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时间的过去，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许多思想信仰上的斗争其实毫无必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在其1919年的著名反对意见中写道，“他们开始相信……要追求至善，最好还是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至善，也就是说，要检验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最佳检验方法乃是让其接受市场竞争，看其是否能被接受—而真理，是人们的愿望可以安全实现的唯一土壤。”
　　但是，与所有市场一样，思想市场需要监管：特别是，思想市场的参与者必须受诚信、谦卑和礼貌的约束。此外，每一位思想交流者都应该遵守这些原则。
　　当然，各时期的政客们用污言秽语污染着思想市场。但令人惊奇的是，美国政坛在这方面颇有进步。安能伯格公共政策中心的一份研究指出，近几年来国会中的失礼情况要好于20世纪90年代或40年代。共和党参议员科鲁兹因为在1月时猛烈质疑即将履新的国防部长哈格尔而饱受抨击。但在麦卡锡时代蔚然成风的从爱国角度攻击被提名者的做法现如今早已不再是常态。
　　相反，学界似乎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本应免疫于屁股决定脑袋的攻讦。但经济学家如今却长于人身攻击和煽风点火。
　　在经济学家中，战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克鲁格曼。克鲁格曼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在《纽约时报》辟有专栏，他的评论和博客“一个自由派的良知”让全世界自由派（以美国标准来定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记者们带着朝圣的狂热趋之若鹜。他也是Twitter上的超级明星，粉丝超过100万。一些热情的追随者的博客时刻与他同步，转载大师的智慧。
　　如今，许多人天真地认为互联网上可以存在十足的言论自由。他们低估了在线权力如此集中会产生怎样的腐败—完全不亚于任何形式的权力腐败。
　　克鲁格曼和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争论可以追溯到2009年，在此期间我越来越对他对权力的滥用引起警惕。上周我决定撰写一个由3篇文章组成的系列文章，全部发表在自由派博客圈的核心网络媒体Huffington Post上。
　　历史学的训练促使我立论于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我引用了克鲁格曼此前的文章证明，首先，克鲁格曼在其经济评论中一再声称的“无往而不准”的东西是错误的。尽管（与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在2006年就看出了房地产泡沫，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助长全球危机的金融反应链。他并没有预测到美国的危机，随后又错误地预测欧洲货币联盟将立刻解体，在2011年和2012年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20多篇文章。他从未承认这些错误；相反，他在事后还夸大自己的正确性。
　　其次，克鲁格曼所宣称的大大扩张财政刺激能让美国经济复苏得更快完全是推断。但他据以下结论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很难称得上可靠，因为在预测危机和欧元区继续存在的问题上它都出现了错误。此外，他在危机前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中，至少有一篇与他现今的观点完全相悖。他最近指出，当前—甚至更高的—联邦债务水平根本不会带来风险。因此，他宣称在“史诗般的知识分子争论”中“大获全胜”纯属意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即使克鲁格曼过去“无往而不准”，也不能作为他对意见相左者一再粗口甚至人身攻击的理由。像“鼠辈”、“妄想”、“见鬼”、“笨蛋”、“蠢货”、“无赖”、“白痴骗子”、“行尸走肉”这样的词绝不应该出现在文明的争论中。对于我，他只是称为“装腔作势的人”、“唉声叹气的家伙”、“言语空洞者”，上周则称我为“专使板砖的讨厌鬼”—如此看来我还算幸运。
　　克鲁格曼的行为绝不是霍尔姆斯所谓的思想的自由交流，他堪为知识分子中的强盗贵族，用手中的权力将正派人士排挤出公共空间，特别是青年学者—不难理解，青年学者害怕来自“不可战胜的克鲁格曼大帝”的“突袭”。
　　我所支持的解决方案是问责制。但我完全不寄希望于《纽约时报》会行使其正常的编辑权力。因此，我建议出台一部知识界的反垄断法。从今以后，对于克鲁格曼所公开发表的每一个词，他都必须保证此前已经阅读过他人所写的至少100个词。我不敢保证更广泛地阅读能教会他诚信、谦卑和礼貌。但这至少能减少他在经济思想市场上不相匹配的巨大份额。
　　当然，作为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反对反垄断监管。但他在这一领域的观点无法通过他自己的“真理的检验”，因为这些观点缺少“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的力量”。霍尔姆斯以他惯有的优雅接受失败。克鲁格曼—不论对错—也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