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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这支队伍和当时其他“国军”大不一样,一是有善战之名,曾经在长城两侧屡挫倭寇锋锐,取得多次大捷。二来除了三八大枪之外,人人背后一把闪亮的大刀。为了答谢父老乡亲的厚意,部分官兵还为天津市民表演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刀术。
可惜,这是国军在天津最后的身影。三日后,英勇的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流民图上似曾相识的画面“一群群,一帮帮,衣衫褴褛,灰颓颓,颟顸顸,飘落四方,凄凄然,惶惶然,逃命去也,栖栖路,惨惨切,没有希望”。
船沿子牙河缓慢前进,四处是国民党溃兵爆破阻挡日军的决口,洪水扑向已经成熟的庄稼,发出闷雷般的怒吼。当晚,三名土匪对落难的同胞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劫。一难未平一难又起,次日凌晨日军飞机追上这逃难的船队,日军飞行员把航空炸弹和机枪子弹倾泻在这些逃难的木船上。十七艘船转眼只剩下千疮百孔的两艘。经历这一切的刘永康,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回到了故乡,但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他突然意识到,被敌人践踏蹂躏的祖国大地是寻找不到一处安全乐土的。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刺激着他。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星艾尔夫林的《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的不是很准。子弹只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门劈柴胡同。代团长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乱枪打死。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没多久我们的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刘永康回忆说。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天晚上正好是八月节,我们在五哥家中开会过夜。凌晨四点钟大批特务把我们包围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们,但敌人来得太突然,我们一个都没跑掉,当时就被两个一对的铐了起来。但负责登记的日军不懂中国话,懂得日语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这时,一起被捕的陈肇基一跃而起,拖着被绑在一起的张树林瞬间逃离了小楼。看到这一幕刘永康也一下子清醒过来,拖着难友华道本开始奔逃。
天亮时,华道本的手铐被他用铁丝撬开。而刘永康只好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面对搜查的大批日军,刘永康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最终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闻此噩耗,抗团战友无不热泪盈眶,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新年里,他们给抗团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关键时刻叛变,给刚刚恢复元气的抗团又是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准备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了。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刘永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奋斗的幸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还出现了地址。”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一起受难的还有他的庇护者,汉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蹲的号子在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叫炮局监狱。分为忠孝仁爱四监,抗战期间关押了一千五百名我国同胞。在那里我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烙铁、皮鞭、棍棒把我弄得血糊流烂的。鬼子见我不招,便抓来我的家人,让母亲打儿子,父亲烫儿子,老人家不从,这些人就打我爹妈。”触动了伤心事,刘永康不禁老泪纵横。
“在狱中,李振英团长被巨大的责任感压倒。他精神分裂了。后来导演了一次气势磅礴的炸狱。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时间的车轮继续缓慢前进,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们一一道别,投身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初,一位当年军统的狱友将一张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的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刘永康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谢绝了。
1949年1月15日 。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13万国民党一天时间灰飞烟灭。但还没等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没容我认清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与这些人分隔,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开始。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这支队伍和当时其他“国军”大不一样,一是有善战之名,曾经在长城两侧屡挫倭寇锋锐,取得多次大捷。二来除了三八大枪之外,人人背后一把闪亮的大刀。为了答谢父老乡亲的厚意,部分官兵还为天津市民表演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刀术。
可惜,这是国军在天津最后的身影。三日后,英勇的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流民图上似曾相识的画面“一群群,一帮帮,衣衫褴褛,灰颓颓,颟顸顸,飘落四方,凄凄然,惶惶然,逃命去也,栖栖路,惨惨切,没有希望”。
船沿子牙河缓慢前进,四处是国民党溃兵爆破阻挡日军的决口,洪水扑向已经成熟的庄稼,发出闷雷般的怒吼。当晚,三名土匪对落难的同胞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劫。一难未平一难又起,次日凌晨日军飞机追上这逃难的船队,日军飞行员把航空炸弹和机枪子弹倾泻在这些逃难的木船上。十七艘船转眼只剩下千疮百孔的两艘。经历这一切的刘永康,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回到了故乡,但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他突然意识到,被敌人践踏蹂躏的祖国大地是寻找不到一处安全乐土的。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刺激着他。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星艾尔夫林的《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的不是很准。子弹只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门劈柴胡同。代团长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乱枪打死。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没多久我们的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刘永康回忆说。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天晚上正好是八月节,我们在五哥家中开会过夜。凌晨四点钟大批特务把我们包围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们,但敌人来得太突然,我们一个都没跑掉,当时就被两个一对的铐了起来。但负责登记的日军不懂中国话,懂得日语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这时,一起被捕的陈肇基一跃而起,拖着被绑在一起的张树林瞬间逃离了小楼。看到这一幕刘永康也一下子清醒过来,拖着难友华道本开始奔逃。
天亮时,华道本的手铐被他用铁丝撬开。而刘永康只好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面对搜查的大批日军,刘永康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最终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闻此噩耗,抗团战友无不热泪盈眶,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新年里,他们给抗团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关键时刻叛变,给刚刚恢复元气的抗团又是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准备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了。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刘永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奋斗的幸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还出现了地址。”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一起受难的还有他的庇护者,汉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蹲的号子在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叫炮局监狱。分为忠孝仁爱四监,抗战期间关押了一千五百名我国同胞。在那里我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烙铁、皮鞭、棍棒把我弄得血糊流烂的。鬼子见我不招,便抓来我的家人,让母亲打儿子,父亲烫儿子,老人家不从,这些人就打我爹妈。”触动了伤心事,刘永康不禁老泪纵横。
“在狱中,李振英团长被巨大的责任感压倒。他精神分裂了。后来导演了一次气势磅礴的炸狱。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时间的车轮继续缓慢前进,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们一一道别,投身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初,一位当年军统的狱友将一张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的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刘永康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谢绝了。
1949年1月15日 。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13万国民党一天时间灰飞烟灭。但还没等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没容我认清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与这些人分隔,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开始。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