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一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当今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学术和乡土结合在一起，也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学术之旅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费璞安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式中学，后就任江苏省视学一职。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因此，费家子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费孝通，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对自己国家的羸弱贫困、民不聊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愤。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助病弱。1928年，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学医。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意识到，来自社会的病痛，比来自个人生理的病痛更需要有人关心和医治。于是在20岁时，转到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这次转学使费孝通的人生经历出现了重大转折。之后他的一生便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燕京大学，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学习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来推进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接受了两年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毕业时，费孝通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名额。但在导师史禄国的建议下，费孝通推迟出国时间，以便先在国内作一番实地调查。
　　1935年初秋，在广西瑶山的峻岭密林间，费孝通开始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之旅。次年，他对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近两个月细致严密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而费孝通认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无法进行任何研究。
　　
　　志在富民
　　
　　当历史迈进上世纪80年代，历经坎坷的费孝通，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重新捡起了自己被迫中断的研究，继续在乡村城镇间行走。
　　较之以往，晚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通过调研，他率先提出了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由来。费孝通对新时期小城镇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区域经济模式的调查、对开发大西北的建议等，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国家解决发展、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开拓了思路。
　　“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这是费孝通总结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时由衷的感慨。
　　据他身边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近20年来，费孝通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2001年已经九旬高龄的他，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甘肃定西，他先后去了7次；贵州毕节，他也一次又一次奔波往返。
　　费孝通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风雨沧桑，光阴荏苒，费孝通以自己辛勤的劳作诠释着人生的真谛。他写下300多万字的文章，使人不能不惊叹这位老人释放的巨大能量。
　　


　　五四之子
　　
　　费孝通的学者之路，发端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哀愁。这种爱国情怀同时也使他的人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
　　和许多优秀、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费孝通在那个“搁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积极投身于进步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残酷、血腥的抗日战争和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中，他正确选择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侵略奔走，为民主自由呼号。
　　同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6000多名学生举行反战时事晚会，费孝通等4位教授应邀前来演讲。当轮到费孝通的时候，会场突然断电，枪声大作。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他和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
　　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1957年两人都成了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
　　
　　“圈外”作家
　　
　　费孝通从小就有文学天赋。他14岁时就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自那以后，他勤奋笔耕了一辈子。
　　作家曹聚仁在谈到费孝通文章时，说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费孝通的散文随笔和诗歌尽管是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
　　费孝通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人。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
　　一次他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这实际上暗指费孝通1957年罹难和复出后施展宏图的历史。费老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其实又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他的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受到鼓舞，足以。
　　
　　生死爱情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
　　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赴大瑶山考察。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考察进行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从此一去不返，七天后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她的遗体。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利用这段时间，他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之后才有了《江村经济》。在奠定费孝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王同惠葬于梧州。1988年12月，与爱人分别53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费孝通睹“碑”思人，慨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告慰爱人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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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苏吴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6年秋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1938年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47年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并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成右派。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3年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