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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众欢腾，到千夫所指，中国足球衰败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1994年职业化后，中国足球成了悲剧、闹剧。
俱乐部入不敷出、冠名企业负担累累、球员教练赌球成风、国家队战绩惨不忍睹、足协亦盛行“被双规”。中国足球产业，在2010年举世欢庆南非世界杯的日子里，“破产”了。
面对此景，资深足球评论员刘建宏，发出感叹：为什么丑闻不断，为什么水平不高，为什么规则被践踏，为什么权威在消失，为什么没人承诺把足球搞好……
对于这些为什么，我们的回答更多并不涉及足球本身，而是足球作为全球第一大体育产业，为什么中国人就搞不好。
球震
2010年1月21日，“大哥”出事了。
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已被刑拘。商业贿赂、假赌球……这些词汇首次与足协最高层有了牵扯。然而，对于足球圈的人而言，这次地震却迟早都会发生——中国足球早已沾满了铜臭味，足球就是一门灰色生意。
2007年9月22日，成都谢菲联战胜青岛海利丰，冲超成功。在阵阵“雄起”的呐喊声中，站在游行彩车上的姚夏，成都谢菲联核心球员，心情无比激动：“这种和球迷的亲密接触，还是比较好的，让球员有一种荣誉感，也让球迷更加狂热地支持这支球队。”
事实上，当时激动的球迷不仅“被消费”了，也“被侮辱”了。这只是一门生意。
尤可为，成都谢菲联副总经理，在警方审讯中交待了一切。为了促成球队冲超，在董事长许宏涛的批准下，尤可为约见了青岛海利丰领队刘红伟，双方最终达成以30万元现金、冬训费20万元为酬劳的假球协议。于是到了正式比赛，青岛队先是雪藏了自己的全部主力，下半场又“体力不支”，成都队踢进两个!
既然有默契球，那么自然也可以把生意做大，赌球!
据公安部调查，王鑫，原山西陆虎俱乐部副总经理，在以20万元价格“卖”出了与广药的比赛之后，对山西球员要求不仅要输，而且要大比分输，紧接着就奔赴东莞下注赌球
最终，王鑫在某国际赌球网站轻松获利十几万元。
然而，赌中甲还不够刺激，做一场中超才过瘾!有自称庄家的神秘人士透露，很多球员都拥有赌球账户，一注可下50万元。而庄家做球采用“承包制”，用300万元买通一个主力队员，让他自由分配，反正最终要把庄家要求的比分做出来。做不出来，不仅要赔300万元，恐还有性命之忧。一般情况，这名手握300万元的主力球员，会按照“1+2+1”的赌球公式来部署自己的团队：一个门将，两个后卫，一个前锋。
当然，如果能够收买一个足协高层，则更加稳赚不赔。范广鸣，原足协联赛部商务负责人，成了足协落网第一人。
据公安部最新调查，2006年中甲联赛中，广药为了拿下与浙江绿城的比赛，时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杨旭电话联系了“熟人”范广呜，请求帮忙。范广鸣又联系了时任青岛中能U19队主教练冷波，冷波又联系了前山东鲁能队长邢锐，邢锐又找到原浙江绿城主力队员沈刘曦……于是，沈刘曦向邢锐要价80万元，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又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正是在这一层层“承包代理制”的作用下，广药如愿战胜浙江，而绿城投资人宋卫平虽然在浙江地产业叱咤风云，却在足球场上仰天无奈。
由此可见，中国足球，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中国足球的品牌形象，已经沦为耻辱、笑柄的代言。然而这一切，真的与“商业泛滥”、“商业越位”有关吗?如果不是，中国足球的堕落到底又是为什么?
源代码(1) 体制施压
2008年8月19日，北京工体正在上演奥运会足球赛的巅峰对决：阿根廷队应战巴西队。当阿根廷队2比0领先时，工体突然人海滔滔，全场响起一个错落有致的声音：“谢亚龙下课，谢亚龙下课!”
这就是中国足协的形象，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品牌效应。
值得深究的是，中国足球的威信扫地，实则是近十年来逐渐演变的结果，相对应的是中国足协的三次班子调换。而正在发生的足坛扫黑运动，理应是法官角色的足协，已经沦为共犯——中国足协隐藏着足球产业堕落的源代码，刚刚落网的南勇，亦是源代码的编写者。
中国足协成立于1955年，隶属国家体育总局，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各级国家队成绩优良。1994年职业化后，足协获得职业联赛管理权，成为中国足球产业的管理者。
但是，这个管理者的表现却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
1998年，职业化第四年，中国国家队兵败金州，折戟世界杯亚洲十强赛。对成绩重于一切的总局而言，这难以接受，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的帅位岌岌可危，南勇也正是在此时进入足协协助王俊生。
2000年，国奥队无缘悉尼奥运会，王俊生的使命到头了。总局调整足协班子，阎世铎接管足协，南勇分管各级国家队，目标直指2002年韩日世界杯。
不过，王俊生却颇让人留恋。一位不愿具名的教练对记者说：“王俊生是开创者，球市搞得不错，我们有亚洲第一前锋郝海东、亚洲第一后卫范志毅，球场经常爆棚
”
可见，王俊生的失败，并非市场的失败，而是时运不济，2000年以前的火爆球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体制要求国家队成绩优秀，市场却要求联赛活跃，足球水平只是实现球市繁荣的手段。所以，当体制过于强大，联赛就会被肢解，球市就会被破坏。
显而易见，足协管理成功的关键源代码，正是能否平衡体制与市场的力量。2000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市场派”王俊生伤感离去，“体制红人”阎世铎、南勇相应掌权——平衡体制与市场力量的源代码失衡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南勇的“铁腕”让人瞠目结舌。南勇敢于对名帅米卢开刀，不听话就交辞职信吧；他让范志毅、郝海东两个冤家打麻将，后二人在国家队被训导得服服帖帖；他强硬地分割联赛，让各俱乐部为国家队让道，球市一片萧条，假赌黑开始萌芽；最重要的是，国家队真的进入世界杯了!
按照足协的逻辑，中国足球应该借此走向世界了，但事实上，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在加速下滑。不仅假赌黑大爆发，而且1998～2004年间竟有7家俱乐部退出，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导火索都是裁判偏袒、待遇不公、假球横行等市场管理不善问题。
体制力量过于强大，自然会激化足协与俱乐部的矛盾，加大管理难度，而足协内部的贪腐、对假赌黑的治理软弱，已经证明足协无力单独承担管理责任，但体制力量却在2005年为我们带来了“叉腰肌”的创造者谢亚龙——足协依然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组织。
更为严峻的是，此时再用体制与市场博弈的源代码，来解释中国足球攀上顶峰之后的急降，似乎只能答对一半。
2004年10月2日，在沈阳金德与北京现代的比赛中，主裁周伟新判罚了一个有争议的点球……北京队罢赛了。
一场名为G7的革命由此爆发，另一半答案、涉及中国足球堕落更深层次的产业源代码，首次公开。
源代码(2) 与民争利
G7革命，表面上看是体制与市场力量失衡的大爆发，但实际上，这场“造反”却另有经济原因。
2004年10月14日，中国足协针对罢赛对北京国安给予罚款、扣分处分。当晚，大连实德投资人徐明公开声援国安。紧接着，徐明召集了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等7大中超投资人，公开提出要单独成立中足联公司，与足协分割。
G7革命一旦成功，等于再造一个中超、再造一个民间足协。G7的爆发，是为什么?
中国足协可能是全世界最为特殊的足协，它不仅仅是体制内足球产业的管理者，它从职业化一开始，也是市场的经营者，而且是最大的利益分割者。
在2005年中超公司以前，整个足球产业实际上是中国足协自营地。中国足协下属福特宝公司，专门负责中超联赛和中国之队的商务开发，足协可谓官商不分。
G7革命后，足协公布了一份2004年中超财务预算。收入为赞助商西门子投入的8100万元和广告赞助商、电视独家转播费4900万元，共计1.3亿元。支出为税费、福特宝代理费用及联赛组织费用共计2946万元。足协通过福特宝已经赚取了1098万元代理费。
然而，剩下的10054万元也并非俱乐部独享，而是由足协、各赛区以及12家俱乐部一同瓜分。其中，俱乐部最多分得7200万元，即每家俱乐部收入600万元。
矛盾出来了。杨肇基，四川全兴集团董事长，在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足坛，原因不详，但私下曾说，资金压力很大……事实上，四川全兴每年投资高达2000万元，这意味着入不敷出。而在2002年，为确保世界杯成绩，联赛处于完全分割状态，球市无从谈起。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徐明挑起的G7革命，实则是与足协的利益矛盾。体制力量过大，使得足球市场发育不良，管理者身兼经营者亦要瓜分本就不大的蛋糕，投资人如何吃得饱?
张海，原深圳健力宝投资人，如是表达着不满：“投资人就是民工，结果作为民工的投资人出钱出力，最后只得到一口盒饭吃，那好，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护自己做民工的权利。中国足坛现在有句话挺能说明问题，叫‘黑哨继续吹，老板继续亏’。”
G7革命并没有成功，相反，G7的失败巩固了中超公司的地位，一个由中国足协控股的公司；同时，南勇争得上位。
G7革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当时分管福特宝公司的南勇向阎世铎提议，求援各地方体育局，向G7施压。于是，阎世铎先是和深圳、辽宁方面打招呼，从后方反击改革派，随后又请原辽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做工作，徐明终于不闹了……
从现在来看，G7的失败，实则是体制力量镇压了市场力量，中国足球产业堕落源代码的第二节已经浮现：足协与民争利。
于是，市场力量在2004年底跌入低谷，而为了分化G7，继续体制化经营，2006年世界杯、2008年奥运会成绩成为赌注，足协又出昏招：2005年只升不降。这几乎是对市场力量的蔑视。2005年，赞助商西门子决意退出，中超联赛“裸奔”一年。
正是因为“裸奔”事件，南勇的履历上增加了一段晦暗不明的记录。2006年初，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身份飞赴欧洲，与华裔商人白川商谈中超冠名赞助问题，白川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赞助费6000万元。
事实上，爱福克斯仅仅是一家于2006年在英国注册的皮包公司。南勇回国后，体育总局与媒体纷纷质疑，南勇的回答却颇为自信：“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
然而，南勇很有可能因此入狱。爱福克斯6000万元冠名款并未如约而至，仅仅到账600万元。为何与爱福克斯签约，这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南勇在与爱福克斯签约之前，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个产业真正的CEO的一意孤行。
市场的惩罚
在握有“体制施压”和“与民争利”两个源代码力量之后，南勇等足协高层，实际上已经躺在了权力寻租的温床之上。南勇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他亦可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他还可以决定哪位教练、球员可以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被掺假……权力寻租不一定发生，但有了条件，它可能就会发生。
但是，市场的惩罚，却是一定的。
2010年1月4日，中超、中甲老总峰会如约召开，足协一纸《标准》却让人大倒胃口。根据足协意见，中超俱乐部年收入门槛将达到3000万元。
一位老总当即反对：“大家都人不敷出了，3000万元从何而来?”足协的回复却颇为“狡猾”，将年收入改成了年投入——不得不赞许四川全兴杨肇基当年的选择，2000万元，已经足以套牢一个企业。
《标准》还提出，俱乐部每年收入的5％，要用于青少年足球的培养。但问题在于，5％能有何用?
熊毅(化名)，足球特长生。由于天赋突出，熊毅从7岁起就接受专业足球训练。他告诉记者，本来他希望初中时进入足球学校，但高昂的费用、糟糕的环境，使他的父母最终放弃了职业足球这条道路。
记者了解到，12～19岁为一名足球人才的关键成长期，如果是在普通学校挂靠训练，总花费最低6万元，如果是在职业足球学校训练，花费可达25万元。
更关键的是，熊毅向记者透露，从职业学校到职业队，从职业队预备队到一线队，从职业队再到国家队，都要付出昂贵的关系疏通费。熊毅坚持足球训练一直到大学毕业，也结识了很多中超某冠军球队的球员，其中就有人花数万元换取一次上场机会。
即是，今天要培养一个郝海东，至少需要50万元!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足球产业，拖欠球员工资却成为常态。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一名普通球员的年薪可达200万元，但今天，中超主力球员的年薪可能只有20万元，绝大多数注册球员的月薪只有2000元，或者没有固定收入。
原因显而易见，“体制施压”和“与民争利”构成了强大的“体制越位”，俱乐部入不敷出，市场渐渐透支，球员自然难以度日，直接后果便是产业萎缩，足协一再看中的成绩也直线下滑。在王俊生时期，中国足球注册球员65万人，1998年世界排名曾经达到37名；在今天，中国足球注册球员仅1.3万多人，世界排名百名上下!
更关键的是，不一定会发生的权力寻租发生了，而相当部分俱乐部的教练、球员的职业操守，面对自身的困窘，已经不能抵挡住假赌黑的利益诱惑——市场在极度被蔑视后，开始呈现出自己罪恶的一面。
现在看来，中国足球堕落的产业逻辑，已经真相大白。
真相
中国足球的堕落，实际上与足球无关，起因也绝非“商业越位”，恰恰是“体制越位”。这是一个产业设计问题、一个市场机制问题。
我们的联赛，成功地引进了社会资本，但这个产业的投票权，却并不是按照实际出资额来划分的。凭借“体制越位”，足协既是最大管理者，亦是最大经营者。足协的管理，使体制力量压倒了市场力量；足协的经营，使市场真正的投资者利益受损……最终，中国拥有富庶的足协却没有盈利的俱乐部，中国的俱乐部也无力培养优秀的球员，困窘的球员、教练亦在愿意权力寻租的足协“大哥”的纵容下加速堕落，于是最终，偌大的中国找不到11个很会踢球的男人，体制目标最终也无从谈起。
实际上，这个堕落逻辑链条，只有投资人最有发言权。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于1998年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坛。当年，在一个足协会议上，王健林拍着桌子，对足协领导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在管理和运作上，都比你们强，你让我们来管，肯定比你们做得更好……”
王健林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在离开足坛十年之后，2009年12月，他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十年商业领袖”。然而这位领袖的足坛投资经历，不堪回首。
也许，要解决中国足球产业的问题，并非要像王健林所说，中国足球完全交由社会资本来统筹。但是，中国足球走到今天，制造一个较弱小的足协，营建一个较强大的投资人集团，整个产业对社会资本适当放权，已经迫在眉睫。
而要走出这一条“体制外重建+体制内存活”的道路，中国足球产业任重道远。
编辑 赵代波
1994年职业化后，中国足球成了悲剧、闹剧。
俱乐部入不敷出、冠名企业负担累累、球员教练赌球成风、国家队战绩惨不忍睹、足协亦盛行“被双规”。中国足球产业，在2010年举世欢庆南非世界杯的日子里，“破产”了。
面对此景，资深足球评论员刘建宏，发出感叹：为什么丑闻不断，为什么水平不高，为什么规则被践踏，为什么权威在消失，为什么没人承诺把足球搞好……
对于这些为什么，我们的回答更多并不涉及足球本身，而是足球作为全球第一大体育产业，为什么中国人就搞不好。
球震
2010年1月21日，“大哥”出事了。
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已被刑拘。商业贿赂、假赌球……这些词汇首次与足协最高层有了牵扯。然而，对于足球圈的人而言，这次地震却迟早都会发生——中国足球早已沾满了铜臭味，足球就是一门灰色生意。
2007年9月22日，成都谢菲联战胜青岛海利丰，冲超成功。在阵阵“雄起”的呐喊声中，站在游行彩车上的姚夏，成都谢菲联核心球员，心情无比激动：“这种和球迷的亲密接触，还是比较好的，让球员有一种荣誉感，也让球迷更加狂热地支持这支球队。”
事实上，当时激动的球迷不仅“被消费”了，也“被侮辱”了。这只是一门生意。
尤可为，成都谢菲联副总经理，在警方审讯中交待了一切。为了促成球队冲超，在董事长许宏涛的批准下，尤可为约见了青岛海利丰领队刘红伟，双方最终达成以30万元现金、冬训费20万元为酬劳的假球协议。于是到了正式比赛，青岛队先是雪藏了自己的全部主力，下半场又“体力不支”，成都队踢进两个!
既然有默契球，那么自然也可以把生意做大，赌球!
据公安部调查，王鑫，原山西陆虎俱乐部副总经理，在以20万元价格“卖”出了与广药的比赛之后，对山西球员要求不仅要输，而且要大比分输，紧接着就奔赴东莞下注赌球
最终，王鑫在某国际赌球网站轻松获利十几万元。
然而，赌中甲还不够刺激，做一场中超才过瘾!有自称庄家的神秘人士透露，很多球员都拥有赌球账户，一注可下50万元。而庄家做球采用“承包制”，用300万元买通一个主力队员，让他自由分配，反正最终要把庄家要求的比分做出来。做不出来，不仅要赔300万元，恐还有性命之忧。一般情况，这名手握300万元的主力球员，会按照“1+2+1”的赌球公式来部署自己的团队：一个门将，两个后卫，一个前锋。
当然，如果能够收买一个足协高层，则更加稳赚不赔。范广鸣，原足协联赛部商务负责人，成了足协落网第一人。
据公安部最新调查，2006年中甲联赛中，广药为了拿下与浙江绿城的比赛，时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杨旭电话联系了“熟人”范广呜，请求帮忙。范广鸣又联系了时任青岛中能U19队主教练冷波，冷波又联系了前山东鲁能队长邢锐，邢锐又找到原浙江绿城主力队员沈刘曦……于是，沈刘曦向邢锐要价80万元，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又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正是在这一层层“承包代理制”的作用下，广药如愿战胜浙江，而绿城投资人宋卫平虽然在浙江地产业叱咤风云，却在足球场上仰天无奈。
由此可见，中国足球，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中国足球的品牌形象，已经沦为耻辱、笑柄的代言。然而这一切，真的与“商业泛滥”、“商业越位”有关吗?如果不是，中国足球的堕落到底又是为什么?
源代码(1) 体制施压
2008年8月19日，北京工体正在上演奥运会足球赛的巅峰对决：阿根廷队应战巴西队。当阿根廷队2比0领先时，工体突然人海滔滔，全场响起一个错落有致的声音：“谢亚龙下课，谢亚龙下课!”
这就是中国足协的形象，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品牌效应。
值得深究的是，中国足球的威信扫地，实则是近十年来逐渐演变的结果，相对应的是中国足协的三次班子调换。而正在发生的足坛扫黑运动，理应是法官角色的足协，已经沦为共犯——中国足协隐藏着足球产业堕落的源代码，刚刚落网的南勇，亦是源代码的编写者。
中国足协成立于1955年，隶属国家体育总局，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各级国家队成绩优良。1994年职业化后，足协获得职业联赛管理权，成为中国足球产业的管理者。
但是，这个管理者的表现却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
1998年，职业化第四年，中国国家队兵败金州，折戟世界杯亚洲十强赛。对成绩重于一切的总局而言，这难以接受，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的帅位岌岌可危，南勇也正是在此时进入足协协助王俊生。
2000年，国奥队无缘悉尼奥运会，王俊生的使命到头了。总局调整足协班子，阎世铎接管足协，南勇分管各级国家队，目标直指2002年韩日世界杯。
不过，王俊生却颇让人留恋。一位不愿具名的教练对记者说：“王俊生是开创者，球市搞得不错，我们有亚洲第一前锋郝海东、亚洲第一后卫范志毅，球场经常爆棚
”
可见，王俊生的失败，并非市场的失败，而是时运不济，2000年以前的火爆球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体制要求国家队成绩优秀，市场却要求联赛活跃，足球水平只是实现球市繁荣的手段。所以，当体制过于强大，联赛就会被肢解，球市就会被破坏。
显而易见，足协管理成功的关键源代码，正是能否平衡体制与市场的力量。2000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市场派”王俊生伤感离去，“体制红人”阎世铎、南勇相应掌权——平衡体制与市场力量的源代码失衡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南勇的“铁腕”让人瞠目结舌。南勇敢于对名帅米卢开刀，不听话就交辞职信吧；他让范志毅、郝海东两个冤家打麻将，后二人在国家队被训导得服服帖帖；他强硬地分割联赛，让各俱乐部为国家队让道，球市一片萧条，假赌黑开始萌芽；最重要的是，国家队真的进入世界杯了!
按照足协的逻辑，中国足球应该借此走向世界了，但事实上，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在加速下滑。不仅假赌黑大爆发，而且1998～2004年间竟有7家俱乐部退出，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导火索都是裁判偏袒、待遇不公、假球横行等市场管理不善问题。
体制力量过于强大，自然会激化足协与俱乐部的矛盾，加大管理难度，而足协内部的贪腐、对假赌黑的治理软弱，已经证明足协无力单独承担管理责任，但体制力量却在2005年为我们带来了“叉腰肌”的创造者谢亚龙——足协依然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组织。
更为严峻的是，此时再用体制与市场博弈的源代码，来解释中国足球攀上顶峰之后的急降，似乎只能答对一半。
2004年10月2日，在沈阳金德与北京现代的比赛中，主裁周伟新判罚了一个有争议的点球……北京队罢赛了。
一场名为G7的革命由此爆发，另一半答案、涉及中国足球堕落更深层次的产业源代码，首次公开。
源代码(2) 与民争利
G7革命，表面上看是体制与市场力量失衡的大爆发，但实际上，这场“造反”却另有经济原因。
2004年10月14日，中国足协针对罢赛对北京国安给予罚款、扣分处分。当晚，大连实德投资人徐明公开声援国安。紧接着，徐明召集了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等7大中超投资人，公开提出要单独成立中足联公司，与足协分割。
G7革命一旦成功，等于再造一个中超、再造一个民间足协。G7的爆发，是为什么?
中国足协可能是全世界最为特殊的足协，它不仅仅是体制内足球产业的管理者，它从职业化一开始，也是市场的经营者，而且是最大的利益分割者。
在2005年中超公司以前，整个足球产业实际上是中国足协自营地。中国足协下属福特宝公司，专门负责中超联赛和中国之队的商务开发，足协可谓官商不分。
G7革命后，足协公布了一份2004年中超财务预算。收入为赞助商西门子投入的8100万元和广告赞助商、电视独家转播费4900万元，共计1.3亿元。支出为税费、福特宝代理费用及联赛组织费用共计2946万元。足协通过福特宝已经赚取了1098万元代理费。
然而，剩下的10054万元也并非俱乐部独享，而是由足协、各赛区以及12家俱乐部一同瓜分。其中，俱乐部最多分得7200万元，即每家俱乐部收入600万元。
矛盾出来了。杨肇基，四川全兴集团董事长，在2002年宣布退出中国足坛，原因不详，但私下曾说，资金压力很大……事实上，四川全兴每年投资高达2000万元，这意味着入不敷出。而在2002年，为确保世界杯成绩，联赛处于完全分割状态，球市无从谈起。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徐明挑起的G7革命，实则是与足协的利益矛盾。体制力量过大，使得足球市场发育不良，管理者身兼经营者亦要瓜分本就不大的蛋糕，投资人如何吃得饱?
张海，原深圳健力宝投资人，如是表达着不满：“投资人就是民工，结果作为民工的投资人出钱出力，最后只得到一口盒饭吃，那好，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护自己做民工的权利。中国足坛现在有句话挺能说明问题，叫‘黑哨继续吹，老板继续亏’。”
G7革命并没有成功，相反，G7的失败巩固了中超公司的地位，一个由中国足协控股的公司；同时，南勇争得上位。
G7革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当时分管福特宝公司的南勇向阎世铎提议，求援各地方体育局，向G7施压。于是，阎世铎先是和深圳、辽宁方面打招呼，从后方反击改革派，随后又请原辽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做工作，徐明终于不闹了……
从现在来看，G7的失败，实则是体制力量镇压了市场力量，中国足球产业堕落源代码的第二节已经浮现：足协与民争利。
于是，市场力量在2004年底跌入低谷，而为了分化G7，继续体制化经营，2006年世界杯、2008年奥运会成绩成为赌注，足协又出昏招：2005年只升不降。这几乎是对市场力量的蔑视。2005年，赞助商西门子决意退出，中超联赛“裸奔”一年。
正是因为“裸奔”事件，南勇的履历上增加了一段晦暗不明的记录。2006年初，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身份飞赴欧洲，与华裔商人白川商谈中超冠名赞助问题，白川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赞助费6000万元。
事实上，爱福克斯仅仅是一家于2006年在英国注册的皮包公司。南勇回国后，体育总局与媒体纷纷质疑，南勇的回答却颇为自信：“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
然而，南勇很有可能因此入狱。爱福克斯6000万元冠名款并未如约而至，仅仅到账600万元。为何与爱福克斯签约，这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南勇在与爱福克斯签约之前，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个产业真正的CEO的一意孤行。
市场的惩罚
在握有“体制施压”和“与民争利”两个源代码力量之后，南勇等足协高层，实际上已经躺在了权力寻租的温床之上。南勇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他亦可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他还可以决定哪位教练、球员可以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被掺假……权力寻租不一定发生，但有了条件，它可能就会发生。
但是，市场的惩罚，却是一定的。
2010年1月4日，中超、中甲老总峰会如约召开，足协一纸《标准》却让人大倒胃口。根据足协意见，中超俱乐部年收入门槛将达到3000万元。
一位老总当即反对：“大家都人不敷出了，3000万元从何而来?”足协的回复却颇为“狡猾”，将年收入改成了年投入——不得不赞许四川全兴杨肇基当年的选择，2000万元，已经足以套牢一个企业。
《标准》还提出，俱乐部每年收入的5％，要用于青少年足球的培养。但问题在于，5％能有何用?
熊毅(化名)，足球特长生。由于天赋突出，熊毅从7岁起就接受专业足球训练。他告诉记者，本来他希望初中时进入足球学校，但高昂的费用、糟糕的环境，使他的父母最终放弃了职业足球这条道路。
记者了解到，12～19岁为一名足球人才的关键成长期，如果是在普通学校挂靠训练，总花费最低6万元，如果是在职业足球学校训练，花费可达25万元。
更关键的是，熊毅向记者透露，从职业学校到职业队，从职业队预备队到一线队，从职业队再到国家队，都要付出昂贵的关系疏通费。熊毅坚持足球训练一直到大学毕业，也结识了很多中超某冠军球队的球员，其中就有人花数万元换取一次上场机会。
即是，今天要培养一个郝海东，至少需要50万元!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足球产业，拖欠球员工资却成为常态。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一名普通球员的年薪可达200万元，但今天，中超主力球员的年薪可能只有20万元，绝大多数注册球员的月薪只有2000元，或者没有固定收入。
原因显而易见，“体制施压”和“与民争利”构成了强大的“体制越位”，俱乐部入不敷出，市场渐渐透支，球员自然难以度日，直接后果便是产业萎缩，足协一再看中的成绩也直线下滑。在王俊生时期，中国足球注册球员65万人，1998年世界排名曾经达到37名；在今天，中国足球注册球员仅1.3万多人，世界排名百名上下!
更关键的是，不一定会发生的权力寻租发生了，而相当部分俱乐部的教练、球员的职业操守，面对自身的困窘，已经不能抵挡住假赌黑的利益诱惑——市场在极度被蔑视后，开始呈现出自己罪恶的一面。
现在看来，中国足球堕落的产业逻辑，已经真相大白。
真相
中国足球的堕落，实际上与足球无关，起因也绝非“商业越位”，恰恰是“体制越位”。这是一个产业设计问题、一个市场机制问题。
我们的联赛，成功地引进了社会资本，但这个产业的投票权，却并不是按照实际出资额来划分的。凭借“体制越位”，足协既是最大管理者，亦是最大经营者。足协的管理，使体制力量压倒了市场力量；足协的经营，使市场真正的投资者利益受损……最终，中国拥有富庶的足协却没有盈利的俱乐部，中国的俱乐部也无力培养优秀的球员，困窘的球员、教练亦在愿意权力寻租的足协“大哥”的纵容下加速堕落，于是最终，偌大的中国找不到11个很会踢球的男人，体制目标最终也无从谈起。
实际上，这个堕落逻辑链条，只有投资人最有发言权。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于1998年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坛。当年，在一个足协会议上，王健林拍着桌子，对足协领导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在管理和运作上，都比你们强，你让我们来管，肯定比你们做得更好……”
王健林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在离开足坛十年之后，2009年12月，他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十年商业领袖”。然而这位领袖的足坛投资经历，不堪回首。
也许，要解决中国足球产业的问题，并非要像王健林所说，中国足球完全交由社会资本来统筹。但是，中国足球走到今天，制造一个较弱小的足协，营建一个较强大的投资人集团，整个产业对社会资本适当放权，已经迫在眉睫。
而要走出这一条“体制外重建+体制内存活”的道路，中国足球产业任重道远。
编辑 赵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