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话题
　　往昔，身着粗布大衫，犁田耕地，时爆粗口的平头百姓，叫布衣。
　　相对世俗的布衣而言，有着独立人格的，知书达理的，注目仕途的读书人，就是文人了。
　　按理儿说，布衣是布衣，文人是文人，属两个阶级，扯不到一块儿。
　　却不然，我父亲的人生旅程中，兼而有之，似乎打破了这个理儿。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夫——
　　永葆农民本色，闲话农桑，有着农耕之乐；
　　父亲又是个纯粹的文人——
　　洋溢着文人气息，有着就月捧读，雨窗吟笔之趣。
　　无论何时何地，乃至苦难岁月，父亲以他独特的方式劳作着，和我母亲一起，为他们缔造的大家庭奉献着，生活在属于他的精神世界里……
　　用父亲同父异母的三弟（我小爹）的话说：“我大哥，你们的伯伯（方言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小爹也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恢复高考第一年，没有上过高中的他，一举考上了大学，三十出头做过枣阳师范的副校长。小爹个性内敛却颇有傲气，话不多却句句顶真，他不事权贵，却打心眼里敬重他的大哥。
　　一个使牛耙地的农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
　　因之，父亲的身上就盈溢着诸多传奇的人文色彩。
　　童年与私塾
　　“伯伯（父亲），我，我想上小柳庄的私塾。”
　　偷偷瞧了眼我爷爷的脸色，我父亲第一次向大人提出了一个要求，有些胆怯的语气里含着固执。
　　现在来看，这个要求简直不是要求，必须的。然而，那是在旧社会，又是一个穷苦人家。在那个为一日三餐而发愁的年代，受教育是少数有钱、有权人家孩子的事儿，穷人家很少有上得起的。
　　爷爷先是一愣，浓厚的双眉沉重得像挂了两把锁。须臾，弯下高大的身躯，立马变了一个人似的，眉目展开，酱色的大脸庞上沁出了难得的笑意，瞧着长子，盯着，连连点头：“中、中、中，使得、使得（可以）！”
　　爷爷的这种爽快，在我父亲是认为少见的。要知道，脾性暴烈的爷爷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还没来得及和我父亲的“婶儿”咕叨过。
　　这一年，是一九四二年，父亲七周岁；
　　这一年，父亲的“婶儿”生下了第二个小弟弟；
　　这一年，添丁加口，家里只有几亩薄地，而我爷爷又不善经营农事，全家是吃了上顿儿愁下顿儿，两间草屋显得窄巴巴的。
　　在这儿，得提一笔我父亲的“婶儿”。父亲在四岁的坎上，遭遇了晴天霹雳，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因出天花浑身溃烂，看不起医生，到了夏天，家里条件极差，多处受蚊蝇叮扰而生蛆，二十才出头的她，在生不如死中而离开了人世。后来，爷爷续弦，父亲便叫她“婶儿”，也就是我们陆续出生后喊的“奶奶”。
　　公元二00九年的中秋节，我在老家枣阳陪着父亲说家常时，才知晓了他的“婶儿”，我们的奶奶早先在随阳的胡家湾儿，还有着亲戚关系，当时按理儿喊她“嫂子”。后嫁给我爷爷，父亲就不得不改了口，叫她“婶儿”。
　　前面已经说过，为啥子说爷爷对于长子的要求不打啃地就应答了？还是有点幕后故事的。
　　哎哟，听我的姑太太讲，她的这个大个子侄子尤其厌恶上学堂。在他七八岁（一九二0年）时，太太（曾祖父）梦想着祖坟上冒冒青烟儿，筹谋着让他上学堂。在乡间野惯了，我爷爷受不了学堂的约束，就想着法子逃学，要么赖在床上不下地，要么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撒泼。太太望子成龙心切，只好请人将我的爷爷八抬大轿似的抬到学堂里，罕见的举动，惊得私塾先生只摇头。这一景象，也曾成为当时乡下的一个逃学典型，别的人家教导孩子会补上一句“别像傅大个儿呀——”爷爷还是在自认为枷锁般的私塾里上了几年的学，识得几箩筐的字，掰着指头会一般的加减乘除，最终打死他也不上这魔鬼似的学堂了。
　　当然，粗通文墨的爷爷却有着他的过人之处。小时不爱上学堂的他，这回果决地答应长子求学，当属一例，且不说爷爷后来闯江湖行侠义之传奇。
　　胳膊弯儿夹着粗棉布缝制的书袋儿（那时乡下还没有背带的书包），父亲一蹦三跳地走进了村西头的小柳庄上的私塾。
　　六十余年后，父亲回忆说，当时乡下娃子能进私塾，别提多神气，比每天吸溜一颗果糖还要幸福，如果见到放牛娃子，连走路也雄赳赳的，小腰板直直的，仿佛中了状元似的。
　　凡事预则立。父亲一溜烟儿地进了学堂，也是有“预谋”的。
　　此前，他曾猫躲着我爷爷，多次横过两条大路，偷渡到村西头的草房学堂，猫儿在后墙角儿，听草屋里传来的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等到散学，瞧见夹着书袋儿的读书郎，一步三摇地回家，父亲感觉心里头有猫舌子儿在舔似的。
　　直到有一次，私塾先生课中内急，方便途中在后墙角儿逮住了偷听者。这在村子里也是稀罕事儿，先生没有动气，倒笑呵呵地问他听到了啥。父亲翘着小脑壳儿，竟然将先生教授的课文背诵下来，几乎一字不落。父亲过人的记忆力，着实让先生一惊。询问了父亲的姓名、家境后，先生捻了捻胡须，晃晃脑壳，禁自笑了：“这个傅大个儿，儿子比老子小时候强！”接着看着我父亲，掷地有声：“过两天，你向你伯伯，大个子提出来，就说你要来柳庄上学。记住了！”
　　呵呵，这就是我父亲的聪慧劲儿，一般的乡下娃子哪里有这个心思。
　　当天晚上，私塾先生找到了我爷爷，拱了拱手，打趣道：“大个子，恭喜你了——”先生卖了个关子，弄得我爷爷一头的雾水，张了张嘴，却不晓得喜在哪里，从何而来。
　　“启慧这娃子，读书的好苗子呀！大个子，这不是大喜么？孺子可教也，万万误不得！”先生开门见山了。
　　噢、噢——，爷爷这才恍然大悟。
　　确实突然了点，还是没有心理准备，爷爷犹豫着想了片刻，看看草房，又看了看几个孩子，欲言又止。
　　先生早料到了爷爷的难处，热心肠地说：“这样吧，大个子，学费我可以减免，你看着给些杂谷余粮就行。不能让聪明的娃儿长大成了‘睁眼瞎’。”
　　“使不得、使不得，你也得养家糊口的。”爷爷感谢中终于点了头。
　　一生中，我父亲也没有忘记这位恩师的大名，先生叫陈云桥。 　　小柳庄私塾只有三间的草堂，两位先生。虽然小，也简陋，但名声却像敲响的铜锣，当当的，远远的去听就能听到。学生来自周边十数里的村庄，谢湾的，周家湾的，王寨的，好几十名的乡下娃子差点把草堂挤爆了。
　　两位先生好生了得，均身怀绝技。
　　一位名柳厚如，另一位就是陈云桥。
　　厚如先生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大汉口的中华大学堂，见过大世面，一肚子的墨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简直就是本百科全书，精通数学、历史、自然。曾为热血青年的他参加过北伐在武汉的革命运动。后来，日本侵华，武汉沦陷，先生耳闻目睹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甚感前路渺茫，便卷起铺盖，雇人挑着装满大部头的书籍，郁郁地回到了家乡榆树冈儿，数日闭门不出。一天，从河对岸山洼的小杨庄过来一位儒雅的中年人，走进了厚如先生家。
　　先生的家里传出来笑声。那天，先生像是醍醐灌顶，阳光般灿烂起来。
　　不久，小柳庄私塾“拔地而起”。
　　先生朗声说：“文盲少了，民众的素质才会提高；有了文化，有了思想，大众才懂得爱国。”
　　厚如先生为人厚道，却天生一副凶相，颇有些孔圣人的模样，初来乍到，学生甚惧之。不过，几天后，悬着的惶惑之心安然放进肚里。
　　令人遗憾的是，厚如先生早年用自来水笔居多，毛笔字功夫不算到家，甚至有些歪扭，拿不出手来。
　　另一位先生陈云桥，长相清儒，性情温和，却谨小慎微，连走路也怕踩了蚂蚁。
　　听人说，云桥先生和厚如先生都曾在一个私塾先生门下求过学，两人联手开办这所私塾，也算是惺惺惜惺惺。
　　云桥先生教授国文。他的家里，四壁都是线装书，文言文功底极为深厚。
　　与厚如先生截然不同的，不只是貌相的极大差异，书法上也是。云桥先生的书法清俊飘逸，堪称一绝。其狂草如行云流水，颇具书圣王羲之之风，在当时的枣阳东、南一带，无人可敌。
　　时常，附近附庸风雅的财主，登门造访。更甚者，也不乏汉口的文人雅士托厚如先生索求墨宝。
　　先生清高却非孤傲之人，秉性乃好好人也，对每位来者有求必应，几乎是白送。
　　先生对他的学生们说，这点小伎俩，不值得捂着，示人方能普及，普及了才能广传。
　　先生的话高明，事实上也得到了印证。据说，现在我们那里，依然有书法迷保存着先生的墨宝。
　　一回，先生授课中说到了毛笔书法的艺术，其中谈到了中国狂草祖鼻怀素的“神速”，先生欲现身说法，激励学生们习书的兴趣。
　　“这样，哪位同学不信可以自告奋勇，你选篇文章阅读，你读完，我书毕，咱们打个赌如何？”先生捻着秀气的胡须，微微地笑着，眼光扫描着。
　　台下竟然鸦雀无语，你看我，我瞅你，谁也不肯露头儿。
　　先生徐徐地将目光投向我父亲。
　　先生的目光流露着考验和些许的挑战，让父亲一个激愣，不由“呼”地起立。其实，父亲已经有些疑惑，自然也不服气，为啥不试一试？
　　当时，父亲的书法在私塾里属上乘，大字本上先生打的“红圈圈”最多，也深得先生器重。
　　仿佛一滴水溅进了沸油里，草堂里一下子炸了锅儿。见有人挑头迎战，大家伙儿群情激昂，有的抢着研墨，有的争着在讲坛上铺展纸张，摆开了战场。另外的围着我父亲叽叽喳喳，参谋着选诵哪篇课文为好。
　　“就选最难背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吧。”父亲开始酝酿情绪了，接着大声朗诵起来：
　　“今天早上举行晨课，陈老师做了一篇演讲，中心故事是秦国将楚国灭了，只剩下三户人家……”
　　见大家围观叫劲，叫好，先生也精神抖擞，龙飞凤舞，父亲诵读的语速迅疾起来：“这一历史典故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
　　后来，父亲的朗读如暴风骤雨，噼里啪啦：“楚国地大物博，民性强悍，加之楚怀王入秦，客死他乡不得归，楚人尤恨秦，故而才有了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
　　父亲戛然而止，抬头看先生。
　　先生业已搁笔，正端详着自己的作品。
　　先生请学生代表上讲坛，一字一字地对比，竟然没有落下或者错一个字。
　　“嗨哟——，真快，真神！”几位几乎异口同声。
　　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是断然不信的。
　　先生的言传身教，对草堂里的学生触动极大，影响极深，那些不爱国文课、不喜欢书法的学生，一有时间便埋头研习书法。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父亲惊叹艺无止境，悄悄拔掉了心里萌动自满的苗子。
　　父亲在二00九年国庆节时，与我聊天，再次提及此事，实属刻骨铭心。
　　父亲的耳畔，依旧萦绕着云桥先生演讲中阐述的深刻道理：
　　“这是一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不仅代表了一种情绪化了的坚定信念，而且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仿佛先知先觉，它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起于楚，又终成于楚。”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社会进步的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按理说，云桥先生赢得了赌注。他不仅让学生们看到了中国书法的奇妙，而且也让学生们领悟了做人的道理。
　　父亲便寻找机会，制造机会，私下里请教云桥先生指点书法。
　　先生道出了长进的诀窍：习书，须“勤、恒、巧”；勤能补拙，恒能不辍，巧能功倍。
　　父亲懂得，不只是书法，凡事要成功，都离不开这个诀窍背后的真理。
　　父亲写得一手隽永的蝇头小楷、柳体大书、狂体小草，均受到云桥先生的熏染，透着先生的影子。
　　令人惋惜的是，全国解放那年，因个人成分高，胆小怕事的先生惶惶然不得终日，阴郁成疾，加之担心批斗，人格受到侮辱，终悬梁自尽……这是后话。
　　再续说小柳庄儿私塾，因了两位先生的特立独行，学生们学习研讨的氛围浓厚，透着民主的气息。
　　这是绝然不同其他地方上的牢狱似的私塾，很有些西方教育的因子在里面；不仅先生的思想观念解放，而且具有颠覆性，当活泼的时候就展示个性，当严肃的时候就一丝不苟。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保长家的，还是财主家的，佃户家的，不管谁在私塾这三亩地儿，没有搞特殊优待的。 　　说到“活泼”，先生可以走下讲坛和学生交流，倾听学生的意见，或者邀有见地的学生登台发表一段儿演说。
　　要说“严肃”，也传承着古老的手法。
　　夏季来临，为了防止学生散学途中玩水溺水，放学时，先生会在每一个学生的手背上，用毛笔写上一个遒劲的“安”字，回到家里由家长验证，到了私塾，先生亲自过目。
　　如果发现“安”模糊不清，或者干脆不见了，不管你是天皇老子，一边罚站不说，还得伸出手来，接受竹戒尺的伺候。
　　先生绝对雷厉风行，毫不手软。
　　“啪、啪——”声中，且疼且胀里，让你大长了记性，基本上不敢二次试法的。
　　即便课堂中要上茅房的，须到先生那儿领取“尿”签儿，先生登记在案，预防你趁机溜号。
　　父亲回忆说，私塾里的时光还是愉快的，当然，前提是你得遵循里面的规则，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每早，须练习一页毛笔大字儿，上交先生。先生当场批改，写得好的，画上一个红红的圈儿，差的就会打上一个红叉叉。课余，得练习被打上红叉叉的字，直到画上红圈儿为止。
　　课堂上，识字造句，背诵文章，回答问题时，先生会让你想上一阵子。
　　还不会的，就会让你“长记性”，那就是打竹板了，一是打在手掌上，一是打在小腿肚子上，这两处的皮肉厚实，经得起打，也伤得起。
　　先生的想法很周全的，以隔着裤管儿打小腿肚子为主，手掌打肿了，不能握毛笔呀，还怕你学业受到影响。
　　那时，凡是见到上私塾的娃子，走路一拐一拐的，大人们就晓得，这娃儿学习没用功，一定被先生惩戒了。
　　俗话说，十个指头伸出来，长短不一，哪里会一般齐整的。
　　就有脑子转动相对慢些的学生，受不了责罚，想各种办法拆解先生的体罚。
　　主要的一招儿，就是在小腿肚子上绑上一层棉花，密密实实地。
　　起先受了罚的，龇牙咧嘴，会装模作样地瘸着走路。
　　后来大了胆，放松了警惕，便大摇大摆起来。
　　先生瞧见了，感到蹊跷，一时琢磨不透。
　　先生要看究竟，一提起学生的裤管儿，真相大白，又气又恼，哭笑不得：“把你这聪敏劲儿使在学习上，像这样的用心，焉能学而不前的！”
　　父亲天分高，加之勤学，自然在私塾里受到的体罚极少。
　　在他老人家去世周年那天，专程从枣阳县城赶来榆树冈参加纪念活动的我舅舅余天高说，那时，我们都在小柳庄私塾里念书，你父亲好脑筋，也刻苦，先生很喜欢他的。
　　那个年代的学子，就像《读书郎》里的唱词：“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那风雨狂，就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
　　上小柳庄的私塾岁月里，父亲也曾遭遇了挫折，差点失学。
　　在即将念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弟（宝栓）不幸夭折。三四岁的大弟，极为聪灵，对他的大哥尤其亲热，开口哥长，闭口哥短的，给我父亲的童年带来亲人的温暖，也带来一起玩耍的乐趣。
　　说没就没了，大弟的夭折，给我父亲打击很大，几乎不知道哭的他，因思念大弟，多次流泪。
　　不只是对父亲，大弟的离去给整个家庭也带来了伤痛。
　　此时，家境更为贫寒。懂事的父亲曾经动了弃学的念头。
　　倒是先生细心，看出了端倪，放学后单独留下我的父亲，先问了问家里发生的不幸，接着话锋一转：“还记得你的那篇作文《太阳与乌云》吗？”
　　这曾经是一篇范文，张贴在草堂的后墙上，在同学中传抄过。
　　父亲当然记得——
　　正在消融的冰雪下，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小草，挤挤挨挨地伸展着腰肢，大地泛起了淡淡的绿意……
　　这是春天将要来临的时节。遮住了太阳的乌云显得得意洋洋：“我把你包围了，你的光芒没有了！”
　　太阳一点也不气馁，满怀着信心：“你遮挡得住我一时，却遮挡不住我一世，最终我会冲出你的包围，照亮宇宙的……”
　　当时，中国处于抗日的关键时期，全民抗日的火种在燃烧。这是这篇寓言式作文的写作背景和要表达的思想。
　　先生说：“你现在的难处就是另外一种‘乌云’，而不放弃和坚持追求，就是你心目中的另外一轮‘太阳’！”
　　父亲的苦楚和彷徨，被先生因地制宜的一席话，化解得随风而散。
　　父亲感受到了，心地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奋力向上的力量。
　　一九四七年秋季，父亲即将高小毕业，榆树乡公所来了一纸公文，小柳庄私塾被撤销了，所有的学生将集中到八角庙公办学堂。
　　那一阵儿，小柳庄私塾里愁云密布，师生们好一通的泪别与不舍。
　　两位先生眼里盈着泪，嘱咐着：“你们已经是慢慢长大了的鸟，要到更加高远的天空里翱翔，我们不能误人子弟了！”
　　就像一个逗号，抑或一个脚印，小柳庄私塾永远地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湮没在岁月的红尘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小柳庄私塾这一届的学生后来很了不起。父亲的同窗陈敏聪曾经留洋美国，现今成了大教授；榆树老街上的金发顺被刘升镇首任区长老安带走，后来成了名医，任湖北房县人民医院院长；上庄儿，我的舅舅余天高考上了省中专——武汉医药学校，当时全枣阳没有几人；同村的李安贵当上了榆树管理区的书记；还有的上了朝鲜战场，成了战斗英雄的……
　　再到我父亲，尽管是个扛锄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却也是一个在我们那一带的独一无二的农民，一个了不起的农民。
　　私塾求学的岁月，是父亲人生旅途中尤为愉快、收获最为丰厚、性格成长乃至形成的金色时光，在与同窗的共处中，父亲学到了宽容和大气。
　　父亲放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愿望。
　　不仅如此，从两位先生身上，父亲学到了文化和知识，更学到了明辨是非、积极达观的为人真谛。
　　这些品格特质，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通过父亲的言行，又熏陶着下一代的我们！
　　少年与公学
　　公元一九四七年秋，榆树冈乡公所一纸公文，辖区内的私塾退出历史舞台，乡办公学开天辟地走上历史前台。
　　榆树冈，乃北宋建制的千年小镇。辖区里，能走进学堂、识文断字的娃子，多是有钱人家，即便混进些穷苦人家的娃子，也多是上过一年半载的就辍学，回家打猪草或替人放牛了。 　　乡办公学，在当时也属历史的一个进步，是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思想在乡下的开花结果。
　　教育平民化的实践，在榆树冈一带就此拉开帷幕。
　　此时，国、共联手赶走日本鬼子已两年余。应该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饱受多年战乱的老百姓，似乎可以过上安稳的太平日子。
　　然而，政见的迥异，国、共两党的关系，像路边的蚂蚁草藤儿，你牵我扯的，矛盾和摩擦在各个角落时有发生。
　　具体到鄂枣北的榆树冈，河北人安邦定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渐成气候，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剑拔弩张，彼此间的斗争呈现拉锯态势。
　　不过，即便如此，尚未影响到地方教育的大众化进程。
　　话说小柳庄私塾学生，在草堂关停后，并转到公办学校八角庙。
　　八角庙，曾经是枣阳颇负盛名的寺庙，规模恢宏，因正殿有八个檐角而名之，远望近观，气势巍峨，香火甚旺。鼎盛时，住寺和尚达数十人。
　　谁也没有想到，这座数百年的庙宇，庙宇里的出家人，因教育的大众化而改变了命运。
　　在县上提出创办乡公所学校时，上面曾经下拨了专款，不料被乡公所的小吏巧取豪夺了。
　　可是，得应付上面将要下来的督导，于是打上了八角庙的主意，颇费心思地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故鼎新，顺水推舟，请和尚们高风亮节，走出寺庙，普度当地众学子。
　　此时，高小即将毕业的父亲，心里忐忑不安，怕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现啥闪失，说透了，担心爷爷变故，让他辍学。
　　然而，父亲悬着的心子儿，平稳落地。听说转入公学，爷爷像捡了宝贝似的，高兴着大声气地嚷：“八角庙学堂，恁大，公办的，宝玉儿，要用心呢！”
　　这就是我爷爷的秉性，有吕端风范儿，大事不糊涂！
　　又仿佛梦里一样，父亲竟然有些陶醉。是的，那又将是一番新的世界。
　　欢天喜地，父亲走进了离家两三里地的八角庙学堂。
　　不过，此时发生了件事儿，让父亲等学生抱不平，这就是小柳庄私塾的柳、陈两位先生被迫“下课”，务农了。公立学堂更本没有下他们的米，也就是没有他们的编制。
　　书生气的教书先生，在历史潮流裹挟中，不得不走进田间地头，用无缚鸡之力的手，握着锄头把儿，修补着地球，可见日后生活之维艰。
　　这是滚滚的俗世中，没有选择的宿命。
　　不过，八角庙的先生们也非等闲之辈，多是来自四乡八邻返乡的学子，如同厚如先生一样，接受过传统的、西方的教育，思想解放，观念新潮。
　　所以，公学课堂里教授知识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国语、数学、自然之外，还开设了音乐课、体育课、绘画课、劳动课（社会实践），彻底摒弃了体罚，学习的氛围浓厚，学习的环境轻松。
　　几十年后，父亲依然记得胡进民老师教语文、历史，胡凤燕老师教地理、自然。
　　而今，这些先生们已经作古，包括我的父亲。这也是违背不了的自然规律。
　　再说自愿留校做义工的和尚，在时局的变迁中，差不多还俗了，有的还有了家室。
　　也有一个坚持儒教操守的老和尚，白天在校园里默默地清扫着卫生，夜里困在斗室诵经，为人不怨不怒，不卑不亢，平和平淡。
　　老和尚时有惊人语，似乎在开导迷路人，听听，“吃些亏处原无害，让他几分有何妨？”、“春天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
　　参禅悟道，出家人语，许多的学生像听天书，却对我父亲以后达观的生活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家里到八角庙学堂，必经榆树冈老街。
　　已经说过，老街特老，具千年历史，现存建筑多为明清风格。
　　老街，无疑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历史的河流中，承上启下。
　　对于八角庙的学生们来说，就是学堂外的花花世界，另类的课堂。先生们曾经带着即将高小毕业的学生，来这里看俗世里的景致，切身体味课本外的现实，了解地方人物风情。
　　走进老街，感观风物。这样的实践课，最受学生们的喜爱，也曾经是父亲他们那一辈儿，在儿童、少年时期见过的十分排场的世面。
　　父亲回忆六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教育时，依然充满着一种憧憬和满足。
　　这让倾听的我，也对那时的公学教育有了一种仿佛切身的感受。以为现在的孩子们的确太累了，为了升学，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分”就是学生的命根；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乐趣，年龄越大，快乐越少。
　　还记得一位美国的教育研究者语，其观念几近武断和偏激，也令现实的教育大师们极不服气。
　　这位研究者称，当前的中国，已经没有教育大师了。
　　无独有偶，国内一位学者也极为认同，以为中国近代的教育大家，多出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些大家的身上，不仅传承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充分汲取了西方教育的精华，教育思想民主，科学启蒙意识强烈。
　　不然，随之而来的文革冲击，教育体系建设在政治化中溃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活力再现。不料，受科举思想的影响，走进了胡同，八股文式的应试教育居主流，师者、学子思想被钳制僵化。雪上加霜的，当属教育改革市场化，这一异向，基本上摧毁了教育大家的出现。
　　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在比较中，也认可这些观点。
　　父亲说，我们小时穷呀，可快活儿了！
　　即使在学堂里，也一样的。
　　于是乎，回忆中的父亲，沉浸在那个时代社会实践课带来的快乐里。
　　老街，的确是方圆十数里乡下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去处。
　　十字街口是繁华的所在，小把戏也多。有叫卖冰糖葫芦的，有喊锵菜刀的，有嚷着铜锣补锅的，有逗猴儿玩杂耍的，还有铺子出租《三国演义》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
　　街心矗立着砖砌的钟楼，精巧玲珑，晨钟惊飞鸟。
　　除了北街，东、西、南街均有楼子，坐落在环绕小镇的城墙上。兵荒马乱时，有专人放哨，瞭望着小镇外几条大路上的一举一动。每条街巷，两旁密布列架老铺子，犹如伸着的臂膀，婉婉约约，向着城墙根儿延展开去。
　　东街，是小商小贩儿的天下。有开油炸锅的，用麻纸裹着炸好的麻花，或油果子，或麻叶馓子，酥黄酥黄的，瞄一眼儿，口水难免挂在嘴角儿。斜对门儿，是点心铺子，大肚泡，芝麻饼，板凳腿儿，烟酒糖果的，芳香的气息氤氲着，像绵长的舌头尖儿，舔得过路人心里痒痒的，总是忍不住深深地吸口气，不甘心地嗅了又嗅，恨不得把这种气息带回家去。 　　南街，就不像其他的街巷充盈着市井的俚俗，荡溢着文化气息，名声也响得很，像大年燃放的炮仗。
　　在当时的枣东北，榆树老街之所以像吹奏的喇叭，声名远播，南街的文化气质功劳最高。
　　南街，住着一户书香世家，在当地是望族，这就是中药铺子掌柜陈博泉家族。且不说博泉先生的医术怎样高超，但凭人家的三儿、一女，先后到了美国做学者，这就了不得。
　　郎中的幺儿，大名陈敏聪，在小柳庄私塾曾和我父亲同窗。
　　如今，他在美国当名教授。老子英雄儿好汉，其子曾经被评为十大杰出美籍华人工程师，并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颁奖。国内的报纸、电视都广而告之过。
　　南街的大年，最有讲究的，最有看头的，便是红火火喜庆的春联，抑或嫁娶、乔迁的喜联。无论走亲戚人家，还是随着大人赶年集，父亲总爱一家一家地默读，在心里模仿、揣摩着人家的书法，细细地体味人家文字表达的深意。
　　瞧瞧，多有意境的春联，“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春风堂上初来燕，夜雨庭前早种花”。
　　家里有读书人的，会龙飞飞舞地写着“千般月色砚边过，无限风光笔下生”、“纸上读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 ，或者“年年过年年不虚度，岁岁辞岁岁莫蹉跎”、“读书满座风云气，良友一堂富贵春”。
　　有嫁娶的，写着“今夕交杯传蜜意，明朝跃马赛风流”；遇上乔迁的，新房大门上会贴着“堂凝瑞气云追月，栋染谷香秋胜春”，或者“屋前碧水声声笑，房后青山步步春”……
　　南街，还有一景，堪称人间天上。
　　景致，就是郎中品读。他会在暖暖的冬阳里，背着太阳，斜躺在太师椅上，或捻着山羊须儿，或摇头晃脑，口里咿咿呀呀地咀嚼、品尝着唐诗宋词——
　　要么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要么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么范仲淹的“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要么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要么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要么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街郎中的消遣和悠闲，在当时的乡下人看来，就是过着不同于老街田姓大地主的神仙一般的日子，那是怎样的舒坦，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啦！
　　当然啦，郎中读孔子书，也非圣贤，解放前夕随着国军旅长的儿子去了台湾，背井离乡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上八角庙公学的日子中，我父亲亲历的一件事儿，奠定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也让刚步入少年的他成熟起来。
　　是年仲秋的一天晌午，爷爷家要赶两下的婚礼。一家是本村的，新郎官儿李安富，是我父亲的好伙伴儿，年长我父亲几岁。另一家在老街上，掌柜的是我爷爷的江湖朋友，叫陈金河，他的义子陈秀发结婚。
　　抽不开身儿，爷爷就让长子代他，去参加陈秀发的婚礼。
　　代替自己的伯伯参加人家的婚礼，这对我的父亲来说，不仅是种荣耀，在家里有了分量，有了位置，更表明自己长大了，可以替大人做事了，不同于往常的自己了。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一走进人家的家门儿，给一对新人儿道喜，蓦地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懵懂的小娃子了。
　　吃了喜酒，父亲辞别主人家，直接去了八角庙学校。
　　父亲是下午第一个到校的学生。离上课还早得很，父亲便抄写《古今集文》，一者习文，一者习书。
　　学校音乐老师张广和饭后散步，经过高年级教室，见有学生来，不由走了进来，轻轻地踱步到我父亲的身旁，看着我父亲的书法，张老师禁不住赞赏了一句：“哎哟——，你这蝇头儿小楷写得好，有力道，很见功夫！”
　　专心习作的父亲，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一跳，转身一看，是音乐课的张老师，急忙收起笔墨，起身自谦道：“谢谢张老师夸奖，离好还差很远的！”
　　广和老师坐了下来，和我父亲拉起家常来，问家里有哪些人，有几亩地。知晓了父亲的家境后，老师点点头说：“你这学上得也不容易，也难怪这么用心，书法也练习得这么厚实！”
　　这天晚上，父亲还特意参加了好伙伴安富新婚的闹房。记得咨客高声打趣道：“细吹细打，接个牛头夜叉；不吹不打，接个观音菩萨！”
　　就有闹房的人接上道：“灶王爷的奶奶，龙王爷的妈，龙宫出来个母夜叉。哎哟哟，是个大私儿（方言，私生子）！”
　　新婚三天无大小，闹洞房的玩笑当然会开得难免过火了些，但新郎、新娘也不会计较的。
　　参加这一天的两个婚礼，给了我父亲很大的触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两个新郎倌儿都不大，只长我父亲几岁，看看，人家已经成家立业，为家里分忧解难了。
　　一晃儿，到了年底，随着老安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壮大，打跑了国民党地方武装。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一带解放了。
　　这是改朝换代的事儿，自然八角庙公学要变，要革命。
　　学校收到了暂时解散的口信儿，老师、学生回家待命，等候通知。
　　父亲回到了家里。
　　此时，在老安的带领下，乡下开始搞土地革命。
　　有属于自己的田地耕种，这是农民的一生梦想。
　　有田地可种，凭气力就能养家糊口，读书还有个么事用？
　　现实面前，我爷爷已经看不了那么远了，心里滋生“读书无用”的想法。
　　我父亲已经感受到了。其实，参加了伙伴安富的婚礼后，父亲就有了自己的看法。
　　聪敏的他不等着大人开口，自觉提了出来：“伯伯，新学我就不去了，我也大了，家里需要劳力。”
　　这让爷爷长长地舒口气，很有些感动，半天说不出话来，眼里却噙满了泪。
　　要晓得，爷爷是个铁硬的大汉，难得这般的儿女情长。
　　新学依旧设置在八角庙。开学时，父亲的同窗好友余天高（后来成了我的舅舅）专门找到爷爷，追着问：“启慧哥为啥不上学读书了？”很为我父亲的失学惋惜。
　　这一年，父亲十二岁，这是人生中第一个本命年。父亲走过童年，步入少年。
　　在八角庙公学的几个月里，父亲学到了人生中很多的道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责任，这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极深。
　　还有一句话，是父亲后来激励我们学习的，这就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少年的父亲已经觉得自己脱胎换骨，是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汉子了。
　　的确，父亲渐渐地成了家里的劳力了……
　　公元一九七五年秋，循着父亲曾经求学的脚印，我在八角庙学校上了小学。
　　已是文革末期，在全民办教育的号召下，八角庙学校办了首期高中班。
　　两年后，也即公元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八角庙高中班学生首次参考，我二哥考了261分，是刘升区应届高中毕业生最高考分，却没有考上大学。
　　足见，文革时期八角庙学校教学质量之惨不忍睹。
　　我父亲只摇头，“四人帮”再不倒台，教育毁了，国家就真的没指望了。
　　斗转星移，世事更迭。而今，八角庙学校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曾经的红墙玉宇，曾经回荡在晨空中的朗朗读书声，曾经的声色故事……仿佛过眼云烟。
　　面对这一片狼藉，如果不是亲历者，有谁还会想起这所学堂的历史？
　　就像一个生命个体，譬如我父亲，渐渐走进历史深处的父亲，已经在亲人眼里、乡人眼里消失了两年余。
　　面对着村前冈坡上的那堆密布草蔓的黄土堆，如果不是亲人、熟知乡人的记忆，谁能想到黄土里的主人是我敬爱的父亲！
　　那个曾经顶天立地的农民，那个满腹经纶的文人！
　　记忆，无论是组织的，还是个人的记忆，是对民间历史的不完整、而又竭力去完善的一段珍贵的传承！
　　而回忆，就是我们走进那段儿历史的，那一双腿脚儿，那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