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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央红军结束了转战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的长征，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宁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从毛泽东激情洋溢的讲话意识到：应立即着手采写、编辑、出版一部关于长征的文集，为中国留下最详细、最具时代印迹的实录，让震撼世界的长征永存记忆，彪炳青史。
通令全军 征集文稿
1936年2月，宣传部的同志分赴解放区各单位、部队，收集、整理有关长征的文件、记录、日记等，调查、走访长征经历，采写长征纪实文章。六七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3个多月，却越发感到：长征的英雄事迹、战斗故事数不胜数，要撰写一部纪实是庞大的工程，仅凭几个人，短时间内绝难完成。
同年6月，宣传部的同志将计划出版“长征纪实”的想法向中央军委汇报，恰好此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来陕北解放区采访，也需要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宣传解放区，传播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极佳机会。
同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签发“征稿函”，发至各单位、部队：“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
同一天，中央军委也通令全军：“现在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军委和毛泽东的号召得到积极响应，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纷纷拿起笔撰写长征亲历。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等36位将领都行动起来，字斟句酌地书写自己的长征故事。
2个多月后，红军总政治部收到征稿200多篇，作者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浴血战场的各级军官，也有刚学会写字的战士。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主编，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1937年4月，时任编辑的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回忆道：“新的奇迹又发生，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她回忆编辑过程还说：“当时编委会一再强调，同一内容的稿子，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质量决定取舍。原稿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可予改正，绝不要滥加删修，以存其真。一定要按时间和空间，对数字、命令、报告、日记等绝不改动，保持原样。”
享誉中外 影响广泛
1937年2月，这部长征纪实书稿编辑完成，最初定名《二万五千里》，正当筹备付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中央从大局考虑，决定暂缓出版。书稿搁置期间，编委会根据军委指示，将一部分文章誊写，由地下交通员董健吾、王尧山带给中共上海党组织，择机加以宣传，扩大影响。
董健吾根據携带的文稿、照片，撰写出一篇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介绍红军长征经历及抵达陕北的消息，并配发红军由江西瑞金至陕西吴起镇的长征路线图和毛泽东身着军装的照片，署名“幽谷”，刊登在上海1937年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
述写长征的作品一面世，就极大地激发起上海乃至全国民众渴望了解红军长征、向往解放区的热情，名不见经传的《逸经》杂志从发售不到千册猛然飙升到7万余册，加印5次仍供不应求。《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预热，为长征纪实书稿的出版引起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2年11月，《二万五千里》书稿经过丁玲再次编辑，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分上、下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在延安刊印发行。全书共412页，收录了40多人的回忆文章100篇，共50多万字，并附《红军入川歌》《渡金沙江胜利歌》等长征歌曲10首，《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等图表5幅，详细绘录了部分红军长征的时间、路线、营地、里程等。
《红军长征记》“编者的话”中写道：“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
《红军长征记》收录的百篇文稿中，既有充满理想信念、革命乐观主义的《从毛儿盖到班佑》（董必武）、《由临武至道州》（耿飚）、《向赤水前进》（谭政），也有描述铁血烽烟、惨烈激战的《突破天险腊子口》（杨成武）、《渡乌江》（刘亚楼）、《娄山关前后》（彭雪枫），还有互助互爱、共度艰难的《出发的前夜》（彭加伦）、《老山界》（陆定一）、《湘南游击队》（唐天际）等，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叙述，一幕幕撼人魂魄的场景，用最真实、最质朴的语言还原了长征的原始画面，字里行间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必胜信念的光芒。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期间，除多次采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得到许多文字素材。他后来回忆说：“我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许多军人把他们写长征的原稿又抄给我一份。”
这些珍贵的资料、文稿，为斯诺撰写纪实文章提供了真实、详细的依据。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伦敦首次出版，引起巨大轰动，销量超过10万多册，为向全世界介绍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领袖言行 巨大鼓舞
总览《红军长征记》发现：整个长征行程中，领袖言行的鼓舞与影响贯穿许多章节，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长征之初，大多数人不知要去哪里，要走多久，但敌人前截尾追，飞机轰炸，越走越险的激流峰壑、泥沼草地，让许多人迷惘、困惑。董必武的《出发前》一文写道：“离开中央苏区，‘家’没了，为了生存，不得不长途远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对战士来说，如能听到领袖的声音，与领袖说几句话，哪怕只看到他们的身影，也能感受莫大鼓舞，提高胜利信心。”
红军向赤水行进，在回龙场短暂休息时，毛泽东来到红三军团官兵中间，他边卷战士递来的叶子烟边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之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领袖的泰然自若，极大增强了红军官兵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后来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被战士们称为“割敌人的手指头”。
过草地时，天气常常阴晴突变，昼夜温差巨大，尤其是风雨寒夜，是战士们情绪最低落、悲伤的时候。邓发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过草地最艰难的6天里，每当夜半，毛泽东都来到战士中间，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在地上，坐在篝火旁，开始讲几年来的战斗历程，红军的未来。他在谈吐之间，没有一点傲慢之气，言语很通俗幽默，表情沉毅坚定，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
霜天瑟月、寥野苍茫、篝火熊熊，官兵们忘记了饥饿、寒冷，围坐在敬爱的领袖身旁，聆听教诲，犹如一幅大气磅礴、温馨感人的画卷，勾绘出领袖和官兵的坚定无畏和从容乐观。
朱德总司令的言行在红军中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时时不忘为官兵们鼓劲加油。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中讲述：“过大渡河前一天，部队在安顺场打土豪没收几头肥猪，前锋连分到一副猪下货。恰好朱总司令来到连队，他说：渡河前夕，我炒猪下货给你们壮行。他说着系起围裙，点燃炉灶，不到一个时辰，一盆爆炒猪下货端上桌。”战士们倍受鼓舞，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前锋连人人争先，率先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对岸敌人阵地。
过草地时部队出现粮荒，朱德从军委干部团抽30人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自己任组长。周士第在《還不算空手》一文中说：“朱总司令带领大家挖野菜，把不认识的挑出来煮熟，他说：组长有优先权，我先吃。其实人人明白，这是‘吃’有没有毒，就这样新找到十几种可以吃的野菜。再把‘小组’成员派到连队成立‘小组’挖野菜，极大缓解了缺粮危机，总司令的关怀也让大家倍受感动。”
率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是一名威震敌胆、英名赫赫的猛将，每次战斗打响，他不仅最大限度地靠前指挥，有时还亲自冲锋陷阵，战士们只要见到他，就信心倍增，英勇无畏。张爱萍在《彭军团长炮轰大来圩》一文中描述：“突破汝城第二道封锁线时，炮轰大来圩敌军堡垒，但炮位距堡垒太远，效果不佳，红军被敌堡的枪弹压得抬不起头。见此状况，彭德怀亲临阵地，指挥炮位靠前，亲自目测距离、添药装弹，几炮便把敌垒炸飞，顿时士气大振，部队跃起出击，一举突破防线。”
闪光细节 铁血丰碑
用现代视角阅读《红军长征记》，倍觉其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宏观叙事、纪实上，其中许多细微情节恢宏大气，展现了红军的英勇睿智和风纪的严明，为两万五千里砥砺征程熔铸出一座铁血丰碑。
红军北上抵临渭河，弹药、粮食已消耗殆尽，后有追兵，左右有夹击，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们情绪低落，忧心忡忡。中央军委在渭河岸边开会，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莫看敌军号称几十万，但三路敌人各怀心腹事，只要我们分别隐蔽阻击，露头一个打一个，敌人不敢冒进，我们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描述了当时的细节：“敌人被我们的排子枪打得不敢站起来，三路敌人谁也摸不清虚实，都不敢首当其冲，而毛主席、朱总司令泰然若定，亲自指挥部队渡河，战士们看到领袖临危不惧，又都鼓起勇气和信心，大张旗鼓地胜利渡过渭河。”
红军攻克遵义后，总政治部给各部队下达八项注意通令：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不打架骂人等，后来这些一直是红军铁的纪律。时任红一师一团长的张山震在《瓮中之役》中写道：“部队处处注意严守纪律，保护群众利益，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家，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的粮食已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的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没粮吃。”
途经茅台镇时，有传言说红军不守纪律，用茅台酒洗脚。熊伯涛的《茅台酒》还原了当时的细节：“茅台镇有个‘义成酒坊’，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装满美酒。有的战士以为是水，便提来洗脚。当酒香四溢，方知是酒，虽半缸已成脚汤，战士们还是按价付了银洋。”
红军进入金川藏区，藏民受国民党的宣传欺骗，纷纷躲进深山，部队买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拓夫在《瓦布梁子》一文中讲道：“有的藏民从山里回来了，发现我们宁可吃野菜也不动他们的粮食，还帮他们照管牛羊，就开始与我们接近，还送东西给我们吃，部队离开时，藏民都捧着青稞酒来送行。” 红军行进至湖南道县境内时，遭国民党近百架次飞机空袭，敌机知道红军没有防空武器，每次都超低空轰炸、扫射，许多官兵壮烈牺牲，面对火力凶猛、狂妄无忌的敌机，有些战士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
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观察发现，敌机每次袭击前都要盘旋两圈，就下令将20多挺机枪和70多支步枪集中起来，对准盘旋敌机一起密集开火，这办法果然奏效。他在《休矣飞机》一文中写道：“红三军团遭敌机空袭，集中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打掉了NO709号战斗机，捕获两名飞行员，飞机已经受损，只得就地烧毁。”
击落敌机的消息迅速传开，红军官兵士气倍增，各部队纷纷组织起“高射机枪队”，几个月时间就在茅台镇、全县、黑水等地区击落敌机6架，敌人以为红军有了新式防空武器，再也不敢超低空袭击。
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到三大主力会师，穿越了11个省，历经大小战斗380多次，攻克700多座县城，英勇无畏的将士在艰苦的战斗中砥砺奋发、信念不泯，才换来长征的伟大胜利。
《紅军长征记》还对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现象、地理交通、世风民俗等做了文字表述。如童小鹏的《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翻越崇山峻岭时面临“瘴气”的经历，为当地人破除了千年的恐惧、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描写了凉山彝族的生活习俗、生存实况；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对川西的民俗民风、历史文化做了实录；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刻画了藏族宫寨的建筑风格和特色，赞誉在荒芜中建起的坚实壮观的碉楼，赞美藏族人民的聪颖智慧和勤劳勇敢。这些细节的描述，语句清新、文笔流畅，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
还有些细节很是有趣，比如一些文稿中记录的地名在当年的地图上找不到，后人实地考证才知，当时多是询问本地人，根据口音记下的，如安顺场附近有个寨子叫“收烂仔”，真正的名字是“首南寨”；六盘山有一个叫“要凉布”的村子，其实是“姚梁堡”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苦茶”等都是藏语译音，无关汉文字意。这些纪录真实地表现出长征的陌路苦旅，体现出文章的原汁原味。
《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北平、重庆等城市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那一个个撼人魂魄、鲜活真实的长征故事，让民众了解长征经历、意义和精神，感悟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英勇悲壮，从中认知人民军队果敢无畏、不怕牺牲、战胜艰难的英雄壮举，同时也以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增添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华章典卷。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宁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从毛泽东激情洋溢的讲话意识到：应立即着手采写、编辑、出版一部关于长征的文集，为中国留下最详细、最具时代印迹的实录，让震撼世界的长征永存记忆，彪炳青史。
通令全军 征集文稿
1936年2月，宣传部的同志分赴解放区各单位、部队，收集、整理有关长征的文件、记录、日记等，调查、走访长征经历，采写长征纪实文章。六七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3个多月，却越发感到：长征的英雄事迹、战斗故事数不胜数，要撰写一部纪实是庞大的工程，仅凭几个人，短时间内绝难完成。
同年6月，宣传部的同志将计划出版“长征纪实”的想法向中央军委汇报，恰好此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来陕北解放区采访，也需要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宣传解放区，传播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极佳机会。
同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签发“征稿函”，发至各单位、部队：“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
同一天，中央军委也通令全军：“现在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军委和毛泽东的号召得到积极响应，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纷纷拿起笔撰写长征亲历。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等36位将领都行动起来，字斟句酌地书写自己的长征故事。
2个多月后，红军总政治部收到征稿200多篇，作者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浴血战场的各级军官，也有刚学会写字的战士。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主编，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1937年4月，时任编辑的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回忆道：“新的奇迹又发生，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她回忆编辑过程还说：“当时编委会一再强调，同一内容的稿子，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质量决定取舍。原稿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可予改正，绝不要滥加删修，以存其真。一定要按时间和空间，对数字、命令、报告、日记等绝不改动，保持原样。”
享誉中外 影响广泛
1937年2月，这部长征纪实书稿编辑完成，最初定名《二万五千里》，正当筹备付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中央从大局考虑，决定暂缓出版。书稿搁置期间，编委会根据军委指示，将一部分文章誊写，由地下交通员董健吾、王尧山带给中共上海党组织，择机加以宣传，扩大影响。
董健吾根據携带的文稿、照片，撰写出一篇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介绍红军长征经历及抵达陕北的消息，并配发红军由江西瑞金至陕西吴起镇的长征路线图和毛泽东身着军装的照片，署名“幽谷”，刊登在上海1937年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
述写长征的作品一面世，就极大地激发起上海乃至全国民众渴望了解红军长征、向往解放区的热情，名不见经传的《逸经》杂志从发售不到千册猛然飙升到7万余册，加印5次仍供不应求。《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预热，为长征纪实书稿的出版引起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2年11月，《二万五千里》书稿经过丁玲再次编辑，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分上、下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在延安刊印发行。全书共412页，收录了40多人的回忆文章100篇，共50多万字，并附《红军入川歌》《渡金沙江胜利歌》等长征歌曲10首，《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等图表5幅，详细绘录了部分红军长征的时间、路线、营地、里程等。
《红军长征记》“编者的话”中写道：“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
《红军长征记》收录的百篇文稿中，既有充满理想信念、革命乐观主义的《从毛儿盖到班佑》（董必武）、《由临武至道州》（耿飚）、《向赤水前进》（谭政），也有描述铁血烽烟、惨烈激战的《突破天险腊子口》（杨成武）、《渡乌江》（刘亚楼）、《娄山关前后》（彭雪枫），还有互助互爱、共度艰难的《出发的前夜》（彭加伦）、《老山界》（陆定一）、《湘南游击队》（唐天际）等，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叙述，一幕幕撼人魂魄的场景，用最真实、最质朴的语言还原了长征的原始画面，字里行间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必胜信念的光芒。 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期间，除多次采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得到许多文字素材。他后来回忆说：“我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许多军人把他们写长征的原稿又抄给我一份。”
这些珍贵的资料、文稿，为斯诺撰写纪实文章提供了真实、详细的依据。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伦敦首次出版，引起巨大轰动，销量超过10万多册，为向全世界介绍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领袖言行 巨大鼓舞
总览《红军长征记》发现：整个长征行程中，领袖言行的鼓舞与影响贯穿许多章节，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长征之初，大多数人不知要去哪里，要走多久，但敌人前截尾追，飞机轰炸，越走越险的激流峰壑、泥沼草地，让许多人迷惘、困惑。董必武的《出发前》一文写道：“离开中央苏区，‘家’没了，为了生存，不得不长途远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对战士来说，如能听到领袖的声音，与领袖说几句话，哪怕只看到他们的身影，也能感受莫大鼓舞，提高胜利信心。”
红军向赤水行进，在回龙场短暂休息时，毛泽东来到红三军团官兵中间，他边卷战士递来的叶子烟边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之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领袖的泰然自若，极大增强了红军官兵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后来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被战士们称为“割敌人的手指头”。
过草地时，天气常常阴晴突变，昼夜温差巨大，尤其是风雨寒夜，是战士们情绪最低落、悲伤的时候。邓发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过草地最艰难的6天里，每当夜半，毛泽东都来到战士中间，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在地上，坐在篝火旁，开始讲几年来的战斗历程，红军的未来。他在谈吐之间，没有一点傲慢之气，言语很通俗幽默，表情沉毅坚定，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
霜天瑟月、寥野苍茫、篝火熊熊，官兵们忘记了饥饿、寒冷，围坐在敬爱的领袖身旁，聆听教诲，犹如一幅大气磅礴、温馨感人的画卷，勾绘出领袖和官兵的坚定无畏和从容乐观。
朱德总司令的言行在红军中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时时不忘为官兵们鼓劲加油。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中讲述：“过大渡河前一天，部队在安顺场打土豪没收几头肥猪，前锋连分到一副猪下货。恰好朱总司令来到连队，他说：渡河前夕，我炒猪下货给你们壮行。他说着系起围裙，点燃炉灶，不到一个时辰，一盆爆炒猪下货端上桌。”战士们倍受鼓舞，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前锋连人人争先，率先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对岸敌人阵地。
过草地时部队出现粮荒，朱德从军委干部团抽30人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自己任组长。周士第在《還不算空手》一文中说：“朱总司令带领大家挖野菜，把不认识的挑出来煮熟，他说：组长有优先权，我先吃。其实人人明白，这是‘吃’有没有毒，就这样新找到十几种可以吃的野菜。再把‘小组’成员派到连队成立‘小组’挖野菜，极大缓解了缺粮危机，总司令的关怀也让大家倍受感动。”
率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是一名威震敌胆、英名赫赫的猛将，每次战斗打响，他不仅最大限度地靠前指挥，有时还亲自冲锋陷阵，战士们只要见到他，就信心倍增，英勇无畏。张爱萍在《彭军团长炮轰大来圩》一文中描述：“突破汝城第二道封锁线时，炮轰大来圩敌军堡垒，但炮位距堡垒太远，效果不佳，红军被敌堡的枪弹压得抬不起头。见此状况，彭德怀亲临阵地，指挥炮位靠前，亲自目测距离、添药装弹，几炮便把敌垒炸飞，顿时士气大振，部队跃起出击，一举突破防线。”
闪光细节 铁血丰碑
用现代视角阅读《红军长征记》，倍觉其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宏观叙事、纪实上，其中许多细微情节恢宏大气，展现了红军的英勇睿智和风纪的严明，为两万五千里砥砺征程熔铸出一座铁血丰碑。
红军北上抵临渭河，弹药、粮食已消耗殆尽，后有追兵，左右有夹击，精疲力竭的红军官兵们情绪低落，忧心忡忡。中央军委在渭河岸边开会，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莫看敌军号称几十万，但三路敌人各怀心腹事，只要我们分别隐蔽阻击，露头一个打一个，敌人不敢冒进，我们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描述了当时的细节：“敌人被我们的排子枪打得不敢站起来，三路敌人谁也摸不清虚实，都不敢首当其冲，而毛主席、朱总司令泰然若定，亲自指挥部队渡河，战士们看到领袖临危不惧，又都鼓起勇气和信心，大张旗鼓地胜利渡过渭河。”
红军攻克遵义后，总政治部给各部队下达八项注意通令：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不打架骂人等，后来这些一直是红军铁的纪律。时任红一师一团长的张山震在《瓮中之役》中写道：“部队处处注意严守纪律，保护群众利益，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家，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的粮食已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的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没粮吃。”
途经茅台镇时，有传言说红军不守纪律，用茅台酒洗脚。熊伯涛的《茅台酒》还原了当时的细节：“茅台镇有个‘义成酒坊’，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装满美酒。有的战士以为是水，便提来洗脚。当酒香四溢，方知是酒，虽半缸已成脚汤，战士们还是按价付了银洋。”
红军进入金川藏区，藏民受国民党的宣传欺骗，纷纷躲进深山，部队买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拓夫在《瓦布梁子》一文中讲道：“有的藏民从山里回来了，发现我们宁可吃野菜也不动他们的粮食，还帮他们照管牛羊，就开始与我们接近，还送东西给我们吃，部队离开时，藏民都捧着青稞酒来送行。” 红军行进至湖南道县境内时，遭国民党近百架次飞机空袭，敌机知道红军没有防空武器，每次都超低空轰炸、扫射，许多官兵壮烈牺牲，面对火力凶猛、狂妄无忌的敌机，有些战士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
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观察发现，敌机每次袭击前都要盘旋两圈，就下令将20多挺机枪和70多支步枪集中起来，对准盘旋敌机一起密集开火，这办法果然奏效。他在《休矣飞机》一文中写道：“红三军团遭敌机空袭，集中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打掉了NO709号战斗机，捕获两名飞行员，飞机已经受损，只得就地烧毁。”
击落敌机的消息迅速传开，红军官兵士气倍增，各部队纷纷组织起“高射机枪队”，几个月时间就在茅台镇、全县、黑水等地区击落敌机6架，敌人以为红军有了新式防空武器，再也不敢超低空袭击。
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到三大主力会师，穿越了11个省，历经大小战斗380多次，攻克700多座县城，英勇无畏的将士在艰苦的战斗中砥砺奋发、信念不泯，才换来长征的伟大胜利。
《紅军长征记》还对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现象、地理交通、世风民俗等做了文字表述。如童小鹏的《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翻越崇山峻岭时面临“瘴气”的经历，为当地人破除了千年的恐惧、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描写了凉山彝族的生活习俗、生存实况；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对川西的民俗民风、历史文化做了实录；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刻画了藏族宫寨的建筑风格和特色，赞誉在荒芜中建起的坚实壮观的碉楼，赞美藏族人民的聪颖智慧和勤劳勇敢。这些细节的描述，语句清新、文笔流畅，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
还有些细节很是有趣，比如一些文稿中记录的地名在当年的地图上找不到，后人实地考证才知，当时多是询问本地人，根据口音记下的，如安顺场附近有个寨子叫“收烂仔”，真正的名字是“首南寨”；六盘山有一个叫“要凉布”的村子，其实是“姚梁堡”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苦茶”等都是藏语译音，无关汉文字意。这些纪录真实地表现出长征的陌路苦旅，体现出文章的原汁原味。
《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北平、重庆等城市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那一个个撼人魂魄、鲜活真实的长征故事，让民众了解长征经历、意义和精神，感悟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英勇悲壮，从中认知人民军队果敢无畏、不怕牺牲、战胜艰难的英雄壮举，同时也以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增添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华章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