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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9 月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位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开国功臣,从不居功自傲,自始至终都对自己严格要求。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自来水不是‘自来’的”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艰苦朴素。即使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但如此简单的“特灶”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吃到,他的夫人康克清一般都是在普通食堂里吃饭。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这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水平。只有到了节假日,孩子们回到家后,全家人才在一起吃饭,但也只是一些家常便饭而已。
朱德早上洗脸舍不得多放水,他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 年,朱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但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最后一次见外宾等了一个多小时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每天睡眠时间很短,把大量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快90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却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
早在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时,朱德就承担起了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重任。周恩来去世后,朱德更觉身上责任重大,他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常常公开表态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
在临去世前的半年中,朱德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1976 年6 月21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朱德事前没有接到推迟会见时间的通知,在冷气房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年迈老人依旧用毅力强撑着,顺利完成了会见任务。回到家后,经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感冒。辗转几日,病情越发严重,于26 日凌晨被送进了北京医院。当日早上,朱德仍念念不忘下午会见外宾的工作安排,还向医生提出了请假的要求。医生和家人纷纷阻止,但朱德坚持要去,直到秘書告诉他外事部门有了安排之后才放下心来。10 天之后,即1976 年7 月6 日, 朱德逝世。
(据《党史文汇》)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自来水不是‘自来’的”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艰苦朴素。即使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但如此简单的“特灶”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吃到,他的夫人康克清一般都是在普通食堂里吃饭。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这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水平。只有到了节假日,孩子们回到家后,全家人才在一起吃饭,但也只是一些家常便饭而已。
朱德早上洗脸舍不得多放水,他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 年,朱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但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最后一次见外宾等了一个多小时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每天睡眠时间很短,把大量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快90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却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
早在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时,朱德就承担起了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重任。周恩来去世后,朱德更觉身上责任重大,他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常常公开表态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
在临去世前的半年中,朱德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1976 年6 月21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朱德事前没有接到推迟会见时间的通知,在冷气房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年迈老人依旧用毅力强撑着,顺利完成了会见任务。回到家后,经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感冒。辗转几日,病情越发严重,于26 日凌晨被送进了北京医院。当日早上,朱德仍念念不忘下午会见外宾的工作安排,还向医生提出了请假的要求。医生和家人纷纷阻止,但朱德坚持要去,直到秘書告诉他外事部门有了安排之后才放下心来。10 天之后,即1976 年7 月6 日, 朱德逝世。
(据《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