,1938年为张伯驹所购藏。
张伯驹的收藏举世无双,建国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启功先生评价张伯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今年适逢张伯驹先生冥诞115周年,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在纪念文章中说:“张伯驹先生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民族瑰宝的保护神,是光耀后人的文化丰碑。”
徐世章,天津人,民国总统徐世昌族弟,中国古砚收藏第一人。徐世章女婿绪玲曾说:“先父藏砚达千方之多,而质量之精,价值之昂,在全国收藏界实属罕见。”徐世章曾花费七年时间,编篡成《濠园砚谱》,他在《藏砚手记》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研,不独以研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研。”正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砚专家蔡鸿茹所说:“徐世章藏砚,并非为收藏而收藏,他通过对每一件砚的了解、研究,认识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只有真正的大藏家,才能深谙此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徐世章后人遵照其遗嘱,将其毕生收集、珍藏的名砚、古玉、文玩、印章、字画等各种珍贵文物数千件,全部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至今在天津博艺术物馆中,还能一睹徐世章捐赠文物的风采,尤其是古砚专馆中的展品,更是专家学者观摹、研究的珍贵实物。
1988年,九十多岁的文坛掌故大王郑逸梅老人,曾应约撰写了《南北两大藏石家》的长篇专稿,其中说:“海内藏奇石,有北张南许之称”,记述的是民国时期上海的许问石和天津的张轮远两位雨花石大藏家。张轮远是天津武清区人,曾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张轮远幼年在家乡受到雨花石藏家王猩酋先生影响,数十年间存石三千余方,并将书房命名为“万石斋”,撰写专著《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一并填补了这两种美石研究的空白。
张轮远在《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自序中说:“撰写此书‘立论尽依科学方法,并参考哲学、审美、心理、物理、矿物及考古诸家折中之说。使好此者,得识灵岩石之源流;统系之大凡;文质形色之条理;及石品之优劣,不敢稍涉臆断,以自欺欺人’。”张轮远是著名学者,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将灵岩石的质、形、色、纹、命名、等次、石品、陈列、保养以及历史考略、癖石者心理等分为二十三章详尽论述,将古今中外文化融于一炉,为当代赏石文化的发展与鉴评标准的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津的收藏文化,长久的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深邃、古拙、清雅的味象中,彰显出极高的审美取向。天津的赏石文化,既在传统收藏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融会了当代优秀的收藏理念,形成独特的津门赏石文化。
园林始于山水,赏石出自园林,天津的园林也有着辉煌的成就。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天津县志》记载:“水西庄在城西三里,慕园查氏(查日乾号慕园)别墅,地周百亩,水木清华,为津门亭园之冠。”查日乾长子查为仁有《抱瓮集》记载:“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水西庄造园使用了大量的太湖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曹锟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天津河北区大兴土木,修建曹家花园,叠造假山的太湖石,就是从水西庄窃运而来。至今在二五四医院入门处,尚能一睹当年水西庄太湖石的风采。
据后人考证,水西庄总面积近160亩,闻名大江南北,乾隆皇帝十次幸津,四次驻跸水西庄,并御赐“芥园”二字,御题诗四首,所以水西庄亦称芥园。水西庄是造园艺术的典范,著名红学家周汝昌2006年曾有《曹雪芹避难水西庄》一文,认为水西庄有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文化丘壑水西庄,是南北文人聚集的场所,也是文化收藏交流的宝地,丰富的太湖石遗存,是天津赏石文化的历史见证。
笔者幼时住在某机关大院内,座落于和平区多伦道,及长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官僚文人吴鼎昌的别墅。吴鼎昌于1919年购地造园,建成后名为“劬园”,取劬劳而后小憩之意。这座园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石头。推开劬园的门,迎面是两峰巨大的石笋石,园内蜿蜒着一条小河,河上有石桥,河两边布满各种石头,河中心的喷泉也是天然石头砌成,太湖峰石、卧石点缀在花木丛中。最醒目的是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两条石路通往山顶,山顶有亭可供休憩。劬园地震时遭到破坏,一部分太湖石被运往天津张园,如今在张园还能看到百年劬园太湖石的形态。
“近代百年看天津”,近代百年历史与文化收藏,都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晚清民国时期,天津租界里军政要人、文化名人比比皆是,至今尚存上千幢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成为天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近代天津有全国知名的收藏家多达40余位,其中不乏文房石、玉石、雨花石、观赏石的藏家。
1925年春,清逊帝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住在今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叉口的张园。1929年夏,溥仪移居同距鞍山道只有百步之遥的静园,直至1931年冬离开赴东北,溥仪在津生活了近七年,并带来大量清宫珍宝,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钟繇、怀素、张旭、宋徽宗、宋高宗、董其昌等人的书画真迹,还有乾隆玉玺田黄三连章等宫中文玩,总量达数千件。张园斜对面是游艺兼古玩市场的大罗天,溥仪多次来此观光,并将一些宫中珍宝出手,引全国无数古玩商前来淘宝。
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1898年-1982年),7岁时随父张镇芳居于天津,曾任始创于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前文所说劬园主人吴鼎昌。张伯驹的收藏与溥仪变卖文物有着密切关系,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随后移居天津张园。此时的溥仪大量变卖携带出宫的珍宝,其中一些绝世佳品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之后,大部分为张伯驹购得。张伯驹最得意的收藏首推“平复帖”。乾隆“三希堂”的三王法帖,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绚的“伯远帖”,尽管非常珍贵,而“平复帖”的价值则在三王帖之上。“平复帖”乃西晋初年陆机的真迹,一直为乾隆帝母亲孝圣皇太后收藏,后又辗转归于恭亲王收藏,传于溥儒,1938年为张伯驹所购藏。
张伯驹的收藏举世无双,建国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启功先生评价张伯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今年适逢张伯驹先生冥诞115周年,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在纪念文章中说:“张伯驹先生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民族瑰宝的保护神,是光耀后人的文化丰碑。”
徐世章,天津人,民国总统徐世昌族弟,中国古砚收藏第一人。徐世章女婿绪玲曾说:“先父藏砚达千方之多,而质量之精,价值之昂,在全国收藏界实属罕见。”徐世章曾花费七年时间,编篡成《濠园砚谱》,他在《藏砚手记》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研,不独以研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研。”正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砚专家蔡鸿茹所说:“徐世章藏砚,并非为收藏而收藏,他通过对每一件砚的了解、研究,认识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只有真正的大藏家,才能深谙此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徐世章后人遵照其遗嘱,将其毕生收集、珍藏的名砚、古玉、文玩、印章、字画等各种珍贵文物数千件,全部捐献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至今在天津博艺术物馆中,还能一睹徐世章捐赠文物的风采,尤其是古砚专馆中的展品,更是专家学者观摹、研究的珍贵实物。
1988年,九十多岁的文坛掌故大王郑逸梅老人,曾应约撰写了《南北两大藏石家》的长篇专稿,其中说:“海内藏奇石,有北张南许之称”,记述的是民国时期上海的许问石和天津的张轮远两位雨花石大藏家。张轮远是天津武清区人,曾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张轮远幼年在家乡受到雨花石藏家王猩酋先生影响,数十年间存石三千余方,并将书房命名为“万石斋”,撰写专著《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一并填补了这两种美石研究的空白。
张轮远在《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自序中说:“撰写此书‘立论尽依科学方法,并参考哲学、审美、心理、物理、矿物及考古诸家折中之说。使好此者,得识灵岩石之源流;统系之大凡;文质形色之条理;及石品之优劣,不敢稍涉臆断,以自欺欺人’。”张轮远是著名学者,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将灵岩石的质、形、色、纹、命名、等次、石品、陈列、保养以及历史考略、癖石者心理等分为二十三章详尽论述,将古今中外文化融于一炉,为当代赏石文化的发展与鉴评标准的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津的收藏文化,长久的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深邃、古拙、清雅的味象中,彰显出极高的审美取向。天津的赏石文化,既在传统收藏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融会了当代优秀的收藏理念,形成独特的津门赏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