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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个国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形象好，气质佳，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博客和微博上最多的就是和世界名流的交谈与合影
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
芮成钢回到家乡合肥，尽管胖了一些，但仍是令人疯狂的超级明星。5月26日中午，安徽图书城，面对汹涌的人潮，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手挽手，在签售区外又隔出一道“防波堤”，他们个个红光满面，脸上一半写着自豪，一半写着终于看到大场面的兴奋。现场全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手臂，和少女们的尖叫，“拍到了?”“正面的?”“啊!好高兴啊!!!”
图书城隔壁是芮成钢的母校合肥八中，有女生举着书想加塞，央求保安：我还要上课啊。保安指着望不到头的人龙跟她解释，“有人早上7点就来排队了。”芮在两个小时里签售了2000本新书，这情形把随他前来的BBC记者尼尔看呆了。“这要是在英国，绝对不可能，”尼尔正与芮成钢合作拍摄一部讲述中国经济的纪录片，“他可是财经新闻主播，财经多枯燥啊!”
尼尔或许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一位成功人士，一位年轻的、帅气的、国际化的成功人士没理由不受到追捧。“您看看，采访的全都是总统、首相!”热心的店员翻着书里的照片，向一位好奇的老大爷解释。
他是这个国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形象好，气质佳，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博客和微博上最多的就是和世界名流的交谈与合影——他从不吝于展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密切关系。他与比尔·盖茨共进早餐，参加克林顿的私人聚会，和澳大利亚前首相陆克文的良好关系更是尽人皆知。而那些接受过他采访的VIP们对他也多有褒奖，意大利总理马利奥·蒙蒂说：“被芮成钢这样的重量级记者专访，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芮成钢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时代中国的标杆式青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则说：“我为亚洲能有他这样优秀的媒体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些评价都被出版社印在他新书的封底。
2007年，我曾和芮成钢有过一次交谈，当时他因为写了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博文而第一次被媒体包围。
星巴克事件后，他在西方记者眼里变成了一个象征，用《纽约时报》的话，“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媒体面孔：年轻、聪明，令一些人不快的是，还民族主义色彩浓重。”芮成钢大概不会同意最后一条，毕竟早在2006年，他就写过一篇《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反对抵制日货，提醒国人不必过于敏感，在外国人面前要不卑不亢。即使在星巴克事件里，他也一面批评星巴克开在故宫“侵蚀中国文化”，一面讲述自己与星巴克CE0的故事和电邮往来，好像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芮成钢的公共言论，试图看清他的价值观，却始终看不真切。作为央视主播，他的言论屡次引发争议，但他始终未受波及。相形之下，央视不止一位主播因为发了有争议的微博而遭遇“离职门”，而在去年的动车事故里，因为节目批评铁道部，一位制片人更是遭到了撤职。
“比较善于推销自己”
1999年，芮成钢从外交学院毕业，尽管当年外交部裁员49％，招人名额极为有限，但他仍然获得了4个选择机会：外交官、中国银行行长外事秘书、出国留学(英美大学全额奖学金)、正在筹建的央视英语频道。
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初一即和家庭教师学习原版教材，据其自述，中学时就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原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芮成钢的父母都从事文艺工作，父亲给他买过很多世界名著的简读本，等他长大些，就开始阅读英文简读本，接着是英文原版。芮成钢在自己的书里写道，莎士比亚、培根、罗素的文章，很多他都可以大段背诵。比如，莎士比亚曾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All the world’s astage，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players)，“在面向外国做即兴演讲时，常常可以作为装模作样若有所思的结尾。”高考时，父母希望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被他一口拒绝——在一个报道版本里，他是这么说的：“生活已经很虚伪了，让我再虚构故事欺骗观众?不去!我要做外交官。”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央视。大学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芮成钢向他提问：“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设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加利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芮成钢说，加利的回答使他真正认识到传媒的力量。
他的早期经历是中国外宣媒体从业者典型的成长路径：毕业于外语专业，从业之初“下乡”一年，认识自己的国家(有关部门的本意是“放眼世界，胸怀祖国”)，然后回到单位工作，新闻理念的熏陶和训练来自单位(而非大学)。
他参与创办了当时英语频道惟一一档财经节目：财经报道(Financial Report)。后来，财经报道加入了人物访谈，更名为财经中国(Biz China)，这是芮成钢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起步点。“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一些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
“他比较善于推销自己。”芮成钢的前同事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某部委采访，芮成钢还特别带上自己的书送给部长，又问，“您看过我的书和报道吗?”对方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芮的前同事觉得这也很正常，“不论是送书，还是合影，作为专业主持人，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安排，这也是合理的。”
2003年，央视经济频道改版，芮成钢被当时二套的制片人王利芬相中，借调来主持新栏目《全球资讯榜》，“看中的是他的国际视野，”一位央视员工回忆，“一开始状态不是很自如，但他有自信，也有很多想法。”另一位当时在二套工作的央视记者则说，芮成钢真的有一些同龄主持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主持人这一行里，很多人都是甘心做架子的，很少有人表现出我不愿意的姿态。但他特别努力、上进，他有时候挑稿子挑得厉害，不按稿子来，有人会觉得他不听话，但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2008年，芮成钢正式离开英语频道，加盟财经频道。
“搞关系，必须的!”
“Larry King呀!”钱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时，铃铛般清脆作响。她与芮成钢合作10年，现在是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的制片人。 “成钢是整个财经频道国际化的标志。”钱曦说。她语速很快，说话透着股利落劲儿，谈起财经频道的未来时信心满满，当你听到“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这样的话语时，会忍不住感叹时移世易。
2008年年初，钱曦与郭振玺(央视财经频道总监)、芮成钢等6人赴瑞士采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只有芮成钢一人持有采访证，不少会场都只能轮流进去，“完全是边缘化的”。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整合资源，2008年下半年正赶上全球金融海啸，财经频道推出“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直播节目，“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成钢把他所有的资源都调动了起来，专访了很多重要人物，多少世界级媒体都来索要素材……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很了解世界上的资源和平台，很了解对方说话的方式和思路，而且他非常聪明。”芮成钢则在自己的书里调侃：搞关系，必须的!“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
2009年，达沃斯第一次有了“中国之夜”，时任《投资者报》主编何刚在参加完央视财经频道的座谈会后写了一篇《中国经济崛起需要世界级电视经济报道》的博客，文中提及，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许多人主动协调时间，愿意接受央视专访，“每天芮成钢要专访的人有十几位。往往是上一位要人还在专访中，下一位已经到了，不得不在外面候场。最挤时，演播室外有4位专访者在候场。”
第二年，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的官方议程，“财经频道成为论坛传播中方声音最重要的平台，”钱曦说，“我们抓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以巧妙的方式回应，不是宣传，不是澄清，是交流。”
在钱曦看来，芮成钢的价值观是“以己之力，去向世界表达一个完整清晰的中国”，事实上，“我们一个财经频道的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感：发出中国的声音。”
微博时代的记者
如今芮成钢俨然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张国际名片。南非总统祖玛2010年8月访华，原本准备接受水均益的采访，而南非驻华大使馆方面则向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推荐了芮成钢，“我们想重点突出南非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形象，这和财经频道的收视群体、芮成钢的气质是吻合的，”南非使馆的公关负责人称，“他给我的感觉是，相当有实力，势头很猛，我们也希望节目能引起争议、吸引眼球。另外，也和他微博的粉丝多有关，他受到年轻人、白领的追捧。”
“语言是很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口头的连续的交流，当然，占得先机也重要，而且二套的平台也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一个现象，便是在国际上能说会道的比较容易受到认可。他举了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中国传媒学者为例，“在中文世界里迎合政府，在英语世界里迎合西方，只要你有这个忽悠的胆量，利用空间差、语言差、观念差，就能混得好。”不过，他认为，和那位学者相比，芮成钢“其实不复杂”，“他不太政治，价值观不清晰。”
那么，芮成钢关于国家，特别是，关于体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仍然不愿意多谈。5年前，他用了“我们要有耐心”这样漂亮的字眼，现在，他说，我们传播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给外国人看中国光鲜的一面，然后他灵巧地转换了话题的内核——“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我问他，和白岩松那一代央视人相比，你的公共发言似乎很少纠结，很少沉重。他反问我：他们是那样吗?停顿了一下，开始解释：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他(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他(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
芮成钢的批评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级推销员”，时时刻刻都在推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外表喧闹，内在空洞，需要用各种大名字来填补自己，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
“一个记者到底应该出色在什么地方呢?”芮成钢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我说，“他的采访，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体语言、他的姿态，比如他采访时翘起二郎腿，显得轻松随意的样子，这反而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国崛起时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视给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视的体制也决定了，他很难讨论那些最关键的问题，”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安替说，“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话语意义的，不是新闻意义的。而新闻本身是观点的对抗。”
但安替随即感叹，微博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飘移，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是没有观点的人了，现在，最有名的记者必须是最有观点、最有姿态的记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时代也就这样了，那些批评芮成钢的人也在微博时代纷纷博出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博客时代，一个是微博时代，但真的有区别吗?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时代或许真的不一样了，而今人人都是记者，记者却越来越不像记者，人们不再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阅读他们的观点、情绪、行为——看得见的行为。扎实的报道、优美的文字，还有富有逻辑的思辨，正让位于焦急的只言片语一如果人们认为那些言之凿凿的简单判断和段子就是整个世界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费功夫去啃那些冗长的文章呢?低调和默默无闻也已不是美德，一个个的@，构成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们好像只有在与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动里才能找到自我。
芮成钢自己也在批评这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信息透明，最坏是因为人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考能力这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些东西的缺失会导致很多谣言，谁随便编个谣言居然也能让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这些东西。”不过，他似乎还是很享受眼下的状态，认为累积在他身上的非议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觉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说事，还有人，“你不论怎么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外交学院的烙印
芮成钢是外交学院英语系1995级学生，当时英语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个班，两个外交班，一个国际经济班，一个侨领班，芮成钢就读于国际经济班。芮的一位同学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样，而且还是高三……校内活动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上自习，基本上，大学生活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慢慢地学习语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谁上自习的时间少了，会有愧疚感。”
芮成钢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他相信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博雅教育)。他高中毕业时，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可悲的是，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按照很功利的方式在生活，没有释放天性，找到自我。”到了外交学院，那里状元很多，但“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氛围，部委的氛围很浓，有些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就去当参赞了。很不一样的大学。”
同学之间有时也是如此。芮的另一位同学贾森(化名)记得，以前同学之间吵架，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恐吓对方：“你还想不想留京了?”“外交学院有二十多栋楼，但只有3栋楼和学生有关，校园生活就是在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之间穿行，这里更像是一个机关大院。因为老师也多是外交部系统的官员，所以这里的文化也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贾森后来选择了出国，但外交学院的训练还是在他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在课堂上讨论台湾问题，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三句话，那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种训练的痕迹抹掉。
在国内上学时，贾森听人讲过一个说法一“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95％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那5％，等到别人问他“What do youthink of that?(你是怎么认为的?)”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应激反应出来的标准答案，大脑一片空白，才意识到，原来，他其实就是那95％啊。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
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
芮成钢回到家乡合肥，尽管胖了一些，但仍是令人疯狂的超级明星。5月26日中午，安徽图书城，面对汹涌的人潮，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手挽手，在签售区外又隔出一道“防波堤”，他们个个红光满面，脸上一半写着自豪，一半写着终于看到大场面的兴奋。现场全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手臂，和少女们的尖叫，“拍到了?”“正面的?”“啊!好高兴啊!!!”
图书城隔壁是芮成钢的母校合肥八中，有女生举着书想加塞，央求保安：我还要上课啊。保安指着望不到头的人龙跟她解释，“有人早上7点就来排队了。”芮在两个小时里签售了2000本新书，这情形把随他前来的BBC记者尼尔看呆了。“这要是在英国，绝对不可能，”尼尔正与芮成钢合作拍摄一部讲述中国经济的纪录片，“他可是财经新闻主播，财经多枯燥啊!”
尼尔或许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一位成功人士，一位年轻的、帅气的、国际化的成功人士没理由不受到追捧。“您看看，采访的全都是总统、首相!”热心的店员翻着书里的照片，向一位好奇的老大爷解释。
他是这个国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形象好，气质佳，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博客和微博上最多的就是和世界名流的交谈与合影——他从不吝于展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密切关系。他与比尔·盖茨共进早餐，参加克林顿的私人聚会，和澳大利亚前首相陆克文的良好关系更是尽人皆知。而那些接受过他采访的VIP们对他也多有褒奖，意大利总理马利奥·蒙蒂说：“被芮成钢这样的重量级记者专访，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芮成钢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时代中国的标杆式青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则说：“我为亚洲能有他这样优秀的媒体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些评价都被出版社印在他新书的封底。
2007年，我曾和芮成钢有过一次交谈，当时他因为写了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博文而第一次被媒体包围。
星巴克事件后，他在西方记者眼里变成了一个象征，用《纽约时报》的话，“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媒体面孔：年轻、聪明，令一些人不快的是，还民族主义色彩浓重。”芮成钢大概不会同意最后一条，毕竟早在2006年，他就写过一篇《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反对抵制日货，提醒国人不必过于敏感，在外国人面前要不卑不亢。即使在星巴克事件里，他也一面批评星巴克开在故宫“侵蚀中国文化”，一面讲述自己与星巴克CE0的故事和电邮往来，好像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芮成钢的公共言论，试图看清他的价值观，却始终看不真切。作为央视主播，他的言论屡次引发争议，但他始终未受波及。相形之下，央视不止一位主播因为发了有争议的微博而遭遇“离职门”，而在去年的动车事故里，因为节目批评铁道部，一位制片人更是遭到了撤职。
“比较善于推销自己”
1999年，芮成钢从外交学院毕业，尽管当年外交部裁员49％，招人名额极为有限，但他仍然获得了4个选择机会：外交官、中国银行行长外事秘书、出国留学(英美大学全额奖学金)、正在筹建的央视英语频道。
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初一即和家庭教师学习原版教材，据其自述，中学时就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原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芮成钢的父母都从事文艺工作，父亲给他买过很多世界名著的简读本，等他长大些，就开始阅读英文简读本，接着是英文原版。芮成钢在自己的书里写道，莎士比亚、培根、罗素的文章，很多他都可以大段背诵。比如，莎士比亚曾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All the world’s astage，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players)，“在面向外国做即兴演讲时，常常可以作为装模作样若有所思的结尾。”高考时，父母希望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被他一口拒绝——在一个报道版本里，他是这么说的：“生活已经很虚伪了，让我再虚构故事欺骗观众?不去!我要做外交官。”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央视。大学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芮成钢向他提问：“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设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加利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芮成钢说，加利的回答使他真正认识到传媒的力量。
他的早期经历是中国外宣媒体从业者典型的成长路径：毕业于外语专业，从业之初“下乡”一年，认识自己的国家(有关部门的本意是“放眼世界，胸怀祖国”)，然后回到单位工作，新闻理念的熏陶和训练来自单位(而非大学)。
他参与创办了当时英语频道惟一一档财经节目：财经报道(Financial Report)。后来，财经报道加入了人物访谈，更名为财经中国(Biz China)，这是芮成钢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起步点。“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一些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
“他比较善于推销自己。”芮成钢的前同事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某部委采访，芮成钢还特别带上自己的书送给部长，又问，“您看过我的书和报道吗?”对方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芮的前同事觉得这也很正常，“不论是送书，还是合影，作为专业主持人，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安排，这也是合理的。”
2003年，央视经济频道改版，芮成钢被当时二套的制片人王利芬相中，借调来主持新栏目《全球资讯榜》，“看中的是他的国际视野，”一位央视员工回忆，“一开始状态不是很自如，但他有自信，也有很多想法。”另一位当时在二套工作的央视记者则说，芮成钢真的有一些同龄主持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主持人这一行里，很多人都是甘心做架子的，很少有人表现出我不愿意的姿态。但他特别努力、上进，他有时候挑稿子挑得厉害，不按稿子来，有人会觉得他不听话，但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2008年，芮成钢正式离开英语频道，加盟财经频道。
“搞关系，必须的!”
“Larry King呀!”钱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时，铃铛般清脆作响。她与芮成钢合作10年，现在是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的制片人。 “成钢是整个财经频道国际化的标志。”钱曦说。她语速很快，说话透着股利落劲儿，谈起财经频道的未来时信心满满，当你听到“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这样的话语时，会忍不住感叹时移世易。
2008年年初，钱曦与郭振玺(央视财经频道总监)、芮成钢等6人赴瑞士采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只有芮成钢一人持有采访证，不少会场都只能轮流进去，“完全是边缘化的”。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整合资源，2008年下半年正赶上全球金融海啸，财经频道推出“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直播节目，“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成钢把他所有的资源都调动了起来，专访了很多重要人物，多少世界级媒体都来索要素材……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很了解世界上的资源和平台，很了解对方说话的方式和思路，而且他非常聪明。”芮成钢则在自己的书里调侃：搞关系，必须的!“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
2009年，达沃斯第一次有了“中国之夜”，时任《投资者报》主编何刚在参加完央视财经频道的座谈会后写了一篇《中国经济崛起需要世界级电视经济报道》的博客，文中提及，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许多人主动协调时间，愿意接受央视专访，“每天芮成钢要专访的人有十几位。往往是上一位要人还在专访中，下一位已经到了，不得不在外面候场。最挤时，演播室外有4位专访者在候场。”
第二年，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的官方议程，“财经频道成为论坛传播中方声音最重要的平台，”钱曦说，“我们抓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以巧妙的方式回应，不是宣传，不是澄清，是交流。”
在钱曦看来，芮成钢的价值观是“以己之力，去向世界表达一个完整清晰的中国”，事实上，“我们一个财经频道的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感：发出中国的声音。”
微博时代的记者
如今芮成钢俨然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张国际名片。南非总统祖玛2010年8月访华，原本准备接受水均益的采访，而南非驻华大使馆方面则向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推荐了芮成钢，“我们想重点突出南非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形象，这和财经频道的收视群体、芮成钢的气质是吻合的，”南非使馆的公关负责人称，“他给我的感觉是，相当有实力，势头很猛，我们也希望节目能引起争议、吸引眼球。另外，也和他微博的粉丝多有关，他受到年轻人、白领的追捧。”
“语言是很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口头的连续的交流，当然，占得先机也重要，而且二套的平台也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一个现象，便是在国际上能说会道的比较容易受到认可。他举了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中国传媒学者为例，“在中文世界里迎合政府，在英语世界里迎合西方，只要你有这个忽悠的胆量，利用空间差、语言差、观念差，就能混得好。”不过，他认为，和那位学者相比，芮成钢“其实不复杂”，“他不太政治，价值观不清晰。”
那么，芮成钢关于国家，特别是，关于体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仍然不愿意多谈。5年前，他用了“我们要有耐心”这样漂亮的字眼，现在，他说，我们传播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给外国人看中国光鲜的一面，然后他灵巧地转换了话题的内核——“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我问他，和白岩松那一代央视人相比，你的公共发言似乎很少纠结，很少沉重。他反问我：他们是那样吗?停顿了一下，开始解释：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他(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他(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
芮成钢的批评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级推销员”，时时刻刻都在推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外表喧闹，内在空洞，需要用各种大名字来填补自己，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
“一个记者到底应该出色在什么地方呢?”芮成钢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我说，“他的采访，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体语言、他的姿态，比如他采访时翘起二郎腿，显得轻松随意的样子，这反而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国崛起时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视给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视的体制也决定了，他很难讨论那些最关键的问题，”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安替说，“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话语意义的，不是新闻意义的。而新闻本身是观点的对抗。”
但安替随即感叹，微博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飘移，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是没有观点的人了，现在，最有名的记者必须是最有观点、最有姿态的记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时代也就这样了，那些批评芮成钢的人也在微博时代纷纷博出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博客时代，一个是微博时代，但真的有区别吗?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时代或许真的不一样了，而今人人都是记者，记者却越来越不像记者，人们不再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阅读他们的观点、情绪、行为——看得见的行为。扎实的报道、优美的文字，还有富有逻辑的思辨，正让位于焦急的只言片语一如果人们认为那些言之凿凿的简单判断和段子就是整个世界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费功夫去啃那些冗长的文章呢?低调和默默无闻也已不是美德，一个个的@，构成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们好像只有在与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动里才能找到自我。
芮成钢自己也在批评这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信息透明，最坏是因为人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考能力这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些东西的缺失会导致很多谣言，谁随便编个谣言居然也能让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这些东西。”不过，他似乎还是很享受眼下的状态，认为累积在他身上的非议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觉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说事，还有人，“你不论怎么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外交学院的烙印
芮成钢是外交学院英语系1995级学生，当时英语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个班，两个外交班，一个国际经济班，一个侨领班，芮成钢就读于国际经济班。芮的一位同学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样，而且还是高三……校内活动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上自习，基本上，大学生活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慢慢地学习语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谁上自习的时间少了，会有愧疚感。”
芮成钢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他相信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博雅教育)。他高中毕业时，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可悲的是，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按照很功利的方式在生活，没有释放天性，找到自我。”到了外交学院，那里状元很多，但“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氛围，部委的氛围很浓，有些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就去当参赞了。很不一样的大学。”
同学之间有时也是如此。芮的另一位同学贾森(化名)记得，以前同学之间吵架，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恐吓对方：“你还想不想留京了?”“外交学院有二十多栋楼，但只有3栋楼和学生有关，校园生活就是在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之间穿行，这里更像是一个机关大院。因为老师也多是外交部系统的官员，所以这里的文化也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贾森后来选择了出国，但外交学院的训练还是在他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在课堂上讨论台湾问题，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三句话，那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种训练的痕迹抹掉。
在国内上学时，贾森听人讲过一个说法一“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95％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那5％，等到别人问他“What do youthink of that?(你是怎么认为的?)”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应激反应出来的标准答案，大脑一片空白，才意识到，原来，他其实就是那95％啊。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