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廉洁文化的内化到个人秉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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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曾国藩生活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晚清政坛上极其显赫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读书非官、居安思危的廉政思想;力排众议、孜孜不倦的勤政思想以及勤苦俭约、不贪爱奢华的俭朴思想等为主要内容的廉洁文化在这位身处国难的一代名臣身上得到了最好诠释,其思想精髓在弘扬廉洁文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 廉洁文化 现实意义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上,廉洁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底蕴与内涵。近代,晚清重臣曾国藩不仅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廉洁文化,而且在近代纷纭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力排众议、大胆改革,赋予了传统的廉洁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本文拟从其廉洁思想的产生、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世人提供历史启示。
  思想源流—以理学为基础的湖湘文化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三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镇压太平天国后,官至二品。与李鸿章一道倡办江南制造总局和派遣留美学童,成为满清王朝举足轻重的洋务首领。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湘籍精英人物,曾国藩曾言湖湘文化影响了他的一生。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湖湘一地,系全国人心之希望”的显赫地位,哺育这块土地的湖湘文化功不可没。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至深。尤其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后,湖南由一个偏远地跃为离首都较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区,作为理学学派之一的湖湘学派在此背景下诞生并得到长足发展。
  “理学的心性义理之道和务实践履思想以及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与基础。”①理学强化和改造了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湖湘文化既传承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脉络精髓,又展现出其积极进取、忧国忧民的一面。曾国藩廉明进取、勤勉务实的官宦作风来源于理学学派的湖湘文化。
  思想内容—从传统到近代的新儒学
  从小接受理学熏陶和儒学教育,曾国藩和其他走科举之路的封建士子一样,在思想和实践中严格恪守精谨勤廉之古训,克勤克俭,以廉率人,言行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为官之要在于廉”的基本要求。此外,曾国藩能够在变幻多端的国内外环境中,审时度势,大胆改革,与保守势力作斗争,引领愚昧守旧的晚清官场“师夷长技以自强”。其与时俱进、力求变革的创新思想冲破了传统的廉洁思想的范畴,赋予廉洁文化新的时代内容。作为新儒学大师,曾国藩的廉洁思想主要包括:
  读书非官、不积私财的廉政官宦思想。满腹经纶的曾国藩,靠的是勤奋读书在科举道路上步步攀升。但科举成就显赫的他反对社会上流行的读书做官论。这种思想体现在他的大量日记和家信中,他督促曾氏家族的男子勤奋读书,但并不愿意子孙做大官,而是希望他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学有所成。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丰,可以处约。此君子也。”②这种思想在“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很是高尚。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志于利禄,学者之大患也”的思想,反对子孙为功名利禄而学,希望子孙淡泊名利,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不积私财是曾国藩始终不渝的为官原则,在满贵排汉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在其跌宕起伏的官宦生涯中,曾国藩能深得朝廷信任靠的不只是才能,更多的是在那吏治腐败的年代里官僚们难以做到的这一为官原则。他认为当官不要钱,也就是为官要廉洁是一个最浅显最重要的原则。他为官30多年,始终能勤俭自持,不敢稍染官宦气息。“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钱与后人。”这股清廉作风与当时“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现状形成鲜明对比,足显曾国藩的可贵之处。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的勤政俭朴思想。曾国藩曾在奏稿中指出清朝官场腐败的原因是,官场繁文缛节过多,懒散人员过多,官宦浪费钱财过多。要提高行政效率必须精简机构,增强官员的勤政意识。为了改变日下的世风,他力倡廉政之风,认为正气不伸,则风俗难挽回。因此,他倡导“八德”以正世风,即以“勤、俭、刚、明”求诸己;以“孝、信、谦、诨”施诸人,并指出要“勤以治事”,“廉以服众”。作为朝廷要员,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劳逸不均、贫富悬殊的问题,肯定为“此天下最不平等之事”。曾国藩一直认为:不管是居家、居官、行军,都应该要以“勤”字为根本。他毕生以勤字自检,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大志愿。他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坚持以勤为本,不仅自己一生坚守勤劳勤奋,还把“勤”当作教导子弟的经常性内容之一。他的诸弟、子侄及其后代谨遵家法,历代兴旺昌盛。
  俭和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曾国藩虽身居庙堂高位,但也认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③。曾国藩一生清廉,淡泊明志,座右铭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在当时乌烟瘴气的官场上确是独秀一枝。他吃饭因只有一道菜而被誉为“一品宰相”。他曾对其子纪鸿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④
  良好的家教家风使得曾氏家族人才辈出,成为晚清的名望家族,长子曾纪泽官至驻英大使。颇有建树的曾氏人才与曾国藩的家教和个人秉性密不可分,曾在教育领域堪称楷模。他吩咐家中子弟在日常花费上要注意节俭,不可以奢为尚,漫无节制,他说:“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称出,本月用毕,只准盈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⑤   顺时而变、师夷自强的创新进取思想。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思想内容,博众家之长。他潜心治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为了从学术中寻找治国安邦、扶危救困的有效途径。作为饱览儒家经典的一宗儒学大师,他能在中国封建社会濒临崩溃,出现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审时度势、顺势而动和创新求变,确是可贵。他的创新进取思想使其一向尊崇的传统的廉洁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他曾对那些“以为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中”的儒士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在1851年8月的日记中写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在政治、军事、外交等生涯中,显现出务实求变、顺时而动、除旧布新的行事作风。他在给清朝的奏稿中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國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1861年是中国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对洋人一向嗤之以鼻的清政府成立专门负责洋务事宜的总理衙门。在中央权贵奕的支持下,作为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虽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宗旨而失败,但却是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大。在这场运动中,曾国藩无疑是一名引领者,他创办了第一家军工厂,第一家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家船舶建造厂,派出了第一批赴美幼童,其中赴美幼童的派遣,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西学人才,他们在政治、经济、交通和教育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论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显赫人物,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色彩较为浓烈的历史人物。但其清廉坦荡、勤政俭朴、务实求变的从政风范,得到学者们的公认。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体现,他崇尚廉洁文化、践行廉洁思想,推己及人,他率领的湘军是当时一支最廉洁的军队。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民族危机加剧的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这一口号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开创了中国人探索西方的先河。这种思想已远远突破了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范畴,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古代向近代推进了关键的一步。虽然由于阶级的局限,曾国藩倡导的廉洁文化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其思想价值,以及传承的廉洁文化的精髓值得探讨和借鉴。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恒俊:“论湖湘文化影响下的湘籍精英”,《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72页。
  ②③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第191页。
  ④⑤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24页,第1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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