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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纯清常告诫干部们说：“风正才能气顺，气顺才能业兴。”
从干部下乡延伸到“下乡住村”，再进一步到“干部包村”，这种具有山西特色的“干部包村制”，创新了新形势下的干部下乡制度，被外界视为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带领农民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创举。
袁纯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农村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每个村几乎都有包点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很难改变那里的面貌？仔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很多干部只能当‘看门’的，调动不了资源。能调动资源的起码要是乡镇长以上的实职领导干部。”他找到省委组织部一了解，全省乡镇书记1190余人，乡镇长1060余人，县级党政班子成员1700余人，市级党政班子近200人，市里正县级领导干部1800余人，加上省级党政班子成员、省直厅局长，共6000余人。而全省有6000多个人均年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贫困村，两个数字正好吻合。
于是，袁纯清提议，让这6000多名“能调动资源”的干部每人包一个贫困村，他自己带头。
给农民讲科学种苹果
2012年1月7日，即采访袁纯清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武乡县砖壁村。这是袁纯清包扶的贫困村，2010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500余元。
“看!八路军的‘哨兵’，还有沙袋掩体、碉堡!”还没进村，记者就被这里特殊的“风景”吸引住了。原来，砖壁村曾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彭德怀等人在这里战斗生活达14个月之久，并在这里指挥了百团大战。如今，这里也搞起了红色旅游。
农民李克斌的家，位于村中心，与八路军游击战体验园仅仅一墙之隔。李克斌就是袁纯清的“房东”。
2011年5月30日，袁纯清第一次来到砖壁村，在李克斌家住了3天。李克斌至今清晰记得，那次，袁书记在他家院里的苹果树下，详细讲过如何科学种植苹果的问题。
“这棵树长势不错啊，但你应该给它疏一下花，一个枝头上不能让它结太多果，否则长不好。还要剪枝，树枝太密果子也长不大。”袁纯清在陕西任职期间，认真研究过苹果的栽培和管理技术。
李克斌连连点头：“这不是长得多能多卖点钱嘛。”
“哎呀，错了，可不是这么个道理。一个枝上结5个果，可能一个只能卖5毛钱，5个也就2块5毛钱。但要是只结一个果的话，这么大，可以卖5块钱，你说哪个合算？”袁纯清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圆苹果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袁纯清告诉随行干部：“我们常讲科学发展观，它的前提是科学，首先我们得掌握知识，有专业的本领。拿种苹果来说，我工作过的陕西实施了‘强拉枝、大改型、巧施肥、无公害’四大关键技术，后来又把‘巧施肥’改成‘有机肥’，把‘无公害’改成‘减密度’，为什么？疏树、疏枝才能提高优果率，有优果率才有商品率，有商品率才能有好的价格。过去老百姓认为树越密枝越密越好，果子越多越好，其实不科学。这里面不光有优果率的问题，还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亩地种44棵树，盛果期只有15年；而一亩地如果种28棵树，盛果期可达到25年。这样一比，收益结果不就很明显了吗？”
一周后，袁纯清根据在砖壁村的体会写了一封给山西省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发表在6月8日的《山西日报》上，题目叫《在武乡县砖壁村住村的调查与思考》。袁纯清向全省领导干部倡议：“我们应全面扎实搞好这次下乡住村活动，并且把住村变为包村，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经常性的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更加鲜明地突出帮助农民收入翻番这个农村工作主题。”
“我不是来给你们送钱的”
在砖壁村的3天里，袁纯清先后走访了10余家农户，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包村干部等五六个座谈会，从村前到村后，从农家到村活动室、便民店、卫生所，都实地进行了考察，还和群众一道下地栽红薯苗，参加劳动。
在分析砖壁村落后的原因时，袁纯清认为：一个原因是自然条件较差，没有矿产资源、缺水，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另一个原因是村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眼界不开阔，思想不开放，小富即乐，不富也安，宁肯慢半拍，也不敢往前闯一步。
袁纯清曾告诉记者：“我一到砖壁村，就对乡亲们讲，我不是来送钱的。即使给你们1000万，全村有400多人，一个人能分多少？又能撑几年？我主要是来帮助你们解放思想，共同探讨致富的门路。”
在住村期间，袁纯清发现，虽然砖壁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但他们活得“很安逸，很满足”。于是，他就对村民们说，“假如咱们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甚至再高一些，生活不是更好吗？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贫穷当成一种习惯”。
依托“八路军总部旧址”这个独特红色旅游资源，砖壁村原来有十来户“农家乐”，如今在袁纯清的推动下已增加到了30多户。
在“武余秀农家乐”院中的餐厅里，袁纯清与手工艺品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大幅合影格外引人瞩目。
武余秀告诉记者：“袁书记那次来，看了看我们的菜谱说，‘菜价不敢高了，高了客人就不来了’。还笑着对我说，你把我们的合影放大点，挂在墙上，我给你们做做广告。”
武余秀一家人个个手巧，他们不仅开着“农家乐”，还经营了一个手工艺品合作社，出售一些获得专利的民间手工艺品，有空心枕头、手工布鞋、绣品等等。武余秀的大女儿说：“看见空心枕头，袁书记高兴地拿起来放在头边试了试，还拿起顾客意见簿一页一页地看，对我们说‘扩大规模，加大产量，你们家的收入会很快翻番，到时别忘了带领更多的乡亲致富啊’。”
村主任李跃军告诉记者：“袁书记用3天时间就给我们村的发展理清了‘战略’思路。他要求我们：挖掘当地资源，以八路军文化为主题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并以此带动特色农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农民增收致富水平有一个大的跨越，力争到‘十二五’末，使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
“袁书记还给我们指明了致富‘战术’。一、抓好特色农业：种植500亩核桃，发展农业观光采摘园300亩，可人均增收5000元。二、完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恢复老村面貌，把八路军总部旧址作为一个稀缺资源来整体打造，形成红色旅游格局，可人均增收4000元。三、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改造县城到村的公路，扩大交通运力；建设发展观光农业的水利工程；推进便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建立相关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一笔笔账，袁纯清算得精细，村民们也听得提气。
李跃军又带记者来到村西看他们的新村址。这里，挖掘机、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这是袁书记亲自找来帮助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潞宝集团，正在给我们建新村。他们计划恢复古村落开发旅游，把村民迁到新村，新旧宅地1米换1米，产权不变，公司经营20年后再把旧宅无偿还给原主人。”
李跃军指着前方一大块地说，“根据袁书记的建议，我们又引进了当地的振东集团，在这里建200亩蔬菜大棚，开春后就要动工。”他又指着远处山顶上一个大圆柱体说：“那是我们新建的2万立方米的蓄水池，不仅可以满足我们村的需要，还可以供给周围16个村。”
袁纯清曾信心满怀地说：“我估计，两三年后砖壁村人均年收入就能达到七八千元。”
“杀手锏”发挥威力
在推进领导干部包村的过程中，袁纯清发现，要使这种做法常态化，尤其是要行之有效，必须建章立制。
在对干部下乡蹲点住村的摸底中，群众最不满意的有三种人：一是不懂技术，二是不会经营，三是出不来力气。他们下乡来，只能当当看客，散散闲心，遛遛腰腿，说说虚话，不仅帮不了多少忙，甚至还会给农民加重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在袁纯清的主导下，山西给干部下乡这个“老汤”加了几味猛药。
2011年6月19日，山西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干部下乡住村开展领导干部包村增收活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发展“一村一品（致富品牌）”作为开展包村增收活动的核心任务，确保到“十二五”末，帮助所包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翻番。
山西省建立了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任召集人。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委干部下乡办公室，各级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每两个月听取一次干部下乡住村活动情况汇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出对策。
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省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张晓红在接受采访时说，省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制定出干部下乡住村、领导干部包村增收管理考核办法，严格实行省、市、县、乡权责对应的年度目标责任制，严格监督检查，分阶段汇总进展情况，报省委主要领导审定后进行通报，严格执行分阶段“对账”、年底“交账”制度，做到季度一报表、半年一小结、年度一总结，促使干部真下乡、真住村，真正解决问题。
山西省委还使出一个“杀手锏”：把包村纳入政绩考核，不是一年两年，每个省委常委都从自己做起，农民收入不翻番，包村任务就没完成。长治市等一些地方制定的“五不准”，对遏制下乡干部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起到了“杀手锏”作用：不准欠房东一分钱；不准带走所住乡村一点土特产；不准在所住乡村报销应由个人或帮扶单位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准收受所住乡村发放的各种补贴；不准参与有损于党员干部形象的各种活动。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共有7万多名干部下乡住村包村，制定农村发展规划23089个，新上项目19454个，帮助农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66152个，形成调研报告23557份。下乡住村干部共投入帮扶资金26.6亿元，其中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扶的6426个贫困村共投入包扶资金13亿元，2011年计划实施项目12315个，已开工8360个，竣工4925个。
采访中，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说：“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短板，着力于改变贫困农村面貌，‘包村’使干部下乡住村这一活动，具有了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新的功力，必将在新的时期发挥新的威力！”
从干部下乡延伸到“下乡住村”，再进一步到“干部包村”，这种具有山西特色的“干部包村制”，创新了新形势下的干部下乡制度，被外界视为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带领农民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创举。
袁纯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农村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每个村几乎都有包点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很难改变那里的面貌？仔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很多干部只能当‘看门’的，调动不了资源。能调动资源的起码要是乡镇长以上的实职领导干部。”他找到省委组织部一了解，全省乡镇书记1190余人，乡镇长1060余人，县级党政班子成员1700余人，市级党政班子近200人，市里正县级领导干部1800余人，加上省级党政班子成员、省直厅局长，共6000余人。而全省有6000多个人均年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贫困村，两个数字正好吻合。
于是，袁纯清提议，让这6000多名“能调动资源”的干部每人包一个贫困村，他自己带头。
给农民讲科学种苹果
2012年1月7日，即采访袁纯清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武乡县砖壁村。这是袁纯清包扶的贫困村，2010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500余元。
“看!八路军的‘哨兵’，还有沙袋掩体、碉堡!”还没进村，记者就被这里特殊的“风景”吸引住了。原来，砖壁村曾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彭德怀等人在这里战斗生活达14个月之久，并在这里指挥了百团大战。如今，这里也搞起了红色旅游。
农民李克斌的家，位于村中心，与八路军游击战体验园仅仅一墙之隔。李克斌就是袁纯清的“房东”。
2011年5月30日，袁纯清第一次来到砖壁村，在李克斌家住了3天。李克斌至今清晰记得，那次，袁书记在他家院里的苹果树下，详细讲过如何科学种植苹果的问题。
“这棵树长势不错啊，但你应该给它疏一下花，一个枝头上不能让它结太多果，否则长不好。还要剪枝，树枝太密果子也长不大。”袁纯清在陕西任职期间，认真研究过苹果的栽培和管理技术。
李克斌连连点头：“这不是长得多能多卖点钱嘛。”
“哎呀，错了，可不是这么个道理。一个枝上结5个果，可能一个只能卖5毛钱，5个也就2块5毛钱。但要是只结一个果的话，这么大，可以卖5块钱，你说哪个合算？”袁纯清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圆苹果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袁纯清告诉随行干部：“我们常讲科学发展观，它的前提是科学，首先我们得掌握知识，有专业的本领。拿种苹果来说，我工作过的陕西实施了‘强拉枝、大改型、巧施肥、无公害’四大关键技术，后来又把‘巧施肥’改成‘有机肥’，把‘无公害’改成‘减密度’，为什么？疏树、疏枝才能提高优果率，有优果率才有商品率，有商品率才能有好的价格。过去老百姓认为树越密枝越密越好，果子越多越好，其实不科学。这里面不光有优果率的问题，还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亩地种44棵树，盛果期只有15年；而一亩地如果种28棵树，盛果期可达到25年。这样一比，收益结果不就很明显了吗？”
一周后，袁纯清根据在砖壁村的体会写了一封给山西省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发表在6月8日的《山西日报》上，题目叫《在武乡县砖壁村住村的调查与思考》。袁纯清向全省领导干部倡议：“我们应全面扎实搞好这次下乡住村活动，并且把住村变为包村，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经常性的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更加鲜明地突出帮助农民收入翻番这个农村工作主题。”
“我不是来给你们送钱的”
在砖壁村的3天里，袁纯清先后走访了10余家农户，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包村干部等五六个座谈会，从村前到村后，从农家到村活动室、便民店、卫生所，都实地进行了考察，还和群众一道下地栽红薯苗，参加劳动。
在分析砖壁村落后的原因时，袁纯清认为：一个原因是自然条件较差，没有矿产资源、缺水，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另一个原因是村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眼界不开阔，思想不开放，小富即乐，不富也安，宁肯慢半拍，也不敢往前闯一步。
袁纯清曾告诉记者：“我一到砖壁村，就对乡亲们讲，我不是来送钱的。即使给你们1000万，全村有400多人，一个人能分多少？又能撑几年？我主要是来帮助你们解放思想，共同探讨致富的门路。”
在住村期间，袁纯清发现，虽然砖壁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但他们活得“很安逸，很满足”。于是，他就对村民们说，“假如咱们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甚至再高一些，生活不是更好吗？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贫穷当成一种习惯”。
依托“八路军总部旧址”这个独特红色旅游资源，砖壁村原来有十来户“农家乐”，如今在袁纯清的推动下已增加到了30多户。
在“武余秀农家乐”院中的餐厅里，袁纯清与手工艺品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大幅合影格外引人瞩目。
武余秀告诉记者：“袁书记那次来，看了看我们的菜谱说，‘菜价不敢高了，高了客人就不来了’。还笑着对我说，你把我们的合影放大点，挂在墙上，我给你们做做广告。”
武余秀一家人个个手巧，他们不仅开着“农家乐”，还经营了一个手工艺品合作社，出售一些获得专利的民间手工艺品，有空心枕头、手工布鞋、绣品等等。武余秀的大女儿说：“看见空心枕头，袁书记高兴地拿起来放在头边试了试，还拿起顾客意见簿一页一页地看，对我们说‘扩大规模，加大产量，你们家的收入会很快翻番，到时别忘了带领更多的乡亲致富啊’。”
村主任李跃军告诉记者：“袁书记用3天时间就给我们村的发展理清了‘战略’思路。他要求我们：挖掘当地资源，以八路军文化为主题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并以此带动特色农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农民增收致富水平有一个大的跨越，力争到‘十二五’末，使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
“袁书记还给我们指明了致富‘战术’。一、抓好特色农业：种植500亩核桃，发展农业观光采摘园300亩，可人均增收5000元。二、完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恢复老村面貌，把八路军总部旧址作为一个稀缺资源来整体打造，形成红色旅游格局，可人均增收4000元。三、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改造县城到村的公路，扩大交通运力；建设发展观光农业的水利工程；推进便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建立相关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一笔笔账，袁纯清算得精细，村民们也听得提气。
李跃军又带记者来到村西看他们的新村址。这里，挖掘机、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这是袁书记亲自找来帮助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潞宝集团，正在给我们建新村。他们计划恢复古村落开发旅游，把村民迁到新村，新旧宅地1米换1米，产权不变，公司经营20年后再把旧宅无偿还给原主人。”
李跃军指着前方一大块地说，“根据袁书记的建议，我们又引进了当地的振东集团，在这里建200亩蔬菜大棚，开春后就要动工。”他又指着远处山顶上一个大圆柱体说：“那是我们新建的2万立方米的蓄水池，不仅可以满足我们村的需要，还可以供给周围16个村。”
袁纯清曾信心满怀地说：“我估计，两三年后砖壁村人均年收入就能达到七八千元。”
“杀手锏”发挥威力
在推进领导干部包村的过程中，袁纯清发现，要使这种做法常态化，尤其是要行之有效，必须建章立制。
在对干部下乡蹲点住村的摸底中，群众最不满意的有三种人：一是不懂技术，二是不会经营，三是出不来力气。他们下乡来，只能当当看客，散散闲心，遛遛腰腿，说说虚话，不仅帮不了多少忙，甚至还会给农民加重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在袁纯清的主导下，山西给干部下乡这个“老汤”加了几味猛药。
2011年6月19日，山西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干部下乡住村开展领导干部包村增收活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发展“一村一品（致富品牌）”作为开展包村增收活动的核心任务，确保到“十二五”末，帮助所包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翻番。
山西省建立了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任召集人。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委干部下乡办公室，各级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每两个月听取一次干部下乡住村活动情况汇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出对策。
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省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张晓红在接受采访时说，省干部下乡住村活动联席会议制定出干部下乡住村、领导干部包村增收管理考核办法，严格实行省、市、县、乡权责对应的年度目标责任制，严格监督检查，分阶段汇总进展情况，报省委主要领导审定后进行通报，严格执行分阶段“对账”、年底“交账”制度，做到季度一报表、半年一小结、年度一总结，促使干部真下乡、真住村，真正解决问题。
山西省委还使出一个“杀手锏”：把包村纳入政绩考核，不是一年两年，每个省委常委都从自己做起，农民收入不翻番，包村任务就没完成。长治市等一些地方制定的“五不准”，对遏制下乡干部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起到了“杀手锏”作用：不准欠房东一分钱；不准带走所住乡村一点土特产；不准在所住乡村报销应由个人或帮扶单位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准收受所住乡村发放的各种补贴；不准参与有损于党员干部形象的各种活动。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共有7万多名干部下乡住村包村，制定农村发展规划23089个，新上项目19454个，帮助农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66152个，形成调研报告23557份。下乡住村干部共投入帮扶资金26.6亿元，其中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扶的6426个贫困村共投入包扶资金13亿元，2011年计划实施项目12315个，已开工8360个，竣工4925个。
采访中，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说：“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短板，着力于改变贫困农村面貌，‘包村’使干部下乡住村这一活动，具有了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新的功力，必将在新的时期发挥新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