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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季度，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2.3%，继2007年的51.7%之后，上海第三产业出现明显的加速发展之势。三产拉出的一道阳线，让当地经济观察家们颇为兴奋。上海终于摆脱了多年来三产和二产比例接近的纠缠期，经济转型到了突破的关口。
产业结构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却不简单。经历十多年的艰难转型，又走过了社保案发的06年和两易市委书记的07年，其间的波折与徘徊让上海一度备感挫折和压力。风雨之后见彩虹。2008年，经济转型的诸多努力终于初结硕果，上海的转身腾飞之势已经悄然显现。
2008年，处在经济转型转折点的上海，无论是发展理念、发展思路，还是经济结构、产业布局，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
理念转变：跳出上海看上海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便提出了经济转型，进入新世纪，上海又明确提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即经济中心和金融、贸易、航运中心。2003年之后，以“四个中心”为核心的经济转型逐渐成为上海人的共识。定位很高，然而做到并非易事。此后几年内，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迟迟没有进展，瓶颈在哪里？
虽然上海定位在“国际大都市”，但却一直缺乏“国际化”的视野。从“虹桥机场航线调整风波”、会计师和律师的“属地化”管理到世博会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上海的这种狭窄眼光和保守心态都曾饱受外界批评。而上海与周边省份在制造业上同质竞争，更让长三角一体化貌合神离。以上海为界，画地为牢的短视做法，虽然暂时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对长远发展特别是迫在眉睫的转型极为不利。
思路决定出路，上海转型最大的瓶颈还在于发展理念上。
2007年5月，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首次明确提出：必须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思考和谋划。2008年上海两会前，韩正又拿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征求意见。这个石破天惊之举，展示了上海海纳百川、服务全国的新气象。
“上海考虑事情要从全国来考虑，要从国家全局来考虑，可能有时候要吃点亏，但上海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今年初，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两会”的这个表态，被认为是发展理念上的一次跃升。
在着眼长远，不再拘泥于一时利益的同时，上海的视野也在放开。视野一开天地宽。跳出上海看上海，一时间成为沪上的流行语。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在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韩正表示上海将以“更开放的理念”和“更开放的胸怀”，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城市国际化，同时“坚持学习兄弟省区市和国外先进经验，防止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并承诺“坚持对各种各类各地在沪企业同等待遇、公平服务，防止内外有别，画地为牢。”
今年4月，俞正声在接见江西省党政代表团时，完整地表述了上海发展的新理念：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服务全国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上海发展的需要；上海企业走向全国，是上海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只有在主动服务全国过程中，上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
至此，上海“立足全国”的发展理念逐渐清晰。
“我现在看到的变化是，上海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而是强调大上海。这个大上海是一个长三角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一体化的概念。”扬州市副市长王荣平说。
区域合作：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
经济中心应是市场中心或是资源配置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它需要有广阔经济腹地作基础，所以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需要庞大的经济腹地支撑。
在建设“四个中心”难以突破自身局限后，上海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才能加快上海转型。
“建设‘四个中心’需要具备庞大的基础，上海光靠自己一家做确实是非常困难。”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研究室主任陈维分析认为，上海要利用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来进一步深化整合长三角的金融资源、港口资源、物流资源，以及长三角庞大的市场资源。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基础支撑之后，上海经济转型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如果不能整合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资源，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无疑是闭门造车。
长三角有很多实体市场，上海无形市场与长三角的实体市场有效对接起来，形成一体化更加便捷的贸易服务体系，贸易中心建设才能水到渠成。金融中心亦是如此。随着长三角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庞大的经济规模的贸易、技术改造，都需要资金支持。把整个长三角的金融力量积聚起来，实施对长三角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形成区域性的金融网络，使得长三角的金融更富有深度和市场，更好地吸引国外资金到长三角来。金融中心首先是市场中心，交易和服务，如果上海的金融市场狭小，不可能建成金融中心。
有了理念上的转变，上海开始由同质竞争变为主动对接。
2007年7月，到上海不久的习近平就带队考察浙江和江苏。2007年12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三位“一把手”齐聚“长江三角洲发展国际论坛”，被视为长三角统筹发展上一台阶的标志。俞正声在会上提出了“上海为龙头、长江为轴线、江浙为依托”的T字形发展空间新布局。
此后，上海港务局、交通局、社会服务局等单位频频造访苏浙，商洽合作事宜。上海开始在交通、运输、物流等多个领域主动寻求对接、服务长三角的机会。
与此同时，长三角发达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强烈，上海希望借机将其航运、金融、贸易以及研发和技术中心等功能充分辐射至长三角广阔区域内，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市功能定位。
2008年，长三角协作迎来“蜜月期”。
产业转型：大飞机效应
上海经济开始转型时便提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但进入新世纪，上海又提出“二三产业并举”的方针。这种产业转型的倒退之举，令外界愕然。上海在产业转型方面的犹豫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现实压力使然。
2004年之前，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达到14.2%的顶点。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上海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这种被喻为“起吊机经济”的增长方式不仅后劲不足，而且与经济转型背道而驰。
从2005年开始，上海和全国的平均速度越来越接近，基本上都在2个百分点以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给上海带来了诸多压力。在第三产业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如果再放弃传统产业，上海经济是否会出现“空心化”从而迅速滑落？这种担忧和压力，使上海多年来在产业调整上进退维谷，甚至不得不和周边省市在传统制造业上展开角逐。
转型之难有目共睹。俞正声执掌上海后，产业结构转型理所当然成了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自赴沪上任以来，俞正声几乎每会必谈产业转型，“没有产业的转型，上海是没有出路的”，“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不是说一句空话就可以解决的”。
“上海现在正处于转型期，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产业上，上海与周边地区竞争没有优势，更不能恶性竞争。但经济转型需要大项目来支撑，上海究竟怎么办，竞争优势在哪里？”上海市决咨委办公室调研员冯登道分析认为，上海的优势在于雄厚的科技、人才和金融实力，因此有条件发展高端制造业。
2003年，在得知国家准备搞大飞机项目后，上海便积极努力和争取。今年5月，肩负着中国大型客机研制使命的中国商飞公司落户上海。大飞机项目会极大地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转型中的上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专家甚至认为，上海将会因此获得成为亚洲经济龙头迄今最大的推力之一，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上海转型的一个方面，就是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型转变。制造业同样具有服务性，它体现在企业的带动性。大飞机总装在上海，零部件全国配套，通过大飞机把国内这些配套产业融合到现代化高端产业发展中，对配套企业提升很大，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除了大飞机项目，上海正着力发展现代装备产业，如半导体装备制造产业和液晶屏面产业等。这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往往需要上千亿的投资，而且风险很大，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国内制造业的落后原因之一就是装备落后，如果发展成功，对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同时将改变上海与其他地区产业同构的状况。
有了这些大项目支撑，上海制造业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便有了十足的底气。根据“十一五规划”，上海将加速淘汰低端劣势产业。目前，首批3000家限期淘汰企业的目录已经制定完成，即将付诸实施。
服务业突围：金融先行
“现在上海服务业到底怎么能发展得更好，里面当然包括金融、航运，也包括信息服务业和其他方面。”今年初，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俞正声“自告奋勇”到会，并坦陈他“整天琢磨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
上海的目标是从国内影响的大都市转型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化大都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功能上如何从制造型城市转向服务型城市？如何从二产为主加速转变为以三产为核心的服务型结构？国家要求上海“三个服务”，如何服务全国？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上海市决策层，而问题的答案都指向现代服务业。
“国内制造业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需要大量的服务业来实现价值增值和产业提升，如金融支持、贸易物流、设计创意等，这些对整个国家从工业化中期走向成熟，或者更具有竞争力和提升附加值，都具有关键的作用。”陈维认为，上海的“四个中心”不是围绕上海市场建成的，首先是服务产三角区域市场，然后是全国市场，但目前相对来讲是能力比较欠缺的。
2008年初，证监会第一副主席屠光绍空降上海。此后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上海选择把金融中心建设作为现代服务业突围的突破口。
屠光绍身兼专业背景和海外履历，又在央行、证交所及证监会等部门担任过管理职务，被上海金融界寄以厚望。“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要以市场为核心。”屠光绍上任后即展示了他的拓展市场策略。银行业是按地区分布的，交易量比较小，市场也有限，金融要素配置受到行政条块的强力控制。上海要做金融中心，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必须首先要打破区域分割的障碍，创造更大的市场和空间。
随后，上海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促进长三角金融跨区流动的“拆墙”行动。2007年底，沪、苏、浙三地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签署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上海市信贷投向指引（2008年修订）》，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异地贷款和银团贷款，推动长三角区域信贷共同体。曾经划地为界、“各为其主”的信贷资金有望在长三角地区首次实现跨区流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合作的支持，区域金融合作的推进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下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屠光绍在首届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论坛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基础雄厚，金融资源集中，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支撑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动力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活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体系完善、功能完备等方面提供了深化效应。
今年5月，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召开，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三会一行”的一把手纷纷云集上海，为上海下一步的金融创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8年7月，492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即将建成，这座“第一高楼”承载着上海人恢复昔日远东金融中心的荣光，标志着上海朝着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的坚强决心。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来说，它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产业结构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却不简单。经历十多年的艰难转型，又走过了社保案发的06年和两易市委书记的07年，其间的波折与徘徊让上海一度备感挫折和压力。风雨之后见彩虹。2008年，经济转型的诸多努力终于初结硕果，上海的转身腾飞之势已经悄然显现。
2008年，处在经济转型转折点的上海，无论是发展理念、发展思路，还是经济结构、产业布局，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
理念转变：跳出上海看上海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便提出了经济转型，进入新世纪，上海又明确提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即经济中心和金融、贸易、航运中心。2003年之后，以“四个中心”为核心的经济转型逐渐成为上海人的共识。定位很高，然而做到并非易事。此后几年内，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迟迟没有进展，瓶颈在哪里？
虽然上海定位在“国际大都市”，但却一直缺乏“国际化”的视野。从“虹桥机场航线调整风波”、会计师和律师的“属地化”管理到世博会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上海的这种狭窄眼光和保守心态都曾饱受外界批评。而上海与周边省份在制造业上同质竞争，更让长三角一体化貌合神离。以上海为界，画地为牢的短视做法，虽然暂时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对长远发展特别是迫在眉睫的转型极为不利。
思路决定出路，上海转型最大的瓶颈还在于发展理念上。
2007年5月，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首次明确提出：必须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思考和谋划。2008年上海两会前，韩正又拿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征求意见。这个石破天惊之举，展示了上海海纳百川、服务全国的新气象。
“上海考虑事情要从全国来考虑，要从国家全局来考虑，可能有时候要吃点亏，但上海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今年初，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两会”的这个表态，被认为是发展理念上的一次跃升。
在着眼长远，不再拘泥于一时利益的同时，上海的视野也在放开。视野一开天地宽。跳出上海看上海，一时间成为沪上的流行语。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在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韩正表示上海将以“更开放的理念”和“更开放的胸怀”，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城市国际化，同时“坚持学习兄弟省区市和国外先进经验，防止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并承诺“坚持对各种各类各地在沪企业同等待遇、公平服务，防止内外有别，画地为牢。”
今年4月，俞正声在接见江西省党政代表团时，完整地表述了上海发展的新理念：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服务全国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上海发展的需要；上海企业走向全国，是上海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只有在主动服务全国过程中，上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
至此，上海“立足全国”的发展理念逐渐清晰。
“我现在看到的变化是，上海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而是强调大上海。这个大上海是一个长三角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一体化的概念。”扬州市副市长王荣平说。
区域合作：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
经济中心应是市场中心或是资源配置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它需要有广阔经济腹地作基础，所以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需要庞大的经济腹地支撑。
在建设“四个中心”难以突破自身局限后，上海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才能加快上海转型。
“建设‘四个中心’需要具备庞大的基础，上海光靠自己一家做确实是非常困难。”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研究室主任陈维分析认为，上海要利用长三角共建“四个中心”，来进一步深化整合长三角的金融资源、港口资源、物流资源，以及长三角庞大的市场资源。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基础支撑之后，上海经济转型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如果不能整合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资源，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无疑是闭门造车。
长三角有很多实体市场，上海无形市场与长三角的实体市场有效对接起来，形成一体化更加便捷的贸易服务体系，贸易中心建设才能水到渠成。金融中心亦是如此。随着长三角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庞大的经济规模的贸易、技术改造，都需要资金支持。把整个长三角的金融力量积聚起来，实施对长三角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形成区域性的金融网络，使得长三角的金融更富有深度和市场，更好地吸引国外资金到长三角来。金融中心首先是市场中心，交易和服务，如果上海的金融市场狭小，不可能建成金融中心。
有了理念上的转变，上海开始由同质竞争变为主动对接。
2007年7月，到上海不久的习近平就带队考察浙江和江苏。2007年12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三位“一把手”齐聚“长江三角洲发展国际论坛”，被视为长三角统筹发展上一台阶的标志。俞正声在会上提出了“上海为龙头、长江为轴线、江浙为依托”的T字形发展空间新布局。
此后，上海港务局、交通局、社会服务局等单位频频造访苏浙，商洽合作事宜。上海开始在交通、运输、物流等多个领域主动寻求对接、服务长三角的机会。
与此同时，长三角发达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强烈，上海希望借机将其航运、金融、贸易以及研发和技术中心等功能充分辐射至长三角广阔区域内，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市功能定位。
2008年，长三角协作迎来“蜜月期”。
产业转型：大飞机效应
上海经济开始转型时便提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但进入新世纪，上海又提出“二三产业并举”的方针。这种产业转型的倒退之举，令外界愕然。上海在产业转型方面的犹豫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现实压力使然。
2004年之前，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达到14.2%的顶点。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上海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这种被喻为“起吊机经济”的增长方式不仅后劲不足，而且与经济转型背道而驰。
从2005年开始，上海和全国的平均速度越来越接近，基本上都在2个百分点以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给上海带来了诸多压力。在第三产业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如果再放弃传统产业，上海经济是否会出现“空心化”从而迅速滑落？这种担忧和压力，使上海多年来在产业调整上进退维谷，甚至不得不和周边省市在传统制造业上展开角逐。
转型之难有目共睹。俞正声执掌上海后，产业结构转型理所当然成了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自赴沪上任以来，俞正声几乎每会必谈产业转型，“没有产业的转型，上海是没有出路的”，“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不是说一句空话就可以解决的”。
“上海现在正处于转型期，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产业上，上海与周边地区竞争没有优势，更不能恶性竞争。但经济转型需要大项目来支撑，上海究竟怎么办，竞争优势在哪里？”上海市决咨委办公室调研员冯登道分析认为，上海的优势在于雄厚的科技、人才和金融实力，因此有条件发展高端制造业。
2003年，在得知国家准备搞大飞机项目后，上海便积极努力和争取。今年5月，肩负着中国大型客机研制使命的中国商飞公司落户上海。大飞机项目会极大地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转型中的上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专家甚至认为，上海将会因此获得成为亚洲经济龙头迄今最大的推力之一，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上海转型的一个方面，就是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型转变。制造业同样具有服务性，它体现在企业的带动性。大飞机总装在上海，零部件全国配套，通过大飞机把国内这些配套产业融合到现代化高端产业发展中，对配套企业提升很大，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除了大飞机项目，上海正着力发展现代装备产业，如半导体装备制造产业和液晶屏面产业等。这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往往需要上千亿的投资，而且风险很大，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国内制造业的落后原因之一就是装备落后，如果发展成功，对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同时将改变上海与其他地区产业同构的状况。
有了这些大项目支撑，上海制造业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便有了十足的底气。根据“十一五规划”，上海将加速淘汰低端劣势产业。目前，首批3000家限期淘汰企业的目录已经制定完成，即将付诸实施。
服务业突围：金融先行
“现在上海服务业到底怎么能发展得更好，里面当然包括金融、航运，也包括信息服务业和其他方面。”今年初，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俞正声“自告奋勇”到会，并坦陈他“整天琢磨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
上海的目标是从国内影响的大都市转型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化大都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功能上如何从制造型城市转向服务型城市？如何从二产为主加速转变为以三产为核心的服务型结构？国家要求上海“三个服务”，如何服务全国？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上海市决策层，而问题的答案都指向现代服务业。
“国内制造业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需要大量的服务业来实现价值增值和产业提升，如金融支持、贸易物流、设计创意等，这些对整个国家从工业化中期走向成熟，或者更具有竞争力和提升附加值，都具有关键的作用。”陈维认为，上海的“四个中心”不是围绕上海市场建成的，首先是服务产三角区域市场，然后是全国市场，但目前相对来讲是能力比较欠缺的。
2008年初，证监会第一副主席屠光绍空降上海。此后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上海选择把金融中心建设作为现代服务业突围的突破口。
屠光绍身兼专业背景和海外履历，又在央行、证交所及证监会等部门担任过管理职务，被上海金融界寄以厚望。“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要以市场为核心。”屠光绍上任后即展示了他的拓展市场策略。银行业是按地区分布的，交易量比较小，市场也有限，金融要素配置受到行政条块的强力控制。上海要做金融中心，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必须首先要打破区域分割的障碍，创造更大的市场和空间。
随后，上海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促进长三角金融跨区流动的“拆墙”行动。2007年底，沪、苏、浙三地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签署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上海市信贷投向指引（2008年修订）》，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异地贷款和银团贷款，推动长三角区域信贷共同体。曾经划地为界、“各为其主”的信贷资金有望在长三角地区首次实现跨区流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合作的支持，区域金融合作的推进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下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屠光绍在首届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论坛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基础雄厚，金融资源集中，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支撑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动力效应；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活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体系完善、功能完备等方面提供了深化效应。
今年5月，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召开，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三会一行”的一把手纷纷云集上海，为上海下一步的金融创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8年7月，492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即将建成，这座“第一高楼”承载着上海人恢复昔日远东金融中心的荣光，标志着上海朝着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的坚强决心。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来说，它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