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四声别义是古代汉语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四声别义是构词法，即音变构词，因此其配对词应被视为两个不同的词。四声别义的来源应追溯到上古，这一点可从两方面得到印证：第一，上古口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四声别义现象，魏晋经师只是对该类现象进行整合归纳，并非其人为结果；第二，四声别义的配对词是同源词，可从字形不同而声调有别的同源词入手考察其来源。
关键词 四声别义 构词法 同源词 汉语口语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常不乏以下例子：“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解衣衣我”的第一个“衣”为平声，名词；第二个“衣”为去声，动词，“给……穿衣服”的意思。“冬雷震震夏雨雪”的“雨”读作去声，动词，“下雨”之义，而“雨”更为我们所熟悉的读音是上声。这些例子就是最为典型四声别义现象。
所谓四声别义，就是用不同的声调区分同一个字形所表示的不同意义。关于这一现象，古人早有研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说：“夫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乎报反，下乌路反）……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有之，相成积习，有自来矣，全承师说，皆辨析之。”四声别义的源头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在分析了各派观点的基础上发表自己对四声别义来源的拙见。为探求四声别义的起源，首先要明确四声别义的性质以及本质。
一、四声别义的性质
四声别义的本质，是构词法，即“变调构词”，用声调将两个字形相同，但意思不同的词区分开来，属于音变构词中的一类。这种类型的构词法在其他语言中也有使用，比如英语，就有以轻重音来区分词性或词义的例子：contract，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时为名词，表示“合同、合约”；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时，为动词，表“收缩、感染”。
四声别义的产生根源，是词义的引申，但要和一词多义区分来开。四声别义，引申是其过程，但结果却是产生了新词，只不过字形相同罢了，可读音却不同；而一词多义是由于引申产生了不同的义位，但并没有产生新词，且字音不会有改变。这也就是说四声别义是一种派生途径。原本的词叫原始词（如字），新派生的词叫滋生词（读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词，虽字形一样，但读音和意义都不相同。
通常，四声别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因词性不同而变调和因意义不同而变调。因词性不同而变调的如：
闲中也， 古闲切，平声。厕其中曰闲， 古苋切， 去声。
因意义不同而变调的如：
养育也， 上育下曰养， 余两切，上声。下奉上曰养，余亮切，去声。
二、四声别义的起源
关于四声别义的起源，学界历来观点不一。宋人和清代大儒钱大昕、段玉裁等多认为四声别义产生于六朝时期，且是经师“强生分别”。他们多主张“古音本如是（即无区别），不必异读矣”。现代学者多认为四声别义早在魏晋时期之前就有。周祖谟先生说：“以余考之，一字两读，决非起于葛洪徐邈。批其本源，盖远自后汉始。魏晋诸儒，第衍其余绪，推而广之，非身创也。”一种语言最早见于记载的时代并不一定是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可能在此之前在口语中就已大量存在了。“以周先生所论而言四声别义起于后汉，这只能证明其最早出现于记载的时期，而不能断定它在实际语言中使用的时期。”所以笔者认为四声别义的起源还可以开往前推至先秦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下文将从口语层面和同源词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从口语层面看四声别义起源
第一，魏晋已经不是单音节构词的高峰时期，若这个时候出现大量的变调构词现象是说不通的。单音节词占主流的时期应该在上古，魏晋以来，词汇向双音节发展的趋势渐强，单音节构词已经趋于衰落。“变调构词现象应该是在汉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下出现的一种构词法；并且随着词的多音化趋势的蓬勃发展而逐步退化。汉语从上古以迄中古，词的双音化趋势十分明显。为什么中古经师不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趋势，反而在单音节词中利用变调来人为构词？”中古并非一个信息交流发达的时代，经师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让他们人为创造的词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并为大众所接受。
中国古代，口耳相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很多文献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也存在四声别义现象。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公羊传》便是以口述的方式成书于汉朝。若当时的口语中不存在四声别义的现象，记录者可能不会将两个“伐”字写成同一个字形。何休注曰：“伐人者为客，读伐氏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一言之，齐人语也。”“长言若今读平声，短言若今读入声”。可见，在齐人语中，“伐”读平声时，表示“攻伐”，读入声时，表示“被伐”。由此可见，变调构词在口语中很早就出现了，非六朝经师强为。
第二，声调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不能因为四声理论起源于魏晋时期就认为上古没有四声别义之说。经过近千年的研究，学界可以基本确定古代有四声。这可以从上古时期的韵文中得到证明。声调的分别，应当是早就出现的一种客观语言现象。只不过中国古代缺乏理论建设意识，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声调理论。到了南北朝，文人学士在“转读”佛经的影响下，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声调的存在。“沈约、周顺等人，适逢其时，因势利导，依据印度古代‘声明论’的‘三声’，摹拟当时转读佛经的音调，定出汉语中的平、上、去、入四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那个时代以前就不存在声调，相反地，他们正是根据人们口头上的客观存在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变调构词在魏晋以前就存在，魏晋经师只不过是利用四声理论将口语中早就存在的变调构词现象纳入四声系统之中，加以整理规范，以便更好地传播。
第三，各地方言中存在四声别义的现象，更加说明了这是对口语的反映。东北方言中就存在着北京话里没有的四声别义配对词。比如： 枕 （1）调值213，上声调，名词，如“枕套”。（2）调值为53，去声调时，为动词，如“枕着木块”。
再看山西富平方言，也有四声别义的现象。如：
木 （1）调值31，去声调，木本植物的通称：树木。（2）调值55，阴平调，麻木：把脚冻木啦。“木”字在《广韵》一音一义，入声屋韵莫卜切：“树木”富平去声读法大概是为了区分（麻木）义而分化出来。
此外，江西宁都的客家方言也有变调别义的。这些方言中的四声别义有的与普通话相同，有的则是方言独有，且每个方言中的情况都不同。“现代口语材料，例如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都能证明变调构词是汉语口语的反映；从前探讨变调构词只是局限于北京话，从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汉语方言材料和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字在北京话只有一个读音，而其他方言和民族语言汉语借词仍维持中古以前汉语变调构词的音义区别，或与中古以前变调构词有严格的音义对应关系。”
因此，四声别义，更应该被看成一个语言发展的过程，需要用历史动态的眼光开看待它。从宏观上来看，语言演变是一个缓慢而庞大的过程，某种语言现象的出现也绝非是朝夕之事。文献的记载是一个语言现象存在的证据，但并不能说明其产生的源头，不能简单地用文献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四声别义的起源。正如孙玉文先生所说，六朝口语和书面语中大量四声别义的配对词的存在正好促使人们推测变调构词是承上古而来。
（二）从同源词层面看四声别义的起源
在汉语研究领域，同源词被定义为有共同来源，在音义两方面都有联系的词。同源词一般分三种情况：新词的创制、旧词的分化、方言变异。其中旧词的分化就是指词义的发展会从本义出发不断引申出新的意义，当新的意义距离本义太远，旧词负荷太大影响语义表达的明确性时，语言自身会出现调剂，新义分化出来独立成为新词，这样一种从旧词中分化出来的新词与旧词在意义上有联系，在声音上或者不变，或者有规律地变化。既然前文已经提及四声别义的原始词和滋生词是不同的词，这一派生过程也正好符合同源词的产生过程，所以笔者认为四声别义的原始词和滋生词就是同源词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同源词的产生，我们就会发现字形不同、音同而调不同的同源词和字形相同、音同而调不同的同源词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它们处在同源词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字形的变调构词的配对词，人们很容易地将它们归为同源词来看待，客观地分析它们的产生流变过程；但对于字形相同的变调构词配对词（即四声别义）则认为它们是经师人为，这显然是片面的推断。这前后两类词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类字形有区别，一类字形没有区别罢了。前者也许是后者继续发展之后的结果。
王力先生认为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种。他在《同源字论》中说分别字可以产生，也可以不产生。有些词意义变了，声调也转换了，起先仍写成同一汉字，到后来才为破读音另造一字，如《同源字典》所举的“知”和“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智”这个字形，而是一并用“知”的字形，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为了进一步以示区分，才造了“智”来作为念去声的这个词的字形。还有些情况，甚至后来为破读音另造的字也不用了，又用原来的那个汉字。如“欲”本读入声，贪也；破读去声，嗜欲，后写作“慾”；今天又简化为“欲”。
既然有时候，不给滋生词造别字，有时候又造出别字，这就启示我们四声别义的配对词和字形不同、音同调不同的同源字有着共同的发展来源，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类同源词来探究四声别义的起源。而且就发展的脉络来看，应该是先有了与原始词字形相同的滋生词，发展到后来才又另给滋生词造出别字。也就是说若能发现字形不同的滋生词产生时代，也就能大致推测出四声别义产生时期的下限。但并非所有字形不同、音同调不同的同源词都是由四声别义发展而来的，有些可能由原始词直接演变而来，因此不能以偏概全。要通过这一途径研究四声别义，必须弄清所选对象的发展脉络是否真的存在先是与原始词字形一致，后又另造别字代替的过程，否则就会将四声别义的范围扩大。
三 、结语
四声别义是一种构词法，即由四声别义产生的滋生词和原始词是两个不同的词。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通过资料收集和逻辑分析，笔者四声别义是对口语的反映，也是同源词，和同源词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这就反驳了清代大儒认为四声别义起源于六朝经师强为的说法。从同源词和口语的研究方法入手，可以基本推出四声别义应该起源于上古时期。
参考文献：
[1]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D].北京：1997.
[2]张东赞.“四声别义”浅议[N].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关会民.“四声别义”现象及其起源发微[N]. 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4]关会民.《四书集注》中的“四声别义”类析—兼论所谓的“词类活用”[J].唐都学刊，1993（2）.
[5]孙玉文.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N].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6]孙玉文.略论清儒关于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研究[N].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
关键词 四声别义 构词法 同源词 汉语口语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常不乏以下例子：“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解衣衣我”的第一个“衣”为平声，名词；第二个“衣”为去声，动词，“给……穿衣服”的意思。“冬雷震震夏雨雪”的“雨”读作去声，动词，“下雨”之义，而“雨”更为我们所熟悉的读音是上声。这些例子就是最为典型四声别义现象。
所谓四声别义，就是用不同的声调区分同一个字形所表示的不同意义。关于这一现象，古人早有研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说：“夫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乎报反，下乌路反）……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有之，相成积习，有自来矣，全承师说，皆辨析之。”四声别义的源头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在分析了各派观点的基础上发表自己对四声别义来源的拙见。为探求四声别义的起源，首先要明确四声别义的性质以及本质。
一、四声别义的性质
四声别义的本质，是构词法，即“变调构词”，用声调将两个字形相同，但意思不同的词区分开来，属于音变构词中的一类。这种类型的构词法在其他语言中也有使用，比如英语，就有以轻重音来区分词性或词义的例子：contract，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时为名词，表示“合同、合约”；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时，为动词，表“收缩、感染”。
四声别义的产生根源，是词义的引申，但要和一词多义区分来开。四声别义，引申是其过程，但结果却是产生了新词，只不过字形相同罢了，可读音却不同；而一词多义是由于引申产生了不同的义位，但并没有产生新词，且字音不会有改变。这也就是说四声别义是一种派生途径。原本的词叫原始词（如字），新派生的词叫滋生词（读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词，虽字形一样，但读音和意义都不相同。
通常，四声别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因词性不同而变调和因意义不同而变调。因词性不同而变调的如：
闲中也， 古闲切，平声。厕其中曰闲， 古苋切， 去声。
因意义不同而变调的如：
养育也， 上育下曰养， 余两切，上声。下奉上曰养，余亮切，去声。
二、四声别义的起源
关于四声别义的起源，学界历来观点不一。宋人和清代大儒钱大昕、段玉裁等多认为四声别义产生于六朝时期，且是经师“强生分别”。他们多主张“古音本如是（即无区别），不必异读矣”。现代学者多认为四声别义早在魏晋时期之前就有。周祖谟先生说：“以余考之，一字两读，决非起于葛洪徐邈。批其本源，盖远自后汉始。魏晋诸儒，第衍其余绪，推而广之，非身创也。”一种语言最早见于记载的时代并不一定是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可能在此之前在口语中就已大量存在了。“以周先生所论而言四声别义起于后汉，这只能证明其最早出现于记载的时期，而不能断定它在实际语言中使用的时期。”所以笔者认为四声别义的起源还可以开往前推至先秦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下文将从口语层面和同源词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从口语层面看四声别义起源
第一，魏晋已经不是单音节构词的高峰时期，若这个时候出现大量的变调构词现象是说不通的。单音节词占主流的时期应该在上古，魏晋以来，词汇向双音节发展的趋势渐强，单音节构词已经趋于衰落。“变调构词现象应该是在汉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下出现的一种构词法；并且随着词的多音化趋势的蓬勃发展而逐步退化。汉语从上古以迄中古，词的双音化趋势十分明显。为什么中古经师不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趋势，反而在单音节词中利用变调来人为构词？”中古并非一个信息交流发达的时代，经师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让他们人为创造的词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并为大众所接受。
中国古代，口耳相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很多文献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也存在四声别义现象。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公羊传》便是以口述的方式成书于汉朝。若当时的口语中不存在四声别义的现象，记录者可能不会将两个“伐”字写成同一个字形。何休注曰：“伐人者为客，读伐氏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一言之，齐人语也。”“长言若今读平声，短言若今读入声”。可见，在齐人语中，“伐”读平声时，表示“攻伐”，读入声时，表示“被伐”。由此可见，变调构词在口语中很早就出现了，非六朝经师强为。
第二，声调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不能因为四声理论起源于魏晋时期就认为上古没有四声别义之说。经过近千年的研究，学界可以基本确定古代有四声。这可以从上古时期的韵文中得到证明。声调的分别，应当是早就出现的一种客观语言现象。只不过中国古代缺乏理论建设意识，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声调理论。到了南北朝，文人学士在“转读”佛经的影响下，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声调的存在。“沈约、周顺等人，适逢其时，因势利导，依据印度古代‘声明论’的‘三声’，摹拟当时转读佛经的音调，定出汉语中的平、上、去、入四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那个时代以前就不存在声调，相反地，他们正是根据人们口头上的客观存在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变调构词在魏晋以前就存在，魏晋经师只不过是利用四声理论将口语中早就存在的变调构词现象纳入四声系统之中，加以整理规范，以便更好地传播。
第三，各地方言中存在四声别义的现象，更加说明了这是对口语的反映。东北方言中就存在着北京话里没有的四声别义配对词。比如： 枕 （1）调值213，上声调，名词，如“枕套”。（2）调值为53，去声调时，为动词，如“枕着木块”。
再看山西富平方言，也有四声别义的现象。如：
木 （1）调值31，去声调，木本植物的通称：树木。（2）调值55，阴平调，麻木：把脚冻木啦。“木”字在《广韵》一音一义，入声屋韵莫卜切：“树木”富平去声读法大概是为了区分（麻木）义而分化出来。
此外，江西宁都的客家方言也有变调别义的。这些方言中的四声别义有的与普通话相同，有的则是方言独有，且每个方言中的情况都不同。“现代口语材料，例如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都能证明变调构词是汉语口语的反映；从前探讨变调构词只是局限于北京话，从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汉语方言材料和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字在北京话只有一个读音，而其他方言和民族语言汉语借词仍维持中古以前汉语变调构词的音义区别，或与中古以前变调构词有严格的音义对应关系。”
因此，四声别义，更应该被看成一个语言发展的过程，需要用历史动态的眼光开看待它。从宏观上来看，语言演变是一个缓慢而庞大的过程，某种语言现象的出现也绝非是朝夕之事。文献的记载是一个语言现象存在的证据，但并不能说明其产生的源头，不能简单地用文献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四声别义的起源。正如孙玉文先生所说，六朝口语和书面语中大量四声别义的配对词的存在正好促使人们推测变调构词是承上古而来。
（二）从同源词层面看四声别义的起源
在汉语研究领域，同源词被定义为有共同来源，在音义两方面都有联系的词。同源词一般分三种情况：新词的创制、旧词的分化、方言变异。其中旧词的分化就是指词义的发展会从本义出发不断引申出新的意义，当新的意义距离本义太远，旧词负荷太大影响语义表达的明确性时，语言自身会出现调剂，新义分化出来独立成为新词，这样一种从旧词中分化出来的新词与旧词在意义上有联系，在声音上或者不变，或者有规律地变化。既然前文已经提及四声别义的原始词和滋生词是不同的词，这一派生过程也正好符合同源词的产生过程，所以笔者认为四声别义的原始词和滋生词就是同源词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同源词的产生，我们就会发现字形不同、音同而调不同的同源词和字形相同、音同而调不同的同源词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它们处在同源词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字形的变调构词的配对词，人们很容易地将它们归为同源词来看待，客观地分析它们的产生流变过程；但对于字形相同的变调构词配对词（即四声别义）则认为它们是经师人为，这显然是片面的推断。这前后两类词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类字形有区别，一类字形没有区别罢了。前者也许是后者继续发展之后的结果。
王力先生认为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种。他在《同源字论》中说分别字可以产生，也可以不产生。有些词意义变了，声调也转换了，起先仍写成同一汉字，到后来才为破读音另造一字，如《同源字典》所举的“知”和“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智”这个字形，而是一并用“知”的字形，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为了进一步以示区分，才造了“智”来作为念去声的这个词的字形。还有些情况，甚至后来为破读音另造的字也不用了，又用原来的那个汉字。如“欲”本读入声，贪也；破读去声，嗜欲，后写作“慾”；今天又简化为“欲”。
既然有时候，不给滋生词造别字，有时候又造出别字，这就启示我们四声别义的配对词和字形不同、音同调不同的同源字有着共同的发展来源，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类同源词来探究四声别义的起源。而且就发展的脉络来看，应该是先有了与原始词字形相同的滋生词，发展到后来才又另给滋生词造出别字。也就是说若能发现字形不同的滋生词产生时代，也就能大致推测出四声别义产生时期的下限。但并非所有字形不同、音同调不同的同源词都是由四声别义发展而来的，有些可能由原始词直接演变而来，因此不能以偏概全。要通过这一途径研究四声别义，必须弄清所选对象的发展脉络是否真的存在先是与原始词字形一致，后又另造别字代替的过程，否则就会将四声别义的范围扩大。
三 、结语
四声别义是一种构词法，即由四声别义产生的滋生词和原始词是两个不同的词。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通过资料收集和逻辑分析，笔者四声别义是对口语的反映，也是同源词，和同源词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这就反驳了清代大儒认为四声别义起源于六朝经师强为的说法。从同源词和口语的研究方法入手，可以基本推出四声别义应该起源于上古时期。
参考文献：
[1]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D].北京：1997.
[2]张东赞.“四声别义”浅议[N].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关会民.“四声别义”现象及其起源发微[N]. 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4]关会民.《四书集注》中的“四声别义”类析—兼论所谓的“词类活用”[J].唐都学刊，1993（2）.
[5]孙玉文.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N].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6]孙玉文.略论清儒关于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研究[N].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