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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张炜在其代表作品《古船》中，既深刻剖析了民族劣根性，也有对如何治愈民族疾患这个问题的探索。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人物的解读，分析张炜对民族传统及其与现代化的联系的思考：只有以民族的精气神将这艘千疮百孔的千年古船修复，才能驶入现代化的大潮中。
关键词：民族传统；民族劣根性；民族精气神；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檄，女，1982年出生，汉族，云南省建水县人，硕士学历，助教职称，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王光东在《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中指出，“从内在精神上来把握寻根小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沟通中，发现人与历史、现代、未来的联系，发掘民族的内聚生命力，讴歌人的主体力量和创造精神，肯定民族传统的某些合理因素；二是從现代文化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传统观念，注重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1]作家张炜的代表作品《古船》则同时熔铸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因而蕴含着更多的文化含量，也更为厚重。
一、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
“洼狸镇”三个字原来是与齐长城、秦始皇书写在一起的。然而，回溯历史、观照当下，焚书坑儒、罢黜百家……阶级仇杀、十年浩劫……却是更为沉重之事。杀戮纷争、争权夺利，从古至今一直作为历史常态存在着。
张炜便将这历史的循环聚焦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的洼狸镇，清醒地告诉人们，尽管现代化的口号一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话语，然而，现代革命并没有根除蕴藏在乡村和农民身上的非现代性弱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发达，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观念，如封闭专制的家族观念，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等）。它们作为一股潜流始终在滋长着，并在特定阶段膨胀并爆发出来。洼狸镇所经历的那一次次屠杀、一场场苦难，不正是这一痼疾大行其道的恶果吗？现代革命符合历史规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然而，却也正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革命血腥和暴力的激发下，民族的劣根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合理的文化传统，并演化为一种暴力机制。土改时期，在落后的复仇意识的驱使下，土改政策被扭曲了。土改纯粹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报复地主老财的工具；自卫团滥用刑法，乱打乱杀，甚至滥杀无辜；群众复仇的原始与野蛮：咬人、割肉；一部分人趁机兴风作浪，谋私欲泄私愤，赵多多就是在那个混乱时期凭借心狠手辣一窜而为民兵连长的，他嗜血成性，换着法子地将人折磨致死，还糟蹋了许多妇女……本是抗争的正义之举变形为了以恶对恶、以暴抗暴的仇杀式的复仇行为。还乡团回来后的报复更为疯狂，无所不用其极，血流成河，令人发指。
民族劣根性滋养的这一暴力机制不仅表现为土改中不断升级的报复杀戮等行为层面的暴力，还包括更为顽固、更为僵化的思想层面的暴力。在洼狸镇，它的代表就是四爷爷赵炳。正如公刘指出，《古船》“严厉地抨击了直到今天仍旧约束中国人民心智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势力。在这本书里，这股势力的代表是赵炳，由于他在观念上俨然是国家的化身，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自觉惶恐”。[2]赵炳在革命年代以所谓的对革命的坚决与忠诚获取了地位，树立了威信。然而，这位曾信誓旦旦地表态“共产主义一天不到，奋斗就一天不止”的老党员干部，其实是最为专制的革命对象——封建家族制的遗老。他具有极强的占有欲，长年掌控着洼狸镇。小镇俨然已成为他的独立王国，镇上人则对他俯首称臣、唯命是从。而且，赵炳上过学堂，做过书房先生，这使他更加精通于权术之争。不同于赵多多赤裸裸的血腥，赵炳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封建卫道士的虚伪：将赵多多驯养为打手，借赵多多之力打压对手，表面却装出一副乐天知命、淡泊名利的样子。整个洼狸镇都对赵炳敬畏有加（更多的是畏惧）。赵炳连同他代表的封建势力已在人们心灵深处内化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惶恐”，形成了思想禁闭，这是更难根除的。
二、对民族精气神的讴歌
《古船》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果说，赵炳、赵多多一类的专制恶魔、凶蛮土匪代表的是原欲、兽性的发作，是封建制度在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那么，作品中的隋抱朴、隋不召、郭运等则象征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精髓在现代的传承。他们有着对人性最执著的坚守，他们寄予了张炜对于如何治愈民族疾患这个问题的思考。清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沉积下的陈腐观念、野蛮风习，还需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它孕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勤劳、善良、无私、无畏、真诚、慈悲等美德，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根魂之所在，也是张炜开出的一剂济世良方：历史不能被遗忘。特别是在飘摇动荡的时代，民族弱点越张显，人性越受到扭曲，就越需要用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去承载，用历史的精气神去支撑。在《古船》中，它化身为了隋抱朴、隋不召、郭运。他们并没有与赵炳、赵多多等正面抗争，而是作为一股隐在的对峙力量，以其所具有的善潜移默化地感化、拯救洼狸镇。
1.郭运：知天达命，超然淡泊。
《古船》中反复渲染了这样一个画面：在破败的老磨屋里，“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古堡’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耐心地磨着时光……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看着老磨，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这位老人饱经沧桑，对世间人生早已了悟，他静坐一隅，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岁月的动摇，人间的百态。这位老人应该是老中医郭运。只有他才能如此知天达命，超然淡泊。更可贵的是，他不只求独善其身，还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愫，积极济世。
在作品中，郭运所占的笔墨并不多，但每次却都是作为生命的守望者而出场的。他因病而存在，因人们的病，李其生的“狂病”，隋见素的“阳狂”……包括隋抱朴的“怯病”；也因洼狸镇的病，“洼狸镇病了！你闻闻它的臭味儿”。在苦难的年月里，这位老者、这位智者以大爱去抚慰人们受伤的灵魂，去确立个体的生命尊严，教会人们坚守与执著，“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李玄通过世之后，镇上就剩下郭运一个人能讲古了”。郭运，这位中华民族的根魂、历史精气神的传承者，早已超越了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达到了中国哲学的至善境界。 2.隋抱朴：忍辱负重，兼济天下。
隋抱朴是《古船》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忍辱负重、克己寡言，是洼狸镇最苦最累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负罪意识。
作为隋家的长子，隋抱朴从童年时代开始，就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后母茴子的父亲“在青岛被人杀死了”；父亲隋迎之“把血全吐在老红马背上”；之后，老隋家被抄了家，被赶到了厢房，后母茴子从容服毒，与正屋俱焚……一个孩童纯真的天性就这样过早地被泯灭了。老隋家欠大家的早已随血脉的传承，如烙印般刻在了隋抱朴的心里。他压抑了所有渴求。
隋抱朴一个人安静而寂寞地待在老磨屋里，内心却忍受着近乎自虐的自我折磨。他惧怕苦难，对苦难的恐惧早已渗入血液，却又不断地回忆苦难、追问苦难。土改中农民与地主相互报复的野蛮，大跃进时的红色巨数与围绕巨数丧失生命的人们，三年困难时期吃白土吃石粉的人群，“文革”中大批判的荒唐与冷酷……宋炳辉指出，苦难“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体认方式，既是一种生存处境的概括，同时又表明对这一处境的态度……对苦难的追问……目的恰恰是在承认并接受这种生存处境的前提下，从苦难中寻求生存的意义”。[3]在苦难中对自我进行审判、反省，隋抱朴实现了超越与升华。他不再只是老隋家的长子，而且是作为人类的一员；他不仅在为老隋家赎罪，也在为整个人类赎罪。《共产党宣言》就是他思索救赎道路的《圣经》。隋抱朴从这本“值得读一辈子的书”中寻求彻底结束洼狸镇贫穷、苦难的办法，寻求大家平等友爱地一起过好生活的办法。
隋抱朴肩负着世间苦难，以天下为己任。在他懂事时，父亲就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几个大字植入了他的灵魂。他读《天问》，读古人探寻真理、忧国忧民的情结。他温柔敦厚、谦下忍让，这不正投射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吗？
张光芒指出，“《古船》中的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富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4]的确，隋抱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但那也是因为强烈的负罪意识和沉重的苦难意识已使他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惟恐重蹈历史覆辙，使洼狸镇又陷入到更深的苦难与流血之中。作品结尾，隋抱朴终于打破了这一心理障碍的束缚，走出老磨屋，主动接手困境中的粉丝公司。从那一刻起，他也就实现了自我的重构，他凝聚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完善个体修行的宽容与兼济天下众生的进取。
3.隋不召：无私无畏，舍身成仁。
《古船》的象征意象中，有两个记忆符号，一个是李其生，一个是隋不召。如果說，李其生是在提醒着人们不能忘记苦难，“李其生如果活着，过去的岁月就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活着”，那么，隋不召则在讲述着历史，讲述着苦难，更在讲述着这艘载满历史、载满苦难的古船是时候扬帆起航了。
隋不召是洼狸镇上“争执最大、最难以分清功过的一个老人”。他嗜酒如命，平日里总喝到疯疯癫癫，并屡有出格的举动：一丝不挂地躺在晒粉场白沙上晒太阳，当着隋迎之、隋抱朴的面解溲，甚至在哥哥过世后要和嫂子一块过日子……然而，就在这放荡不羁的背后，却隐藏了一颗巨大的灵魂。隋不召一生都执著于古今文明的传承，中西文明的交流。
隋不召早年出过海，在海上漂荡了半辈子。茫茫大海增长了他的见识，也开阔了他的胸怀。他见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他能够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了解、接纳那些陌生而新鲜的事物。他积极帮助勘探队钻探煤矿，热心参与变速轮的设计制造工作。隋不召对年轻人讲海上的故事，讲他和郑和大叔的船，被当作胡言乱语。而在隋不召，却是怀着一种极为严肃而虔诚的使命感：他是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出海的，他要将这一民族的根魂撒播到全世界，他也要将海洋国家的文明与进步带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是包含着开放的因子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亦如此。只有在汪洋大海中扬帆而行，才能张显、获取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与巨大的创造力。
“隋不召下葬时，全镇人都汇入了送葬的人流。墓地上站了黑鸦鸦的一片人，隋抱朴终于明白叔父是镇上真正受到爱戴的人”。隋不召用生命去保护航海古经，在心中虔诚供奉古船；他舍身成仁，为救李知常而牺牲了自己。隋不召是洼狸镇最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这位文明的体现者与传递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悲壮惨烈震醒了人们：祖宗不能忘，老船不能忘，郑和大叔不能忘。
结语：
古船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史、成长史。这艘千年古船早已千疮百孔，只能以民族的精气神将其修复，才能驶入现代化的大潮中。然而，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文明在对乡土社会遗存的陈风陋习产生冲击的同时，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损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道德观念，作品中遗失的铅筒就表明了张炜的这一忧虑，它也许又是一颗苦难的种子。如何解决这个历史悖论，古船怎样才能乘风破浪、昂然前行，思索不能止步……
参考文献：
[1]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公刘.和联邦德国朋友谈《古船》[J].北京：当代，1988，（3）.
[3]宋炳辉.面对苦难的现身说法——论张炜的三部长篇小说[J].辽宁：当代作家评论，1995，（5）.
[4]朱德发等.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民族传统；民族劣根性；民族精气神；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檄，女，1982年出生，汉族，云南省建水县人，硕士学历，助教职称，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王光东在《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中指出，“从内在精神上来把握寻根小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沟通中，发现人与历史、现代、未来的联系，发掘民族的内聚生命力，讴歌人的主体力量和创造精神，肯定民族传统的某些合理因素；二是從现代文化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传统观念，注重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1]作家张炜的代表作品《古船》则同时熔铸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因而蕴含着更多的文化含量，也更为厚重。
一、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
“洼狸镇”三个字原来是与齐长城、秦始皇书写在一起的。然而，回溯历史、观照当下，焚书坑儒、罢黜百家……阶级仇杀、十年浩劫……却是更为沉重之事。杀戮纷争、争权夺利，从古至今一直作为历史常态存在着。
张炜便将这历史的循环聚焦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的洼狸镇，清醒地告诉人们，尽管现代化的口号一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话语，然而，现代革命并没有根除蕴藏在乡村和农民身上的非现代性弱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发达，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观念，如封闭专制的家族观念，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等）。它们作为一股潜流始终在滋长着，并在特定阶段膨胀并爆发出来。洼狸镇所经历的那一次次屠杀、一场场苦难，不正是这一痼疾大行其道的恶果吗？现代革命符合历史规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然而，却也正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革命血腥和暴力的激发下，民族的劣根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合理的文化传统，并演化为一种暴力机制。土改时期，在落后的复仇意识的驱使下，土改政策被扭曲了。土改纯粹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报复地主老财的工具；自卫团滥用刑法，乱打乱杀，甚至滥杀无辜；群众复仇的原始与野蛮：咬人、割肉；一部分人趁机兴风作浪，谋私欲泄私愤，赵多多就是在那个混乱时期凭借心狠手辣一窜而为民兵连长的，他嗜血成性，换着法子地将人折磨致死，还糟蹋了许多妇女……本是抗争的正义之举变形为了以恶对恶、以暴抗暴的仇杀式的复仇行为。还乡团回来后的报复更为疯狂，无所不用其极，血流成河，令人发指。
民族劣根性滋养的这一暴力机制不仅表现为土改中不断升级的报复杀戮等行为层面的暴力，还包括更为顽固、更为僵化的思想层面的暴力。在洼狸镇，它的代表就是四爷爷赵炳。正如公刘指出，《古船》“严厉地抨击了直到今天仍旧约束中国人民心智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势力。在这本书里，这股势力的代表是赵炳，由于他在观念上俨然是国家的化身，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自觉惶恐”。[2]赵炳在革命年代以所谓的对革命的坚决与忠诚获取了地位，树立了威信。然而，这位曾信誓旦旦地表态“共产主义一天不到，奋斗就一天不止”的老党员干部，其实是最为专制的革命对象——封建家族制的遗老。他具有极强的占有欲，长年掌控着洼狸镇。小镇俨然已成为他的独立王国，镇上人则对他俯首称臣、唯命是从。而且，赵炳上过学堂，做过书房先生，这使他更加精通于权术之争。不同于赵多多赤裸裸的血腥，赵炳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封建卫道士的虚伪：将赵多多驯养为打手，借赵多多之力打压对手，表面却装出一副乐天知命、淡泊名利的样子。整个洼狸镇都对赵炳敬畏有加（更多的是畏惧）。赵炳连同他代表的封建势力已在人们心灵深处内化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惶恐”，形成了思想禁闭，这是更难根除的。
二、对民族精气神的讴歌
《古船》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果说，赵炳、赵多多一类的专制恶魔、凶蛮土匪代表的是原欲、兽性的发作，是封建制度在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那么，作品中的隋抱朴、隋不召、郭运等则象征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精髓在现代的传承。他们有着对人性最执著的坚守，他们寄予了张炜对于如何治愈民族疾患这个问题的思考。清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沉积下的陈腐观念、野蛮风习，还需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它孕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勤劳、善良、无私、无畏、真诚、慈悲等美德，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根魂之所在，也是张炜开出的一剂济世良方：历史不能被遗忘。特别是在飘摇动荡的时代，民族弱点越张显，人性越受到扭曲，就越需要用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去承载，用历史的精气神去支撑。在《古船》中，它化身为了隋抱朴、隋不召、郭运。他们并没有与赵炳、赵多多等正面抗争，而是作为一股隐在的对峙力量，以其所具有的善潜移默化地感化、拯救洼狸镇。
1.郭运：知天达命，超然淡泊。
《古船》中反复渲染了这样一个画面：在破败的老磨屋里，“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古堡’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耐心地磨着时光……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看着老磨，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这位老人饱经沧桑，对世间人生早已了悟，他静坐一隅，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岁月的动摇，人间的百态。这位老人应该是老中医郭运。只有他才能如此知天达命，超然淡泊。更可贵的是，他不只求独善其身，还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愫，积极济世。
在作品中，郭运所占的笔墨并不多，但每次却都是作为生命的守望者而出场的。他因病而存在，因人们的病，李其生的“狂病”，隋见素的“阳狂”……包括隋抱朴的“怯病”；也因洼狸镇的病，“洼狸镇病了！你闻闻它的臭味儿”。在苦难的年月里，这位老者、这位智者以大爱去抚慰人们受伤的灵魂，去确立个体的生命尊严，教会人们坚守与执著，“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李玄通过世之后，镇上就剩下郭运一个人能讲古了”。郭运，这位中华民族的根魂、历史精气神的传承者，早已超越了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达到了中国哲学的至善境界。 2.隋抱朴：忍辱负重，兼济天下。
隋抱朴是《古船》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忍辱负重、克己寡言，是洼狸镇最苦最累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负罪意识。
作为隋家的长子，隋抱朴从童年时代开始，就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后母茴子的父亲“在青岛被人杀死了”；父亲隋迎之“把血全吐在老红马背上”；之后，老隋家被抄了家，被赶到了厢房，后母茴子从容服毒，与正屋俱焚……一个孩童纯真的天性就这样过早地被泯灭了。老隋家欠大家的早已随血脉的传承，如烙印般刻在了隋抱朴的心里。他压抑了所有渴求。
隋抱朴一个人安静而寂寞地待在老磨屋里，内心却忍受着近乎自虐的自我折磨。他惧怕苦难，对苦难的恐惧早已渗入血液，却又不断地回忆苦难、追问苦难。土改中农民与地主相互报复的野蛮，大跃进时的红色巨数与围绕巨数丧失生命的人们，三年困难时期吃白土吃石粉的人群，“文革”中大批判的荒唐与冷酷……宋炳辉指出，苦难“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体认方式，既是一种生存处境的概括，同时又表明对这一处境的态度……对苦难的追问……目的恰恰是在承认并接受这种生存处境的前提下，从苦难中寻求生存的意义”。[3]在苦难中对自我进行审判、反省，隋抱朴实现了超越与升华。他不再只是老隋家的长子，而且是作为人类的一员；他不仅在为老隋家赎罪，也在为整个人类赎罪。《共产党宣言》就是他思索救赎道路的《圣经》。隋抱朴从这本“值得读一辈子的书”中寻求彻底结束洼狸镇贫穷、苦难的办法，寻求大家平等友爱地一起过好生活的办法。
隋抱朴肩负着世间苦难，以天下为己任。在他懂事时，父亲就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几个大字植入了他的灵魂。他读《天问》，读古人探寻真理、忧国忧民的情结。他温柔敦厚、谦下忍让，这不正投射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吗？
张光芒指出，“《古船》中的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富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4]的确，隋抱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但那也是因为强烈的负罪意识和沉重的苦难意识已使他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惟恐重蹈历史覆辙，使洼狸镇又陷入到更深的苦难与流血之中。作品结尾，隋抱朴终于打破了这一心理障碍的束缚，走出老磨屋，主动接手困境中的粉丝公司。从那一刻起，他也就实现了自我的重构，他凝聚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完善个体修行的宽容与兼济天下众生的进取。
3.隋不召：无私无畏，舍身成仁。
《古船》的象征意象中，有两个记忆符号，一个是李其生，一个是隋不召。如果說，李其生是在提醒着人们不能忘记苦难，“李其生如果活着，过去的岁月就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活着”，那么，隋不召则在讲述着历史，讲述着苦难，更在讲述着这艘载满历史、载满苦难的古船是时候扬帆起航了。
隋不召是洼狸镇上“争执最大、最难以分清功过的一个老人”。他嗜酒如命，平日里总喝到疯疯癫癫，并屡有出格的举动：一丝不挂地躺在晒粉场白沙上晒太阳，当着隋迎之、隋抱朴的面解溲，甚至在哥哥过世后要和嫂子一块过日子……然而，就在这放荡不羁的背后，却隐藏了一颗巨大的灵魂。隋不召一生都执著于古今文明的传承，中西文明的交流。
隋不召早年出过海，在海上漂荡了半辈子。茫茫大海增长了他的见识，也开阔了他的胸怀。他见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他能够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了解、接纳那些陌生而新鲜的事物。他积极帮助勘探队钻探煤矿，热心参与变速轮的设计制造工作。隋不召对年轻人讲海上的故事，讲他和郑和大叔的船，被当作胡言乱语。而在隋不召，却是怀着一种极为严肃而虔诚的使命感：他是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出海的，他要将这一民族的根魂撒播到全世界，他也要将海洋国家的文明与进步带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是包含着开放的因子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亦如此。只有在汪洋大海中扬帆而行，才能张显、获取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与巨大的创造力。
“隋不召下葬时，全镇人都汇入了送葬的人流。墓地上站了黑鸦鸦的一片人，隋抱朴终于明白叔父是镇上真正受到爱戴的人”。隋不召用生命去保护航海古经，在心中虔诚供奉古船；他舍身成仁，为救李知常而牺牲了自己。隋不召是洼狸镇最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这位文明的体现者与传递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悲壮惨烈震醒了人们：祖宗不能忘，老船不能忘，郑和大叔不能忘。
结语：
古船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史、成长史。这艘千年古船早已千疮百孔，只能以民族的精气神将其修复，才能驶入现代化的大潮中。然而，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现代文明在对乡土社会遗存的陈风陋习产生冲击的同时，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损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道德观念，作品中遗失的铅筒就表明了张炜的这一忧虑，它也许又是一颗苦难的种子。如何解决这个历史悖论，古船怎样才能乘风破浪、昂然前行，思索不能止步……
参考文献：
[1]王光东.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公刘.和联邦德国朋友谈《古船》[J].北京：当代，1988，（3）.
[3]宋炳辉.面对苦难的现身说法——论张炜的三部长篇小说[J].辽宁：当代作家评论，1995，（5）.
[4]朱德发等.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