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民敬愛的周总理，是中国的伟大战士；他风度翩翩，魅力难挡；他鞠躬尽瘁，为人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2周年纪念日。42年前，他的离开令江河挥泪，天地同悲；42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纪念他不朽的精神。
　　周总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处
　　周总理生前留下嘱咐：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1976年1月16日晚8点15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张树迎、高振普乘坐一架安-2飞机，分别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来的全部骨灰。
　　第一把骨灰撒北京
　　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过暑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这是北京给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周恩来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和同学一起在北京请愿。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20多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在北京，他曾和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曾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第二把骨灰撒密云
　　周恩来的第2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周恩来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因为密云水库的规模比较大，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更多。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都亲赴现场，就地指导施工。在工地上，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
　　以当时的国力、技术等条件，密云水库是一个举世创举，也难怪他要把骨灰撒到密云水库了。
　　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
　　周恩来的第3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1913年，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之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后考入私立的南开学校。周恩来在天津先后读书5年多，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他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
　　天津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还是他与另一半邓颖超同志相识、相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份热爱。
　　第四把骨灰撒滨州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
　　1992年3月8日，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同志回忆说：“1948年3月23日，按农历算是总理的50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中央纵队从陕北的吴堡县川口镇东渡黄河。总理登上渡船后，一边和船工舵手们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感谢你们今天把我们送进母亲的怀抱，享受母爱的温暖。’”周恩来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
　　此外，周恩来生前最后召见的罗青长说，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是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祈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周总理临终前听的最后一首乐曲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根据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创作完成了长诗《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他还让萧华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都带到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歌词中涉及的长征史实，并对每段唱腔，都提出自己的品评意见。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做过第5次手术后，再也没能下病床。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却仍时不时重现长征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地哼唱《长征组歌》。他对邓颖超说想要看一次。邓颖超含着泪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
　　一天，战友文工团演出接近尾声时，文工团领导传达了为病榻上的总理表演这一紧急任务。那天，不用作任何动员，演员们在空空的剧场，面对摄像机，都拿出了最佳状态，忍着泪，认真演唱并录制了《长征组歌》这张给周总理的特殊唱片。
　　此后，每当周恩来疼痛难忍时，邓颖超就会取出《长征组歌》的唱片，为他播放这些歌曲，他的眼里总会闪出湿漉漉的波光。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用《醒世恒言》中的诗句表露心境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0年夏天，他随周恩来赴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周恩来的处境极其困难：他既要注意当时多种“左”的派系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既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泽东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全国老百姓能吃饭穿衣、有正常的生产生活；他生怕外交上出任何差错，又担心着军事上的任何闪失，真正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许多时候他都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有人曾悄悄在周恩来面前说：“江青太难应付了。”周恩来悲怆地回答：“我何止要应付一个江青！”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休息，纪东到总理办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字条，上边留有周恩来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说，这几句戏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但是周恩来虽注明《西厢记》，可是《西厢记》里却找不到这4句话。经查找，后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发现类似的这4句话： 　　江南有謠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据推断，周恩来是在嗣母陈氏娘家同时读到《醒世恒言》《西厢记》《天雨花》等书的。因为他在陈家时间比较短，只有约3个月，他来不及反复看，几十年后，把在《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误记为《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了。
　　“敲打”出翻译室严谨细致的作风
　　1965年，施燕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她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恩来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按从东到西的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吴建民担任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件，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他深知毛泽东送书背后的用意
　　1910年春，周恩来“应伯父召，趋辽东”，到盛京（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东关模范学校有一位高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加深周恩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高老师将自己的《史记》《离骚》《汉书》《后汉书》等统统向周恩来“开放”。后来，周恩来又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买了《史记》《后汉书》，以便随时阅读。60多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在启用并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时，他怕周恩来不理解，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一部《后汉书·刘盆子传》送到周恩来那里，并嘱周恩来认真读一读。
　　原来，西汉末年，因王莽篡位，各地起义、造反的头领很多，他们都以姓刘的为汉朝的正宗传人，就像后来曹操将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那样，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反对王莽的赤眉起义军就拥立原本是个放牛娃的刘盆子为皇帝，一直打进都城长安。毛泽东当时用意很明确：刘盆子作为一名放牛娃，由于当时形势需要，被拥立为皇帝；现在也是形势需要，要将王洪文这个“娃娃”启用起来，让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其实，周恩来还在少年时期，就读过《后汉书》，熟知刘盆子的故事。他当时也确实遵照毛泽东的意愿，对王洪文言传身教，直到最后发现王洪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又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走上祸国殃民的不归之路。
　　（本版稿件综合《党史纵览》《红岩春秋》《解放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