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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脆弱，是伴侣也无法理解的痛
“戏剧更多的是无病呻吟。”一天晚上，妮基·桑法勒这样对丈夫说。
那是1952年，二战已结束好几年，全世界欣欣向荣。而她，也不再只是《生活杂志》封面人物。当年11月，她还登上了法国《风尚》杂志封面。
她是国际超模，又是小女孩劳拉的母亲。年轻的她什么都有了，让人嫉妒到跺脚。她却声称讨厌既定目标了。
她的丈夫哈利，还在哈佛大学音乐系深造。她則在学戏剧和表演——她曾想踏上演艺道路。如今，像发现自己生活的苍白一样，她看到戏剧的无力。
之所以迷茫，还因为她刚从精神病院出来。因精神分裂，她被强制治疗两个月。人们会有兴趣，邀请“疯子”走上T台吗？
“你准备转行做什么？”丈夫问。
“还没想好。但医生说我这么快痊愈，是因为画画。美术可以缓解精神紧张。”
哈利不置可否，“哦，我也转到文学院了。我想成为作家。”
夫妻俩吵了一回。戏剧的最初形态就是小说，几乎一半戏剧都改编自小说，她放弃了戏剧，他居然要写小说。夫妻理念如此不同，她无法接受。
从小到大，生活似乎不断对她开玩笑。
桑法勒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美国名媛。1933年经济大萧条，全家搬到美国。
虽然她3岁时父亲破产，积蓄仍够全家好好活上几十年。问题源自父亲风流成性，身边总有美女环绕，母亲整天关注他身上的香水味，无暇照顾家庭。她得扛住弟弟们的拳头，才能抢到一碗饭吃。她11岁时，父亲彻底蜕变成酒鬼，一次兽性大发，强暴了她。母亲竟然漠视，只告诫她别说出去。
黑暗经历激发了离经叛道的因子，她把报复世界看作使命之一。校园里有座裸体希腊雕像，无花果叶遮住隐私部位，她将叶子涂红，因此被学校开除。被父母痛骂之后，18岁的她拉着哈利，私奔到波士顿，此后又去了剑桥生活。
然而，她打拼成名模，光鮮明媚，内心还是脆弱至极，连丈夫都无法理解。一个记者随口提问“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您，童年一定也如鱼得水吧”，就让她发狂，住了医院。
她太渴望拥有温暖和睦、彼此支持的家庭了。所以，丈夫更改目标，这种一般人眼里算不上问题的事，却让敏感过度的她耿耿于怀。
夫妻矛盾愈演愈烈，几年后，待全家搬到巴黎，两人早已形同陌路。桑法勒在近郊租了一间兼做画室和住所的小民居，给丈夫留下纸条，就搬走了。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这世界离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苦苦挣扎着想得到的那个世界越来越远了。”
1956年，桑法勒第一个画展在瑞士举行。她结识了波普艺术之父贾斯伯·琼斯等大师，逐渐成为巴黎现代艺术界的骨干。
需要坚硬的艺术，也需要柔软的陪伴
不久，桑法勒成为知名画家。同仁们嫉妒她成名太快时，她却像轻易迈上顶峰的武林高手，看透一切，声称不再玩刀耍剑了。“画笔太软。我需要坚硬的艺术，比如浮雕，或类似的锋锐东西。”
她遇到了尚·丁格利，瑞士籍美男子，特立独行的雕塑家。他的作品恰恰拥有她缺少的“坚硬和锋锐”。
她的第一件新作品内核已搭好，正寻找外壳材料，丁格利给了她很多建议。他们相见恨晚，时常一起研究作品。第一次相约酒吧，双方都带上了伴侣，然后就不带了。一夜又一夜，只有他们两个。
“我也曾是画家，”丁格利说，“从没真正完成一幅画，我力不从心，像瘫痪，像闯进死胡同。然后我发现了雕塑。雕塑凝固不动，可我让它们动起来。运动的作品让我逃脱了瘫痪。”
丁格利的作品“可以自毁”。他惯用废料焊接出结构混乱、自由运动的疯狂动态雕塑。比如《向纽约致敬》，金属垃圾组装成十余只机械手臂，它们张牙舞爪，疯狂敲打着一只钢琴键盘。半小时后，作品散架，而散架也是主题之一。《世纪末习作》中，他甚至用了半磅炸药，呈现艺术对现实的冲击、抵抗。
桑法勒受到丁格利的启发，她的《我情人的肖像》是一件男式衬衫、一只飞镖。参观者可以拿飞镖投向衬衫。作品每受一次冲击，都呈现不同。
她还给作品挂上装满颜料的石膏球，展览中，她举起步枪，精心选择角度射击，每两分钟一次，让颜料崩裂、流淌、飞溅。“我开枪射击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自己。”
她不停地发表作品，望着飞溅的颜料大喊，陷入癫狂，“破坏原来如此完美。”
她的“破坏”方式还有离婚。
1958年11月，桑法勒和丁格利合作的《纯粹的速度，稳定的单色画》展出。他们在蓝色唱片上作画，然后固定在电机上，加速旋转，让画流动、变化无穷。
“看，唱片无能为力了，它不可能让那些线条脱离。”丁格利微笑。
桑法勒扭头看他，灯光下，他帅得出奇，“就像，你甩不掉我一样，是吗？”
不久，两人结婚了。
那个俗气的、快乐的、热腾腾的娜娜
1960年，在艺术大师达利的家乡费格拉斯，丁格利夫妻合作了《火之牛》。一只用旧报纸制作的牛，大小和真牛差不多，肚子里填满烟花，然后在斗牛场引爆。
“作品主题如何理解？反对残忍的斗牛运动？”记者提问。
夫妻俩对视一笑。“不，是纪念我们相遇相爱。牛一样强壮的道德、现实，被我们毁掉。而我们的幸福，像烟花一样灿烂。”
“有人说您无比传奇，名模、演员、作家、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和雕塑家。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我很有名了吗？我只知道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挽住丈夫，“他在家里叫我娜娜。”
“娜娜”（NaNa）在法语里就像中国的“丫蛋”，是最普通的女性统称。桑法勒随口一说，灵机一动，“下一个作品将是一个系列，名叫‘娜娜’。”
接下来，她和丈夫一起绘制娜娜的草图，灵感来自平民女性，工作或休息的形象。她们体形丰满，衣着绚丽，动作夸张，热情洋溢。有时，他会调皮地在图上留下一句“我又长了五磅肉”，她回，“如果我长成这样，你还会爱我吗”。俗常的对话，温暖的陪伴，一如所有寻常伴侣。 娜娜系列是桑法勒唯一呈现快乐的作品。
可快乐并不长久。一方面，他们的每个作品都堪称完美，苏黎世火车站大厅、提克卡森公园、圣地亚哥会议中心……都存放有他们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特立獨行的他们，也成了道德法庭的常客。
流言蜚语中，桑法勒多次接近崩溃边缘。她拼命洗澡，似乎怎么也洗不净身体。一场活动中，她本来有段演讲，中途，观众群里飞来鸡蛋，砸在展品上，桑德勒当场震惊晕倒。有大半年，她不肯接受任何活动邀请。
丁格利从任教的学校辞职了，“我得陪着她，免得她忘了吃晚饭。”他们去阿尔卑斯山，去墨西哥。他们隐入没有欢呼掌声也没有谩骂的角落，直到她状态好转。
每晚，她都躲开他，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他以为她在构思作品，静静地给她点灯、做夜宵、沏咖啡。她合上本子，他就领她出去吹风。她说：“我想到过死，一闪而过地想到。”他答：“你得陪着我，我的娜娜。”
从丁格利那儿，桑法勒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那个挑衅世界、随时备战的她不见了。
我是他的作品，用终止艺术纪念他
1991年，66岁的丁格利走了。
“我留下了我的爱，感谢世界。”牧师念着他的遗书，桑法勒把《世纪末习作》系列的第三部展现给大家，这是她以丈夫的名义制作的。“作品就是我。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作品大多是破坏性的，那么，我用终止艺术来纪念他。”
其后10年，她只导演了两部戏剧。其余时间，她给“娜娜”的每一张草图加上短语，有的是一句问候，有的只是一个叹号或省略号。
丈夫去世后第二年，她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秘密》，第一次透露了她高贵家庭里乱伦式的暴力。她曾想通过强硬的作品，扼杀童年記忆。然而，丁格利出现后，她才“找到合适我性格与命运的表现切入点。他让我的每一点感情、思想、回忆和感受，转化成色彩、质地、运动着的破坏力。这里面包含着我的乐趣、欲望、悲哀和痛苦，以及满足”。
生命最后几年，她开始了一次低调的旅行，去那些与丈夫合办过展览的地方，在每一件作品前驻足，冥想。游客们从旁边经过，为作品赞叹，却从未注意到作者就坐在那儿，微笑着流泪。
2002年之后，她不再出现在任何场合，上帝收留了她。
临终，她把“射击艺术”使用过的枪抱在怀里，艰难举起，扣了一下扳机，“献上射击艺术的最后一件作品，我自己。这件作品只留给我的丈夫。”其实枪膛是空的。
（编辑 赵莹[email protected]）
“戏剧更多的是无病呻吟。”一天晚上，妮基·桑法勒这样对丈夫说。
那是1952年，二战已结束好几年，全世界欣欣向荣。而她，也不再只是《生活杂志》封面人物。当年11月，她还登上了法国《风尚》杂志封面。
她是国际超模，又是小女孩劳拉的母亲。年轻的她什么都有了，让人嫉妒到跺脚。她却声称讨厌既定目标了。
她的丈夫哈利，还在哈佛大学音乐系深造。她則在学戏剧和表演——她曾想踏上演艺道路。如今，像发现自己生活的苍白一样，她看到戏剧的无力。
之所以迷茫，还因为她刚从精神病院出来。因精神分裂，她被强制治疗两个月。人们会有兴趣，邀请“疯子”走上T台吗？
“你准备转行做什么？”丈夫问。
“还没想好。但医生说我这么快痊愈，是因为画画。美术可以缓解精神紧张。”
哈利不置可否，“哦，我也转到文学院了。我想成为作家。”
夫妻俩吵了一回。戏剧的最初形态就是小说，几乎一半戏剧都改编自小说，她放弃了戏剧，他居然要写小说。夫妻理念如此不同，她无法接受。
从小到大，生活似乎不断对她开玩笑。
桑法勒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美国名媛。1933年经济大萧条，全家搬到美国。
虽然她3岁时父亲破产，积蓄仍够全家好好活上几十年。问题源自父亲风流成性，身边总有美女环绕，母亲整天关注他身上的香水味，无暇照顾家庭。她得扛住弟弟们的拳头，才能抢到一碗饭吃。她11岁时，父亲彻底蜕变成酒鬼，一次兽性大发，强暴了她。母亲竟然漠视，只告诫她别说出去。
黑暗经历激发了离经叛道的因子，她把报复世界看作使命之一。校园里有座裸体希腊雕像，无花果叶遮住隐私部位，她将叶子涂红，因此被学校开除。被父母痛骂之后，18岁的她拉着哈利，私奔到波士顿，此后又去了剑桥生活。
然而，她打拼成名模，光鮮明媚，内心还是脆弱至极，连丈夫都无法理解。一个记者随口提问“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您，童年一定也如鱼得水吧”，就让她发狂，住了医院。
她太渴望拥有温暖和睦、彼此支持的家庭了。所以，丈夫更改目标，这种一般人眼里算不上问题的事，却让敏感过度的她耿耿于怀。
夫妻矛盾愈演愈烈，几年后，待全家搬到巴黎，两人早已形同陌路。桑法勒在近郊租了一间兼做画室和住所的小民居，给丈夫留下纸条，就搬走了。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这世界离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苦苦挣扎着想得到的那个世界越来越远了。”
1956年，桑法勒第一个画展在瑞士举行。她结识了波普艺术之父贾斯伯·琼斯等大师，逐渐成为巴黎现代艺术界的骨干。
需要坚硬的艺术，也需要柔软的陪伴
不久，桑法勒成为知名画家。同仁们嫉妒她成名太快时，她却像轻易迈上顶峰的武林高手，看透一切，声称不再玩刀耍剑了。“画笔太软。我需要坚硬的艺术，比如浮雕，或类似的锋锐东西。”
她遇到了尚·丁格利，瑞士籍美男子，特立独行的雕塑家。他的作品恰恰拥有她缺少的“坚硬和锋锐”。
她的第一件新作品内核已搭好，正寻找外壳材料，丁格利给了她很多建议。他们相见恨晚，时常一起研究作品。第一次相约酒吧，双方都带上了伴侣，然后就不带了。一夜又一夜，只有他们两个。
“我也曾是画家，”丁格利说，“从没真正完成一幅画，我力不从心，像瘫痪，像闯进死胡同。然后我发现了雕塑。雕塑凝固不动，可我让它们动起来。运动的作品让我逃脱了瘫痪。”
丁格利的作品“可以自毁”。他惯用废料焊接出结构混乱、自由运动的疯狂动态雕塑。比如《向纽约致敬》，金属垃圾组装成十余只机械手臂，它们张牙舞爪，疯狂敲打着一只钢琴键盘。半小时后，作品散架，而散架也是主题之一。《世纪末习作》中，他甚至用了半磅炸药，呈现艺术对现实的冲击、抵抗。
桑法勒受到丁格利的启发，她的《我情人的肖像》是一件男式衬衫、一只飞镖。参观者可以拿飞镖投向衬衫。作品每受一次冲击，都呈现不同。
她还给作品挂上装满颜料的石膏球，展览中，她举起步枪，精心选择角度射击，每两分钟一次，让颜料崩裂、流淌、飞溅。“我开枪射击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自己。”
她不停地发表作品，望着飞溅的颜料大喊，陷入癫狂，“破坏原来如此完美。”
她的“破坏”方式还有离婚。
1958年11月，桑法勒和丁格利合作的《纯粹的速度，稳定的单色画》展出。他们在蓝色唱片上作画，然后固定在电机上，加速旋转，让画流动、变化无穷。
“看，唱片无能为力了，它不可能让那些线条脱离。”丁格利微笑。
桑法勒扭头看他，灯光下，他帅得出奇，“就像，你甩不掉我一样，是吗？”
不久，两人结婚了。
那个俗气的、快乐的、热腾腾的娜娜
1960年，在艺术大师达利的家乡费格拉斯，丁格利夫妻合作了《火之牛》。一只用旧报纸制作的牛，大小和真牛差不多，肚子里填满烟花，然后在斗牛场引爆。
“作品主题如何理解？反对残忍的斗牛运动？”记者提问。
夫妻俩对视一笑。“不，是纪念我们相遇相爱。牛一样强壮的道德、现实，被我们毁掉。而我们的幸福，像烟花一样灿烂。”
“有人说您无比传奇，名模、演员、作家、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和雕塑家。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我很有名了吗？我只知道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挽住丈夫，“他在家里叫我娜娜。”
“娜娜”（NaNa）在法语里就像中国的“丫蛋”，是最普通的女性统称。桑法勒随口一说，灵机一动，“下一个作品将是一个系列，名叫‘娜娜’。”
接下来，她和丈夫一起绘制娜娜的草图，灵感来自平民女性，工作或休息的形象。她们体形丰满，衣着绚丽，动作夸张，热情洋溢。有时，他会调皮地在图上留下一句“我又长了五磅肉”，她回，“如果我长成这样，你还会爱我吗”。俗常的对话，温暖的陪伴，一如所有寻常伴侣。 娜娜系列是桑法勒唯一呈现快乐的作品。
可快乐并不长久。一方面，他们的每个作品都堪称完美，苏黎世火车站大厅、提克卡森公园、圣地亚哥会议中心……都存放有他们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特立獨行的他们，也成了道德法庭的常客。
流言蜚语中，桑法勒多次接近崩溃边缘。她拼命洗澡，似乎怎么也洗不净身体。一场活动中，她本来有段演讲，中途，观众群里飞来鸡蛋，砸在展品上，桑德勒当场震惊晕倒。有大半年，她不肯接受任何活动邀请。
丁格利从任教的学校辞职了，“我得陪着她，免得她忘了吃晚饭。”他们去阿尔卑斯山，去墨西哥。他们隐入没有欢呼掌声也没有谩骂的角落，直到她状态好转。
每晚，她都躲开他，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他以为她在构思作品，静静地给她点灯、做夜宵、沏咖啡。她合上本子，他就领她出去吹风。她说：“我想到过死，一闪而过地想到。”他答：“你得陪着我，我的娜娜。”
从丁格利那儿，桑法勒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那个挑衅世界、随时备战的她不见了。
我是他的作品，用终止艺术纪念他
1991年，66岁的丁格利走了。
“我留下了我的爱，感谢世界。”牧师念着他的遗书，桑法勒把《世纪末习作》系列的第三部展现给大家，这是她以丈夫的名义制作的。“作品就是我。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作品大多是破坏性的，那么，我用终止艺术来纪念他。”
其后10年，她只导演了两部戏剧。其余时间，她给“娜娜”的每一张草图加上短语，有的是一句问候，有的只是一个叹号或省略号。
丈夫去世后第二年，她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秘密》，第一次透露了她高贵家庭里乱伦式的暴力。她曾想通过强硬的作品，扼杀童年記忆。然而，丁格利出现后，她才“找到合适我性格与命运的表现切入点。他让我的每一点感情、思想、回忆和感受，转化成色彩、质地、运动着的破坏力。这里面包含着我的乐趣、欲望、悲哀和痛苦，以及满足”。
生命最后几年，她开始了一次低调的旅行，去那些与丈夫合办过展览的地方，在每一件作品前驻足，冥想。游客们从旁边经过，为作品赞叹，却从未注意到作者就坐在那儿，微笑着流泪。
2002年之后，她不再出现在任何场合，上帝收留了她。
临终，她把“射击艺术”使用过的枪抱在怀里，艰难举起，扣了一下扳机，“献上射击艺术的最后一件作品，我自己。这件作品只留给我的丈夫。”其实枪膛是空的。
（编辑 赵莹[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