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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言论以来，社会各界对GDP的声讨之声此起彼伏，以至于在今年的两会上“不要带血的GDP、不要带毒的GDP、不要带霾的GDP！”成了代表们的共同呼声。
曾几何时，在唯GDP论英雄的时候，GDP令多少官员、企业家竞折腰，怎么一夜间GDP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国民对GDP的态度这么快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个现象，显然需要理性的探讨和解释。
灵丹圣药
GDP是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GDP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明，是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仿佛卫星能探知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一般，GDP也可以显示一国的经济全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指标显示总体经济状况，宏观经济管理就好像在没有仪表的情况下试图驾驶飞机。正是因为GDP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才因对创建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系统做出贡献而获诺奖。
GDP传入中国并被官方认可，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来反映社会总产出。工农业总产值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外还有重复计算的弊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有了GDP这个指标，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就是增加值，就能够进行全面计算。”
GDP在中国一经使用，就得到了官员和官方经济学家的偏爱。在“发展是硬道理”、“翻两番”、“奔小康”这些目标和口号的宣传攻势下，GDP走出经济学的象牙塔，日益深入民间，以至于GDP成了公众熟知的流行词。最终官民达成共识，从1980年代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造GDP的运动。
GDP本应由企业创造，在中国则不同。中国政府把创造GDP看做自己的主要责任，每年给自己下达一个GDP增长率指标，中长期还有五年规划指标、十年倍增计划指标等。指标确定后，政府就用行政权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实现GDP目标而奋斗。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政府还把能否实现GDP目标与官员升迁捆绑在一起。GDP等于乌纱帽，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升迁，官员们之间的GDP大战在所难免。于是，一个又一个开发区、高新区、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官员们关注GDP与企业家关注利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前者只关注规模，不关注代价而已。因为官员们创造GDP的经济行为，没有资产负债表，更没有利润表来考核。在官员们的努力下，以GDP来核算，一个个万亿元省份诞生，一座座万亿元城市出现。有媒体报道，过去的那些年份，官员升迁的确与GDP相关。
在官员创造GDP的运动中，企业特别是国企也不甘寂寞。《财富》世界500强是按规模排名，这与创造GDP的精神正好一致，于是中国企业像着了魔似的纷纷争取进入。创利润不容易，做规模中国企业有优势。垄断有利于做规模，联合重组、并购也能迅速做大规模，情急之下的中国企业，更不乏这样把企业做大。《财富》世界500强从1995年开始发布，2013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已经从最初的3家激增到95家进入榜单。其中内地企业85家，但民营企业只有5家。中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之多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经过30年的发展，2010年，中国的GDP终于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160年后重返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也已超过6，000多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50年前，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曾提出“超英赶美”，但未能实现。今天，他们提出的目标，后代人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真让整个民族感觉无比自豪。
GDP的妙用有点像灵丹圣药，服之即灵，被认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GDP就这样植入人们心中，久而久之则到了崇拜的地步。
万恶之源
物极必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的成语。它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如果你做过了头，都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个道理在GDP身上应验。
今年2月20日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据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介绍，此次重污染天气共波及15个省，面积181万平方公里，邢台、石家庄和北京的PM2.5的小时浓度值超过了500微克每立方米，污染程度相当严重。这次严重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空前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PM2.5可以进入血液，所携带的东西会造成对心脏的损害。”据钟南山介绍，中美合作曾做过烧煤区与不烧煤地区人均寿命的调查，经过2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烧煤的淮河以北，人均寿命比淮河以南的人均寿命低5.52年。
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污染不仅仅是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程度也是相当之大。空气、土壤、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这些基本条件受到严重威胁。
这是什么原因呢？吴晓青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以重化工为特点的产业发展模式，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快速增长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来的污染。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巨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换句话说，就是在追求GDP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太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这就叫物极必反。在巨大的压力下，政府现在不得不提出“向污染宣战”。一边要继续“向贫困宣战”，一边又要“向污染宣战”，一个要发展，一个要制约发展，这种相互抵消的目标就这样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有人预测，中国的环境污染将会催生一个巨大的环保产业，这个产业无疑会增加GDP总量。这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现行GDP核算体系的重大缺陷。传统增长方式就是这样为人类的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人类本身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曾几何时，在唯GDP论英雄的时候，GDP令多少官员、企业家竞折腰，怎么一夜间GDP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国民对GDP的态度这么快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个现象，显然需要理性的探讨和解释。
灵丹圣药
GDP是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GDP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明，是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仿佛卫星能探知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一般，GDP也可以显示一国的经济全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形象地比喻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指标显示总体经济状况，宏观经济管理就好像在没有仪表的情况下试图驾驶飞机。正是因为GDP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才因对创建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系统做出贡献而获诺奖。
GDP传入中国并被官方认可，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来反映社会总产出。工农业总产值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外还有重复计算的弊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有了GDP这个指标，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就是增加值，就能够进行全面计算。”
GDP在中国一经使用，就得到了官员和官方经济学家的偏爱。在“发展是硬道理”、“翻两番”、“奔小康”这些目标和口号的宣传攻势下，GDP走出经济学的象牙塔，日益深入民间，以至于GDP成了公众熟知的流行词。最终官民达成共识，从1980年代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造GDP的运动。
GDP本应由企业创造，在中国则不同。中国政府把创造GDP看做自己的主要责任，每年给自己下达一个GDP增长率指标，中长期还有五年规划指标、十年倍增计划指标等。指标确定后，政府就用行政权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实现GDP目标而奋斗。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政府还把能否实现GDP目标与官员升迁捆绑在一起。GDP等于乌纱帽，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升迁，官员们之间的GDP大战在所难免。于是，一个又一个开发区、高新区、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官员们关注GDP与企业家关注利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前者只关注规模，不关注代价而已。因为官员们创造GDP的经济行为，没有资产负债表，更没有利润表来考核。在官员们的努力下，以GDP来核算，一个个万亿元省份诞生，一座座万亿元城市出现。有媒体报道，过去的那些年份，官员升迁的确与GDP相关。
在官员创造GDP的运动中，企业特别是国企也不甘寂寞。《财富》世界500强是按规模排名，这与创造GDP的精神正好一致，于是中国企业像着了魔似的纷纷争取进入。创利润不容易，做规模中国企业有优势。垄断有利于做规模，联合重组、并购也能迅速做大规模，情急之下的中国企业，更不乏这样把企业做大。《财富》世界500强从1995年开始发布，2013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已经从最初的3家激增到95家进入榜单。其中内地企业85家，但民营企业只有5家。中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之多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经过30年的发展，2010年，中国的GDP终于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160年后重返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也已超过6，000多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50年前，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曾提出“超英赶美”，但未能实现。今天，他们提出的目标，后代人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真让整个民族感觉无比自豪。
GDP的妙用有点像灵丹圣药，服之即灵，被认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GDP就这样植入人们心中，久而久之则到了崇拜的地步。
万恶之源
物极必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的成语。它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如果你做过了头，都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个道理在GDP身上应验。
今年2月20日开始，时间长达一周，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据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介绍，此次重污染天气共波及15个省，面积181万平方公里，邢台、石家庄和北京的PM2.5的小时浓度值超过了500微克每立方米，污染程度相当严重。这次严重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空前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PM2.5可以进入血液，所携带的东西会造成对心脏的损害。”据钟南山介绍，中美合作曾做过烧煤区与不烧煤地区人均寿命的调查，经过2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烧煤的淮河以北，人均寿命比淮河以南的人均寿命低5.52年。
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污染不仅仅是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程度也是相当之大。空气、土壤、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这些基本条件受到严重威胁。
这是什么原因呢？吴晓青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以重化工为特点的产业发展模式，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快速增长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来的污染。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巨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换句话说，就是在追求GDP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太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这就叫物极必反。在巨大的压力下，政府现在不得不提出“向污染宣战”。一边要继续“向贫困宣战”，一边又要“向污染宣战”，一个要发展，一个要制约发展，这种相互抵消的目标就这样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有人预测，中国的环境污染将会催生一个巨大的环保产业，这个产业无疑会增加GDP总量。这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现行GDP核算体系的重大缺陷。传统增长方式就是这样为人类的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人类本身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