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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具有重大意义，而其谋划与运作，应当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不宜使之承载国家的政治战略。现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日益依赖于金融业的支持，必须建立“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机制，“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设立，起到两大支柱作用，再配合其他投融资的部署，即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政治状况、经济关系都很复杂，应对策略是着力打消各方的疑虑，努力与沿线国家以及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经济组织，谋求互利共赢的合作，发挥中国的优势，搞好国内的统筹和布局，形成中国外向经济力量的完善组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内应以郑州为关键节点，利用已有的铁路枢纽，连接各大海港，带动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使更广大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建设；金融支撑；互利共赢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038-05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合一，简称“一带一路”，这是对于经济发展极具宏观眼光和雄伟魄力的构想。中国联合多国在两年多的合作实施中，成绩斐然，同时越来越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根本精神、运作重心，加强了保障机制。即“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于“经济”，其余活动皆应为经济效益服务；而保障“一带一路”正常实施的条件，主要依靠适当金融机制的支撑作用。
一、经济建设是“一带一路”运作的重心
“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不仅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评议，在国内也呈现了热烈的研讨，发表了观点各异的论文与解读。从中国政府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显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实际内容完全是经济上的规划，但国外不少评论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疑虑，怀疑中国另有意图。而国内的议论，也出现颇多有意无意的政治性解读，这是不妥当的，是有害无益的。例如有的文章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调整外交战略，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南亚，‘一带一路’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竞争关系，将从不同方面分别检验中国与美国的国家能力……中国政府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化解‘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①有的认为“一带一路”的构想能够“使沿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同时，对保障我国战略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稳定能源供应、保障经济安全，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具有重要意义”。②有的认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国家，有条件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推动力量，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能够推进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也可以遏制美日在沿海地区的围堵”。③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各文主要内容，还是从经济角度研讨“一带一路”的具体问题，但似乎总要拔高到政治战略的层面，更要将战略目标指向美国和日本，好像不如此就不能彰显其重大意义。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笔者认为，宏观的经济规划，特别是“一带一路”这样涉及多国的经济构想，的确不是与国际政治关系完全绝缘，相反，其施行不能没有外交活动为之开路，也不能没有国家政权的扶助和指导，甚至最先期的投入也可能仰赖国有资产的启动，而顶层经营也需要具备国际政治视野与洞察力。但是，“一带一路”规划的运作重心必须是经济性质，遵从经济规律，从经济互利共赢的宗旨出发，而不必预先设计政治目标和蓝图。经济上经营出色，会连带呈现政治方面的正面效果，但政治效应达到何种程度，并非仅由经济绩效决定，参与的因素和变数颇多。因此，还是一心一意地从经济角度着眼进行运作为好，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国家战略问题上经济高于政治，更不是国家不需要政治战略，只是不宜让“一带一路”的构想来承载宏大的政治战略，理由如下。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一带一路”规划，是从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符合那里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无论是中亚、西亚还是南亚、东南亚地区，各国发展的水平虽然不一，但总体情况是资源多样而且丰富，却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资金不足的问题，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欲求发展，急需资金投入和工业技术力量的支持。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快速发展经济的经验，具备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力量和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技术，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高质量、低成本，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好可以达成优势互补，而中国遵循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针，也是发展中国家所欢迎的。因此，以推行经济合作、经济建设为重心，应当成为“一带一路”对外运作的根本准则。相比较而言，“一带一路”所关涉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上十分复杂，其中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的歧异和隔阂，有不同的历史因素所酿成的国际间之亲疏或疑忌关系，也有世界大国及区域内大国势力的渗入和影响。“一带一路”构想如果卷入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漩涡之中，会平添很多干扰，事实上域外对“一带一路”的许多误解，也都是基于政治意图的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自己更不宜将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拔高到政治意义上来宣传。
第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投资建设的亮点之一，是不向对方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要求和附加政治条件，这是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大优势。然而如果“一带一路”被渲染为蕴含有宏大的政治谋划，就会使无附加具体政治条件的优势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因为经济合作与援助如果附加具体的政治条件，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还是可以进行权衡、斟酌的，而抽象的、不甚明晰的宏观政治谋划，则更会引起大的疑虑。前引论述“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所谓“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遏制美日在沿海地区的围堵”“沿线的新兴国家有条件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推动力量”等等，都具有将“一带一路”目标政治化的倾向，周边诸国基本对此不会做出正面响应。尤其是“新型国际秩序”的说法不着边际，至于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不想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和经济体系，而只是致力“增量改革”，即予以补充和完善。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对象是美国，并非是要改变整个国际秩序，而是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和发展与美国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关系，并共同承担国际责任。这是政治、外交的大事，用不上“一带一路”来承担。因此，对“一带一路”构想的“去政治化”，是十分必要的，不能让随意发挥的豪言壮语来干扰踏踏实实的经济建设。 二、建立积极稳妥的金融支撑机制
现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日益依赖于金融业的支持，大规模、长时段的经济建设，更离不开有力的投融资机制。“一带一路”构想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宏观谋划，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跨国贸易的规模甚大且历时长久，对资金的额度和信用的标准有很高的要求，没有强大的金融机制支撑，没有相配合的投融资机构，是万万不能的，所有大型建设项目和贸易活动，都需要在金融运作的框架内起步和开展。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金融机制运作顺畅，“一带一路”项目的效益就会理想，反之，则会面临困境。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之前，就已倡议成立“亚洲基本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而实质上的进展在提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后。④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正式发起筹建“亚投行”。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投行”就是中国政府应“一带一路”的需要而采取的配套举措，它应和了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迫切需求，同时也策应“一带一路”规划中必将面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这是具有统筹性质的宏观部署。事实上，“亚投行”的业务也必将格外重视对“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支持。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而且很快就投入了实际的组建和运营，后来居上，迄今已经与国外企业签署了几项投资合同，初见良好成效。这些金融建构十分及时和有效，表明我国拟定“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决非停留在纸面的宣示，而是显现出大干快上的态势。今后，“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这两大金融建构，必将在“一带一路”整体运作中，起到资金融通的重要支撑作用。
“亚投行”是中国主导创建的多边开发银行，其组织模式与早已存在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大体相仿，是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补充。2015年6月，57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其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显示了“一带一路”构想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可以包含在“亚投行”投资支持的重点对象之内。但是“亚投行”涵盖的区域地理范围与“一带一路”的区域范围不尽一致，“亚投行”面对亚洲全境和大洋洲地区，而“一带一路”构想涉及的不是整个亚洲，更与大洋洲不搭界，却包含部分欧洲和非洲地区，显然，二者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只是在重点方向上密切配合。“亚投行”既为多边开发银行，业务开展自有其章程与程序，中国的主导权虽然较大，但并非中国一家做主，金融服务自然不能专一地指向“一带一路”。
中国的“丝路基金”先期投入了400亿美元资金，首期100亿美元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于2014年12月正式成立丝路基金有限公司，随即进入运营。这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而设立的，而且主要面对“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400亿美元看上去似乎金额不多，而因其具有专一的指向，已经是相当可观的资本额度。更重要的是，“丝路基金”乃为开放性的合作平台，运营模式类似私募股份基金（PE），在经营中会广泛吸取新的资金加入，凡有资金的主体皆可以凭自愿而投资，但基金组织者和主持者不搞公开募集资金，不向多边银行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对于“丝路基金”，“其他机构如果愿意加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拿出的资金和承诺是类似性质的就可以，可以在第二期、第三期加入进来，或者在子基金层面上形成合作”。“丝路基金”不仅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机构，同时也起到不断扩大融资的杠杆作用。“丝路基金”吸引资金的能力，决定于其经营业绩，若业绩优良，国内银行将会积极将巨额储蓄化为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流向“丝路基金”这一平台，国外也会有大量资金向此靠拢，发展前景极为乐观。
“亚投行”的运营主要采取债权投资的方式，即向某个建设项目发放贷款，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丝路基金”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即购置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股份，同时也不排除其他投资方式，投资对象多种多样。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丝路基金”的运营要机动灵活许多，加之决策仅在基金组织内部商议，更无其他国家参与，可以简化程序，不失先机地开展业务。2015年12月17日，在中、俄两国总理的见证下，“丝路基金”完成了购买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权和提供一笔贷款的签约，这说明“丝路基金”同时运用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运营方式，且为值得关注的能源工程，有较为可靠的效益，充分显现“丝路基金”经营的灵活性。但“亚投行”提供的大额信贷，大多可以得到借债一方所在国的担保，因而风险较少，“丝路基金”则缺乏这样的担保机制，规避风险主要靠经营者的信息和判断。“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都必须发展壮大，才能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丝路基金”的资本总额没有限制，可以通过融资手段持续增长，积极设立各项专门的子基金，是运营上的必要取向。
在初始施行的现阶段，“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撑体系的两大支柱，但在亚洲，仅仅基建的资金需求就不止上万亿美元，况且无数外围建设的配备，复杂多样，难于事先预计，两大金融支柱尚不能撑起“一带一路”的整体大厦，必须开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各个国有银行在时机成熟条件下都可以增设境外分行，鼓励民营银行对外开展业务，构建互联网银行服务机制等等，皆可以作为选项。各类金融设施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事业。
一般而言，“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经营的项目，周期较长，不会很快地得到回报，盈利比率也不能预期太高，这是它们资本运营上的缺点。但长久效益比较稳定，是它们的优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建设性投资经营能够造福一方，获得好的声誉，给以后的发展附加强大的助推动力，并且能够积累中国金融建设和运营的经验，此乃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收益。 三、“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借助现有的国际大道，从中国西部通过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国进入德国和法国。另一条是海上路线，从中国福建等港口出发，经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至非洲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而入地中海，从希腊或意大利登陆向北，在德国、法国与陆上丝绸之路会合。很明显，除去中国与欧洲的两端，中间经过的国家众多，而且国际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复杂，许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或利益纠纷，而部分地区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也相当活跃。因此，“一带一路”构想即使本身不带有政治意图，纯属发展经济的谋划，仍会受到国别间、地区性政治问题的扰动，世界性大国以及区域性大国的政治关系和博弈，也必然形成积极或负面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这些地区各国的外向联系也是错综交叉、颇为复杂，决非未曾开拓的处女地。例如，中亚五国原为苏联的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将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保持政治上的关联外，还策划从经济上予以连接。2014年酝酿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正式启动，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创建，随后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加入，规定成员国在经贸、就业等问题上协调与合作，虽总体经济实力不强，但毕竟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又如，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有美国学者研讨和发表经营中亚和南亚联系的战略主张，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印度发布名为“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并且迅速通知其盟国，展开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大体上的思路是以发展阿富汗经济为起点，向北连接中亚，向南连接印度、巴基斯坦，建设铁路、公路、供电网线、油气管道等设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美国、印度等皆投入资金。迄今已经建成一些工程，在建者也有较好的发展势头，初见部分成效。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设计上排斥俄罗斯、伊朗，疏远中国，培植印度，把中亚的经济发展纳入与南亚、印度的合作，促使能源南下、商品北上，意欲对中亚与俄罗斯、中国的经济联系产生剥离。再如，日本甚至在美国之前，就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理念，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外交联系，开展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欧盟也与中亚各国构成一些经济合作计划，施行和参与了对中亚等国的投资和援助。这种局面，使不少相关国家面对多种选择，自然形成多角度的竞争关系。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政治的复杂和经济关系的错综，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陆路，仅南海问题的纠葛就相当难以处理。海上丝路沿线的各国，大多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时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藤牵丝绕，层层纠结，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成干扰与牵掣。
上述情况，不仅表明“一带一路”构想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变数，也反映出相关国家和地区既然得到如此关注，确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战略经营的意义。只有发挥中国的优势，遵循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方针和策略，突破难点，“一带一路”的建设才大有可为。概略而言，中国的应对策略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积极谋求与美国等国建立平等、互利与分担国际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坚定履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方针，避免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卷入激烈的国际间冲突。
第二，虽然有多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但“一带一路”战略的谋划和实施，“去政治化”是十分必要的。一个经济建设的谋划没有必要卷入复杂的政治纠结，只有“去政治化”，才能打消一些国家的疑虑，更好地得到各方的政治信任。但中国决不是在相应地区、相关问题上无所作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开展积极外交工作，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政治与经济的合作，包括对外援助。这些政府活动，没必要与“一带一路”的目标捆绑在一起，而“一带一路”则能够从国家的政治、外交成果中获益。
第三，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开展与各个经济主体的合作。例如2015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首脑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首先规定“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愿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倡议。中方支持俄方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一体化进程，并将启动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谈判”，打消了中、俄双方的疑虑，建立了协作关系，即为范例。对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可以谋求经济合作，因为同为经济建设的内容，不会有根本的冲突，中亚地区的资金缺口甚大，容得下大宗的投资，中亚的能源、资源十分丰富，禁得起再加几倍的开发，即使不能合作，亦可成为良性的互补性竞争关系。中国的资金实力占据优势，美国在中亚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能够筹集和策动的投资数额远远少于中国。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投资宗旨，更深得人心，不怕经济上的竞争。
第四，“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是搞好国内的统筹和布局，避免出现国内各省、各大公司争抢对外经贸与建设立项的无序经营，防止对国家形象和整体竞争力造成损害。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挥全盘的协调机制，力求全国外向经济力量形成完善的组合。
中国在陆路、海路两条线路上，应当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侧重点，因为海路方面更为困难，先易后难是基本的抉择。在铁路建设的低成本、高质量方面，中国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其他陆上建设也有不同程度的优势，正好在中亚区域做出示范工程，为“一带一路”整体构想拓展通途。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内的关键节点，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主张起点设在西安者，有主张在洛阳者，笔者认为最佳地点乃是郑州。这里位于中原腹地，具备现成的铁路交通枢纽，可以发散性连接各个沿海港口，形成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带动铁路经过地区的经济繁兴，使更广大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
注释
①高荣伟：《“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及对策》，《国际商务财会》2015年第6期。
②赵周贤、刘光明：《“一带一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4日。
③卢山冰、刘晓蕾、余淑秀：《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
④2015年3月28日，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4月，参加“亚投行”的国家达到成立前最大数额的57国，至6月底，“亚投行”创始国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可见“一带一路”构想与“亚投行”的筹建在时间进程上也若合符节。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一条，宗旨）[EB/OL].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网站，http：//www.aiib.org/uploadfile/2015/0814/20150814022339326.pdf，2015-08-14.
[3]杨燕青，等.专访周小川：丝路基金起步运作[N].第一财经日报，2015-02-16.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05-08.
责任编辑：涪 潞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建设；金融支撑；互利共赢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038-05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合一，简称“一带一路”，这是对于经济发展极具宏观眼光和雄伟魄力的构想。中国联合多国在两年多的合作实施中，成绩斐然，同时越来越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根本精神、运作重心，加强了保障机制。即“一带一路”的重心在于“经济”，其余活动皆应为经济效益服务；而保障“一带一路”正常实施的条件，主要依靠适当金融机制的支撑作用。
一、经济建设是“一带一路”运作的重心
“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不仅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评议，在国内也呈现了热烈的研讨，发表了观点各异的论文与解读。从中国政府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显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实际内容完全是经济上的规划，但国外不少评论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疑虑，怀疑中国另有意图。而国内的议论，也出现颇多有意无意的政治性解读，这是不妥当的，是有害无益的。例如有的文章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调整外交战略，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南亚，‘一带一路’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竞争关系，将从不同方面分别检验中国与美国的国家能力……中国政府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化解‘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①有的认为“一带一路”的构想能够“使沿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同时，对保障我国战略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稳定能源供应、保障经济安全，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具有重要意义”。②有的认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国家，有条件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推动力量，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能够推进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也可以遏制美日在沿海地区的围堵”。③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各文主要内容，还是从经济角度研讨“一带一路”的具体问题，但似乎总要拔高到政治战略的层面，更要将战略目标指向美国和日本，好像不如此就不能彰显其重大意义。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笔者认为，宏观的经济规划，特别是“一带一路”这样涉及多国的经济构想，的确不是与国际政治关系完全绝缘，相反，其施行不能没有外交活动为之开路，也不能没有国家政权的扶助和指导，甚至最先期的投入也可能仰赖国有资产的启动，而顶层经营也需要具备国际政治视野与洞察力。但是，“一带一路”规划的运作重心必须是经济性质，遵从经济规律，从经济互利共赢的宗旨出发，而不必预先设计政治目标和蓝图。经济上经营出色，会连带呈现政治方面的正面效果，但政治效应达到何种程度，并非仅由经济绩效决定，参与的因素和变数颇多。因此，还是一心一意地从经济角度着眼进行运作为好，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国家战略问题上经济高于政治，更不是国家不需要政治战略，只是不宜让“一带一路”的构想来承载宏大的政治战略，理由如下。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一带一路”规划，是从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符合那里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无论是中亚、西亚还是南亚、东南亚地区，各国发展的水平虽然不一，但总体情况是资源多样而且丰富，却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资金不足的问题，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欲求发展，急需资金投入和工业技术力量的支持。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快速发展经济的经验，具备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力量和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技术，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高质量、低成本，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好可以达成优势互补，而中国遵循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针，也是发展中国家所欢迎的。因此，以推行经济合作、经济建设为重心，应当成为“一带一路”对外运作的根本准则。相比较而言，“一带一路”所关涉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上十分复杂，其中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的歧异和隔阂，有不同的历史因素所酿成的国际间之亲疏或疑忌关系，也有世界大国及区域内大国势力的渗入和影响。“一带一路”构想如果卷入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漩涡之中，会平添很多干扰，事实上域外对“一带一路”的许多误解，也都是基于政治意图的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自己更不宜将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拔高到政治意义上来宣传。
第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投资建设的亮点之一，是不向对方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要求和附加政治条件，这是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大优势。然而如果“一带一路”被渲染为蕴含有宏大的政治谋划，就会使无附加具体政治条件的优势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因为经济合作与援助如果附加具体的政治条件，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还是可以进行权衡、斟酌的，而抽象的、不甚明晰的宏观政治谋划，则更会引起大的疑虑。前引论述“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所谓“突破遏制我国的战略包围”“遏制美日在沿海地区的围堵”“沿线的新兴国家有条件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推动力量”等等，都具有将“一带一路”目标政治化的倾向，周边诸国基本对此不会做出正面响应。尤其是“新型国际秩序”的说法不着边际，至于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不想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和经济体系，而只是致力“增量改革”，即予以补充和完善。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对象是美国，并非是要改变整个国际秩序，而是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和发展与美国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关系，并共同承担国际责任。这是政治、外交的大事，用不上“一带一路”来承担。因此，对“一带一路”构想的“去政治化”，是十分必要的，不能让随意发挥的豪言壮语来干扰踏踏实实的经济建设。 二、建立积极稳妥的金融支撑机制
现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日益依赖于金融业的支持，大规模、长时段的经济建设，更离不开有力的投融资机制。“一带一路”构想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宏观谋划，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跨国贸易的规模甚大且历时长久，对资金的额度和信用的标准有很高的要求，没有强大的金融机制支撑，没有相配合的投融资机构，是万万不能的，所有大型建设项目和贸易活动，都需要在金融运作的框架内起步和开展。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金融机制运作顺畅，“一带一路”项目的效益就会理想，反之，则会面临困境。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之前，就已倡议成立“亚洲基本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而实质上的进展在提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后。④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正式发起筹建“亚投行”。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投行”就是中国政府应“一带一路”的需要而采取的配套举措，它应和了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迫切需求，同时也策应“一带一路”规划中必将面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这是具有统筹性质的宏观部署。事实上，“亚投行”的业务也必将格外重视对“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支持。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而且很快就投入了实际的组建和运营，后来居上，迄今已经与国外企业签署了几项投资合同，初见良好成效。这些金融建构十分及时和有效，表明我国拟定“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决非停留在纸面的宣示，而是显现出大干快上的态势。今后，“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这两大金融建构，必将在“一带一路”整体运作中，起到资金融通的重要支撑作用。
“亚投行”是中国主导创建的多边开发银行，其组织模式与早已存在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大体相仿，是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补充。2015年6月，57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其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显示了“一带一路”构想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可以包含在“亚投行”投资支持的重点对象之内。但是“亚投行”涵盖的区域地理范围与“一带一路”的区域范围不尽一致，“亚投行”面对亚洲全境和大洋洲地区，而“一带一路”构想涉及的不是整个亚洲，更与大洋洲不搭界，却包含部分欧洲和非洲地区，显然，二者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只是在重点方向上密切配合。“亚投行”既为多边开发银行，业务开展自有其章程与程序，中国的主导权虽然较大，但并非中国一家做主，金融服务自然不能专一地指向“一带一路”。
中国的“丝路基金”先期投入了400亿美元资金，首期100亿美元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于2014年12月正式成立丝路基金有限公司，随即进入运营。这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而设立的，而且主要面对“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400亿美元看上去似乎金额不多，而因其具有专一的指向，已经是相当可观的资本额度。更重要的是，“丝路基金”乃为开放性的合作平台，运营模式类似私募股份基金（PE），在经营中会广泛吸取新的资金加入，凡有资金的主体皆可以凭自愿而投资，但基金组织者和主持者不搞公开募集资金，不向多边银行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对于“丝路基金”，“其他机构如果愿意加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拿出的资金和承诺是类似性质的就可以，可以在第二期、第三期加入进来，或者在子基金层面上形成合作”。“丝路基金”不仅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机构，同时也起到不断扩大融资的杠杆作用。“丝路基金”吸引资金的能力，决定于其经营业绩，若业绩优良，国内银行将会积极将巨额储蓄化为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流向“丝路基金”这一平台，国外也会有大量资金向此靠拢，发展前景极为乐观。
“亚投行”的运营主要采取债权投资的方式，即向某个建设项目发放贷款，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丝路基金”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即购置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股份，同时也不排除其他投资方式，投资对象多种多样。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丝路基金”的运营要机动灵活许多，加之决策仅在基金组织内部商议，更无其他国家参与，可以简化程序，不失先机地开展业务。2015年12月17日，在中、俄两国总理的见证下，“丝路基金”完成了购买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权和提供一笔贷款的签约，这说明“丝路基金”同时运用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运营方式，且为值得关注的能源工程，有较为可靠的效益，充分显现“丝路基金”经营的灵活性。但“亚投行”提供的大额信贷，大多可以得到借债一方所在国的担保，因而风险较少，“丝路基金”则缺乏这样的担保机制，规避风险主要靠经营者的信息和判断。“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都必须发展壮大，才能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丝路基金”的资本总额没有限制，可以通过融资手段持续增长，积极设立各项专门的子基金，是运营上的必要取向。
在初始施行的现阶段，“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成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撑体系的两大支柱，但在亚洲，仅仅基建的资金需求就不止上万亿美元，况且无数外围建设的配备，复杂多样，难于事先预计，两大金融支柱尚不能撑起“一带一路”的整体大厦，必须开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各个国有银行在时机成熟条件下都可以增设境外分行，鼓励民营银行对外开展业务，构建互联网银行服务机制等等，皆可以作为选项。各类金融设施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事业。
一般而言，“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经营的项目，周期较长，不会很快地得到回报，盈利比率也不能预期太高，这是它们资本运营上的缺点。但长久效益比较稳定，是它们的优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建设性投资经营能够造福一方，获得好的声誉，给以后的发展附加强大的助推动力，并且能够积累中国金融建设和运营的经验，此乃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收益。 三、“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借助现有的国际大道，从中国西部通过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国进入德国和法国。另一条是海上路线，从中国福建等港口出发，经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至非洲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而入地中海，从希腊或意大利登陆向北，在德国、法国与陆上丝绸之路会合。很明显，除去中国与欧洲的两端，中间经过的国家众多，而且国际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复杂，许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或利益纠纷，而部分地区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也相当活跃。因此，“一带一路”构想即使本身不带有政治意图，纯属发展经济的谋划，仍会受到国别间、地区性政治问题的扰动，世界性大国以及区域性大国的政治关系和博弈，也必然形成积极或负面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这些地区各国的外向联系也是错综交叉、颇为复杂，决非未曾开拓的处女地。例如，中亚五国原为苏联的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将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保持政治上的关联外，还策划从经济上予以连接。2014年酝酿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正式启动，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创建，随后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加入，规定成员国在经贸、就业等问题上协调与合作，虽总体经济实力不强，但毕竟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又如，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有美国学者研讨和发表经营中亚和南亚联系的战略主张，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印度发布名为“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并且迅速通知其盟国，展开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大体上的思路是以发展阿富汗经济为起点，向北连接中亚，向南连接印度、巴基斯坦，建设铁路、公路、供电网线、油气管道等设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美国、印度等皆投入资金。迄今已经建成一些工程，在建者也有较好的发展势头，初见部分成效。但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设计上排斥俄罗斯、伊朗，疏远中国，培植印度，把中亚的经济发展纳入与南亚、印度的合作，促使能源南下、商品北上，意欲对中亚与俄罗斯、中国的经济联系产生剥离。再如，日本甚至在美国之前，就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理念，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外交联系，开展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欧盟也与中亚各国构成一些经济合作计划，施行和参与了对中亚等国的投资和援助。这种局面，使不少相关国家面对多种选择，自然形成多角度的竞争关系。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政治的复杂和经济关系的错综，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陆路，仅南海问题的纠葛就相当难以处理。海上丝路沿线的各国，大多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时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藤牵丝绕，层层纠结，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成干扰与牵掣。
上述情况，不仅表明“一带一路”构想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变数，也反映出相关国家和地区既然得到如此关注，确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战略经营的意义。只有发挥中国的优势，遵循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方针和策略，突破难点，“一带一路”的建设才大有可为。概略而言，中国的应对策略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积极谋求与美国等国建立平等、互利与分担国际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坚定履行和平、自主的外交方针，避免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卷入激烈的国际间冲突。
第二，虽然有多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但“一带一路”战略的谋划和实施，“去政治化”是十分必要的。一个经济建设的谋划没有必要卷入复杂的政治纠结，只有“去政治化”，才能打消一些国家的疑虑，更好地得到各方的政治信任。但中国决不是在相应地区、相关问题上无所作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开展积极外交工作，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政治与经济的合作，包括对外援助。这些政府活动，没必要与“一带一路”的目标捆绑在一起，而“一带一路”则能够从国家的政治、外交成果中获益。
第三，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开展与各个经济主体的合作。例如2015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首脑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其中首先规定“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愿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倡议。中方支持俄方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一体化进程，并将启动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谈判”，打消了中、俄双方的疑虑，建立了协作关系，即为范例。对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可以谋求经济合作，因为同为经济建设的内容，不会有根本的冲突，中亚地区的资金缺口甚大，容得下大宗的投资，中亚的能源、资源十分丰富，禁得起再加几倍的开发，即使不能合作，亦可成为良性的互补性竞争关系。中国的资金实力占据优势，美国在中亚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能够筹集和策动的投资数额远远少于中国。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投资宗旨，更深得人心，不怕经济上的竞争。
第四，“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是搞好国内的统筹和布局，避免出现国内各省、各大公司争抢对外经贸与建设立项的无序经营，防止对国家形象和整体竞争力造成损害。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挥全盘的协调机制，力求全国外向经济力量形成完善的组合。
中国在陆路、海路两条线路上，应当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侧重点，因为海路方面更为困难，先易后难是基本的抉择。在铁路建设的低成本、高质量方面，中国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其他陆上建设也有不同程度的优势，正好在中亚区域做出示范工程，为“一带一路”整体构想拓展通途。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内的关键节点，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主张起点设在西安者，有主张在洛阳者，笔者认为最佳地点乃是郑州。这里位于中原腹地，具备现成的铁路交通枢纽，可以发散性连接各个沿海港口，形成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带动铁路经过地区的经济繁兴，使更广大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
注释
①高荣伟：《“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及对策》，《国际商务财会》2015年第6期。
②赵周贤、刘光明：《“一带一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4日。
③卢山冰、刘晓蕾、余淑秀：《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
④2015年3月28日，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4月，参加“亚投行”的国家达到成立前最大数额的57国，至6月底，“亚投行”创始国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可见“一带一路”构想与“亚投行”的筹建在时间进程上也若合符节。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一条，宗旨）[EB/OL].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网站，http：//www.aiib.org/uploadfile/2015/0814/20150814022339326.pdf，2015-08-14.
[3]杨燕青，等.专访周小川：丝路基金起步运作[N].第一财经日报，2015-02-16.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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