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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效新书》是明代的重要武术书籍，对东北亚武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外学界虽有涉及《纪效新书》在朝鲜传播的研究，但缺少版本考证、偏重于军事与兵制，且存有错谬之处。为探明《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时间、路径、背景及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产生的影响，经由古朝鲜史料的文献学分析和历史考证可知：《纪效新书》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通过购书和赠书等途径传播至朝鲜，十四卷本先行传入，朝鲜以其为基礎编撰了《武艺诸谱》。十八卷本其后传入，所载《拳经捷要》篇被朝鲜摘抄成《拳谱》，经修订完善后辑于《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后，其武艺内容被全盘吸收，编撰格式被模仿借鉴，武艺思想被继承发扬，成为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重要参考，是朝鲜体认中华武艺精髓与奥义的上源活水。
关键词：武术史;《纪效新书》;朝鲜;武术古籍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0）06-0022-06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in Korean
CAI Yi， LI Qing
（School of P.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is an important martial arts book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in northeast Asia.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spread of the Book in North Korea， putting emphasis on military and military system， lack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with many inauthentic aspec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ime， path and backgroun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Korean martial arts books written in Chines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ook was spread to North Korea through book purchasing and donating during the war of supporting North Korea during the Wanli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t with 14 books was introduced first， and North Korea compiled "Martial Arts Movement" based on it. A set with 18 books was introduced later. Abstract of Fist Moves was excerpted by North Korea into Fist Moves and edited into Sequel to Translation of Various Moves of Martial Arts after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After the Book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ts martial arts content was fully absorbed， the compiled format was imitat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martial arts thought w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Korean Chinese translated martial arts books. North Korea also admitted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rt was its source.
Key words：martial arts history;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North Korea; ancient martial arts books
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蔡艺（1979- ），男，湖南攸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文史。 《纪效新书》为明代浙兵将领戚继光著述的军事著作，蕴含了丰富的武艺内容，是“研究明代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1]。不仅是国内，朝鲜、日本的军事及武艺发展亦深受《纪效新书》影响。特别是朝鲜，在壬辰倭乱（1592—1598）爆发后，推行了以《纪效新书》为轨范的军事革新。直至康熙六年，朝鲜仍以国家名义颁行《纪效新书》，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关于《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影响，国内学者多从军事角度研究，涉及武艺史的成果零星散落，且存错谬。韩国相关研究看似丰富，却同样问题存多。首先，关于《纪效新书》传入版本与次序的争议未有定论。其次，囿于汉文水平之限，对《纪效新书》中势法、花正之辨的理解犹如雾里看花，不明真义。再者，受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韩国学界未能客观公允地呈现《纪效新书》对朝鲜传统武艺发展产生的历史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对《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版本、路径和背景及其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从书籍交流的视角系统呈现《纪效新书》的武艺史价值，为中国武术传播史、中朝武艺交流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纪效新书》的版本及其武艺内容
1.1 《纪效新书》的版本
《纪效新书》传世有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两种不同版本。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之间，为戚继光浙江抗倭时所著。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为戚继光调任广东期间所著，是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基础上进行的雠校删定，融入了《练兵纪实》中抵御蒙古骑兵的军事思想。十四卷本与十八卷本虽有相同之处，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其基础上的完善与升华，内容更加详实，文字更为精炼，理论闡述也更加系统。即便是篇名相同的章节，内容也不尽相同。如两者首篇皆为《束伍》，强调如何选取士兵并进行编伍，但论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十八卷本以“选兵”“授器”“束伍”为序，将最为重要的军队整编放在最后;十四卷本则恰好相反，将其放在了篇首，并新增了“明活法”“限杂流”“造册籍”等条目。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刊行之前，有戚继光以十四卷成书的史载，但其是否刊行，尚不得而知。据《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载，嘉靖三十九年正月，戚继光“创鸳鸯阵，著《纪效新书》”，其书凡“十有四卷”。此外，流传于世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十四卷为“拳经捷要篇”，篇名下有“以此为诸篇之末，第十四”[2]之记载，亦可以证明嘉靖三十九年撰成的十四卷本止于“拳经捷要篇”，布城、旌旗、守哨、水兵四篇为后来增补。然而，《戚少保年谱》并未言明嘉靖三十九年的十四卷本是否付梓，至今也未发现有存于世者。“因此，关于嘉靖三十九年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状况，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2]
1.2 不同版本《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武艺内容有长枪、藤牌、狼筅、棍法、射法和拳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删除了十八卷本中的“拳经捷要篇”，增加了日本刀谱及其演练方法，具体章节及内容如下（见表1）。
由表1可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除藤牌和狼筅外，基本上单独成章。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将武艺内容纳入“手足篇”，主要分布在第四卷和第五卷，与射法有关的弓矢则与鸟铳、虎蹲砲等武器编为一卷。从章节的调整来看，十四卷本的武艺分布更为系统，将鸳鸯阵所用藤牌、长刀、镗钯、狼筅、长枪辑为一卷。而之所以删除“拳经捷要篇”，或许是因为“此艺不甚预于兵，能有余力，则亦武门所当习，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2]307，体现了戚继光敦本务实，立足实战的编撰思想。
2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2.1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背景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并非偶然，而是朝鲜防御倭寇的必然。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为平息武士对分封的不满，以朝鲜拒绝联合攻打明朝为由发动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日军在战争初期优势明显，朝鲜一月之内三都失守，八道瓦解，国王宣祖流亡中朝边境。为收复国土，朝鲜君臣多番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廷同年六月遣军东征。然而，副总兵祖承训统帅的辽东军初战不利，遭遇溃败。为荡平倭乱，明廷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调集辽兵、浙兵、川兵等共4万精锐赴朝征伐，取得了平壤大捷等胜利。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双方停战议和，但日本出尔反尔，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度入侵朝鲜。明朝复以麻贵为总兵官，统帅南北诸军，最终在次年四月彻底击败日军，结束了七年之久的抗倭战争。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武备废弛、兵力羸弱的颓势让君臣上下惊愕不已。“今人习见壬辰以来兵兴之后，士卒喜于溃散，以为‘我国之军，性本懦怯，虽操练，难用于战阵。’此论一行，一唱百和，主以练兵之事，为无用之具，而守令中，自以为高见者，尤不思操练军兵。习俗之难晓，而人心之惰慢如此，诚可寒心。[3]”为改变兵不堪战的局面，朝鲜在摈弃其传统的“五卫阵法”的同时，开始了探求“他山之石”的尝试。浙兵抗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战术优势让朝鲜艳羡不已，浙兵从弱到强的涅槃经历，亦为朝鲜树立了典范和信心，朝鲜对浙兵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期望能够“师其长技以制夷”，实现从“懦怯”到“勇健”的蜕变。明军东征，惠及朝鲜的不止是强大的军事保障，亦为其提供了学习先进军事理论及武艺技法的机会，《纪效新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传朝鲜半岛。
2.2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时间与版本
2.2.1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传入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宣祖二十六年（1593）平壤之役。“初，平壤之复也， 上诣谢都督李如松，问天兵前后胜败之异，都督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 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上请见戚书，都督秘之不出。上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4]”这段史料清晰地交代了《纪效新书》东传朝鲜的时间与路径，是宣祖在平壤之役后不久，授意译官从援朝明军处购得。这是《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但译官所购《纪效新书》的版本，尚不得而知。据郭乐贤等韩国学者考证，这部《纪效新书》只是粗略的摘要本[5]。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朝鲜购得《纪效新书》之后，认为该书存有详略，提出了再行购置的主张。“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数件，贸而得来。但此书有详略，须得王世贞作序之书贸来。[6]”王世贞所书序跋，“为隆庆三年（1569）李邦珍翻刻于河南的十八卷本所移録，李在序言中说，他是以戚继光寄来的本子为底本的，足见王世贞作序的本子必为十八卷本无疑。[2]1”由此可以推断，宣祖二十六年之前朝鲜购得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
朝鲜只有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状态，至少延续至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二月。《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载：“《纪效新书》 《比较篇》内，亦似以佛狼、虎蹲、神飞等砲试放，而较其高下，岂专习鸟铳而已哉？ ”[7]《比较篇》为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第六卷，记载了各类武器与武技比试高下的方法，以及如何通过连坐、赏罚等措施激励与约束士兵。而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第六卷的《赏罚武艺比较篇》，只有武艺比较的内容，并不涉及佛郎机、虎蹲砲等武器。这一史料充分说明，朝鲜当时的效仿浙兵操练之法，是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参照。
2.2.2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传入
那么，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于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呢？《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1598）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往年以兵革，从事贵邦，得接光仪，足慰平生至原。继而贼势小熾，敛卒西归，荷辱深恩，执手叮咛，眷眷不舍，而又承沿塗赤子， 勒石记名， 使不肖揽轡东顾，恋恋不忍去，此国主爱之深，而诸士庶感之笃也。但倭贼情形不测，金亦知有变诈状，故临别时，以《纪效新书》，为别后赠，欲贵邦知此书而教此法，富国强兵以拒贼耳。近闻倭贼又犯，而盍国文谟武略者， 想皆奋志，以报昔恨。[8]”这段记载了明军将领戚金在班师回国之际，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的历史。
虽然这段史料虽未言明所赠《纪效新书》的版本，但很有可能就是十八卷本，原因如下：首先，朝鲜之前已购得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并以其为轨范教习士兵，作为援朝将领的戚金应该较为清楚。且朝鲜也表露了求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愿望，戚金再赠朝鲜已有之书意义不大。其次，戚金赠书之后的宣祖三十二年（1599）四月，出现了关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记载。宣祖在一次试观明军拳技时曾言及“打拳之事，载于《纪效新书》，亦是武艺中一事，似当观之”[9]。拳法只在十八卷本中有记载，说明宣祖此时已经看过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由此可以推断，戚金所赠《纪效新书》，很有可能为十八卷本。
2.3 朝鲜对《纪效新书》的推广
2.3.1 原本印发
为使更多将领熟悉《纪效新书》的束伍及练兵思想，朝鲜将其原本进行印发。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宣祖二十九（1596）年，“训练都监启曰：‘体察副使韩孝纯，要得《纪效新书》，用以教军。此则元戎幕府练兵之地，给送若干件，以为讲习之资。敢禀。传曰：‘一件送给’”[10]。此时印发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从“一件送給”的旨意来看，当时《纪效新书》虽有刊印，但印发的规模并不大。1604年，朝鲜史料中有刊印“浙江初本”与“闽中后本”的记载，“前日， 都监印行《纪效新书》，则戚继光在江浙时初本也;内下《新书》， 则最后移师闽中时后本也。当以内下后本，更为印行，而与前本不同者，亦令考校，或为添附似当”[11]。这段记载言明训练都监当时已经刊印好了《纪效新书》初本，并谕示将移师闽中的后本“更为刊行”。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并没有因为万历援朝战争的结束而中断，显宗五年（1664），兵曹判书金佐明进呈《纪效新书》，并言“是书正是今日练兵制敌之要法，而中外大小将领之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也”。显宗授意“印出若干件，分送于三南各营镇，而以粧纟黄五件，上疏投进，以备睿览”[12]。朝鲜史料此后虽鲜见印发《纪效新书》的记载，但从朝鲜高宗（1852—1919）时仍对《纪效新书》编伍约束之法赞叹有加的历史来看，《纪效新书》的刊行并未中断过。然而，《纪效新书》卷章繁复，整本印制颇为不便，且朝鲜武将精于汉文者为数不多，习读过程多有不便。因此，在原本印发的同时，朝鲜亦通过摘抄编译的形式对《纪效新书》进行化整为零的推广。
2.3.2 摘抄编译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后，被广泛用于军队操练。戚继光的操练之法按炮手、射手、杀手进行，又称“三手法”。由于每个兵种的操练方法不尽相同，加上朝鲜士兵大多不识汉字，难明真义，宣祖亦言“予观天下书多矣，此书实难晓”[4]。且为节约起见，朝鲜没有必要将《纪效新书》的全本印发给不同兵种。因此，采取摘抄编译的方式针对性地进行推广成为朝鲜传播《纪效新书》的重要举措。如“《纪效新书》束伍篇付卷，今已印出二件，为先下送，而《束伍解》一款，则臣等颇为翻译，务令异晓，立为滕书下送，使之依行之。”[3]
以杀手的武艺操练为例，为统一标准，朝鲜在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删繁化简的基础上进行了摘抄编译的尝试。宣祖二十七年（1594）三月，宣祖下令将《纪效新书》“删烦抄要，謄书下送”[13]。同年，摘选出来的武艺内容被编纂成《杀手诸谱》。《杀手诸谱》成书后，宣祖又下令对其进行翻译，“岁在甲午春，特命训练都监翻译杀手诸谱”[14]。宣祖三十一年（1598），围绕“杀手技艺”的武籍编纂终于告一段落，新撰武籍定名《武艺诸谱》，成为朝鲜此后百余年间操练杀手的重要教材。此后，朝鲜又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拳法摘抄成《拳谱》，令士兵勤加练习。这种依据所需灵活摘抄编译的形式，成为朝鲜推广《纪效新书》的主要途径，并由此衍生出以其为母体的汉文书籍，渗透到朝鲜军事体系的各个层面。
2.3.3 奖惩激励
为确保《纪效新书》的推广实效，朝鲜不仅放炮变阵、武艺习练等军事操练皆以《纪效新书》为标准，更是通过各种奖惩激励措施予以促进。如兵阵操练，“一依《纪效新书》，使队长统一队，使旗总统三队，使哨将统三旗，平时依法操练，考其成才，分等启闻。……旗队总以下军人，亦依《纪效新书》腰牌之规，令各自佩持，使相识别，而不相混乱”[3]。武艺方面亦是如此，“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沉痼难改之习”[15]。训练都监会通过阅武、试艺等活动检查士兵的操练情况，表现优异者根据《纪效新书》的赏格磨炼之规进行奖励。不合规式者，“ 略仿《新书》棍打发哨之例，降等罚其哨官及把总”[16]。 除此之外，朝鲜要求武官必须精习《纪效新书》并予以考核，“武臣堂下，勿论时散，择其勇健有计策，可堪领率者十余人，使有料食，而属于训练都监，以学习《纪效新书》，如平日兵书训诲之例，以试能否，而以为缓急之用”[17]。训练都监则根据考核内容进行奖惩，“前日抄择有将来堂下武臣，学习《纪效新书》于训练都监，被抄者二十余人。……请更为加抄启下，每月一次，依平时宾厅讲书之例，聚会考讲，且令兵曹，一依唐阵之法第其高下，以行赏罚”[16]504。直至朝鲜王朝末年，高宗仍感叹，“夫编伍约束，莫如戚继光之《纪效新书》”[18]，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3 《纪效新书》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
3.1 武艺内容被全盘吸收
《纪效新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藤牌、狼筅、长枪、镗钯、长刀、拳法等武艺的操练规式，是浙兵武艺的理论载体，朝鲜亦奉其为圭臬，期望以其为轨范教习士兵，提升军队的战斗能力。为此，朝鲜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效习浙兵抗倭技法的过程中，推行了“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三同训练法”，“同技艺”为核心所在。但在操练过程中，因不得要领，朝鲜将士在浙兵武艺的操练过程中存疑颇多。加上《纪效新书》“卷帙支繁，未易晓见”[19]，造成朝鲜将士“虽解枪筅，而知谱鲜少”[20]的局面。为统一标准，确保“同技艺”的操练效果，朝鲜在对《纪效新书》删繁化简的基础上进行了武籍编纂的尝试。
1598年，朝鲜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蓝本，撰成了收录藤牌、狼筅、长枪、镗钯、棍法、长刀六技的《武艺诸谱》。从势法数量和名称来看（见表2），《武艺诸谱》与《纪效新书》几乎无二致，只是在镗钯势法中，《纪效新书》的“金枪势”被改为“拿枪势”。当然，两者在势法顺序等方面也有同中存异之处，特别是《武艺诸谱》在吸纳《纪效新书》长刀势法图的基础上，创编了对应的势谱，是朝鲜武艺思想为数不多的闪光之处。
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于1610年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文献为参考，编撰了收录拳法、青龙偃月刀、夹刀棍、钩枪、倭刀5技的武艺教材《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从势法名称的比较来看（见表3），《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拳法共有42势，其中10势存有重复，实为32势。这32势拳法中，有30势出自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传承关系由此可见。可以说，朝鲜《武艺诸谱》和《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两部武籍，全盘吸收了《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对朝鲜武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撰写格式被模仿借鉴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武艺部分的内容，主要分为兵器制式、习法两个部分。这种编撰格式在朝鲜汉文武籍编撰时亦被模仿借鉴。宣祖三十一年（1598），《武艺诸谱》付梓并得以刊行，其“兵器制式”“势谱”“诸势总图”的编纂格式与《纪效新书》如出一辙，只是在内容上进行了精简。此外，为避免势法循序的错乱，便于士兵的武艺操练，《武艺诸谱》增设了“诸势总图”，将武艺操练顺序以进路图的形式进行串联。《武艺图谱通志》则在此基础上增设“总谱”，顺序为兵器制式、势谱、诸势总谱、诸势总图，总谱与总图相对应，更容易把握势法顺序。
除此之外，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或问篇”，用主客问答、反复辩难的形式，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军事观点，这一体裁亦被《武艺图谱通志》所借鉴。其“技艺质疑”一章，以朝鲜训练都监儒官韩峤提问，明军将领许国威回答的形式，对朝鲜将士在武艺习练过程中遇到的疑惑进行了解答，借此阐明武艺真谛。如《纪效新书》长枪有二十四势，但明军教官只教十二势的问题，以及鸳鸯阵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互救依存的关系问题，都在技艺质疑中进行了答疑。对于《纪效新书》的示范价值，《武艺图谱通志》也予以了肯定，“戚氏《纪效新书》，茅氏《武备志》俱为是编之表准，匪比他书之泛引者，故他书则曰某书曰云云，至于戚茅之书，特书戚继光曰云云，茅元仪曰云云，匪曰卑之惯串习尚之意。”[21]
3.3 武艺思想被传承发扬
万历援朝战争之前，朝鲜“从古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21]，武艺理论之匮乏可见一斑。作为浙兵武艺的理论承载，《纪效新书》成为朝鲜体认武艺精髓与奥义的上源活水，其长短相依、去花存正等武艺思想亦被朝鲜继承发扬。
《纪效新书》强调长短兵器相救互补，“夫天有五行，以应五兵，长短相救，势所必至”[22]。朝鲜同样恪守长短相依、不可偏废的原则，注重长短兵器均衡发展，杀手技艺分类习练。在论及长短兵器关系时，《武艺图谱通志》的观点与《纪效新书》别无二致，“牌筅枪钯棍剑及鸟铳弓矢之技，虽有远近之殊，其所以杀贼一也。近技之不可施于远，远技之不得用于近，是皆理，势之所必然者也。远技、近技之不可缺一也，不亦较然矣”[21]。英宗三十五年（1759），朝鲜儒臣李颐命在《疎斋集》中亦言“五兵之用，長短相须，其不可废一，正若五行之生克相成也”[23]，延续了戚继光长短兵器相救互补的武艺思想。
“立正法，禁花法”是《纪效新书》武艺习练的基本要求，“凡武艺，务照彀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22]。戚继光针砭镗钯、棍棒花法甚多，认为“转身跳打”等招式皆为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22]。这种强调技击实效，反对花势虚套的武艺观亦为朝鲜所尊崇。韩峤在谈及编纂《武艺诸谱》的原因时曾言：“以此杀手诸技迄无其谱，学之者徒信其目，故正法日废，花法作矣。……自今其所试武艺，一依此谱，则虽或不中，亦必不远花正，由此而可辨庶不为虚套之所欺矣[21]。”目的在于匡扶正法，以为后效。朝鲜武科试取的“骑枪”项目，以回击对手的位置和点数作为评判优劣的主要标准，亦是倡导正法的体现。从韩国（朝鲜）传统武艺的发展与演变历程来看，现存的希日木、跆跟、跆拳道等武技，均以技术格斗为核心，诚为“立正法，禁花法”武学思想的完美诠释。 4 结论
随着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先后东传至朝鲜半岛。朝鲜求得《纪效新书》之后，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蓝本编撰了《武艺诸谱》，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拳经捷要篇”为主体撰成《拳谱》，经修订完善后又载于《武艺诸谱翻译续集》。在朝鲜汉文武籍的编撰过程中，《纪效新书》的棍、牌、筅、枪、钯、刀、拳等武艺内容被全盘吸收，撰写的格式与体裁被模仿借鉴，长短相依、去花存正等武艺思想亦被传承发扬。《纪效新书》是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之表准，亦是朝鲜体认武艺精髓与奥义的上源活水。为了肯定《纪效新书》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在集朝鲜武艺之大成的《武艺图谱通志》中，李德懋将戚继光的生平事迹作成小传载于卷首，使阅书之人皆知其事实，感激之情自是可见。而《纪效新书》的东传，也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异域绽放的重要载体，写下了中国武术传播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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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武术史;《纪效新书》;朝鲜;武术古籍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0）06-0022-06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in Korean
CAI Yi， LI Qing
（School of P.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Hunan， China）
Abstract：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is an important martial arts book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in northeast Asia.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spread of the Book in North Korea， putting emphasis on military and military system， lack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with many inauthentic aspec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ime， path and backgroun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Korean martial arts books written in Chines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ook was spread to North Korea through book purchasing and donating during the war of supporting North Korea during the Wanli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t with 14 books was introduced first， and North Korea compiled "Martial Arts Movement" based on it. A set with 18 books was introduced later. Abstract of Fist Moves was excerpted by North Korea into Fist Moves and edited into Sequel to Translation of Various Moves of Martial Arts after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After the Book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ts martial arts content was fully absorbed， the compiled format was imitat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martial arts thought w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Korean Chinese translated martial arts books. North Korea also admitted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rt was its source.
Key words：martial arts history; Newly Compiled Documentary Book; North Korea; ancient martial arts books
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蔡艺（1979- ），男，湖南攸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文史。 《纪效新书》为明代浙兵将领戚继光著述的军事著作，蕴含了丰富的武艺内容，是“研究明代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1]。不仅是国内，朝鲜、日本的军事及武艺发展亦深受《纪效新书》影响。特别是朝鲜，在壬辰倭乱（1592—1598）爆发后，推行了以《纪效新书》为轨范的军事革新。直至康熙六年，朝鲜仍以国家名义颁行《纪效新书》，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关于《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影响，国内学者多从军事角度研究，涉及武艺史的成果零星散落，且存错谬。韩国相关研究看似丰富，却同样问题存多。首先，关于《纪效新书》传入版本与次序的争议未有定论。其次，囿于汉文水平之限，对《纪效新书》中势法、花正之辨的理解犹如雾里看花，不明真义。再者，受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韩国学界未能客观公允地呈现《纪效新书》对朝鲜传统武艺发展产生的历史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对《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版本、路径和背景及其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从书籍交流的视角系统呈现《纪效新书》的武艺史价值，为中国武术传播史、中朝武艺交流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纪效新书》的版本及其武艺内容
1.1 《纪效新书》的版本
《纪效新书》传世有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两种不同版本。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1562）之间，为戚继光浙江抗倭时所著。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为戚继光调任广东期间所著，是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基础上进行的雠校删定，融入了《练兵纪实》中抵御蒙古骑兵的军事思想。十四卷本与十八卷本虽有相同之处，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其基础上的完善与升华，内容更加详实，文字更为精炼，理论闡述也更加系统。即便是篇名相同的章节，内容也不尽相同。如两者首篇皆为《束伍》，强调如何选取士兵并进行编伍，但论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十八卷本以“选兵”“授器”“束伍”为序，将最为重要的军队整编放在最后;十四卷本则恰好相反，将其放在了篇首，并新增了“明活法”“限杂流”“造册籍”等条目。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刊行之前，有戚继光以十四卷成书的史载，但其是否刊行，尚不得而知。据《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载，嘉靖三十九年正月，戚继光“创鸳鸯阵，著《纪效新书》”，其书凡“十有四卷”。此外，流传于世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十四卷为“拳经捷要篇”，篇名下有“以此为诸篇之末，第十四”[2]之记载，亦可以证明嘉靖三十九年撰成的十四卷本止于“拳经捷要篇”，布城、旌旗、守哨、水兵四篇为后来增补。然而，《戚少保年谱》并未言明嘉靖三十九年的十四卷本是否付梓，至今也未发现有存于世者。“因此，关于嘉靖三十九年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状况，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2]
1.2 不同版本《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武艺内容有长枪、藤牌、狼筅、棍法、射法和拳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删除了十八卷本中的“拳经捷要篇”，增加了日本刀谱及其演练方法，具体章节及内容如下（见表1）。
由表1可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除藤牌和狼筅外，基本上单独成章。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则将武艺内容纳入“手足篇”，主要分布在第四卷和第五卷，与射法有关的弓矢则与鸟铳、虎蹲砲等武器编为一卷。从章节的调整来看，十四卷本的武艺分布更为系统，将鸳鸯阵所用藤牌、长刀、镗钯、狼筅、长枪辑为一卷。而之所以删除“拳经捷要篇”，或许是因为“此艺不甚预于兵，能有余力，则亦武门所当习，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2]307，体现了戚继光敦本务实，立足实战的编撰思想。
2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2.1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背景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并非偶然，而是朝鲜防御倭寇的必然。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为平息武士对分封的不满，以朝鲜拒绝联合攻打明朝为由发动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日军在战争初期优势明显，朝鲜一月之内三都失守，八道瓦解，国王宣祖流亡中朝边境。为收复国土，朝鲜君臣多番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廷同年六月遣军东征。然而，副总兵祖承训统帅的辽东军初战不利，遭遇溃败。为荡平倭乱，明廷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调集辽兵、浙兵、川兵等共4万精锐赴朝征伐，取得了平壤大捷等胜利。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双方停战议和，但日本出尔反尔，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度入侵朝鲜。明朝复以麻贵为总兵官，统帅南北诸军，最终在次年四月彻底击败日军，结束了七年之久的抗倭战争。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武备废弛、兵力羸弱的颓势让君臣上下惊愕不已。“今人习见壬辰以来兵兴之后，士卒喜于溃散，以为‘我国之军，性本懦怯，虽操练，难用于战阵。’此论一行，一唱百和，主以练兵之事，为无用之具，而守令中，自以为高见者，尤不思操练军兵。习俗之难晓，而人心之惰慢如此，诚可寒心。[3]”为改变兵不堪战的局面，朝鲜在摈弃其传统的“五卫阵法”的同时，开始了探求“他山之石”的尝试。浙兵抗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战术优势让朝鲜艳羡不已，浙兵从弱到强的涅槃经历，亦为朝鲜树立了典范和信心，朝鲜对浙兵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期望能够“师其长技以制夷”，实现从“懦怯”到“勇健”的蜕变。明军东征，惠及朝鲜的不止是强大的军事保障，亦为其提供了学习先进军事理论及武艺技法的机会，《纪效新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传朝鲜半岛。
2.2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的时间与版本
2.2.1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传入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宣祖二十六年（1593）平壤之役。“初，平壤之复也， 上诣谢都督李如松，问天兵前后胜败之异，都督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 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上请见戚书，都督秘之不出。上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4]”这段史料清晰地交代了《纪效新书》东传朝鲜的时间与路径，是宣祖在平壤之役后不久，授意译官从援朝明军处购得。这是《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但译官所购《纪效新书》的版本，尚不得而知。据郭乐贤等韩国学者考证，这部《纪效新书》只是粗略的摘要本[5]。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朝鲜购得《纪效新书》之后，认为该书存有详略，提出了再行购置的主张。“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数件，贸而得来。但此书有详略，须得王世贞作序之书贸来。[6]”王世贞所书序跋，“为隆庆三年（1569）李邦珍翻刻于河南的十八卷本所移録，李在序言中说，他是以戚继光寄来的本子为底本的，足见王世贞作序的本子必为十八卷本无疑。[2]1”由此可以推断，宣祖二十六年之前朝鲜购得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
朝鲜只有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状态，至少延续至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二月。《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载：“《纪效新书》 《比较篇》内，亦似以佛狼、虎蹲、神飞等砲试放，而较其高下，岂专习鸟铳而已哉？ ”[7]《比较篇》为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第六卷，记载了各类武器与武技比试高下的方法，以及如何通过连坐、赏罚等措施激励与约束士兵。而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第六卷的《赏罚武艺比较篇》，只有武艺比较的内容，并不涉及佛郎机、虎蹲砲等武器。这一史料充分说明，朝鲜当时的效仿浙兵操练之法，是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参照。
2.2.2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传入
那么，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于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呢？《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三十一年（1598）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往年以兵革，从事贵邦，得接光仪，足慰平生至原。继而贼势小熾，敛卒西归，荷辱深恩，执手叮咛，眷眷不舍，而又承沿塗赤子， 勒石记名， 使不肖揽轡东顾，恋恋不忍去，此国主爱之深，而诸士庶感之笃也。但倭贼情形不测，金亦知有变诈状，故临别时，以《纪效新书》，为别后赠，欲贵邦知此书而教此法，富国强兵以拒贼耳。近闻倭贼又犯，而盍国文谟武略者， 想皆奋志，以报昔恨。[8]”这段记载了明军将领戚金在班师回国之际，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的历史。
虽然这段史料虽未言明所赠《纪效新书》的版本，但很有可能就是十八卷本，原因如下：首先，朝鲜之前已购得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并以其为轨范教习士兵，作为援朝将领的戚金应该较为清楚。且朝鲜也表露了求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愿望，戚金再赠朝鲜已有之书意义不大。其次，戚金赠书之后的宣祖三十二年（1599）四月，出现了关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记载。宣祖在一次试观明军拳技时曾言及“打拳之事，载于《纪效新书》，亦是武艺中一事，似当观之”[9]。拳法只在十八卷本中有记载，说明宣祖此时已经看过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由此可以推断，戚金所赠《纪效新书》，很有可能为十八卷本。
2.3 朝鲜对《纪效新书》的推广
2.3.1 原本印发
为使更多将领熟悉《纪效新书》的束伍及练兵思想，朝鲜将其原本进行印发。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宣祖二十九（1596）年，“训练都监启曰：‘体察副使韩孝纯，要得《纪效新书》，用以教军。此则元戎幕府练兵之地，给送若干件，以为讲习之资。敢禀。传曰：‘一件送给’”[10]。此时印发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从“一件送給”的旨意来看，当时《纪效新书》虽有刊印，但印发的规模并不大。1604年，朝鲜史料中有刊印“浙江初本”与“闽中后本”的记载，“前日， 都监印行《纪效新书》，则戚继光在江浙时初本也;内下《新书》， 则最后移师闽中时后本也。当以内下后本，更为印行，而与前本不同者，亦令考校，或为添附似当”[11]。这段记载言明训练都监当时已经刊印好了《纪效新书》初本，并谕示将移师闽中的后本“更为刊行”。
《纪效新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并没有因为万历援朝战争的结束而中断，显宗五年（1664），兵曹判书金佐明进呈《纪效新书》，并言“是书正是今日练兵制敌之要法，而中外大小将领之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也”。显宗授意“印出若干件，分送于三南各营镇，而以粧纟黄五件，上疏投进，以备睿览”[12]。朝鲜史料此后虽鲜见印发《纪效新书》的记载，但从朝鲜高宗（1852—1919）时仍对《纪效新书》编伍约束之法赞叹有加的历史来看，《纪效新书》的刊行并未中断过。然而，《纪效新书》卷章繁复，整本印制颇为不便，且朝鲜武将精于汉文者为数不多，习读过程多有不便。因此，在原本印发的同时，朝鲜亦通过摘抄编译的形式对《纪效新书》进行化整为零的推广。
2.3.2 摘抄编译
《纪效新书》东传朝鲜半岛后，被广泛用于军队操练。戚继光的操练之法按炮手、射手、杀手进行，又称“三手法”。由于每个兵种的操练方法不尽相同，加上朝鲜士兵大多不识汉字，难明真义，宣祖亦言“予观天下书多矣，此书实难晓”[4]。且为节约起见，朝鲜没有必要将《纪效新书》的全本印发给不同兵种。因此，采取摘抄编译的方式针对性地进行推广成为朝鲜传播《纪效新书》的重要举措。如“《纪效新书》束伍篇付卷，今已印出二件，为先下送，而《束伍解》一款，则臣等颇为翻译，务令异晓，立为滕书下送，使之依行之。”[3]
以杀手的武艺操练为例，为统一标准，朝鲜在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删繁化简的基础上进行了摘抄编译的尝试。宣祖二十七年（1594）三月，宣祖下令将《纪效新书》“删烦抄要，謄书下送”[13]。同年，摘选出来的武艺内容被编纂成《杀手诸谱》。《杀手诸谱》成书后，宣祖又下令对其进行翻译，“岁在甲午春，特命训练都监翻译杀手诸谱”[14]。宣祖三十一年（1598），围绕“杀手技艺”的武籍编纂终于告一段落，新撰武籍定名《武艺诸谱》，成为朝鲜此后百余年间操练杀手的重要教材。此后，朝鲜又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拳法摘抄成《拳谱》，令士兵勤加练习。这种依据所需灵活摘抄编译的形式，成为朝鲜推广《纪效新书》的主要途径，并由此衍生出以其为母体的汉文书籍，渗透到朝鲜军事体系的各个层面。
2.3.3 奖惩激励
为确保《纪效新书》的推广实效，朝鲜不仅放炮变阵、武艺习练等军事操练皆以《纪效新书》为标准，更是通过各种奖惩激励措施予以促进。如兵阵操练，“一依《纪效新书》，使队长统一队，使旗总统三队，使哨将统三旗，平时依法操练，考其成才，分等启闻。……旗队总以下军人，亦依《纪效新书》腰牌之规，令各自佩持，使相识别，而不相混乱”[3]。武艺方面亦是如此，“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沉痼难改之习”[15]。训练都监会通过阅武、试艺等活动检查士兵的操练情况，表现优异者根据《纪效新书》的赏格磨炼之规进行奖励。不合规式者，“ 略仿《新书》棍打发哨之例，降等罚其哨官及把总”[16]。 除此之外，朝鲜要求武官必须精习《纪效新书》并予以考核，“武臣堂下，勿论时散，择其勇健有计策，可堪领率者十余人，使有料食，而属于训练都监，以学习《纪效新书》，如平日兵书训诲之例，以试能否，而以为缓急之用”[17]。训练都监则根据考核内容进行奖惩，“前日抄择有将来堂下武臣，学习《纪效新书》于训练都监，被抄者二十余人。……请更为加抄启下，每月一次，依平时宾厅讲书之例，聚会考讲，且令兵曹，一依唐阵之法第其高下，以行赏罚”[16]504。直至朝鲜王朝末年，高宗仍感叹，“夫编伍约束，莫如戚继光之《纪效新书》”[18]，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3 《纪效新书》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
3.1 武艺内容被全盘吸收
《纪效新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藤牌、狼筅、长枪、镗钯、长刀、拳法等武艺的操练规式，是浙兵武艺的理论载体，朝鲜亦奉其为圭臬，期望以其为轨范教习士兵，提升军队的战斗能力。为此，朝鲜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效习浙兵抗倭技法的过程中，推行了“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三同训练法”，“同技艺”为核心所在。但在操练过程中，因不得要领，朝鲜将士在浙兵武艺的操练过程中存疑颇多。加上《纪效新书》“卷帙支繁，未易晓见”[19]，造成朝鲜将士“虽解枪筅，而知谱鲜少”[20]的局面。为统一标准，确保“同技艺”的操练效果，朝鲜在对《纪效新书》删繁化简的基础上进行了武籍编纂的尝试。
1598年，朝鲜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蓝本，撰成了收录藤牌、狼筅、长枪、镗钯、棍法、长刀六技的《武艺诸谱》。从势法数量和名称来看（见表2），《武艺诸谱》与《纪效新书》几乎无二致，只是在镗钯势法中，《纪效新书》的“金枪势”被改为“拿枪势”。当然，两者在势法顺序等方面也有同中存异之处，特别是《武艺诸谱》在吸纳《纪效新书》长刀势法图的基础上，创编了对应的势谱，是朝鲜武艺思想为数不多的闪光之处。
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于1610年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文献为参考，编撰了收录拳法、青龙偃月刀、夹刀棍、钩枪、倭刀5技的武艺教材《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从势法名称的比较来看（见表3），《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拳法共有42势，其中10势存有重复，实为32势。这32势拳法中，有30势出自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传承关系由此可见。可以说，朝鲜《武艺诸谱》和《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两部武籍，全盘吸收了《纪效新书》的武艺内容，对朝鲜武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撰写格式被模仿借鉴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武艺部分的内容，主要分为兵器制式、习法两个部分。这种编撰格式在朝鲜汉文武籍编撰时亦被模仿借鉴。宣祖三十一年（1598），《武艺诸谱》付梓并得以刊行，其“兵器制式”“势谱”“诸势总图”的编纂格式与《纪效新书》如出一辙，只是在内容上进行了精简。此外，为避免势法循序的错乱，便于士兵的武艺操练，《武艺诸谱》增设了“诸势总图”，将武艺操练顺序以进路图的形式进行串联。《武艺图谱通志》则在此基础上增设“总谱”，顺序为兵器制式、势谱、诸势总谱、诸势总图，总谱与总图相对应，更容易把握势法顺序。
除此之外，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或问篇”，用主客问答、反复辩难的形式，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军事观点，这一体裁亦被《武艺图谱通志》所借鉴。其“技艺质疑”一章，以朝鲜训练都监儒官韩峤提问，明军将领许国威回答的形式，对朝鲜将士在武艺习练过程中遇到的疑惑进行了解答，借此阐明武艺真谛。如《纪效新书》长枪有二十四势，但明军教官只教十二势的问题，以及鸳鸯阵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互救依存的关系问题，都在技艺质疑中进行了答疑。对于《纪效新书》的示范价值，《武艺图谱通志》也予以了肯定，“戚氏《纪效新书》，茅氏《武备志》俱为是编之表准，匪比他书之泛引者，故他书则曰某书曰云云，至于戚茅之书，特书戚继光曰云云，茅元仪曰云云，匪曰卑之惯串习尚之意。”[21]
3.3 武艺思想被传承发扬
万历援朝战争之前，朝鲜“从古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21]，武艺理论之匮乏可见一斑。作为浙兵武艺的理论承载，《纪效新书》成为朝鲜体认武艺精髓与奥义的上源活水，其长短相依、去花存正等武艺思想亦被朝鲜继承发扬。
《纪效新书》强调长短兵器相救互补，“夫天有五行，以应五兵，长短相救，势所必至”[22]。朝鲜同样恪守长短相依、不可偏废的原则，注重长短兵器均衡发展，杀手技艺分类习练。在论及长短兵器关系时，《武艺图谱通志》的观点与《纪效新书》别无二致，“牌筅枪钯棍剑及鸟铳弓矢之技，虽有远近之殊，其所以杀贼一也。近技之不可施于远，远技之不得用于近，是皆理，势之所必然者也。远技、近技之不可缺一也，不亦较然矣”[21]。英宗三十五年（1759），朝鲜儒臣李颐命在《疎斋集》中亦言“五兵之用，長短相须，其不可废一，正若五行之生克相成也”[23]，延续了戚继光长短兵器相救互补的武艺思想。
“立正法，禁花法”是《纪效新书》武艺习练的基本要求，“凡武艺，务照彀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22]。戚继光针砭镗钯、棍棒花法甚多，认为“转身跳打”等招式皆为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22]。这种强调技击实效，反对花势虚套的武艺观亦为朝鲜所尊崇。韩峤在谈及编纂《武艺诸谱》的原因时曾言：“以此杀手诸技迄无其谱，学之者徒信其目，故正法日废，花法作矣。……自今其所试武艺，一依此谱，则虽或不中，亦必不远花正，由此而可辨庶不为虚套之所欺矣[21]。”目的在于匡扶正法，以为后效。朝鲜武科试取的“骑枪”项目，以回击对手的位置和点数作为评判优劣的主要标准，亦是倡导正法的体现。从韩国（朝鲜）传统武艺的发展与演变历程来看，现存的希日木、跆跟、跆拳道等武技，均以技术格斗为核心，诚为“立正法，禁花法”武学思想的完美诠释。 4 结论
随着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先后东传至朝鲜半岛。朝鲜求得《纪效新书》之后，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蓝本编撰了《武艺诸谱》，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的“拳经捷要篇”为主体撰成《拳谱》，经修订完善后又载于《武艺诸谱翻译续集》。在朝鲜汉文武籍的编撰过程中，《纪效新书》的棍、牌、筅、枪、钯、刀、拳等武艺内容被全盘吸收，撰写的格式与体裁被模仿借鉴，长短相依、去花存正等武艺思想亦被传承发扬。《纪效新书》是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之表准，亦是朝鲜体认武艺精髓与奥义的上源活水。为了肯定《纪效新书》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在集朝鲜武艺之大成的《武艺图谱通志》中，李德懋将戚继光的生平事迹作成小传载于卷首，使阅书之人皆知其事实，感激之情自是可见。而《纪效新书》的东传，也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异域绽放的重要载体，写下了中国武术传播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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