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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党员的经历、能力、个性都会有各自的区别，但只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百姓就会认为他（她）是合格的。
要说中国的巨变，上海的城乡到处都是沧桑正道、如歌诗篇。仅仅三十多年前，如今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柳州路和田林路的交界处还是一片田野风光。它离徐家汇只有3公里多的距离，当年却属于郊区的上海县（闵行区的前身）管辖。1983年8月，当时的上海县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县所属龙华乡、虹桥乡和漕河泾镇的部分地区组建成田林新村办事处，归漕河泾镇管辖。那时，我在长宁区的延安中学读高中;常和小伙伴一起在此地的田边桥下捕捉螺蛳、乌龟和小龙虾，还有威风常胜的黑羽蟋蟀。第二年，田林等地30.48平方公里劃入徐汇区。1985年，汪道涵签发的上海市政府令批准——同意建立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自此，这里成为当时上海市新辟的12个居民住宅小区之一，这片区域亦开始从乡野变成城市的一角。这年立秋，我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蟋蟀的原野。
再回田林，记得是1991年。这里高楼已经林立，黑羽蟋蟀和小伙伴一样都找不到了。之前，我还在淮海路和徐家汇度过了两年的惬意时光。当时，我是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是闻名海内外学术界的民国史研究权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最高领导李华兴教授。导师的父亲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一个在上海参加早期工人运动的湖北籍海员;导师也就喜欢和我讲党史伟业、谈艰苦奋斗。那时，读研究生是有工资的;硕士生每月是106元。
淮海路上的上海社科院大楼。
而关于艰苦奋斗：我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宿舍安排在淮海中路（近思南路）的社科院大院内并不妥当;因为很容易形成逛街的习惯，他甚至提醒“这路以前叫霞飞路，是十里洋场里最声色犬马的地方”。至于历史所曾经长期所在的徐家汇传教士宿舍（现东方商厦、当年也与徐汇中学毗邻），导师也认为附近的商业网点已经开始“物欲横流”;记得一碗高档的面条要16元，占社会平均月工资的10%。大约是建党70周年前夕，历史所和我听课、讨论的主场搬迁到了柳州路一栋新式建筑的五楼和六楼，楼下是当年的新生事物——超市;拐角对面则是初嫁少妇般的田林宾馆，一切都很新鲜。导师觉得此地远离尘嚣，可以“书香依旧”。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徐家汇搬迁到田林街道的临时栖身地，当时是惊动市政府的。泰斗级的历史学家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虽然都服从市政动迁大局，但都明确强调历史所所藏历史文献的稀缺性和珍贵性。这些文献中，有建党之前我党领袖的最早著述、有租界当局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激进党派”活动的记录分析、有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最初资料;以及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原件。我当时自告奋勇担任搬迁主力，实质上就想看看这些宝贝。
导师李华兴教授知道我的“图谋”后显得很高兴，在田林安顿下来后的第一堂讨论中，就和我畅谈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光辉思想。我拿着导师准备好的文献，就听见他在声情并茂地背诵——索我理想之中华。此语出自李大钊1916年8月为《晨钟报》创刊号所写的“晨钟之使命”发刊词，距今整整一百年。我至今还记得导师在25年前的解读：“晨钟之使命”本意是希望中国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导师还对我强调说：“索我理想之中华”，是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年自当努力参与！
这是1991年的春天，此后我完整地精读了建党前后的光辉文献。正好我也是导师的关门弟子，两年之后我则成为社科院在田林地区的第一个硕士毕业生。
超市楼上的历史所，是很简易的房子。我喜欢和导师谈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导师却常和我谈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和建国初的复旦大学，意思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关键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这个观点，后来给我戴博士帽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也多次强调过，他还特地加了个“大爱”的概念，意思是爱国、爱民、爱学校。但我总想：要是大师搬进大楼，岂不能够更好地“大爱”嘛！而本世纪初我时隔8年又回田林，就是因为有了大楼。先是一栋，坐落在柳州路弯弯的尽头、交接着中山西路;历史所自然没有拒绝大楼，和文学所、哲学所等人文类研究机构一起搬了进去，我读过的那些光辉文献从麻袋里解放了出来，有了体面的图书馆和世界各地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光顾。接班我导师的历史所所长是著名上海史权威熊月之教授，他曾经论证租界环境客观上为党的诞生和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个观点最初也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田林期间把上海史变成了一门显学，影响从日本、韩国波及到美国、法国以及犹太学术团体。
这栋楼硬件设施一流，适合举办一流学术交流活动，也代表上海接待过保加利亚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海外著名大学校长等贵宾。上海社科院分别和新民周刊、田林街道的精神文明结对共建协议，也是在这栋楼里签署的。很快又有了第二栋楼，就是研究生教学和宿舍楼。离我在柳州路超市楼上求学到如今，正好25年即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社科院研究生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院。每年有400多硕士生和200余博士生在田林区域的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求学，规模是我读书时的十多倍。有一条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庙堂之外是社稷，我现在也有徒弟了，常带他们下社区、每每会有新发现。
如“两学一做”动员、密切干群关系、保护传统文化，在基层、在居委会都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说明，老百姓有自己的里弄式观察逻辑。我的调研就显示：去年刚刚“三十而立”的田林街道，是从田头村落逐步发展过来的新社区;居民区的名字最初就从田林一村排到了十四村，后来新造了条件更适宜居住的公寓，也分别叫新苑一村到七村、千鹤一村到五村等。
要说中国的巨变，上海的城乡到处都是沧桑正道、如歌诗篇。仅仅三十多年前，如今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柳州路和田林路的交界处还是一片田野风光。它离徐家汇只有3公里多的距离，当年却属于郊区的上海县（闵行区的前身）管辖。1983年8月，当时的上海县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县所属龙华乡、虹桥乡和漕河泾镇的部分地区组建成田林新村办事处，归漕河泾镇管辖。那时，我在长宁区的延安中学读高中;常和小伙伴一起在此地的田边桥下捕捉螺蛳、乌龟和小龙虾，还有威风常胜的黑羽蟋蟀。第二年，田林等地30.48平方公里劃入徐汇区。1985年，汪道涵签发的上海市政府令批准——同意建立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自此，这里成为当时上海市新辟的12个居民住宅小区之一，这片区域亦开始从乡野变成城市的一角。这年立秋，我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蟋蟀的原野。
索我理想之中华
再回田林，记得是1991年。这里高楼已经林立，黑羽蟋蟀和小伙伴一样都找不到了。之前，我还在淮海路和徐家汇度过了两年的惬意时光。当时，我是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是闻名海内外学术界的民国史研究权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最高领导李华兴教授。导师的父亲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一个在上海参加早期工人运动的湖北籍海员;导师也就喜欢和我讲党史伟业、谈艰苦奋斗。那时，读研究生是有工资的;硕士生每月是106元。
而关于艰苦奋斗：我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宿舍安排在淮海中路（近思南路）的社科院大院内并不妥当;因为很容易形成逛街的习惯，他甚至提醒“这路以前叫霞飞路，是十里洋场里最声色犬马的地方”。至于历史所曾经长期所在的徐家汇传教士宿舍（现东方商厦、当年也与徐汇中学毗邻），导师也认为附近的商业网点已经开始“物欲横流”;记得一碗高档的面条要16元，占社会平均月工资的10%。大约是建党70周年前夕，历史所和我听课、讨论的主场搬迁到了柳州路一栋新式建筑的五楼和六楼，楼下是当年的新生事物——超市;拐角对面则是初嫁少妇般的田林宾馆，一切都很新鲜。导师觉得此地远离尘嚣，可以“书香依旧”。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徐家汇搬迁到田林街道的临时栖身地，当时是惊动市政府的。泰斗级的历史学家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虽然都服从市政动迁大局，但都明确强调历史所所藏历史文献的稀缺性和珍贵性。这些文献中，有建党之前我党领袖的最早著述、有租界当局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激进党派”活动的记录分析、有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最初资料;以及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原件。我当时自告奋勇担任搬迁主力，实质上就想看看这些宝贝。
导师李华兴教授知道我的“图谋”后显得很高兴，在田林安顿下来后的第一堂讨论中，就和我畅谈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光辉思想。我拿着导师准备好的文献，就听见他在声情并茂地背诵——索我理想之中华。此语出自李大钊1916年8月为《晨钟报》创刊号所写的“晨钟之使命”发刊词，距今整整一百年。我至今还记得导师在25年前的解读：“晨钟之使命”本意是希望中国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导师还对我强调说：“索我理想之中华”，是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年自当努力参与！
这是1991年的春天，此后我完整地精读了建党前后的光辉文献。正好我也是导师的关门弟子，两年之后我则成为社科院在田林地区的第一个硕士毕业生。
庙堂之外是社稷
超市楼上的历史所，是很简易的房子。我喜欢和导师谈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导师却常和我谈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和建国初的复旦大学，意思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关键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这个观点，后来给我戴博士帽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也多次强调过，他还特地加了个“大爱”的概念，意思是爱国、爱民、爱学校。但我总想：要是大师搬进大楼，岂不能够更好地“大爱”嘛！而本世纪初我时隔8年又回田林，就是因为有了大楼。先是一栋，坐落在柳州路弯弯的尽头、交接着中山西路;历史所自然没有拒绝大楼，和文学所、哲学所等人文类研究机构一起搬了进去，我读过的那些光辉文献从麻袋里解放了出来，有了体面的图书馆和世界各地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光顾。接班我导师的历史所所长是著名上海史权威熊月之教授，他曾经论证租界环境客观上为党的诞生和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个观点最初也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田林期间把上海史变成了一门显学，影响从日本、韩国波及到美国、法国以及犹太学术团体。
这栋楼硬件设施一流，适合举办一流学术交流活动，也代表上海接待过保加利亚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海外著名大学校长等贵宾。上海社科院分别和新民周刊、田林街道的精神文明结对共建协议，也是在这栋楼里签署的。很快又有了第二栋楼，就是研究生教学和宿舍楼。离我在柳州路超市楼上求学到如今，正好25年即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社科院研究生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院。每年有400多硕士生和200余博士生在田林区域的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求学，规模是我读书时的十多倍。有一条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庙堂之外是社稷，我现在也有徒弟了，常带他们下社区、每每会有新发现。
如“两学一做”动员、密切干群关系、保护传统文化，在基层、在居委会都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说明，老百姓有自己的里弄式观察逻辑。我的调研就显示：去年刚刚“三十而立”的田林街道，是从田头村落逐步发展过来的新社区;居民区的名字最初就从田林一村排到了十四村，后来新造了条件更适宜居住的公寓，也分别叫新苑一村到七村、千鹤一村到五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