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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使是有备而来，我仍然难以把那座和式房屋和“定远”舰联系在一起。
自从“定远”舰被北洋舰队自己的鱼雷悲壮地击沉，我们就再也没有这艘军舰的消息了。这艘曾经傲视东亚的超级战舰，从此与我们“失联”，变成一张只能凭吊的照片，以及历史教科书里的只言片语。当我听说在日本福冈，一座传统的木构房屋保存着“定远”舰的部分残件时，我感到无比诧异。那时就很想去福冈，看看能否与那艘消失了120年的战舰相遇，哪怕只是一点少得可怜的残骸。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中央电视台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专门赴日拍摄日方史料和遗迹。同时，我还在写作《隔岸的甲午》一书，试图通过日本视角看甲午战争，交东方出版社出版。
从广岛向西南，从下关过关门海峡，就到了福冈县。我们目标中的那座建筑，就位于福冈县太宰府二丁目39号，紧邻天满宫。天满宫是一座神社，祭祀平安时代的被崇为“学问之神”和“书法之神”的著名学者菅原道真。这里有点像中国的文昌阁，所有渴求金榜题名的考生都要来此祈求，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神社前的小木板上。本殿的前面有两株古梅，一株是“飞梅”，开白花；另一株是“皇后梅”，开的则是红花。在春天里，红白两色的梅花就在这两株古梅树上繁密地盛开，与神社主殿流溢的金光交织在一起，与平安时代的华丽相呼应，天衣无缝地依次充填。
在天满宫的左前方有一个停车场，我们所说的“定远馆”就在这个停车场的内部。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院，院墙不到一人高。停车场的两边有住户和店铺，一家店幌上写：“自家制紫苏渍梅”。
“梅枝饼”是用糯米做皮、红豆做馅的一种烘烤甜点心，表面上印有梅枝图案，所以叫“梅枝饼”。这种太宰府的特产，几乎家家会做。门面后面，是匹夫匹妇憨厚的笑容。
停车场空无一人，虽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旺季，却也并未停满。阳光洒满庭院，时间在空气中暗自流动，就在那一刻，消失的“定远”舰，在泅渡了时光之海后，又悄悄地浮现出它的一角。
陪同的叶老师对我说：“你注意到那两扇门没有，它们就是‘定远’号的装甲板。”
我这才注意到那两扇铁板门，年深日久的锈迹在上面涂上一层层酱黄的颜色，门板粗糙，吸收着大片的阳光。上面整齐地分布着螺钉的孔眼，暗示着这两块装甲与那个巨大的整体之间的联系，但更醒目的，却是上面洞穿的弹痕。遇难的“定远”舰，带着120年前的伤痕，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猝不及防。它在太宰府春日光景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们的存在略近于无，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的重要，再繁华的景象，也遮掩不了它们的身世。
二
那个名叫小野隆介的富豪是从日本军方手里购得这批残骸，并在太宰府建起这座“定远馆”的。“定远”舰被炸沉后，日军肢解了它的残骸，作为胜利的象征，运回日本。一年以后，小野隆介以两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日元）的价格从日本海军手中购得这批残骸，已化成碎片的北洋舰队也从此拥有了商业价值。小野隆介是香川县知事，更是间谍组织玄洋社成员。或许正是这样的身份，让他捷足先登，成了这批遗物的主人。他用这批残骸建起了一栋漂亮的木构房屋，起名“定远馆”，作为他招待客人的客房。日本舰船模型协会理事秋山红叶1961年发表《定远馆始末记》中透露，“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隐看到走动的人影，一律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栋房子里时，居然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传来的说话声，语气严厉地问：“税！”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税”的发音，就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发音。
据说，在离开这栋房子的最后那个夜晚，他们去取东西时，迎面撞上身穿中国水兵制服的鬼魂，吓得魂飞魄散。
秋山红叶在文章中说：“定远舰当初负伤阵亡的官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他们都是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后身，有如此怨灵的传说，不是正常的么？”
三
实际上，在前往福冈寻找“定远馆”之前，我们就在长崎，触到了“定远”舰的一只舵轮。
最早探听到这只舵轮下落的，是中国海军史学会会长陈悦先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是从台湾的一个网站上看到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的一只舵轮至今尚在，被日本人改造成咖啡桌。后来，陈悦先生通过在日本的萨苏先生查询它的下落。终于，那只脱离北洋舰队已久的舵轮，重新返回了我们的视野。
此刻，它正隐身在港湾边的山坡上一栋房子里。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先生亲自驾车，沿着漆黑陡峭、七弯八转的山路，悄悄地进庄，把我们送达山顶。那时已是深夜，四周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长风寥廓，在耳畔呼呼作响。李文亮先生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上，定睛远望，立刻有大面积的灯光映入眼帘，自海港一直蔓延到对面的山坡上，像一场流星雨，洒落进幽深的海底，壮丽玄幻，让我胸中溢满了星沉海底、雨过河源的浩荡。
回到酒店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亮时分，我们重新上山。那时，漆黑的山林已然显现出另外一副光景，光鲜亮丽，仿佛一座植物园，植被旺盛、花朵风流。它实际上就是长崎市的一处公园，名字叫哥伦巴花园。
哥伦巴是人名，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一名英国军火商，李文亮先生介绍了他的身世，但我差不多一点没记住，只记住了这个美国人与一位日本艺伎的爱情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歌剧，名字叫《蝴蝶夫人》。山上有这出著名歌剧的男女主角——哥伦巴和三浦环的青铜雕像，密密麻麻的游人穿梭而过，我想许多是为“蝴蝶夫人”而来，只有我，心里牵挂的只有那只消失已久的舵轮。
哥伦巴，就是那只舵轮的收藏者。他为那只圆形的舵轮加了一层玻璃，作为咖啡桌，摆在他山中别墅的餐室里。我们找到了他的别墅，但没有看见舵轮。餐室的中央，摆着一张木制圆形餐桌，那显然是一只替代品。李文亮先生说，长崎市已经意识到那只舵轮的文物价值，把它收存到一间库房里。
那是长崎传统艺能馆的库房。由于近年不断有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探访这只舵轮，长崎市已经把它收存起来，不轻易示人。这次能够如愿拍摄到这只舵轮，全凭李文亮总领事的面子，这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有“组织”的好处。 我们跟在李文亮先生和长崎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的身后，轻轻走进艺能馆，从一间巨大库房中码放的各种民俗艺术品中小心翼翼地穿过。管理员打开里面的房门，我们恭恭敬敬脱鞋进入，在靠墙的位置，那只舵轮赫然在目。
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张蒙着桌布的餐桌，待艺能馆的管理员将桌布轻轻拉下，就像拉开遮蔽岁月的帐幔，那只阔别已久的舵轮终于显现出它原有的形状。
那是一只12柄的舵轮，直径超过两米，用上等非洲柚木制作，呈深棕色，平铺在三条腿的桌架上。手柄结实圆润，弧度与掌心刚好契合，手握上去，北洋水兵的手温似乎还在，仿佛只要我能转动它，那艘七千余吨的铁甲巨舰就会悄然掉转它的航向。
根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的判断，这只舵轮是“定远”舰上的备用舵轮。他说，19世纪军舰上的正常舵轮都有液压系统来助力，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所以一般为8个手柄。但考虑到在战斗中可能被击坏，所以通常在军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装置这样的备用舵轮。备用舵轮没有液压系统，全凭手力操纵，所以需多人合力，因此设计成12柄。当两个人也无法转动时，便会设计2～4个舵轮串联的形式，由4～8个人合力转动。
陈悦先生说，这只备用舵轮，就装置在“定远”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是三片串联的式样。黄海大战后，当时在远东观战的美国海军情报部军官沈威廉在“定远”舰上拍摄一幅照片清晰地显示，这三只舵轮中，已有两只被打碎，只有一只完好。这只完好的舵轮，几经流转，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艘亚洲最大的战舰消失了，我们对它的所有想象，都凝聚在这只舵轮上。它横亘在我们和历史之间，成为我们探问过去的媒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身穿现代服装的我们，站在这只舵轮前是那么不谐调，它只属于刘步蟾、邓世昌。电影里的邓世昌，就是手握舵轮，把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甩，亲自驾驶“致远”舰找“吉野”舰拼命的。他的军舰沉没了，但他的表情没有沉没，或许，那份从容不迫和视死如归，才是那场战争留下来的最大的遗产。
四
“定远”舰上的水兵们死去以后，他们的灵魂据说一直没有离开过它的碎片，在福冈这座布满记忆残片的“定远馆”里徘徊不去。很多年后，加来先生从天满宫手里租来了这栋空寂了许久的房子，用来堆放他收藏的日本各时代的玩具。2010年，当萨苏和陈悦来到这里时，天花板和墙上贴满了女明星的照片，有表情凄迷的山口百惠，也有笑容甜美的邓丽君。这些国籍不同、时代有异的美女们济济一堂，使这座神异的老屋即使在荒寒的夜晚也温暖如春。不知她们是否曾与北洋舰队的冤魂在冰冷的夜里相遇？她们的笑容，是否会慰藉他们凄苦的灵魂？
2014年5月，当我穿过那两扇铁锈斑斑的院门，走进停车场，打量这座漂亮的房屋时，加来先生也已经离开这里。我不知他离开的原因，此时面对的，只有一栋空荡荡的旧房子。房子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白墙已有裂痕，白墙下的木墙裙也已现出古旧的木色，显露出时间的痕迹。房屋正门面对停车场，两侧和背后则已荒草萋萋。
日本人重视历史遗址，国土上保留着许多“史迹”，但“定远馆”不是。时间湮没了它的神秘身世，即使离它最近的居民，也未必知道它的来历。从“定远”舰拆下的海兽木雕，镶嵌在门口，被风雨剥蚀，已经开始腐烂。日本传统木构房屋是被架离地面的。我迂回到房子侧面，俯下身去，支撑房子的矮柱之间，横向固定着两根长长的木头，那就是“定远”舰长艇的划桨，早已脱离了海水，被春天里旺盛的杂草所吞没。
因为没被政府列为“史迹”，也就无人看护。我们透过门扇的缝隙向内观望，发现屋内无人，屋子中间的地板也被掀起一部分，于是轻轻拉开门扇，脱掉鞋子，蹑手蹑脚走进去。房子大约有一百多平米，由于内部的门扇全部拉开，所以显得十分的通透敞亮。在房间里缓慢地踱步，在木板的地面上留下一串串浅浅的脚印。曾经遍布房间的女明星照片去向不明，只有“定远”号的印迹，像海水带不走的礁石，只要仔细观察，就会一层层地浮现上来。最靠近我们进去的门扇的，是一道狭窄的隔扇门，竟是“定远”号的水密舱门。壁橱的壁板是“定远”号船底板的一部分，上面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贝壳，记录着这艘巨舰的水下时光。窗框上的支撑梁，用的是“定远”号的两根桅杆横桁，上面的弹痕清晰入目。壁橱的框梁有火烧的痕迹，那也是战争的伤疤。
萨苏曾说，“定远馆”曾经有浴室和卫生间，都是从“定远”舰上整体移来的，浴室甚至使用了“定远”舰弹药库的大门，但因为年久失修，这部分构件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被拆毁重建了，拆卸下来的部分被当作垃圾处理了。所以我这次来时，没有看见它们，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
在屋墙上，我看见一副花格子窗，那不是“定远”舰的遗物，而是从丁公府拆下来的。公元1895年2月，丁汝昌就是在这扇窗下，饮鸩自尽。
五
寻找“定远”舰遗物的旅程并没有至此为止。在“定远馆”的旁边几十米处，有一家“光明禅寺”。这是一座清寂幽静的寺庙，山门外立着一条石碑，上刻：“石庭苔院 一滴水之庭”。
就像这个脱俗的字所提示的，这座禅寺明净而清幽，与佛号如雷、香烟如雾的中国寺庙绝然不同。一进山门，就看见庭院里的“枯山水”，用精巧叠石的造型石，和细细耙梳的白色细砂，勾勒出世界的宁静与深邃。
但我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我知道，“定远”管带刘步蟾用过的办公桌，此刻就摆在“光明禅寺”主殿的门内，我一进来就看到了它。但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用心，便以游客的身份，把寺庙的前前后后打量了一圈，才假装漫不经心地回到它的面前。叶老师告诉我，一家卫视来拍摄时，在这张小桌子前大张旗鼓地进行直播，引起了寺内僧人的强烈反感，强行阻止了拍摄，叮嘱我拍摄这张桌子时，要格外小心。幸好，此时的寺院空空荡荡，夕阳正向寺院投来最后一缕光线，为这座形体优美的建筑勾勒出一道明亮的轮廓。站在幽黑的殿堂内部，开敞的门扇犹如取景框，框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画框中，树影参差，苍藓盈阶，将我略微紧张的心情导向缓慢、放空。我看寺内无人，就回到门口，匍匐在干净的木板地上，迅速拍下一组照片。
整个过程流畅自如，像是一个惯犯，在从事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不过是对这张办公桌表达一种敬意，留下几张照片而已。日本人一定无法理解，这张破旧的办公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引得中国人千里迢迢前来拜谒，让这座寺院不堪其扰。
那是一张欧式办公桌，小巧典雅，刚好适于放在狭小的舰长室内。根据日方记录，这张办公桌原本放在“定远”舰，被日本军方打捞、运至日本后，同样被小野隆介购得，后来捐给了“光明禅寺”。桌身上“定远”二字，也是它特意刻上去的，以表明这张办公桌的来历。可惜光明禅寺对办公桌的身世并不感兴趣，看它木质不错，桌身也还结实，就锯短了四条腿，变成一张矮矮的供桌，在上面放置香火钱箱，箱上写着“拜观”二字，再上面立着一块木牌，提示香客，香火钱（拜观料）为每位二百（日）元。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却是一件勾起痛苦记忆的遗物。就在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舰的那天下午，刘步蟾面色凝重地步入卢毓英的住处，看见枪炮大副沈寿堃伏在书案上，挥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刘步蟾淡然一笑，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念毕，刘步蟾飘然而出。当晚，服毒自杀。
我们静静地拍摄。不知是否得到刘步蟾在天之灵的保佑，拍摄进行得无比顺利。这个安静的空间，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拍摄场。摄像机平稳地转动，而办公桌后面的空位置上，仿佛映现出刘步蟾端坐如仪的神态。我突然感觉北洋的将士们都未曾走远。那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里的精英，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目光、呼吸和神态仍在。他们的仪容定格在北洋舰队的黄金时代里，雄姿英发，威风凛凛。
责任编辑 王秀云
即使是有备而来，我仍然难以把那座和式房屋和“定远”舰联系在一起。
自从“定远”舰被北洋舰队自己的鱼雷悲壮地击沉，我们就再也没有这艘军舰的消息了。这艘曾经傲视东亚的超级战舰，从此与我们“失联”，变成一张只能凭吊的照片，以及历史教科书里的只言片语。当我听说在日本福冈，一座传统的木构房屋保存着“定远”舰的部分残件时，我感到无比诧异。那时就很想去福冈，看看能否与那艘消失了120年的战舰相遇，哪怕只是一点少得可怜的残骸。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中央电视台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专门赴日拍摄日方史料和遗迹。同时，我还在写作《隔岸的甲午》一书，试图通过日本视角看甲午战争，交东方出版社出版。
从广岛向西南，从下关过关门海峡，就到了福冈县。我们目标中的那座建筑，就位于福冈县太宰府二丁目39号，紧邻天满宫。天满宫是一座神社，祭祀平安时代的被崇为“学问之神”和“书法之神”的著名学者菅原道真。这里有点像中国的文昌阁，所有渴求金榜题名的考生都要来此祈求，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神社前的小木板上。本殿的前面有两株古梅，一株是“飞梅”，开白花；另一株是“皇后梅”，开的则是红花。在春天里，红白两色的梅花就在这两株古梅树上繁密地盛开，与神社主殿流溢的金光交织在一起，与平安时代的华丽相呼应，天衣无缝地依次充填。
在天满宫的左前方有一个停车场，我们所说的“定远馆”就在这个停车场的内部。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院，院墙不到一人高。停车场的两边有住户和店铺，一家店幌上写：“自家制紫苏渍梅”。
“梅枝饼”是用糯米做皮、红豆做馅的一种烘烤甜点心，表面上印有梅枝图案，所以叫“梅枝饼”。这种太宰府的特产，几乎家家会做。门面后面，是匹夫匹妇憨厚的笑容。
停车场空无一人，虽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旺季，却也并未停满。阳光洒满庭院，时间在空气中暗自流动，就在那一刻，消失的“定远”舰，在泅渡了时光之海后，又悄悄地浮现出它的一角。
陪同的叶老师对我说：“你注意到那两扇门没有，它们就是‘定远’号的装甲板。”
我这才注意到那两扇铁板门，年深日久的锈迹在上面涂上一层层酱黄的颜色，门板粗糙，吸收着大片的阳光。上面整齐地分布着螺钉的孔眼，暗示着这两块装甲与那个巨大的整体之间的联系，但更醒目的，却是上面洞穿的弹痕。遇难的“定远”舰，带着120年前的伤痕，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猝不及防。它在太宰府春日光景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们的存在略近于无，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的重要，再繁华的景象，也遮掩不了它们的身世。
二
那个名叫小野隆介的富豪是从日本军方手里购得这批残骸，并在太宰府建起这座“定远馆”的。“定远”舰被炸沉后，日军肢解了它的残骸，作为胜利的象征，运回日本。一年以后，小野隆介以两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日元）的价格从日本海军手中购得这批残骸，已化成碎片的北洋舰队也从此拥有了商业价值。小野隆介是香川县知事，更是间谍组织玄洋社成员。或许正是这样的身份，让他捷足先登，成了这批遗物的主人。他用这批残骸建起了一栋漂亮的木构房屋，起名“定远馆”，作为他招待客人的客房。日本舰船模型协会理事秋山红叶1961年发表《定远馆始末记》中透露，“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隐看到走动的人影，一律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栋房子里时，居然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传来的说话声，语气严厉地问：“税！”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税”的发音，就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发音。
据说，在离开这栋房子的最后那个夜晚，他们去取东西时，迎面撞上身穿中国水兵制服的鬼魂，吓得魂飞魄散。
秋山红叶在文章中说：“定远舰当初负伤阵亡的官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他们都是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后身，有如此怨灵的传说，不是正常的么？”
三
实际上，在前往福冈寻找“定远馆”之前，我们就在长崎，触到了“定远”舰的一只舵轮。
最早探听到这只舵轮下落的，是中国海军史学会会长陈悦先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是从台湾的一个网站上看到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的一只舵轮至今尚在，被日本人改造成咖啡桌。后来，陈悦先生通过在日本的萨苏先生查询它的下落。终于，那只脱离北洋舰队已久的舵轮，重新返回了我们的视野。
此刻，它正隐身在港湾边的山坡上一栋房子里。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先生亲自驾车，沿着漆黑陡峭、七弯八转的山路，悄悄地进庄，把我们送达山顶。那时已是深夜，四周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长风寥廓，在耳畔呼呼作响。李文亮先生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上，定睛远望，立刻有大面积的灯光映入眼帘，自海港一直蔓延到对面的山坡上，像一场流星雨，洒落进幽深的海底，壮丽玄幻，让我胸中溢满了星沉海底、雨过河源的浩荡。
回到酒店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亮时分，我们重新上山。那时，漆黑的山林已然显现出另外一副光景，光鲜亮丽，仿佛一座植物园，植被旺盛、花朵风流。它实际上就是长崎市的一处公园，名字叫哥伦巴花园。
哥伦巴是人名，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一名英国军火商，李文亮先生介绍了他的身世，但我差不多一点没记住，只记住了这个美国人与一位日本艺伎的爱情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歌剧，名字叫《蝴蝶夫人》。山上有这出著名歌剧的男女主角——哥伦巴和三浦环的青铜雕像，密密麻麻的游人穿梭而过，我想许多是为“蝴蝶夫人”而来，只有我，心里牵挂的只有那只消失已久的舵轮。
哥伦巴，就是那只舵轮的收藏者。他为那只圆形的舵轮加了一层玻璃，作为咖啡桌，摆在他山中别墅的餐室里。我们找到了他的别墅，但没有看见舵轮。餐室的中央，摆着一张木制圆形餐桌，那显然是一只替代品。李文亮先生说，长崎市已经意识到那只舵轮的文物价值，把它收存到一间库房里。
那是长崎传统艺能馆的库房。由于近年不断有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探访这只舵轮，长崎市已经把它收存起来，不轻易示人。这次能够如愿拍摄到这只舵轮，全凭李文亮总领事的面子，这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有“组织”的好处。 我们跟在李文亮先生和长崎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的身后，轻轻走进艺能馆，从一间巨大库房中码放的各种民俗艺术品中小心翼翼地穿过。管理员打开里面的房门，我们恭恭敬敬脱鞋进入，在靠墙的位置，那只舵轮赫然在目。
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张蒙着桌布的餐桌，待艺能馆的管理员将桌布轻轻拉下，就像拉开遮蔽岁月的帐幔，那只阔别已久的舵轮终于显现出它原有的形状。
那是一只12柄的舵轮，直径超过两米，用上等非洲柚木制作，呈深棕色，平铺在三条腿的桌架上。手柄结实圆润，弧度与掌心刚好契合，手握上去，北洋水兵的手温似乎还在，仿佛只要我能转动它，那艘七千余吨的铁甲巨舰就会悄然掉转它的航向。
根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的判断，这只舵轮是“定远”舰上的备用舵轮。他说，19世纪军舰上的正常舵轮都有液压系统来助力，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所以一般为8个手柄。但考虑到在战斗中可能被击坏，所以通常在军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装置这样的备用舵轮。备用舵轮没有液压系统，全凭手力操纵，所以需多人合力，因此设计成12柄。当两个人也无法转动时，便会设计2～4个舵轮串联的形式，由4～8个人合力转动。
陈悦先生说，这只备用舵轮，就装置在“定远”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是三片串联的式样。黄海大战后，当时在远东观战的美国海军情报部军官沈威廉在“定远”舰上拍摄一幅照片清晰地显示，这三只舵轮中，已有两只被打碎，只有一只完好。这只完好的舵轮，几经流转，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艘亚洲最大的战舰消失了，我们对它的所有想象，都凝聚在这只舵轮上。它横亘在我们和历史之间，成为我们探问过去的媒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身穿现代服装的我们，站在这只舵轮前是那么不谐调，它只属于刘步蟾、邓世昌。电影里的邓世昌，就是手握舵轮，把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甩，亲自驾驶“致远”舰找“吉野”舰拼命的。他的军舰沉没了，但他的表情没有沉没，或许，那份从容不迫和视死如归，才是那场战争留下来的最大的遗产。
四
“定远”舰上的水兵们死去以后，他们的灵魂据说一直没有离开过它的碎片，在福冈这座布满记忆残片的“定远馆”里徘徊不去。很多年后，加来先生从天满宫手里租来了这栋空寂了许久的房子，用来堆放他收藏的日本各时代的玩具。2010年，当萨苏和陈悦来到这里时，天花板和墙上贴满了女明星的照片，有表情凄迷的山口百惠，也有笑容甜美的邓丽君。这些国籍不同、时代有异的美女们济济一堂，使这座神异的老屋即使在荒寒的夜晚也温暖如春。不知她们是否曾与北洋舰队的冤魂在冰冷的夜里相遇？她们的笑容，是否会慰藉他们凄苦的灵魂？
2014年5月，当我穿过那两扇铁锈斑斑的院门，走进停车场，打量这座漂亮的房屋时，加来先生也已经离开这里。我不知他离开的原因，此时面对的，只有一栋空荡荡的旧房子。房子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白墙已有裂痕，白墙下的木墙裙也已现出古旧的木色，显露出时间的痕迹。房屋正门面对停车场，两侧和背后则已荒草萋萋。
日本人重视历史遗址，国土上保留着许多“史迹”，但“定远馆”不是。时间湮没了它的神秘身世，即使离它最近的居民，也未必知道它的来历。从“定远”舰拆下的海兽木雕，镶嵌在门口，被风雨剥蚀，已经开始腐烂。日本传统木构房屋是被架离地面的。我迂回到房子侧面，俯下身去，支撑房子的矮柱之间，横向固定着两根长长的木头，那就是“定远”舰长艇的划桨，早已脱离了海水，被春天里旺盛的杂草所吞没。
因为没被政府列为“史迹”，也就无人看护。我们透过门扇的缝隙向内观望，发现屋内无人，屋子中间的地板也被掀起一部分，于是轻轻拉开门扇，脱掉鞋子，蹑手蹑脚走进去。房子大约有一百多平米，由于内部的门扇全部拉开，所以显得十分的通透敞亮。在房间里缓慢地踱步，在木板的地面上留下一串串浅浅的脚印。曾经遍布房间的女明星照片去向不明，只有“定远”号的印迹，像海水带不走的礁石，只要仔细观察，就会一层层地浮现上来。最靠近我们进去的门扇的，是一道狭窄的隔扇门，竟是“定远”号的水密舱门。壁橱的壁板是“定远”号船底板的一部分，上面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贝壳，记录着这艘巨舰的水下时光。窗框上的支撑梁，用的是“定远”号的两根桅杆横桁，上面的弹痕清晰入目。壁橱的框梁有火烧的痕迹，那也是战争的伤疤。
萨苏曾说，“定远馆”曾经有浴室和卫生间，都是从“定远”舰上整体移来的，浴室甚至使用了“定远”舰弹药库的大门，但因为年久失修，这部分构件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被拆毁重建了，拆卸下来的部分被当作垃圾处理了。所以我这次来时，没有看见它们，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
在屋墙上，我看见一副花格子窗，那不是“定远”舰的遗物，而是从丁公府拆下来的。公元1895年2月，丁汝昌就是在这扇窗下，饮鸩自尽。
五
寻找“定远”舰遗物的旅程并没有至此为止。在“定远馆”的旁边几十米处，有一家“光明禅寺”。这是一座清寂幽静的寺庙，山门外立着一条石碑，上刻：“石庭苔院 一滴水之庭”。
就像这个脱俗的字所提示的，这座禅寺明净而清幽，与佛号如雷、香烟如雾的中国寺庙绝然不同。一进山门，就看见庭院里的“枯山水”，用精巧叠石的造型石，和细细耙梳的白色细砂，勾勒出世界的宁静与深邃。
但我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我知道，“定远”管带刘步蟾用过的办公桌，此刻就摆在“光明禅寺”主殿的门内，我一进来就看到了它。但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用心，便以游客的身份，把寺庙的前前后后打量了一圈，才假装漫不经心地回到它的面前。叶老师告诉我，一家卫视来拍摄时，在这张小桌子前大张旗鼓地进行直播，引起了寺内僧人的强烈反感，强行阻止了拍摄，叮嘱我拍摄这张桌子时，要格外小心。幸好，此时的寺院空空荡荡，夕阳正向寺院投来最后一缕光线，为这座形体优美的建筑勾勒出一道明亮的轮廓。站在幽黑的殿堂内部，开敞的门扇犹如取景框，框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画框中，树影参差，苍藓盈阶，将我略微紧张的心情导向缓慢、放空。我看寺内无人，就回到门口，匍匐在干净的木板地上，迅速拍下一组照片。
整个过程流畅自如，像是一个惯犯，在从事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不过是对这张办公桌表达一种敬意，留下几张照片而已。日本人一定无法理解，这张破旧的办公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引得中国人千里迢迢前来拜谒，让这座寺院不堪其扰。
那是一张欧式办公桌，小巧典雅，刚好适于放在狭小的舰长室内。根据日方记录，这张办公桌原本放在“定远”舰，被日本军方打捞、运至日本后，同样被小野隆介购得，后来捐给了“光明禅寺”。桌身上“定远”二字，也是它特意刻上去的，以表明这张办公桌的来历。可惜光明禅寺对办公桌的身世并不感兴趣，看它木质不错，桌身也还结实，就锯短了四条腿，变成一张矮矮的供桌，在上面放置香火钱箱，箱上写着“拜观”二字，再上面立着一块木牌，提示香客，香火钱（拜观料）为每位二百（日）元。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却是一件勾起痛苦记忆的遗物。就在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舰的那天下午，刘步蟾面色凝重地步入卢毓英的住处，看见枪炮大副沈寿堃伏在书案上，挥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刘步蟾淡然一笑，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念毕，刘步蟾飘然而出。当晚，服毒自杀。
我们静静地拍摄。不知是否得到刘步蟾在天之灵的保佑，拍摄进行得无比顺利。这个安静的空间，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拍摄场。摄像机平稳地转动，而办公桌后面的空位置上，仿佛映现出刘步蟾端坐如仪的神态。我突然感觉北洋的将士们都未曾走远。那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里的精英，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目光、呼吸和神态仍在。他们的仪容定格在北洋舰队的黄金时代里，雄姿英发，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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