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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政府部门比，城管并不是一个清闲的部门。它所管的庞大社会事务，不得不雇佣大量半正式的管理人员。在全国各城市管理系统，协管员所占比重之大超出常人想象，我在武汉市的调研发现，全市协管与正编队员的比例大约为5∶1，在一线执法中这一比例为10∶1，最高的可达40∶1。正编队员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执法类、案卷类事务，协管员则承担了95%以上的街头具体管理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协管员治理一线中国”毫不为过。
老杨是协管大军中的一位，本文讲的正是以老杨为代表的协管员们的故事。
52岁的老杨是皮革厂的下岗工人，来菱湖城管中队当协管员已4年了，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已成为工作常态，8：30上班，17：30下班，中午休息3个小时，每周加早班（7：00～8：30）、中班（12：00～14：30）和晚班（18：00～22：00）各一次，每月工资2600元（含社保、医保金800元和加班费400元）。尽管工资不高，但老杨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份工作实属不易。
我第一次见老杨，是在协管员的休息室，老杨正在写“工作日志”，协管员能认真记日记的确出乎我所料，访谈时，老杨拿出日志本和手机展示了他的日常工作。
通过阅读老杨的日记本，我们能够大概了解城管系统的路面业务和日常运作。
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晴。
早加班，巡守菱湖南路，后按要求上报围挡墙板破损情况，上报后到兴业汽修店做工作，要求搬走门面占道大吊龙，对方不予配合，我仍向其宣讲城管具体规定，劝店主文明规范经营。店主一时还不能接受，我将情况向张书记做汇报，改日继续做店主工作。下午2点上路做保障，区领导有检查。
2015年4月2号，星期四，大雨。
点名后，各小组开展现有问题及解决方法群策群力大讨论。菱湖南路现有问题：1.早点炉子出店、小板凳出店;2.物流点多占道严重;3.占道洗车严重。今天兴业汽修把门前大吊龙搬走了，几天的思想工作终于有了成效。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阴雨。
加早班，巡查5路，南路，4路，2路，驱赶4路卖枕头大地毯，规范鲜花出店及灯箱出店1家，驱赶南路草药售卖大摊位6人，赶走卖菜苗小商贩一处，规范早点经营，整治三处出店灯箱。全天巡守菱湖南路……清理南路沿街菜市场，清理占盲道的自行车。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晴。
……二路荣发面馆出店并且态度激烈，经二次沟通，终于答应配合城管管理，并且化对立为融合，现场看到对方的笑脸。……
除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外，围墙挡板、物流占道、洗车占道、大吊龙占道、灯箱占道、自行车占道都属于城管的管理范围，后面这些工作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更不为大家熟悉的是，随着市民要求和城市管理标准的提高，近几年抓鸡子（涉及违规饲养家禽和扰民等问题）成为城管的一项工作。
半个月前，老杨在路上巡查时被一位约70岁的老太太拦住：“你们管管这个鸡，它天天打鸣，不要人睡觉！”老杨问：“您贵姓啊？”没想到老太太反应激烈：“你怎么地，问了我，去告诉别人，让人家骂我啊？”老太太还说，如果他不处理就向市长专线投诉。老杨压住内心的不快，开始沿路寻鸡，在一家石材店前看到了一公一母两只鸡，这对鸡仔是石材店老板买给儿子养着玩的。老板虽然有抵触情绪，在老杨的劝说下，还是答应将公鸡杀了。老杨在路上再次碰到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你那天去做工作，我在楼上听到了，谢谢你啊。”市民的认可和表扬使得这份简单重复的工作显得有了意义。
鸡子打鸣影响邻居休息本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一般通过邻里沟通即可解决，但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居住区与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联系，邻里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有效解决，向政府投诉成为一项硬性需求，经过系统运作后，这类事务最终由街头一线人员前去解决，正是处于治理末端的非正式人员直接决定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形象。
老杨边翻手机照片边向我讲述了今天上午的工作（2015年7月15日）和图片背后的底层故事。
第一张是一个擦鞋妇女，属于典型的占道经营，老杨介绍说擦鞋工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几个女工租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吃住都在里面，她们往往早上做一顿饭，简简单单吃一天。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家种地，她们的回答是如果靠家里的地，一家人都得饿死，不得不出来谋生活。这些擦鞋工比较服从管理，你说一句，她们就会走，但很难根治，他们不过是换个位置而已。事实上，只要不在显眼的位置摆摊，老杨们也不会认真驱赶她们。
第二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菜农，他将脚踏三轮车放在墙边，在靠近马路的人行道上摆几个小筐子卖菜。这些老农是原居民，尽管每家每户都有四五套还建房，但老农们过惯了苦日子，喜欢占道卖菜，也借此消磨时间。第三张照片中一个60多岁的婆婆同样是本地人，老杨说，每次让她走时，她都装作没有听见，依然我行我素，实在难以管理。
第四张照片中5、6个年轻人（有一个女青年）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当老杨拍照时，卖药的青年还朝老杨摆了个V字手。老杨说，这些年轻人很厉害，都是团伙性质的，你看，一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卖假灵芝，其他人有的向人推销，有的装作路人买药。老杨早上在菜市场门口就驱赶过他们，他们如今又跑到修车店门口，老杨来管理，他们很不耐烦，几个人将老杨围起来斗狠。老杨说，你们再不走，我就叫机动队来了，他们这才离去。
第十一张、十二张是两家水果店，经常出店经营，多次劝说无效，城管队员开始暂扣东西，为此两家水果店还与城管队员打过架。
第十三到十七张照片反映了某幼儿园门口的流动摊贩情况，一个瓜车，一个卖蔬菜的，一个卖干货的，一个卖生玉米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卖百货的地摊。这些人都是“老油条”，天天来这里摆摊，你赶一下，他们就慢悠悠地动一动，你一走他们就又回来了。近几年市城管局三令五申“城管队员不准收东西”，协管更无权暂扣东西，只能进行劝阻，摊贩熟悉了城管的套路，加之人员有限、区域较大，协管不可能长时间守在一个地方，于是出现“城管前脚走摊贩后脚就来”的现象。
第十八张照片中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他肩挑两筐农副品，一筐是鸡蛋，一筐是咸蛋，外加一些干萝卜，冬天还会卖一些糍粑、豆干之类的东西。老杨说，这个老汉非常顽固，几年来坚持在本地打“游击战”。一般情况下，老杨都会和气地劝商贩离开，但对这个“顽固”的老汉，老杨的温柔已经失效，对他讲话时明显的喉咙粗了一些，音调大了一些。
以上从事擦鞋，卖莲蓬、玉米、干货、蔬菜、鸡蛋的人多是城郊农民、外地农民或城市下层平民，他们栖身街头通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服务获得生存资源，构成了底层社会的主体，下岗工人老杨也是这个底层社会的一员。
对底层人而言，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当经济、社会和行政结构不断挤压底层人的生存空间时，底层的冲突就成为必然。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房租不断上涨，加之旧城区、城中村改造，底层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失去了载体，他们不得不向城郊迁徙，而生存资源的分布也随之稀薄，为了保持生存质量，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竞争中更加“强势”。
45岁的农村妇女黄秋真一直在家务农，两个月前她也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主要在某主干道上卖莲蓬。在城管多次警告后，她依然在原地摆摊，该中队在一次整治中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黄秋真眼看着小推车被强行抬走时，一时失去了控制，与协管员郭兴撕打起来，双方为此都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黄秋真向警察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打了我，我的头至今昏沉，你看，我这头发一缕缕地往下掉。他要给我治病，否则我天天跟着她，把她孩子、家人都杀了！”
在警厅外，协管队长问黄秋真见了城管为什么不跑？黄秋真说：“那一条路除了我还有3个卖莲蓬的，都有各自的地盘，谁都不能多走一步，你们来了我只能往厕所里跑，今天是没有看到。”协管队长说：“人家都在路口卖，见了城管就跑，你偏偏站在那里不动，不收你的车子收谁的？你若跑几步，哪个会去追你？”
在街头整治行动中，如果协管员见了摊子却不管理，就会被认为收受了他人好处，他随之会失去正编队员的信任。为了保持信任关系及其在街头管理中的优越地位（管理位置由带队正编队员分配，位置不同，管理难度和油水也不同），协管员不仅会积极管理，而且会主动追击、迎面而上，在冲突情景中构成一道防线—以免正编队员陷入不利处境之中，加之协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城管与社会的冲突于是集中地体现到协管身上。当然，正编队员也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前些天我在另一中队调研，该中队长向我展示了他近期遭受跟踪威胁的短信，内容如下：
2015年7月2号
怎么不接电话，今天你无理抢我的东西，还打我的人，你住的地方我知道，你和你老婆小孩小心点，我要撞死你家人。
2015年7月6号
你今天把小姑娘带到办公室去了，小姑娘还蛮可爱的。我一直在你后面……人被打，东西被你抢，你还要我写保证书，你是公，我是私。被你抢的东西不给，你看着办。我的车况不怎么好，刹车容易失灵。
52岁的老杨告诉我，做协管员要有点“二皮脸”，别人骂你就当作没听到，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种“内部矛盾”有时也会危及生命，例如D街道协管员小聪（30岁）白天管了一个摊子，晚上回家时被人拖到巷子里打个半死;H街道一个违建户在拆违中因过激行为被协管员打成了“植物人”。
像老杨这样的50岁左右的人在城管协管系统中并不少见，例如在菱湖中队4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20人，占比45%;在D街道25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18人，占比72%;在某直属队15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协管员有90人，占比58%。这些人大都是1990年代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份不算好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保障，“起码有个地方帮忙交社保、医保”;为了工作，他们长期培养的自尊被消磨了，“这份工作需要有点‘二皮脸’”;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与谋生活的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来源于经济结构发展转型，也来自于行政惯性行为模式，更来源于社会分化带来的需求分化和社会空间挤压。
老杨是协管大军中的一位，本文讲的正是以老杨为代表的协管员们的故事。
52岁的老杨是皮革厂的下岗工人，来菱湖城管中队当协管员已4年了，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已成为工作常态，8：30上班，17：30下班，中午休息3个小时，每周加早班（7：00～8：30）、中班（12：00～14：30）和晚班（18：00～22：00）各一次，每月工资2600元（含社保、医保金800元和加班费400元）。尽管工资不高，但老杨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份工作实属不易。
我第一次见老杨，是在协管员的休息室，老杨正在写“工作日志”，协管员能认真记日记的确出乎我所料，访谈时，老杨拿出日志本和手机展示了他的日常工作。
日志中的日常管理
通过阅读老杨的日记本，我们能够大概了解城管系统的路面业务和日常运作。
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晴。
早加班，巡守菱湖南路，后按要求上报围挡墙板破损情况，上报后到兴业汽修店做工作，要求搬走门面占道大吊龙，对方不予配合，我仍向其宣讲城管具体规定，劝店主文明规范经营。店主一时还不能接受，我将情况向张书记做汇报，改日继续做店主工作。下午2点上路做保障，区领导有检查。
2015年4月2号，星期四，大雨。
点名后，各小组开展现有问题及解决方法群策群力大讨论。菱湖南路现有问题：1.早点炉子出店、小板凳出店;2.物流点多占道严重;3.占道洗车严重。今天兴业汽修把门前大吊龙搬走了，几天的思想工作终于有了成效。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阴雨。
加早班，巡查5路，南路，4路，2路，驱赶4路卖枕头大地毯，规范鲜花出店及灯箱出店1家，驱赶南路草药售卖大摊位6人，赶走卖菜苗小商贩一处，规范早点经营，整治三处出店灯箱。全天巡守菱湖南路……清理南路沿街菜市场，清理占盲道的自行车。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晴。
……二路荣发面馆出店并且态度激烈，经二次沟通，终于答应配合城管管理，并且化对立为融合，现场看到对方的笑脸。……
除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外，围墙挡板、物流占道、洗车占道、大吊龙占道、灯箱占道、自行车占道都属于城管的管理范围，后面这些工作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更不为大家熟悉的是，随着市民要求和城市管理标准的提高，近几年抓鸡子（涉及违规饲养家禽和扰民等问题）成为城管的一项工作。
半个月前，老杨在路上巡查时被一位约70岁的老太太拦住：“你们管管这个鸡，它天天打鸣，不要人睡觉！”老杨问：“您贵姓啊？”没想到老太太反应激烈：“你怎么地，问了我，去告诉别人，让人家骂我啊？”老太太还说，如果他不处理就向市长专线投诉。老杨压住内心的不快，开始沿路寻鸡，在一家石材店前看到了一公一母两只鸡，这对鸡仔是石材店老板买给儿子养着玩的。老板虽然有抵触情绪，在老杨的劝说下，还是答应将公鸡杀了。老杨在路上再次碰到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你那天去做工作，我在楼上听到了，谢谢你啊。”市民的认可和表扬使得这份简单重复的工作显得有了意义。
鸡子打鸣影响邻居休息本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一般通过邻里沟通即可解决，但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居住区与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联系，邻里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有效解决，向政府投诉成为一项硬性需求，经过系统运作后，这类事务最终由街头一线人员前去解决，正是处于治理末端的非正式人员直接决定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形象。
照片背后的底层社会
老杨边翻手机照片边向我讲述了今天上午的工作（2015年7月15日）和图片背后的底层故事。
第一张是一个擦鞋妇女，属于典型的占道经营，老杨介绍说擦鞋工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几个女工租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吃住都在里面，她们往往早上做一顿饭，简简单单吃一天。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家种地，她们的回答是如果靠家里的地，一家人都得饿死，不得不出来谋生活。这些擦鞋工比较服从管理，你说一句，她们就会走，但很难根治，他们不过是换个位置而已。事实上，只要不在显眼的位置摆摊，老杨们也不会认真驱赶她们。
第二张是一个70岁左右的菜农，他将脚踏三轮车放在墙边，在靠近马路的人行道上摆几个小筐子卖菜。这些老农是原居民，尽管每家每户都有四五套还建房，但老农们过惯了苦日子，喜欢占道卖菜，也借此消磨时间。第三张照片中一个60多岁的婆婆同样是本地人，老杨说，每次让她走时，她都装作没有听见，依然我行我素，实在难以管理。
第四张照片中5、6个年轻人（有一个女青年）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当老杨拍照时，卖药的青年还朝老杨摆了个V字手。老杨说，这些年轻人很厉害，都是团伙性质的，你看，一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卖假灵芝，其他人有的向人推销，有的装作路人买药。老杨早上在菜市场门口就驱赶过他们，他们如今又跑到修车店门口，老杨来管理，他们很不耐烦，几个人将老杨围起来斗狠。老杨说，你们再不走，我就叫机动队来了，他们这才离去。
第五张照片中是一个在菜市场门口卖莲蓬的老汉，他是第一次出现在老杨的管理区域内，第六张、第七张照片中的人都是卖菜的“常客”了。第八张是一辆瓜车，第九张中是一个卖生玉米的，第十张是一家早餐店出店经营。对于这些经营者，老杨多说几遍，对方就会配合工作，因为“常客”都晓得如何配合城管工作，更晓得与城管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居住区与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联系，邻里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通过社会关系有效解决，向政府投诉成为一项硬性需求，经过系统运作后，这类事务最终由街头一线人员前去解决，正是处于治理末端的非正式人员直接决定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形象。
第十一张、十二张是两家水果店，经常出店经营，多次劝说无效，城管队员开始暂扣东西，为此两家水果店还与城管队员打过架。
第十三到十七张照片反映了某幼儿园门口的流动摊贩情况，一个瓜车，一个卖蔬菜的，一个卖干货的，一个卖生玉米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卖百货的地摊。这些人都是“老油条”，天天来这里摆摊，你赶一下，他们就慢悠悠地动一动，你一走他们就又回来了。近几年市城管局三令五申“城管队员不准收东西”，协管更无权暂扣东西，只能进行劝阻，摊贩熟悉了城管的套路，加之人员有限、区域较大，协管不可能长时间守在一个地方，于是出现“城管前脚走摊贩后脚就来”的现象。
第十八张照片中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他肩挑两筐农副品，一筐是鸡蛋，一筐是咸蛋，外加一些干萝卜，冬天还会卖一些糍粑、豆干之类的东西。老杨说，这个老汉非常顽固，几年来坚持在本地打“游击战”。一般情况下，老杨都会和气地劝商贩离开，但对这个“顽固”的老汉，老杨的温柔已经失效，对他讲话时明显的喉咙粗了一些，音调大了一些。
以上从事擦鞋，卖莲蓬、玉米、干货、蔬菜、鸡蛋的人多是城郊农民、外地农民或城市下层平民，他们栖身街头通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服务获得生存资源，构成了底层社会的主体，下岗工人老杨也是这个底层社会的一员。
底层的结构性冲突
对底层人而言，生存比尊严更重要。当经济、社会和行政结构不断挤压底层人的生存空间时，底层的冲突就成为必然。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房租不断上涨，加之旧城区、城中村改造，底层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失去了载体，他们不得不向城郊迁徙，而生存资源的分布也随之稀薄，为了保持生存质量，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竞争中更加“强势”。
45岁的农村妇女黄秋真一直在家务农，两个月前她也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主要在某主干道上卖莲蓬。在城管多次警告后，她依然在原地摆摊，该中队在一次整治中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黄秋真眼看着小推车被强行抬走时，一时失去了控制，与协管员郭兴撕打起来，双方为此都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黄秋真向警察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打了我，我的头至今昏沉，你看，我这头发一缕缕地往下掉。他要给我治病，否则我天天跟着她，把她孩子、家人都杀了！”
在警厅外，协管队长问黄秋真见了城管为什么不跑？黄秋真说：“那一条路除了我还有3个卖莲蓬的，都有各自的地盘，谁都不能多走一步，你们来了我只能往厕所里跑，今天是没有看到。”协管队长说：“人家都在路口卖，见了城管就跑，你偏偏站在那里不动，不收你的车子收谁的？你若跑几步，哪个会去追你？”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房租不断上涨，加之旧城区、城中村改造，底层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失去了载体，他们不得不向城郊迁徙，而生存资源的分布也随之稀薄，为了保持生存质量，他们不得不在社会竞争中更加“强势”。
在街头整治行动中，如果协管员见了摊子却不管理，就会被认为收受了他人好处，他随之会失去正编队员的信任。为了保持信任关系及其在街头管理中的优越地位（管理位置由带队正编队员分配，位置不同，管理难度和油水也不同），协管员不仅会积极管理，而且会主动追击、迎面而上，在冲突情景中构成一道防线—以免正编队员陷入不利处境之中，加之协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城管与社会的冲突于是集中地体现到协管身上。当然，正编队员也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前些天我在另一中队调研，该中队长向我展示了他近期遭受跟踪威胁的短信，内容如下：
2015年7月2号
怎么不接电话，今天你无理抢我的东西，还打我的人，你住的地方我知道，你和你老婆小孩小心点，我要撞死你家人。
2015年7月6号
你今天把小姑娘带到办公室去了，小姑娘还蛮可爱的。我一直在你后面……人被打，东西被你抢，你还要我写保证书，你是公，我是私。被你抢的东西不给，你看着办。我的车况不怎么好，刹车容易失灵。
52岁的老杨告诉我，做协管员要有点“二皮脸”，别人骂你就当作没听到，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种“内部矛盾”有时也会危及生命，例如D街道协管员小聪（30岁）白天管了一个摊子，晚上回家时被人拖到巷子里打个半死;H街道一个违建户在拆违中因过激行为被协管员打成了“植物人”。
像老杨这样的50岁左右的人在城管协管系统中并不少见，例如在菱湖中队4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20人，占比45%;在D街道25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18人，占比72%;在某直属队15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协管员有90人，占比58%。这些人大都是1990年代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份不算好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保障，“起码有个地方帮忙交社保、医保”;为了工作，他们长期培养的自尊被消磨了，“这份工作需要有点‘二皮脸’”;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与谋生活的他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既来源于经济结构发展转型，也来自于行政惯性行为模式，更来源于社会分化带来的需求分化和社会空间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