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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暴雨、洪水、风雪……城市越来越频繁地遭受种种极端气候的侵袭。如何帮助城市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系主任克里斯蒂娜·希尔是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建筑环境及自然环境这一领域的专家。她指出，专业设计师们必须从实际和心理两方面做好准备帮助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我们经济的未来，多数人的健康。安全以及福利都要依靠现在的最佳实践”。令她欣慰的是。已经有城市着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各城市正徘徊在气候变化的边缘。过去的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冬天，美国许多城市都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因此有人声称“垒球变暖”不过是“恶作剧”。在夏天，我们却经历了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需要让人们理解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垒球变暖的趋势，而是我们正面临着极端气候不断增多的局面。对于容纳了众多人口和财富的城市来说，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计划应对的不是夏季平均气温上升2－10℃，而是会危及城市基础设施和人身安垒的降雨、洪水、干旱以及热浪持续侵袭等新的极端气候。
大多数的美国城市开始意识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而欧洲城市则已经行动起来，并且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经验教训。
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正投入资金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城市。荷兰相信，它们有能力应对水文动力方面的变化。而且，这种能力不仅能够有助于解决荷兰国内面临的问题，还可以成为一项主要出口——在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分享这些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获益。
伦敦已经在泰晤士河上修建了著名的防潮闸。同样是由于所处的市内港口的重要位置，德国的汉堡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洪水可以在城中穿流，但多数城市新区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高水位的情况，如修建防水停车场，高出街道20英尺的紧急疏散路网，一层不设住宅单元等。甚至这个港口城市新区的公园都被设计成了能抵御波浪和风暴潮的冲击——或是随着水位的上涨而浮动，或是大量使用洪水退去之后只需简单冲洗的硬质地面。
城市需要转变思维从长计议
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保护、修复及设施更新。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尤其是那些未来最具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地区和人群；修复各种基础资源，如土壤肥力、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等；即改造诸如建筑、交通、景观的城市系统，从而减少能源使用(能源使用就意味着CO2的产生，除非只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当地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的产生。
前述欧洲城市的努力还只属于保护一类。
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城市保护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保护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儿童及其监护人(通常是单亲母亲)、病人及老人等低收入者。
稍微拥有一点财力的人都可以保护自己。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些人可以买更好的空调，能够支付起随着燃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电费，洪水来临时可以住到宾馆，需要时能够得到医疗保健，甚至还可以在较少受灾的地方购买住宅后举家迁移。然而，对于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母亲不得不工作而且得不到任何补助地照顾他们的孩子来说，情况则不一样。
各城市需要关注极端气候，并投入资金使其在极端环境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两方面有更加灵活的应对能力。这就是“设施更新”。
无论是从财政的角度，还是对土地的新用途选择来说，撤掉高速公路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周而复始地保有一条使用率低下、污染严重的道路代价高昂。纽约南布朗克斯区的谢里登高速公路被取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公租房，商品房以及公园等建筑。公园能够在天气炎热时提供清洁的游泳场所，同时还能增强该地区抵御洪水的能力。在短期内，这项资本投入的确高昂，但在不久的将来，却能够节省公共资金，并提高防御能力。如果城市希望避免陷入无底洞式投入、人们生活品质及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局面，那么就不得不从根本上转变思维方式，摒弃公共基础设施“越多越好”的旧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设施系统”包括使用点的资源(例如使用电力的建筑物内)以及按照需求将资源从资源丰富的地方传输到稀缺区域的传输网络，同时还包括保护支持城市内外资源丰富性的景观，例如向水库排水的源头和支流。在构想基础设施时，将重点放在管道、空中输电线、高速公路、海堤等传输网络上，这严重降低了我们的想象力，致使我们很难设想出能够使城市及其周边保护地区具有更强抵御能力的选择方案。
合理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考量：能够保护弱势人群——尤其是贫困家庭以及诸如北向坡面、水域体系的源头以及鱼类和贝类位于河口的“幼儿园”等特殊地区；应该有助于基础资源的恢复(土壤肥力、空气质量、水源质量等)，而不是减少这些资源的供给；应该有助于转变我们的应对方式，从而使我们更能适应极端的环境事件以及不断增加的燃油成本。
交通、公园、新的海岸线结构不但提供栖息地，也能够保护财产和公共设施。以上面提及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似乎都是更好的投资。
城市在作公债决策时应注重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如果只是投资于高速路的以旧换新，而没有显著增加公共交通的话，那就错了。这些城市将长期为非适应性项目支付费用，如此一来就没有钱用于适应性项目。另一方面，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公共交通能拓宽未来居民的选择范围，因此对于这样的项目应该延长其偿债期限，从而使其更加低廉，让更多人能负担得起。这些投资有助于增强城市未来的适应性及适应燃料价格上涨等趋势的能力。
按照城市的规模，在具体的应对方式上各有侧重。大城市在投资时必须将集中化基础设施与分散式基础设施结合起来。而小型城市将可能不得不在鼓励集中居住或者让更多的人以不太昂贵又健康的方式分散居住这两种方式中作出抉择。
在人口密度更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集中化系统，让这些小城市更加宜居(减少驾车、日常往来更适于步行以及更加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等)。而在家家户户在能源、用水及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具有更强独立性并且能够使用更加清洁的交通技术(如电动汽车)的情况下，小型城市就可以提供更少的服务，并且能够通过控制成本提升城市的应对能力。
后一种战略认为，清洁度更高、以家庭为基础的技术终将发展成熟并且价格合适，而且人们也会乐意生活在他们限定的范围内。这种想法显得过于乐观了。小城市采取高密度战略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无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城市在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同时，更要着眼于提出解决方案。尽管这并不容易，但为了保护生活于这片区域的生物，是值得而必须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系主任克里斯蒂娜·希尔是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建筑环境及自然环境这一领域的专家。她指出，专业设计师们必须从实际和心理两方面做好准备帮助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我们经济的未来，多数人的健康。安全以及福利都要依靠现在的最佳实践”。令她欣慰的是。已经有城市着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各城市正徘徊在气候变化的边缘。过去的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冬天，美国许多城市都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因此有人声称“垒球变暖”不过是“恶作剧”。在夏天，我们却经历了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需要让人们理解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垒球变暖的趋势，而是我们正面临着极端气候不断增多的局面。对于容纳了众多人口和财富的城市来说，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计划应对的不是夏季平均气温上升2－10℃，而是会危及城市基础设施和人身安垒的降雨、洪水、干旱以及热浪持续侵袭等新的极端气候。
大多数的美国城市开始意识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而欧洲城市则已经行动起来，并且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经验教训。
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正投入资金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城市。荷兰相信，它们有能力应对水文动力方面的变化。而且，这种能力不仅能够有助于解决荷兰国内面临的问题，还可以成为一项主要出口——在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分享这些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获益。
伦敦已经在泰晤士河上修建了著名的防潮闸。同样是由于所处的市内港口的重要位置，德国的汉堡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洪水可以在城中穿流，但多数城市新区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高水位的情况，如修建防水停车场，高出街道20英尺的紧急疏散路网，一层不设住宅单元等。甚至这个港口城市新区的公园都被设计成了能抵御波浪和风暴潮的冲击——或是随着水位的上涨而浮动，或是大量使用洪水退去之后只需简单冲洗的硬质地面。
城市需要转变思维从长计议
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保护、修复及设施更新。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尤其是那些未来最具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地区和人群；修复各种基础资源，如土壤肥力、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等；即改造诸如建筑、交通、景观的城市系统，从而减少能源使用(能源使用就意味着CO2的产生，除非只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当地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的产生。
前述欧洲城市的努力还只属于保护一类。
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城市保护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保护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儿童及其监护人(通常是单亲母亲)、病人及老人等低收入者。
稍微拥有一点财力的人都可以保护自己。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些人可以买更好的空调，能够支付起随着燃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电费，洪水来临时可以住到宾馆，需要时能够得到医疗保健，甚至还可以在较少受灾的地方购买住宅后举家迁移。然而，对于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母亲不得不工作而且得不到任何补助地照顾他们的孩子来说，情况则不一样。
各城市需要关注极端气候，并投入资金使其在极端环境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两方面有更加灵活的应对能力。这就是“设施更新”。
无论是从财政的角度，还是对土地的新用途选择来说，撤掉高速公路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周而复始地保有一条使用率低下、污染严重的道路代价高昂。纽约南布朗克斯区的谢里登高速公路被取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公租房，商品房以及公园等建筑。公园能够在天气炎热时提供清洁的游泳场所，同时还能增强该地区抵御洪水的能力。在短期内，这项资本投入的确高昂，但在不久的将来，却能够节省公共资金，并提高防御能力。如果城市希望避免陷入无底洞式投入、人们生活品质及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局面，那么就不得不从根本上转变思维方式，摒弃公共基础设施“越多越好”的旧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设施系统”包括使用点的资源(例如使用电力的建筑物内)以及按照需求将资源从资源丰富的地方传输到稀缺区域的传输网络，同时还包括保护支持城市内外资源丰富性的景观，例如向水库排水的源头和支流。在构想基础设施时，将重点放在管道、空中输电线、高速公路、海堤等传输网络上，这严重降低了我们的想象力，致使我们很难设想出能够使城市及其周边保护地区具有更强抵御能力的选择方案。
合理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考量：能够保护弱势人群——尤其是贫困家庭以及诸如北向坡面、水域体系的源头以及鱼类和贝类位于河口的“幼儿园”等特殊地区；应该有助于基础资源的恢复(土壤肥力、空气质量、水源质量等)，而不是减少这些资源的供给；应该有助于转变我们的应对方式，从而使我们更能适应极端的环境事件以及不断增加的燃油成本。
交通、公园、新的海岸线结构不但提供栖息地，也能够保护财产和公共设施。以上面提及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似乎都是更好的投资。
城市在作公债决策时应注重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如果只是投资于高速路的以旧换新，而没有显著增加公共交通的话，那就错了。这些城市将长期为非适应性项目支付费用，如此一来就没有钱用于适应性项目。另一方面，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公共交通能拓宽未来居民的选择范围，因此对于这样的项目应该延长其偿债期限，从而使其更加低廉，让更多人能负担得起。这些投资有助于增强城市未来的适应性及适应燃料价格上涨等趋势的能力。
按照城市的规模，在具体的应对方式上各有侧重。大城市在投资时必须将集中化基础设施与分散式基础设施结合起来。而小型城市将可能不得不在鼓励集中居住或者让更多的人以不太昂贵又健康的方式分散居住这两种方式中作出抉择。
在人口密度更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集中化系统，让这些小城市更加宜居(减少驾车、日常往来更适于步行以及更加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等)。而在家家户户在能源、用水及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具有更强独立性并且能够使用更加清洁的交通技术(如电动汽车)的情况下，小型城市就可以提供更少的服务，并且能够通过控制成本提升城市的应对能力。
后一种战略认为，清洁度更高、以家庭为基础的技术终将发展成熟并且价格合适，而且人们也会乐意生活在他们限定的范围内。这种想法显得过于乐观了。小城市采取高密度战略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无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城市在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同时，更要着眼于提出解决方案。尽管这并不容易，但为了保护生活于这片区域的生物，是值得而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