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与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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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名家,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学外国的,如经济史的傅筑夫、吴承明,思想史的冯龙兰,法制史的翟同祖,还有冀朝鼎等。史学界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留学国外的比例更高。如农村社会学的陈翰笙,人类学及社会学的费孝通等等。而且,这些名家的研究大都是关于中国问题的。
其他文献
在蒙金战争中,蒙军曾两次深入河南。关于第一次的时间,史载殊异,令人著作随之不一:《圣武亲征录》作甲戌(公元1214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乙亥(公元1215年),张博泉《金史简编》从之;《金史》和《元史》作丙子(公元1216年),吴天墀《西夏史稿从之》;《多桑蒙古史》则分作两次,系在一二一五、一二一六年下,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同之。
在明代,特别在明中叶之后,由宗室繁衍所带来的人口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它对经济危机的加剧,阶级矛盾的激化,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皇帝大行,以宫中妇女从死,这种殉葬,据《古今事物考》载,谓系始于秦始皇时“以宫女殉”。此后,殉葬成了封建社会丧礼中最为残酷的一部分。循至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亦未能免。建文永乐两朝的“太祖朝天女户”,就是从太祖死的宫人的家属,
“三五发丁”之制是六朝时期征兵兵役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征兵制日衰的状况下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贯穿于六朝各代始终。那么它的内含是什么呢?
殷墟甲骨文中的“众人”是唯一明确见之实录的商代社会生产者,认识众人的身分性质是确定商代社会性质、奴隶制类型所不能迴避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官制的尚左尚右问题上,秦汉时期最为复杂,争议也最多。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渐趋完备的时期,对后世影响甚大。秦汉官制的尚左或尚右,无疑是中国官制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看,意见的分歧大都来自对材料理解的不同。因此,这里将对几条关键材料加以辨析。
崛起于陕西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赢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民族之一——东夷族的后裔。虽然学术界对赢族源问题的认识还有较大分岐,但是根据古籍记载和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说明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赢秦来自我国东方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先秦商鞅变法,到近代戊戌变法,历史上的变法运动,常常会推动官制的改革。朱神宗主持的元丰官制改革,正是中国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反响最大的变法运动——熙丰变法(通称“王安召变法”)运动的产物。
唐代的“郎吏”,史载不详,究竟指官指吏,颇为史家所惑。《资治通鉴》卷二一0唐纪二六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条载: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计,宰臣奏事,当嘶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俞正燮在《癸已类稿》、《癸已存稿》中,对“罗刹”一词的考证难以成立。“罗刹”一词最早出现于印度古代宗教文献《梨俱吠陀》,是远古进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对土著居民的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