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塞曼在1972年策划了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曾邀请《收租院》参展。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没有应邀参加此展览。直至1999年在塞曼主持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授意蔡国强复制《收租院》参加展览,蔡国强以作品《威尼斯的收租院》获得大奖。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艺术界的一片争议之声。这种争论不但是版权上的,而且是艺术性质上的。1965年四川省创造出来的泥塑"收租院",这件作品通过外文出版社发行的一本书而流行西方。从以上历史资料来看,创作《收租院》是一项政治任务,社会大背景是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政治上需要艺术对此做宣传。因此无论是泥塑《收租院》创作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的动因、创作的手段,以及后来随着后来极左思想的膨胀导致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收租院》的修改、还是自泥塑《收租院》诞生后及文革期间的社会舆论对于《收租院》的评定,都可以看到《收租院》具有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结合,是作为政治任务而作的艺术创作。这也是当时毛泽东时代美术共同的特有现象:艺术被视为政治工具。所以《收租院》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性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