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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潮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
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十问翁纯贤
1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我觉得人变乐观了，更加积极向上。深圳这个地方，人都很积极，很拼命很认真地干活。到了深圳之后，跟在老家不一样，家里的人做事情我觉得没有深圳的人认真。
2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翁纯贤：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特别大的，但印象最深刻还是刚到深圳的感觉，虽然灰尘滚滚，但建设得非常快，觉得很好。在家里的时候，房子都很旧。在这里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到单位后，觉得这里的人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没有磨洋工的，从那个时候起，养成了做事情要很认真负责拼命的习惯。
3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翁纯贤：当然是决定到深圳来，并且留下来，其实中间有几次想打退堂鼓。
4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翁纯贤：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能好好读书，他今年刚上大学了。
5你最害怕什么？
翁纯贤：说实话，我最害怕失业。虽然我不会失业，但每次想到就很怕。我老公说，你那么辛苦干活，我们又不是没钱。我说我最怕没工作，那样人肯定会很无聊，没事做不知道要干嘛去。
6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翁纯贤 ：给了特区吧，把青春都给了深圳了。（大笑）
7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翁纯贤：其实现在最大的欲望就是学习，包括专业知识、业务知识、英语等，都需要去学习。以前做我们这一行，都是人家上门来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推荐产品。做业务的，不去更新方法的话，肯定要被淘汰的，要知道现在市场需要什么，人们喜欢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一定要学习。
8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翁纯贤：我希望我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可以重新去读书。
9你焦虑么？
翁纯贤：倒不焦虑，我的心态还挺好的，遇到什么事不会很焦虑。
10你幸福么？
翁纯贤：还算是幸福的。生活、工作都比较顺利，孩子也挺好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圆满，总有一些东西是你得不到的。如果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让你去充电，那是最幸福的，但没办法，现在太忙了。
关于打工族的记录
歌曲:
崔健《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那没读过书的人就不是人吗/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给我碗水喝
电视剧:
《外来妹》 ,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
著作: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香港科技大学潘毅著，此书获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C. Wright Mills奖，潘毅成为1964年奖项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
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
十问翁纯贤
1这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翁纯贤：我觉得人变乐观了，更加积极向上。深圳这个地方，人都很积极，很拼命很认真地干活。到了深圳之后，跟在老家不一样，家里的人做事情我觉得没有深圳的人认真。
2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翁纯贤：好像没有什么影响特别大的，但印象最深刻还是刚到深圳的感觉，虽然灰尘滚滚，但建设得非常快，觉得很好。在家里的时候，房子都很旧。在这里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到单位后，觉得这里的人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没有磨洋工的，从那个时候起，养成了做事情要很认真负责拼命的习惯。
3你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什么？
翁纯贤：当然是决定到深圳来，并且留下来，其实中间有几次想打退堂鼓。
4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翁纯贤：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能好好读书，他今年刚上大学了。
5你最害怕什么？
翁纯贤：说实话，我最害怕失业。虽然我不会失业，但每次想到就很怕。我老公说，你那么辛苦干活，我们又不是没钱。我说我最怕没工作，那样人肯定会很无聊，没事做不知道要干嘛去。
6你最好的时光给了谁？
翁纯贤 ：给了特区吧，把青春都给了深圳了。（大笑）
7你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欲望要加强？
翁纯贤：其实现在最大的欲望就是学习，包括专业知识、业务知识、英语等，都需要去学习。以前做我们这一行，都是人家上门来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推荐产品。做业务的，不去更新方法的话，肯定要被淘汰的，要知道现在市场需要什么，人们喜欢什么，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一定要学习。
8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翁纯贤：我希望我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可以重新去读书。
9你焦虑么？
翁纯贤：倒不焦虑，我的心态还挺好的，遇到什么事不会很焦虑。
10你幸福么？
翁纯贤：还算是幸福的。生活、工作都比较顺利，孩子也挺好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特别圆满，总有一些东西是你得不到的。如果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让你去充电，那是最幸福的，但没办法，现在太忙了。
关于打工族的记录
歌曲:
崔健《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那没读过书的人就不是人吗/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给我碗水喝
电视剧:
《外来妹》 ,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
著作: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香港科技大学潘毅著，此书获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C. Wright Mills奖，潘毅成为1964年奖项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