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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暴动
1909年，王君恩出生于湖北襄阳县黄龙区（现为黄龙镇）胡家嘴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王明山就因病去世，孀居的母亲省吃俭用，把王君恩送去读私塾。1923年，母亲又送王君恩到黄龙江西会馆学堂读书，在这里，这棵幼小的种子接受了革命的熏陶。
在江西会馆，王君恩的老师是曾参加过震惊全国的襄阳二师学潮的张百芳。张老师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对王君恩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26年，王君恩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回乡帮助母亲从事农耕。当时，军阀混战，黄龙一带匪患成灾，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少年王君恩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无奈，他只有经常来到会馆，向自己崇敬的老师张百芳倾诉积愤。
张百芳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看出王君恩是棵好苗，就给王君恩讲解马列主义，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日益掀起高潮。黄龙的党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迎接北伐。1927年3月，黄龙成立了农协会，王君恩终于看到黑暗尽头的曙光，他跟随张百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在他的家乡胡家嘴、王家湾一带建立了农协会。
1928年3月，经张百芳介绍，19岁的王君恩加入了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黄龙地下党支部在鄂北特委的领导下，准备发起武装暴动，王君恩负责联络工作。
4月16日一大早，黄龙区委领导人朱佑文、赵英领导改造后的“青枪会”、“万枪会”和“红枪会”会员400余人，分别暗带短刀、斧头等武器，化妆成各色人等，陆续进入黄龙集市。王君恩带领5名暴动队员，身佩利刃，隐蔽在黄龙团防局附近。
9时整，随着起义总指挥朱佑文一声令下，暴动队员山呼海啸般涌向各自目标。王君恩带着暴动队员一拥而上，杀死门岗，冲进团防局。作恶多端的团总朱奎九还没反应过来，即被暴动队员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盐商周华林等17个恶绅。暴动队员缴获长、短枪18支，轰动一时的襄东暴动就此掀起高潮。
随后，在黄龙蒋家庙村成立了中共黄龙区委和襄东农民运动指挥部，王君恩协助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宣传土地革命，斗争土豪劣绅，建立了襄东最早的红色政权。
特别锺炼
鄂北人民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割据区域的形成，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928年秋，国民党“清乡军”一次又一次拉网式“围剿”，鄂北政治形势严峻，不少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红色政权夭折，王君恩秘密离开襄东，先后隐蔽在钟祥和宜城板桥一带。
1929年冬，国民党忙于军阀混战，革命根据地又重新开始蓬勃发展，隐蔽在外地的共产党人陆续返回。这年7月，王君恩从板桥秘密返回黄龙，寻找党组织。一个月后，王君恩与余益庵、张百芳等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在王君恩的家乡胡家嘴，重新组建黄龙区委，张百芳任书记，王君恩任常委，主抓宣传工作。这期间，他大力发展党组织，组建了姚岗、陶李、峪山街等十多个党支部，并培养和介绍了王君宪、王明祥等骨干分子入党。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党的武装。
为了震慑敌人，树立党的威信，1930年2月5日，王君恩会同赵英率领的农民协会成员，清除当地匪首柏永早、土豪袁天洪，组建了一支有60多人、4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5月初，自卫军改编为鄂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谢耀武任大队长。
1930年5月14日，王君恩和黄龙区委主要负责人率领党员、群众，配合谢耀武的红军十三大队，发起震惊鄂北的蔡阳铺暴动。队伍占领蔡阳铺后，当天又直捣翟家古城、琚湾镇，取得日克三镇的战绩。5月16日，王君恩在黄龙区组建自卫队，配合红军，先后攻下宜城王集、胡家营和枣（阳）南、钟（祥）北等地，开辟革命苏区。
1930年春，按照中央指示，黄龙区委与汉南区委合并，汉南特区委书记李庭兰任区委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黄龙姚岗村。李庭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见多识广，斗争经验丰富，他的公开身份是姚岗小学的教员。王君恩对李庭兰十分敬佩，李庭兰对这个头脑灵活、意志坚强的小伙子也很赏识，以多种方式对王君恩加以培养锻炼。同年10月，李庭兰兼任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鉴于李庭兰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为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公开演讲等各种场合，李庭兰不便出面，他就把讲话稿交王君恩逐句领会，然后由王君恩登台演讲。有时，王君恩甚至把演讲的内容背得烂熟。这种特殊的方式让王君恩得到特别的锻炼，加之王君恩虽然年龄不大，但嗓子略显湿哑，有一种沧桑感，他的“演讲”几乎每次都能打动所有的听众。
1930年12月，李庭兰调离襄阳，王君恩接任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兼襄东一区区委书记。5个月后，调任枣阳县委书记。这期间，王君恩培养并发展了黄文常、姜明礼等骨干入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临危受命
1931年底，蒋介石、何成浚调集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国民党五十一师会同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各一部，加上襄、枣、宜等县民团武装共一万余人，对鄂北苏区实施“铁桶计划”。新生的苏维埃遭到重创。
面对严峻的形势，1932年2月2日，鄂豫边特委在新街召开紧急会议，改组特委，成立鄂豫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王君恩当选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日益疯狂的“围剿”，临时省委书记沈中源慑于环境的恶劣，对斗争失去信心，私自携款逃离苏区。王君恩和其他省委委员一方面致信中央，要求处分沈中源，一方面率领党员干部，随红军主力在黄龙罐山冲一带与强敌周旋，适时打击敌人，保卫苏区。
在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王君恩的意志和领导能力得到了超强锻炼。1932年4月8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23岁的王君恩当选为省委执委、常委、代理书记。此时，敌人已将鄂北苏区内的镇市全部占领，王君恩率领的省苏维埃只能进行游击活动，动员各种力量反“围剿”。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王君恩提议，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山南、山北两个赤区游击总指挥部，并及时改组红九军指挥部，以集中力量，寻机打击敌人。
4月20日，王君恩和湘西中央分局派来的代表尉士筠主持召开了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整合被敌人打散的红二十六师，与刚组建的山南、山北赤区游击队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以扭转局面，增强干部群众保卫苏区的信念。
为了争取军事斗争的更大胜利，5月底，省委又组建了红九军前敌委员会，斗争形势一度好转。
慷慨就义
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要求红九军“绝对不准离开赤区游击”，致使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红九军力量损失殆尽，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到1932年6月初，鄂北苏区全部失陷。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不得不离开鄂北，迁往河南南阳转入地下活动，王君恩和原组建的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留下来坚持斗争。
1932年9月，中央纠正了上述错误决定，要求省委和红军“要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在南阳召开的临时省委会议上，王君恩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会后，王君恩奉命返回鄂北苏区，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党组织。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王君恩与代表团成员又秘密组织起一支30多人、20余支枪的游击武装。
1932年11月12日晚，王君恩等人在黄龙张家冲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商量再举暴动，以恢复苏区。不料事情泄密。第二天，国民党黄龙和琚家湾两处团防局分两路包围了张家冲。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王君恩子弹打光，腿部受重伤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利诱，王君恩始终坚贞不屈。1933年1月20日，在荷枪实弹的敌人的押送下，王君恩一路高唱《国际歌》，走出襄阳城西门，慷慨就义，年仅24岁。○
责任编辑 钟海连
1909年，王君恩出生于湖北襄阳县黄龙区（现为黄龙镇）胡家嘴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王明山就因病去世，孀居的母亲省吃俭用，把王君恩送去读私塾。1923年，母亲又送王君恩到黄龙江西会馆学堂读书，在这里，这棵幼小的种子接受了革命的熏陶。
在江西会馆，王君恩的老师是曾参加过震惊全国的襄阳二师学潮的张百芳。张老师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对王君恩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26年，王君恩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回乡帮助母亲从事农耕。当时，军阀混战，黄龙一带匪患成灾，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少年王君恩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无奈，他只有经常来到会馆，向自己崇敬的老师张百芳倾诉积愤。
张百芳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看出王君恩是棵好苗，就给王君恩讲解马列主义，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日益掀起高潮。黄龙的党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迎接北伐。1927年3月，黄龙成立了农协会，王君恩终于看到黑暗尽头的曙光，他跟随张百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在他的家乡胡家嘴、王家湾一带建立了农协会。
1928年3月，经张百芳介绍，19岁的王君恩加入了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黄龙地下党支部在鄂北特委的领导下，准备发起武装暴动，王君恩负责联络工作。
4月16日一大早，黄龙区委领导人朱佑文、赵英领导改造后的“青枪会”、“万枪会”和“红枪会”会员400余人，分别暗带短刀、斧头等武器，化妆成各色人等，陆续进入黄龙集市。王君恩带领5名暴动队员，身佩利刃，隐蔽在黄龙团防局附近。
9时整，随着起义总指挥朱佑文一声令下，暴动队员山呼海啸般涌向各自目标。王君恩带着暴动队员一拥而上，杀死门岗，冲进团防局。作恶多端的团总朱奎九还没反应过来，即被暴动队员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盐商周华林等17个恶绅。暴动队员缴获长、短枪18支，轰动一时的襄东暴动就此掀起高潮。
随后，在黄龙蒋家庙村成立了中共黄龙区委和襄东农民运动指挥部，王君恩协助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宣传土地革命，斗争土豪劣绅，建立了襄东最早的红色政权。
特别锺炼
鄂北人民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割据区域的形成，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928年秋，国民党“清乡军”一次又一次拉网式“围剿”，鄂北政治形势严峻，不少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红色政权夭折，王君恩秘密离开襄东，先后隐蔽在钟祥和宜城板桥一带。
1929年冬，国民党忙于军阀混战，革命根据地又重新开始蓬勃发展，隐蔽在外地的共产党人陆续返回。这年7月，王君恩从板桥秘密返回黄龙，寻找党组织。一个月后，王君恩与余益庵、张百芳等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在王君恩的家乡胡家嘴，重新组建黄龙区委，张百芳任书记，王君恩任常委，主抓宣传工作。这期间，他大力发展党组织，组建了姚岗、陶李、峪山街等十多个党支部，并培养和介绍了王君宪、王明祥等骨干分子入党。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党的武装。
为了震慑敌人，树立党的威信，1930年2月5日，王君恩会同赵英率领的农民协会成员，清除当地匪首柏永早、土豪袁天洪，组建了一支有60多人、4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5月初，自卫军改编为鄂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谢耀武任大队长。
1930年5月14日，王君恩和黄龙区委主要负责人率领党员、群众，配合谢耀武的红军十三大队，发起震惊鄂北的蔡阳铺暴动。队伍占领蔡阳铺后，当天又直捣翟家古城、琚湾镇，取得日克三镇的战绩。5月16日，王君恩在黄龙区组建自卫队，配合红军，先后攻下宜城王集、胡家营和枣（阳）南、钟（祥）北等地，开辟革命苏区。
1930年春，按照中央指示，黄龙区委与汉南区委合并，汉南特区委书记李庭兰任区委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黄龙姚岗村。李庭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见多识广，斗争经验丰富，他的公开身份是姚岗小学的教员。王君恩对李庭兰十分敬佩，李庭兰对这个头脑灵活、意志坚强的小伙子也很赏识，以多种方式对王君恩加以培养锻炼。同年10月，李庭兰兼任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鉴于李庭兰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为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公开演讲等各种场合，李庭兰不便出面，他就把讲话稿交王君恩逐句领会，然后由王君恩登台演讲。有时，王君恩甚至把演讲的内容背得烂熟。这种特殊的方式让王君恩得到特别的锻炼，加之王君恩虽然年龄不大，但嗓子略显湿哑，有一种沧桑感，他的“演讲”几乎每次都能打动所有的听众。
1930年12月，李庭兰调离襄阳，王君恩接任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兼襄东一区区委书记。5个月后，调任枣阳县委书记。这期间，王君恩培养并发展了黄文常、姜明礼等骨干入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临危受命
1931年底，蒋介石、何成浚调集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国民党五十一师会同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各一部，加上襄、枣、宜等县民团武装共一万余人，对鄂北苏区实施“铁桶计划”。新生的苏维埃遭到重创。
面对严峻的形势，1932年2月2日，鄂豫边特委在新街召开紧急会议，改组特委，成立鄂豫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王君恩当选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日益疯狂的“围剿”，临时省委书记沈中源慑于环境的恶劣，对斗争失去信心，私自携款逃离苏区。王君恩和其他省委委员一方面致信中央，要求处分沈中源，一方面率领党员干部，随红军主力在黄龙罐山冲一带与强敌周旋，适时打击敌人，保卫苏区。
在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王君恩的意志和领导能力得到了超强锻炼。1932年4月8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23岁的王君恩当选为省委执委、常委、代理书记。此时，敌人已将鄂北苏区内的镇市全部占领，王君恩率领的省苏维埃只能进行游击活动，动员各种力量反“围剿”。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王君恩提议，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山南、山北两个赤区游击总指挥部，并及时改组红九军指挥部，以集中力量，寻机打击敌人。
4月20日，王君恩和湘西中央分局派来的代表尉士筠主持召开了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整合被敌人打散的红二十六师，与刚组建的山南、山北赤区游击队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以扭转局面，增强干部群众保卫苏区的信念。
为了争取军事斗争的更大胜利，5月底，省委又组建了红九军前敌委员会，斗争形势一度好转。
慷慨就义
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央要求红九军“绝对不准离开赤区游击”，致使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红九军力量损失殆尽，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到1932年6月初，鄂北苏区全部失陷。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不得不离开鄂北，迁往河南南阳转入地下活动，王君恩和原组建的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留下来坚持斗争。
1932年9月，中央纠正了上述错误决定，要求省委和红军“要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在南阳召开的临时省委会议上，王君恩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会后，王君恩奉命返回鄂北苏区，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党组织。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王君恩与代表团成员又秘密组织起一支30多人、20余支枪的游击武装。
1932年11月12日晚，王君恩等人在黄龙张家冲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商量再举暴动，以恢复苏区。不料事情泄密。第二天，国民党黄龙和琚家湾两处团防局分两路包围了张家冲。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王君恩子弹打光，腿部受重伤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利诱，王君恩始终坚贞不屈。1933年1月20日，在荷枪实弹的敌人的押送下，王君恩一路高唱《国际歌》，走出襄阳城西门，慷慨就义，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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