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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娶了一个患精神病的老婆，但我没有被这种不幸压垮，我的苦乐年华平静也安详。然而，一段突如其来的感情令我在良知与情感的较量中，陷入了更大的不幸……
1
十年前，在县矿务局任职的我，与县水泥厂的女工刘兰订了婚。由于婚前偷食了禁果，刘兰怀孕了。她怀孕后情绪十分反常，经常无缘无故地痛哭或尖叫，要么一连好几天呆呆地不说一句话。经医生诊断，刘兰不是一般的妊娠期反应，而是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岳父母当时也承认，刘兰念初中时就患有此病，只是好久没复发了。我得知真相，犹如五雷轰顶，想着自己今后将跟一个精神病人厮守一辈子就不寒而粟。在极度痛苦中，我萌生了抛弃刘兰的念头。回武汉跟父母一说，老父将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亏你还受过高等教育，良心让狗吃了！你这时候抛弃人家，不是将人家往死路上逼吗？”我灰心丧气地回来。这时的刘兰果然不吃不喝，已经卧床不起。我心软了，也认命了。将那个孩子悄悄人流后，1995年5月，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我娶了她。
第二年夏天，刘兰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健康而可爱，眉目非常像我。女儿的降生，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希望，也使我对刘兰增添了一份感激和温情。在哺乳期间，刘兰的病情更加严重，她不但无法照顾女儿，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经多次住院治疗，病情一直无法稳定。10月中旬，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初到新单位，我不得不将刘兰母女托付给住在县城的岳父母。刘兰在离开我的日子里，病情再一次恶化，记忆力也逐渐丧失，连亲生父母和女儿都不认得了。奇怪的是，她只认得我，见我回家就高兴得又喊又叫；病中，父母给的东西她都不吃，只有我喂她，才乖乖吃。刘兰对我的信任和依恋，使我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宿命般的认识与感动。我暗暗发誓，无论她病成什么样子，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呵护她。
1997年9月，我从县委宣传部调到市文联任副主席，负责筹办一份文学刊物。刘兰在我的悉心照料下，病情基本稳定。她开始操持家务。尽管洗的衣服比不洗还脏，做的饭菜让人难以下咽，我见她自得其乐，心里也特别安慰。这时，我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另一个女人……
2
2004年秋天，我招待几个作者到城西一家名叫“红灯笼”的歌厅，认识了女老板罗桂红。她告诉我，她三年前下岗，接着又离了婚。后来，为了照顾罗桂红的生意，我又多次带朋友到她歌厅玩。知道了她的艰难，我每次付账都十分慷慨大方。刘兰非常感激，和我跳舞时，她贴得更近，搂得更紧。见她这样，我并没有多想，只认为是一个老板讨好客人的职业习惯。
12月中旬，我到荆州参加一次创作会议。其间，罗桂红经常给我打电话，一聊就是好半天，老朋友般的亲热。最后一天，她聊着聊着突然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感情表白惊呆了。
几天以后返回。我散步时，竟然与罗桂红不期而遇。我俩在河堤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还没聊几句，突然下起了大雨。奔逃中，罗桂红将脚扭了，我只好背着她回家。在雨中，她突然伸长脖子，在我脸上印满热吻……那晚，在她的挽留下，我没有回家。事后，我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深为这次唐突的“一夜情”而自责。
从那以后，罗桂红经常打我的手机，我一直没接。我开始有些后怕。思之再三，我将罗桂红约到金松河边，准备诚恳地与她谈一次。谁知她一见我就又抓又打，完全是不顾体面要拼命的架式。她哭喊道：“我认错了人！原来你是一个无情无义毫无责任感的男人。”我劝她想开些，不要太较真。怒极的她推开我就往河里跳。金松河是长江的支流，尽管是枯水季节，仍然水深浪急，掉下去就没命了。我在惊恐中抓住她的风衣，我们撕扯着一块往河里滚去，幸好被大石块挡住。我一边发抖一边抱着她苦苦哀求，并答应她，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春节期间，罗桂红病倒了。她是那种很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平日除了爱玩爱打扮，根本不会操持家务，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为了照顾她，从不撒谎的我，不得不挖空心思对妻子扯谎，说有一个作者写东西写得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病倒在一家旅馆里。老实的刘兰深信不疑，善良的她还将家里的营养品搜了一大包，让我送去。
一天，罗桂红充满依恋地对我说：“你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离婚跟着我过吧，我会加倍疼你爱你！”她还憧憬起婚后的生活，“我好好经营歌厅，赚点钱后，开一家服装超市。你也不必辛辛苦苦编杂志了，专门在家里写文章。”我感叹道：“我和刘兰相濡以沫十几年，感情早已超脱了爱情。我是她的亲人，更是她生存的依靠。”罗桂红见我说得一往情深，非常不快。
这期间，我的老岳母病危。老人临终时，流着泪对我说：“儿啊，刘兰跟你十几年，苦了你了！你的苦你的累，做娘的都知道。我要走了，我这没用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我一下子跪在老人床前，泪水顿时像开了闸。我哽咽着：“您老放心，有我在，刘兰不会受苦。”
岳母去世以后不久，罗桂红忽然跑到文联办公室找我，说她在城郊给我们租了间房子。我冷冷地回绝了她。谁知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宣传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罗桂红忽然来了，打扮得妖里妖气，格外刺眼。她往会议室门口一站，正在发言的一位领导惊讶地住了嘴。门口的同志问她找谁，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然后扬长而去。经过这次示威以后，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专门到她租的地方去了一次。房间布置得十分温馨。我劝她说：“你对我的感情我明白，也很感动。但我不能骗你，我的确没心思和精力再荒唐下去。我每天夜里得回家，刘兰睡不着喜欢乱跑，我必需照顾她，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她死去的母亲。”她气哼哼地说：“又是你那个疯老婆！你别把我惹急了！”我摔门而去，气极的她从楼上当头泼我一身水。
4
因为母亲的去世，刘兰在悲痛中又发病了。她这次不像往日那样昏睡，而是没日没夜地在外面乱跑，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娘，你跑哪儿去啦？”我怕她出事，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她单薄落寞的身影，让我肝肠寸断。
此时此刻，罗桂红也没忘见缝插针打我的手机，甚至在我家楼下大喊我的名字，大骂我。我木然地望着她，想怒已没有力气，想哭已没有泪水。那天，我趁刘兰睡着以后，约罗桂红见面。“你说吧，现在两条人命捏你手里，你让我们咋个死法？”我平静地问。她从我心如死灰的神态中，读懂了我的决绝。她想了想说：“那好，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这样吧，你赔我一笔。”我为她的毫无廉耻感到震惊，但我仍然接受了，“多少？请开个价。”我冷笑着。
“不多。十万。”她说。从坤包里拿出了纸和笔。
我看她一眼，又看她一眼，她竟然连脸都没红一下。我不再废话，写了条据，签上名。“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给我一个期限。”她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爽快，飞快地收下纸条，点点头。
“事情到此为止，如果你再闹，我……我就杀了你！”我吼道。
我拖着无力的身子，高一脚低一脚地回了家。说心里话，我没钱，别说十万，一万都没有。一家三口就靠我的薪水过日子，女儿要上学，妻子要看病，但我倾家荡产卖血卖肉也要出钱给这个恶毒女人。其实，与她相比，我更不是东西，我要惩罚自己。不错，我要狠狠地惩罚自己！我冷静地坐在电脑前，写道：“我自己宣判自己有期徒刑一年，从即日起执行。”我将判决书用黑体字输出来，放进嘴里嚼，再吞进肚子里……
我没向任何人借钱，也没脸向人借钱。我和罗桂红的事，很快在单位暗地里流传。我每天除了默默地上班，下班就赶紧走人。业余时间我死皮赖脸跑到各企业小报拉广告，为地痞一样的小老板写报告文学，甚至跑到车船码头干体力活。当我遭人白眼、被人讥笑时，我竟然有了赎罪般的快感。
那天，我又接到一笔差事，帮一位退休的老同志推销诗集。这部诗集内容空洞，属打油诗水平，但定价吓人，卖一本书给我一半回扣。我揣着书做贼似的在各机关挨家挨户售书，竟阴差阳错跑到了市妇联。大伙瞧瞧我，又瞧瞧书的作者，脸色倒并不那么难看。一看内容，就不买账了。我鸡子嘴说成鸭子嘴，好歹留下五本，还要领导批。我真是想钱想昏头了，乐滋滋捧着条来到主席室，抬头一见主席，吓得扭头就跑。
“稀客呀，李辛。不打招呼就走？”那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跑到楼下，回头一看，她正依栏望着我，我加快脚步迅速地逃离。一种无法抑制的痛苦快把我击倒了，我躲进公厕，放声大哭。我当年娶了疯老婆没哭过，被罗桂红逼得走投无路也没流过泪，但看见昔日同窗，我的眼泪像开了闸……人生的际遇，一步走错，步步错啊！
回到家，被我反锁在屋里的刘兰正嚅动着嘴唇吃着什么。我慌忙从她嘴里抠出几粒安定片。医生交待，她这种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吃这药的，我也告诉她好几遍了。我气得对她扬起了手，她把手架在头上，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想吃的，怕到处乱跑惹你烦，想吃两粒睡觉。”一席话说得我辛酸极了，我一把搂住她，喃喃地说：“不怕不怕，是我不好……过阵子就好了，我一定在家陪你！”她像个孩子一样，咧嘴笑了。
那天傍晚，我到码头打工帮人记账，将刘兰带在身边。碰到罗桂红路过，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刘兰，诧异地问：“这就是你老婆？”我赶紧将刘兰扯到一边，警惕地说：“你又想搞啥名堂？咱们可是有约定的。”她叹口气，走了。走好远，还在回头瞧刘兰。
5
2005年寒冬到来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已经凑足了两万块钱，如约给罗桂红送去。歌厅好像有啥喜事，一片忙碌。我已经好久没来这里了，望着进进出出的客人，恍如隔世。我打手机将她叫出来，从怀里掏出那沉甸甸的两万块钱，交给她说：“这是两万，打个条吧，余下的年底一定给你。”她没接钱，神色怪异地瞧着我，幽幽地说：“你瘦了。”我将钱扔她怀里，扭头就走。她从后面拉住我，重新将钱塞给我。“这钱……我不要了。咱们的事，就这么了啦。别瞪眼，不是我罗桂红变菩萨了，是你让我服了。说老实话，我当初缠你，也就是看你人好，舍不得，由爱生恨……”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落了下来，“进来喝杯茶吧，今天我定婚。”她笑盈盈地说。我再一次坚定地把钱塞给她，严肃地说：“一个人犯了错就该付出代价，我对刘兰犯下的错，我决定用一生来偿还。对你，我坚守承诺，用劳动和汗水来偿还！”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责编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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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县矿务局任职的我，与县水泥厂的女工刘兰订了婚。由于婚前偷食了禁果，刘兰怀孕了。她怀孕后情绪十分反常，经常无缘无故地痛哭或尖叫，要么一连好几天呆呆地不说一句话。经医生诊断，刘兰不是一般的妊娠期反应，而是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岳父母当时也承认，刘兰念初中时就患有此病，只是好久没复发了。我得知真相，犹如五雷轰顶，想着自己今后将跟一个精神病人厮守一辈子就不寒而粟。在极度痛苦中，我萌生了抛弃刘兰的念头。回武汉跟父母一说，老父将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亏你还受过高等教育，良心让狗吃了！你这时候抛弃人家，不是将人家往死路上逼吗？”我灰心丧气地回来。这时的刘兰果然不吃不喝，已经卧床不起。我心软了，也认命了。将那个孩子悄悄人流后，1995年5月，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我娶了她。
第二年夏天，刘兰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健康而可爱，眉目非常像我。女儿的降生，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希望，也使我对刘兰增添了一份感激和温情。在哺乳期间，刘兰的病情更加严重，她不但无法照顾女儿，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经多次住院治疗，病情一直无法稳定。10月中旬，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初到新单位，我不得不将刘兰母女托付给住在县城的岳父母。刘兰在离开我的日子里，病情再一次恶化，记忆力也逐渐丧失，连亲生父母和女儿都不认得了。奇怪的是，她只认得我，见我回家就高兴得又喊又叫；病中，父母给的东西她都不吃，只有我喂她，才乖乖吃。刘兰对我的信任和依恋，使我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宿命般的认识与感动。我暗暗发誓，无论她病成什么样子，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呵护她。
1997年9月，我从县委宣传部调到市文联任副主席，负责筹办一份文学刊物。刘兰在我的悉心照料下，病情基本稳定。她开始操持家务。尽管洗的衣服比不洗还脏，做的饭菜让人难以下咽，我见她自得其乐，心里也特别安慰。这时，我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另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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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天，我招待几个作者到城西一家名叫“红灯笼”的歌厅，认识了女老板罗桂红。她告诉我，她三年前下岗，接着又离了婚。后来，为了照顾罗桂红的生意，我又多次带朋友到她歌厅玩。知道了她的艰难，我每次付账都十分慷慨大方。刘兰非常感激，和我跳舞时，她贴得更近，搂得更紧。见她这样，我并没有多想，只认为是一个老板讨好客人的职业习惯。
12月中旬，我到荆州参加一次创作会议。其间，罗桂红经常给我打电话，一聊就是好半天，老朋友般的亲热。最后一天，她聊着聊着突然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感情表白惊呆了。
几天以后返回。我散步时，竟然与罗桂红不期而遇。我俩在河堤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还没聊几句，突然下起了大雨。奔逃中，罗桂红将脚扭了，我只好背着她回家。在雨中，她突然伸长脖子，在我脸上印满热吻……那晚，在她的挽留下，我没有回家。事后，我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深为这次唐突的“一夜情”而自责。
从那以后，罗桂红经常打我的手机，我一直没接。我开始有些后怕。思之再三，我将罗桂红约到金松河边，准备诚恳地与她谈一次。谁知她一见我就又抓又打，完全是不顾体面要拼命的架式。她哭喊道：“我认错了人！原来你是一个无情无义毫无责任感的男人。”我劝她想开些，不要太较真。怒极的她推开我就往河里跳。金松河是长江的支流，尽管是枯水季节，仍然水深浪急，掉下去就没命了。我在惊恐中抓住她的风衣，我们撕扯着一块往河里滚去，幸好被大石块挡住。我一边发抖一边抱着她苦苦哀求，并答应她，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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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罗桂红病倒了。她是那种很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平日除了爱玩爱打扮，根本不会操持家务，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为了照顾她，从不撒谎的我，不得不挖空心思对妻子扯谎，说有一个作者写东西写得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病倒在一家旅馆里。老实的刘兰深信不疑，善良的她还将家里的营养品搜了一大包，让我送去。
一天，罗桂红充满依恋地对我说：“你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离婚跟着我过吧，我会加倍疼你爱你！”她还憧憬起婚后的生活，“我好好经营歌厅，赚点钱后，开一家服装超市。你也不必辛辛苦苦编杂志了，专门在家里写文章。”我感叹道：“我和刘兰相濡以沫十几年，感情早已超脱了爱情。我是她的亲人，更是她生存的依靠。”罗桂红见我说得一往情深，非常不快。
这期间，我的老岳母病危。老人临终时，流着泪对我说：“儿啊，刘兰跟你十几年，苦了你了！你的苦你的累，做娘的都知道。我要走了，我这没用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我一下子跪在老人床前，泪水顿时像开了闸。我哽咽着：“您老放心，有我在，刘兰不会受苦。”
岳母去世以后不久，罗桂红忽然跑到文联办公室找我，说她在城郊给我们租了间房子。我冷冷地回绝了她。谁知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宣传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罗桂红忽然来了，打扮得妖里妖气，格外刺眼。她往会议室门口一站，正在发言的一位领导惊讶地住了嘴。门口的同志问她找谁，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然后扬长而去。经过这次示威以后，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专门到她租的地方去了一次。房间布置得十分温馨。我劝她说：“你对我的感情我明白，也很感动。但我不能骗你，我的确没心思和精力再荒唐下去。我每天夜里得回家，刘兰睡不着喜欢乱跑，我必需照顾她，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她死去的母亲。”她气哼哼地说：“又是你那个疯老婆！你别把我惹急了！”我摔门而去，气极的她从楼上当头泼我一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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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母亲的去世，刘兰在悲痛中又发病了。她这次不像往日那样昏睡，而是没日没夜地在外面乱跑，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娘，你跑哪儿去啦？”我怕她出事，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她单薄落寞的身影，让我肝肠寸断。
此时此刻，罗桂红也没忘见缝插针打我的手机，甚至在我家楼下大喊我的名字，大骂我。我木然地望着她，想怒已没有力气，想哭已没有泪水。那天，我趁刘兰睡着以后，约罗桂红见面。“你说吧，现在两条人命捏你手里，你让我们咋个死法？”我平静地问。她从我心如死灰的神态中，读懂了我的决绝。她想了想说：“那好，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这样吧，你赔我一笔。”我为她的毫无廉耻感到震惊，但我仍然接受了，“多少？请开个价。”我冷笑着。
“不多。十万。”她说。从坤包里拿出了纸和笔。
我看她一眼，又看她一眼，她竟然连脸都没红一下。我不再废话，写了条据，签上名。“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给我一个期限。”她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爽快，飞快地收下纸条，点点头。
“事情到此为止，如果你再闹，我……我就杀了你！”我吼道。
我拖着无力的身子，高一脚低一脚地回了家。说心里话，我没钱，别说十万，一万都没有。一家三口就靠我的薪水过日子，女儿要上学，妻子要看病，但我倾家荡产卖血卖肉也要出钱给这个恶毒女人。其实，与她相比，我更不是东西，我要惩罚自己。不错，我要狠狠地惩罚自己！我冷静地坐在电脑前，写道：“我自己宣判自己有期徒刑一年，从即日起执行。”我将判决书用黑体字输出来，放进嘴里嚼，再吞进肚子里……
我没向任何人借钱，也没脸向人借钱。我和罗桂红的事，很快在单位暗地里流传。我每天除了默默地上班，下班就赶紧走人。业余时间我死皮赖脸跑到各企业小报拉广告，为地痞一样的小老板写报告文学，甚至跑到车船码头干体力活。当我遭人白眼、被人讥笑时，我竟然有了赎罪般的快感。
那天，我又接到一笔差事，帮一位退休的老同志推销诗集。这部诗集内容空洞，属打油诗水平，但定价吓人，卖一本书给我一半回扣。我揣着书做贼似的在各机关挨家挨户售书，竟阴差阳错跑到了市妇联。大伙瞧瞧我，又瞧瞧书的作者，脸色倒并不那么难看。一看内容，就不买账了。我鸡子嘴说成鸭子嘴，好歹留下五本，还要领导批。我真是想钱想昏头了，乐滋滋捧着条来到主席室，抬头一见主席，吓得扭头就跑。
“稀客呀，李辛。不打招呼就走？”那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跑到楼下，回头一看，她正依栏望着我，我加快脚步迅速地逃离。一种无法抑制的痛苦快把我击倒了，我躲进公厕，放声大哭。我当年娶了疯老婆没哭过，被罗桂红逼得走投无路也没流过泪，但看见昔日同窗，我的眼泪像开了闸……人生的际遇，一步走错，步步错啊！
回到家，被我反锁在屋里的刘兰正嚅动着嘴唇吃着什么。我慌忙从她嘴里抠出几粒安定片。医生交待，她这种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吃这药的，我也告诉她好几遍了。我气得对她扬起了手，她把手架在头上，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想吃的，怕到处乱跑惹你烦，想吃两粒睡觉。”一席话说得我辛酸极了，我一把搂住她，喃喃地说：“不怕不怕，是我不好……过阵子就好了，我一定在家陪你！”她像个孩子一样，咧嘴笑了。
那天傍晚，我到码头打工帮人记账，将刘兰带在身边。碰到罗桂红路过，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刘兰，诧异地问：“这就是你老婆？”我赶紧将刘兰扯到一边，警惕地说：“你又想搞啥名堂？咱们可是有约定的。”她叹口气，走了。走好远，还在回头瞧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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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寒冬到来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已经凑足了两万块钱，如约给罗桂红送去。歌厅好像有啥喜事，一片忙碌。我已经好久没来这里了，望着进进出出的客人，恍如隔世。我打手机将她叫出来，从怀里掏出那沉甸甸的两万块钱，交给她说：“这是两万，打个条吧，余下的年底一定给你。”她没接钱，神色怪异地瞧着我，幽幽地说：“你瘦了。”我将钱扔她怀里，扭头就走。她从后面拉住我，重新将钱塞给我。“这钱……我不要了。咱们的事，就这么了啦。别瞪眼，不是我罗桂红变菩萨了，是你让我服了。说老实话，我当初缠你，也就是看你人好，舍不得，由爱生恨……”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落了下来，“进来喝杯茶吧，今天我定婚。”她笑盈盈地说。我再一次坚定地把钱塞给她，严肃地说：“一个人犯了错就该付出代价，我对刘兰犯下的错，我决定用一生来偿还。对你，我坚守承诺，用劳动和汗水来偿还！”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责编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