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范围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远没有到底，未来的冲击波还可能连连不断；同时，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的能力。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的强大国家，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富有经验。
　　2008年是全球经济罕见的动荡之年，其严重程度不仅是冷战结束的近20年所绝无仅有，为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所难比，也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麻烦，甚至是当代经济史、金融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
　　我们不应低估这场始发于美国、蔓延到全球范围的危机的严重性，它至今也许还远没有到底，未来的冲击波还可能连连不断；同时，也不应低估美国人摆脱危机的能力。
　　美国是一个善于应对危机的强大国家，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富有经验。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救市措施，各大银行、公司和企业也都想方设法自保以渡过难关。美元贬值是明显的事例，它的后果是重大而深远的，外部一时甚至难以充分衡量；金融危机的特殊性质，在特殊的运作下面，完全有可能让美国以外的国家和个人，在根本不知晓的前提下，以主动自愿的方式，为这场次贷危机买单或替美国政府的措施背书。
　　不要忘记，在经济全球化平稳顺当推进的时期，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导下，发达国家赢得大部分利润和好处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多少能够受益；而在动荡曲折的阶段，主宰危机消解进程的主要国家和国际制度，必然也会采取措施迫使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共患难”，不管看上去是自觉自愿的方式还是浑然不觉的形态。
　　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其他国家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教训，通过“交学费”学到一些东西、有一点改进。
　　就中国而言，我想到以下几点：首先，危机可以让我们更快地破除一些迷信，比如说对美国金融系统可靠性的迷信，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监管制度的迷信，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保险阀”的迷信，对美国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这不是说它们没有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只是要放弃盲目追跟、不加选择和批判的态度。其次，要努力掌握“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的本领。例如，人民币(或中国的各种资产和信用)钉住美元以外的硬通货(以及美国以外的发达区域)的收益或许相对小些，但风险至少得以分散化，政治上和战略上也有好处。同理，中国庞大外汇存底和雄厚外交资源的使用，也要尽量多元化、多极化和均衡化，为国际体系的“美帝国主义时代”的逐渐褪色，做好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第三，持续深化的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诱发以外交事件或战争方式转嫁危机的各种阴谋与冲动。在我看来，美国某些实力人物、某些新保守派策士和某些军工集团。近一时期对于伊核、朝核问题“进展缓慢”表达的不耐烦，在格俄冲突上“拉偏架”的挑衅性姿态，就有这种危险的味道。美国官方宣布的政策和实际的作为之间，经常存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必然带来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冲突，要视环境、条件等等状况而定(有时加上个别人的“失误”)。
　　对此，我们特别要仔细观察，谨慎应对，认真评估这场重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的、社会的、安全的和其他非纯粹经济的后果，未雨绸缪、早做应对。
　　当下的中国外交也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地上。
　　我认为，站在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一定要有好的心态与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学会细致、客观、虚心地观察外部世界可为我用的地方，区分国际体系中霸道成分和王道因素，懂得二战后(包括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演化的规律、特征及中间包含的进步性，洞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善恶交织的画面，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不要为少数霸权国家当政者的恶劣言行所干扰，不被国际政治里消极的东西所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