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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族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物，其中藏族服饰更是一项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财富，由它可以了解藏族的历史文化，同时它还为我们可爱的故乡青海增添了一抹绚烂辉煌的色彩。
青海是藏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青海藏区地处中国西北，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著名学者王昆吾根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观点，依据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资料，对藏文化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藏民族是在畜牧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并通过研究认为：“根据藏语方言同经济类型、文化传统的对应关系—————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安多方言保留古音较多，对应于畜牧经济。”①这一时期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和宗日文化等，这些古文化和羌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关系，被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先羌文化。
截止1990年，仅青海调查登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达917处。②从这些遗址出土的物品可知，当时人们根据所居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已经有了农牧分工，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等都有较发达的畜牧业。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古代文化属于古羌人文化。而羌藏同源异流的历史关系则表明，藏族文化与古代羌人尤其是西羌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继承关系，服饰文化自然也不例外，特色鲜明的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藏族服饰今天的这种肥腰、长袖、大襟及毛皮制衣的特征，远在战国以前甚至更早就基本形成了，在青海地区青铜时代以羌文化为主的“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的骨器（骨针、骨刀、骨铲、骨管）、皮革制品（皮鞋、皮革碎片等），还有许多木质纺轮以及大量的毛织物品。同时，以牛马羊等动物骨骼陪葬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了畜牧业在当时社会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从事游牧经济的牧民中来说，用骨兽制作生产工具、以皮毛制衣的习俗由来已久。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由其从事的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决定的，藏族服饰的用料以及传承，同样难以摆脱这一自然法则。
藏族社会由先民羌人而起至史书记载的秦汉以来，其活动范围就基本局限在今天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带的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由于气候等其他条件的限制，其他农耕民族也难以进入和适应。从这个角度而言，藏族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但是，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从秦汉起，除羌人外，还有汉、匈奴、鲜卑、蒙古等游牧民族曾先后进入这一地区。青海历史上作为“青海道”或“丝绸南道”曾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藏族服饰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蒙古、满等民族及印度和中亚、西亚等国服饰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和穿着方式，几千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大概就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衣服的直接实用就是蔽体和保暖，其次才追求美观，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脱离实用这一目的。几千年来各民族服饰相互交流影响，对藏族服饰的完善和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扇窗口。透过灿烂的服饰表象，我们可以窥见青海藏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适应青海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计方式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人文特征和历史文化。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等的不同，青海藏族服饰文化表现为多姿多彩、各具特色，可谓是青海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藏袍是青海藏族必备服装之一。是藏族人民的平常衣着，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特征。藏族服装的基本特点是肥大、长袖、宽腰、右襟，是一种无需量体裁衣的直线服装。袖长等身，袍长过体，无需紐扣。藏袍最讲究的是边饰、衣袖、衣襟，衣底往往镶上贵重的毛皮和丝绸滚边，内衣一般为白缎衬衫。牧区衣着的用料以皮毛为主，农区则以“氆氇”为多。藏族男子都穿藏袍，腰间系上腰带，胸前凸突成大行囊，里面可以装随身用品，如木碗、糌粑袋、酥油盒；甚至小婴儿也可放入其中。藏族人穿藏袍，常穿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从后面拉到前面。这种习俗与当地的高原气候有密切关系。青藏高原昼夜温差大，藏族人民常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形容多变的天气。即使是夏季，也是早晚冷，中午热。牧民外出穿着保暖的藏袍，一到中午，热得受不了，于是只得穿一只袖子，甚至两只袖子都不穿，围系在腰间。一到傍晚，天气又变冷，两只袖子又都得穿上。藏族牧民有时离家远出，夜宿在外，也常用宽大的衣服来盖体暖身。可见，藏袍一衣多用，也是藏族人民不可缺少的日用服饰。③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面镜子。青海藏族服饰文化与古代羌人的服饰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王朝以前，青海主要是古西羌之地，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生活在这里的诸羌部落融合于吐蕃之中，成为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史料记载来看，羌人的服饰模样与今天的藏族服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历史上曾是羌人活动频繁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发现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男女古干尸，从古干尸的装束，男女均蓄发结辫披于肩上，身穿毛皮大衣或毛皮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外附有小件铜饰，腰间束带，还有双袖或单袖露出等方面看，在今天仍然是藏服引人注目的穿着样式。④这也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古西羌人的风俗相同。《西羌传》称：“羌无弋爰剑者，为秦所执，后得亡归，与劓女遇，合于野。……女耻其状，被发露面，羌人因以为俗。”可见，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相一致的，这也表明藏族风俗与古羌人的风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吐蕃王朝时期是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唐蕃关系的不断发展，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典籍、天文历算以及医药学等都曾被吐蕃所借鉴引进，特别是伴随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蕃，汉族的服饰工艺也传入了吐蕃，对此之后的藏族服饰特别是贵族服饰的发展生产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影响。至今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泥塑像，呈现给世人的是右衽长裙、窄袖、肩披裙被、腰系饰金宽带、头带毡帽、脚蹬靴履，一副十足的汉服风格。⑤服饰作为文化的范围，自然带有阶级的烙印，从服饰可显示其身份的高低贵贱。松赞干布塑像虽然只表现了吐蕃上层的服饰，或许并不代表吐蕃广大下层群众的服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族服饰文化与汉族服饰文化之间历史上确有过相互交流。由此，我们从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中，可以窥见羌藏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斑。青海藏族服饰文化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在保持藏族服饰基本格调的同时，又形成了青海藏族服饰的鲜明地方风格。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首赞歌。青海藏族服饰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它既反映了青海藏族对高寒的雪域高原自然环境的适应，也反映了对畜牧生产方式的适应。同时从服饰的质地、款式、饰纹和附属饰品等方面展现了藏族人民的人生礼仪、审美情趣和民族工艺；客观上符合青藏高原的高寒、雪地、草原、牧场的生存环境，又便利于游牧、迁移的生活方式，主观上通过独创的工艺技巧满足了藏族审美趣味及心理需求，这种实用与美观相组合而透视出的青海藏民族文化心理，在其服饰文化中得到全方位的实现。
谈起藏族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便是藏饰，但还有一个话题与藏族同样密不可分，并且它藏饰也可谓形影相随，它便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作为青海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亦反映在服饰之上。藏传佛教中的许多观念和象征符号，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融入于藏族民间生活之中，尤其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藏族服饰中，给藏族服饰文化增添了特殊的文化意蕴。我们在青海藏族的服饰和头饰中，经常会看到诸如“本巴”、吉祥结、妙莲等属于“藏八宝”的图纹花样。藏八宝藏语称作“扎西达杰”，亦俗称“八吉祥徽”，依次为金轮、右旋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金鱼、吉祥结八种吉祥物。“据传它们依次代表如来佛的头、眼、喉、舌、牙、心、身和足，象征吉祥如意”⑥藏族男女胸前佩带的“银制佛龛”（汉意“护身符盒”），藏语称“嘎吾”“商科日”，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鸡心形等，内供神像图案，经文咒符，活佛的头发衣物以及活佛、高僧“加持”过的东西等等。藏族认为佩带佛龛会得到神佛保佑，能镇恶祛邪，逢凶化吉。佛龛外壳的花纹内容也多以八宝图案为主。辫饰、手饰、腰饰等饰物上镶嵌的珊瑚、绿松石、金银、玛瑙、琥珀、珍珠、玻璃等珠宝，在佛教经典《法华经》《般若经》中列为“佛门七宝”。无论是“八宝”还是“七宝”，它们都蕴含着吉祥幸福、财源旺盛的美好寓意。佛教纹饰被引入到藏族服饰文化，不仅丰富了藏族服饰的花样形式，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服饰的文化蕴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开放和民族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增多，青海藏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情趣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改变，致使青海藏族服饰亦趋向多样化、大众化。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各民族的服饰已不完全与本民族的所居环境、气候条件、生计方式相适应相符合了。但民族服饰仍然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表象之一，而且继续得以传承、延续，其原因在于服饰能充分体现出一种民族优越感、民族自信心。通过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服饰，展现出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情调，“我有的，你没有，以此为美，兼而成为有利于他族的标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容轻易改变的审美惯例，即认为唯有这样打扮才是美的，不这样打扮就是不美的。这种由长时间积淀而产生的种族优越感，形成了民族服饰的稳定性。”⑦蕴含在民族服饰中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长时期的融化、积淀的结果，它与民族的经济生活、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审美取向等因素紧密相连在一起。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已形成习慣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便具有异乎寻常的固执。”⑧简而言之，藏饰作为一种文化展现，印证了藏族与青海民族的文化发展，正是有了它，才使得我们美丽可爱的故乡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也正是因为它才让我们看到了青海藏族纯朴、豪放、热情、勇敢的民族性格，欣赏到藏族文化博大、灿烂的内涵。
①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东方出版中心，1998.501～502.
②崔永红，张得祖，社常顺.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③摘自互动百科.
④安旭.藏族美术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0.
⑤⑥马建设.青藏民族工艺美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92、150、207.
⑦⑧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4、33、36.
（作者单位：青海省馨庐文物管理所）
起源
青海是藏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青海藏区地处中国西北，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著名学者王昆吾根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观点，依据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资料，对藏文化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藏民族是在畜牧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并通过研究认为：“根据藏语方言同经济类型、文化传统的对应关系—————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安多方言保留古音较多，对应于畜牧经济。”①这一时期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和宗日文化等，这些古文化和羌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关系，被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先羌文化。
截止1990年，仅青海调查登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达917处。②从这些遗址出土的物品可知，当时人们根据所居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已经有了农牧分工，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等都有较发达的畜牧业。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古代文化属于古羌人文化。而羌藏同源异流的历史关系则表明，藏族文化与古代羌人尤其是西羌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继承关系，服饰文化自然也不例外，特色鲜明的藏族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藏族服饰今天的这种肥腰、长袖、大襟及毛皮制衣的特征，远在战国以前甚至更早就基本形成了，在青海地区青铜时代以羌文化为主的“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的骨器（骨针、骨刀、骨铲、骨管）、皮革制品（皮鞋、皮革碎片等），还有许多木质纺轮以及大量的毛织物品。同时，以牛马羊等动物骨骼陪葬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了畜牧业在当时社会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从事游牧经济的牧民中来说，用骨兽制作生产工具、以皮毛制衣的习俗由来已久。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由其从事的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决定的，藏族服饰的用料以及传承，同样难以摆脱这一自然法则。
发展
藏族社会由先民羌人而起至史书记载的秦汉以来，其活动范围就基本局限在今天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带的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由于气候等其他条件的限制，其他农耕民族也难以进入和适应。从这个角度而言，藏族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但是，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从秦汉起，除羌人外，还有汉、匈奴、鲜卑、蒙古等游牧民族曾先后进入这一地区。青海历史上作为“青海道”或“丝绸南道”曾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藏族服饰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蒙古、满等民族及印度和中亚、西亚等国服饰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藏族服饰的基本结构和穿着方式，几千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大概就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衣服的直接实用就是蔽体和保暖，其次才追求美观，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脱离实用这一目的。几千年来各民族服饰相互交流影响，对藏族服饰的完善和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魅力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扇窗口。透过灿烂的服饰表象，我们可以窥见青海藏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适应青海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计方式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人文特征和历史文化。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等的不同，青海藏族服饰文化表现为多姿多彩、各具特色，可谓是青海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藏袍是青海藏族必备服装之一。是藏族人民的平常衣着，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特征。藏族服装的基本特点是肥大、长袖、宽腰、右襟，是一种无需量体裁衣的直线服装。袖长等身，袍长过体，无需紐扣。藏袍最讲究的是边饰、衣袖、衣襟，衣底往往镶上贵重的毛皮和丝绸滚边，内衣一般为白缎衬衫。牧区衣着的用料以皮毛为主，农区则以“氆氇”为多。藏族男子都穿藏袍，腰间系上腰带，胸前凸突成大行囊，里面可以装随身用品，如木碗、糌粑袋、酥油盒；甚至小婴儿也可放入其中。藏族人穿藏袍，常穿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从后面拉到前面。这种习俗与当地的高原气候有密切关系。青藏高原昼夜温差大，藏族人民常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来形容多变的天气。即使是夏季，也是早晚冷，中午热。牧民外出穿着保暖的藏袍，一到中午，热得受不了，于是只得穿一只袖子，甚至两只袖子都不穿，围系在腰间。一到傍晚，天气又变冷，两只袖子又都得穿上。藏族牧民有时离家远出，夜宿在外，也常用宽大的衣服来盖体暖身。可见，藏袍一衣多用，也是藏族人民不可缺少的日用服饰。③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面镜子。青海藏族服饰文化与古代羌人的服饰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王朝以前，青海主要是古西羌之地，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生活在这里的诸羌部落融合于吐蕃之中，成为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史料记载来看，羌人的服饰模样与今天的藏族服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接近青藏高原的哈密地区，历史上曾是羌人活动频繁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发现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男女古干尸，从古干尸的装束，男女均蓄发结辫披于肩上，身穿毛皮大衣或毛皮长袍，脚穿长统皮靴，靴外附有小件铜饰，腰间束带，还有双袖或单袖露出等方面看，在今天仍然是藏服引人注目的穿着样式。④这也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古西羌人的风俗相同。《西羌传》称：“羌无弋爰剑者，为秦所执，后得亡归，与劓女遇，合于野。……女耻其状，被发露面，羌人因以为俗。”可见，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相一致的，这也表明藏族风俗与古羌人的风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吐蕃王朝时期是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唐蕃关系的不断发展，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典籍、天文历算以及医药学等都曾被吐蕃所借鉴引进，特别是伴随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蕃，汉族的服饰工艺也传入了吐蕃，对此之后的藏族服饰特别是贵族服饰的发展生产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影响。至今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泥塑像，呈现给世人的是右衽长裙、窄袖、肩披裙被、腰系饰金宽带、头带毡帽、脚蹬靴履，一副十足的汉服风格。⑤服饰作为文化的范围，自然带有阶级的烙印，从服饰可显示其身份的高低贵贱。松赞干布塑像虽然只表现了吐蕃上层的服饰，或许并不代表吐蕃广大下层群众的服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族服饰文化与汉族服饰文化之间历史上确有过相互交流。由此，我们从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中，可以窥见羌藏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斑。青海藏族服饰文化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在保持藏族服饰基本格调的同时，又形成了青海藏族服饰的鲜明地方风格。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海藏族文化的一首赞歌。青海藏族服饰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它既反映了青海藏族对高寒的雪域高原自然环境的适应，也反映了对畜牧生产方式的适应。同时从服饰的质地、款式、饰纹和附属饰品等方面展现了藏族人民的人生礼仪、审美情趣和民族工艺；客观上符合青藏高原的高寒、雪地、草原、牧场的生存环境，又便利于游牧、迁移的生活方式，主观上通过独创的工艺技巧满足了藏族审美趣味及心理需求，这种实用与美观相组合而透视出的青海藏民族文化心理，在其服饰文化中得到全方位的实现。
谈起藏族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便是藏饰，但还有一个话题与藏族同样密不可分，并且它藏饰也可谓形影相随，它便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作为青海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亦反映在服饰之上。藏传佛教中的许多观念和象征符号，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融入于藏族民间生活之中，尤其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藏族服饰中，给藏族服饰文化增添了特殊的文化意蕴。我们在青海藏族的服饰和头饰中，经常会看到诸如“本巴”、吉祥结、妙莲等属于“藏八宝”的图纹花样。藏八宝藏语称作“扎西达杰”，亦俗称“八吉祥徽”，依次为金轮、右旋海螺、宝伞、胜利幢、妙莲、宝瓶、金鱼、吉祥结八种吉祥物。“据传它们依次代表如来佛的头、眼、喉、舌、牙、心、身和足，象征吉祥如意”⑥藏族男女胸前佩带的“银制佛龛”（汉意“护身符盒”），藏语称“嘎吾”“商科日”，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鸡心形等，内供神像图案，经文咒符，活佛的头发衣物以及活佛、高僧“加持”过的东西等等。藏族认为佩带佛龛会得到神佛保佑，能镇恶祛邪，逢凶化吉。佛龛外壳的花纹内容也多以八宝图案为主。辫饰、手饰、腰饰等饰物上镶嵌的珊瑚、绿松石、金银、玛瑙、琥珀、珍珠、玻璃等珠宝，在佛教经典《法华经》《般若经》中列为“佛门七宝”。无论是“八宝”还是“七宝”，它们都蕴含着吉祥幸福、财源旺盛的美好寓意。佛教纹饰被引入到藏族服饰文化，不仅丰富了藏族服饰的花样形式，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服饰的文化蕴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开放和民族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增多，青海藏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情趣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改变，致使青海藏族服饰亦趋向多样化、大众化。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各民族的服饰已不完全与本民族的所居环境、气候条件、生计方式相适应相符合了。但民族服饰仍然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表象之一，而且继续得以传承、延续，其原因在于服饰能充分体现出一种民族优越感、民族自信心。通过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服饰，展现出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情调，“我有的，你没有，以此为美，兼而成为有利于他族的标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容轻易改变的审美惯例，即认为唯有这样打扮才是美的，不这样打扮就是不美的。这种由长时间积淀而产生的种族优越感，形成了民族服饰的稳定性。”⑦蕴含在民族服饰中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长时期的融化、积淀的结果，它与民族的经济生活、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审美取向等因素紧密相连在一起。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已形成习慣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便具有异乎寻常的固执。”⑧简而言之，藏饰作为一种文化展现，印证了藏族与青海民族的文化发展，正是有了它，才使得我们美丽可爱的故乡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也正是因为它才让我们看到了青海藏族纯朴、豪放、热情、勇敢的民族性格，欣赏到藏族文化博大、灿烂的内涵。
注释：
①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东方出版中心，1998.501～502.
②崔永红，张得祖，社常顺.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③摘自互动百科.
④安旭.藏族美术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0.
⑤⑥马建设.青藏民族工艺美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92、150、207.
⑦⑧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4、33、36.
（作者单位：青海省馨庐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