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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地缘文化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中日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对外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并制约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还影响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日关系现状及“战略互惠关系”的产生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日作为毗邻的两个东亚大国，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与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和获取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从相互影响的方面看，中日两国堪称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日关系友好和谐、持续发展，不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的需要，对构建和谐东亚及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至今无法化解的“历史情结”，中日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趋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普通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缺失严重。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存在“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剧了两国社会层次上的相互排斥，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在日益对抗性的历史认识和排斥性的民族情绪作用下，中日关系中冲突性的利益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已经超越了中美关系。目前，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二是重要性日趋上升；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分歧以不使双边关系破裂为限；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仍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共同的战略利益”催生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使中日两国关系正在由“特殊关系”向“普通关系”的方向转变。近年来，通过两国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和发展态势，为缓解双方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外界舆论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和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分别形容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日本首相福田康夫2007年年底访华和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启动了国家最高层次对话，为构筑中日战略和解与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起到了“铺石垫路”作用。中日关系从形成战略对话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呈现了战略层面的深层调整，揭示了战略关系的本源，反映了国际形势走向和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曲折发展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定位。
“平等互利”是国际社会政治关系中公认的合理准则，也是中国多年倡导的理念。中日两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提出，为确保中日关系向更加稳定、成熟的方向前进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和规范，表明中日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战略互惠事实。最近，日本政界有人建议从几个方面推动两国战略合作：在资源和能源政策方面进行协调；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共同开发；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问题上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等。
当然，提出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远不等于立即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于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乃至多边问题的存在，两国关系前景在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并存情况下充满了不确定性，中日关系转折的基础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的协商、合作是国家关系改善的大前提。同时，还需要民间即“草根阶层”层面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中日两大民族的最终和解必定是民间层面的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的邻国外交真正走出小泉时代的困局。
同时，还应看到，福田政权所面l临的国内外困境，对加强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构成了重重阻力。在国内，由于在养老金问题上处理不当和内阁官员的贿赂丑闻，福田政权在国内的支持率严重下跌，对内阁权力基础构成动荡不稳的威胁。同时，日本军方强硬派始终没有放弃重整军备、扩建军事大国的战略意图。而日本国内广大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不断，反对扩军备战政策，要求缩减军费开支，不愿做“军费奴隶”。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抵制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不仅给福田对华加强“战略互惠关系”造成直接冲击和阻挠，还严重威胁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日本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实践
从日本的现实和长远发展来看，积极投身国际合作与协调，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条件，也是战略选择的依据，及战略实施的保障。因此，自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两大基本任务是：实现“普通国家化”和应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猛发展的事实，强烈改变了东亚区域层次上国家权力分布结构。而日本不仅在经济长期萧条后维持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还出现了所谓“正常国家”的大国化战略取向，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中日两国出现的不同性质、不同表现的大国化趋势，是目前两国关系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金熙德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中日两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今天双方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日本现在对这种“两强制”局面的不适感明显超过中国，因此，来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动作也明显多于中国。事实上，为了尽早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使日本逐渐成为该地区一个“正常的”政治、军事大国，以服务于“世界大国”的战略需要，日本在不断调整军事战略，增强军事实力。在“9·11”事件后，日本几乎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发展的限制，其防卫战略已经纳入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体系之中，以“国际贡献”的名义，作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发挥了作用。
一系列事实证明，日本“国家正常化”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近几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和防卫开支一直居世界前列，日本军事实力的扩张不仅体现在自卫队的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自卫队的建设方针是合理、高效、精干，武器装备发展上追求高技术、大型化、远洋化。防卫厅在2001-2005年的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战斗能力。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增强军事实力来确保军事战略的实施，为成为 军事大国进而成为国际大国作铺垫。目前，日本已形成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世界一流现代化武装力量，拥有亚洲最强的海空作战力量和世界上最强的反潜作战能力，军事装备日益现代化、高科技化，已具备一个军事大国所应有的实力。
日本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实践，是要在不实质性影响对华贸易的基础上加速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加速日本军力的海外派遣，加速改变日本防卫体制，加速按照美日共同军事行动和相互密切配合干预区域安全热点的原则调整军力部署和武器系统，加速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美日联合协防台湾的态势，加速战争准备的“有事法制”，加速对所谓中欧武器贸易的外交关注。在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主导下，日本利用所谓“中国威胁”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精神资源，发展出部分日本政治精英想要看到的“国家能力”和国民意志，而“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动员的最大动力源之一。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走向
共同构筑21世纪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应看到中日之间矛盾结构性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利益延伸和相互利益的重叠之处，而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则是影响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变量。从有利方面看，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与双赢性。中国不仅是日本主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国，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日本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成本优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对近年来日本经济恢复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从政治层面看，日本正是借助中国这个美国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在国际上与美国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地位。但更多的时候，日本当局是把中国看做是日本在亚洲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也是阻碍日本谋求亚洲霸权的巨大存在。因此，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国家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决定了中日关系还会沿着反复和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走向前进。中日关系的今后走向，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第一，决定中日关系今后发展的走向，中方仍然处于稳定局势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外交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地区利益，努力做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现有合理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改善与日本的政治及社会关系，稳定与周边的关系，是中国应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一方面，稳定与东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所获得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它将证明中国采取一种重要而公开的主动行动去扭转与日本的关系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中国向周边及世界进行展示的机会，表明中国的力量是良性的，是以一个足够强大和足够智慧的行为体，在改善地区及世界秩序方面所采取的重要的政治主动。而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及其试图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离开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其可行性将大打折扣。
第二，在经贸问题上，中日两国已形成互补共赢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目前，两国经济地位渐趋平等，共同获益，已成为中日维护改善双边关系的国家利益需求底线，“战略互惠关系”已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这一步如果走到底，就可能实现使小泉政权时期的“政冷经热”转向“政热经热”的共同发展的双赢前景。日本《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日本的期待比中国更大。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达2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3％。作为中国最重要投资国之一，至2006年11月，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超过574.5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8.5％。由于双边政治关系的冷淡，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的排序中已从首位降至第三位，而中国至今仍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离开中国这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大市场、大投资场地，将使日本经济失去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第三，在军事关系问题上，日本强硬派谋求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战略意图将难以得逞。在双边关系的诸多要素中，军事和安全领域问题，不仅与政治、经贸、文化等国家因素同样重要，更是这些重要因素的集中外显和延伸。在构筑双边互信的努力中，如果不能在安全政治上达成互信，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无法建立。由于美国在东亚的实际影响力和中、日分别与美国存在重大战略相关度，美国的关切也成为影响中日对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并定义为“利益攸关方”，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对中国来说，日益紧密的“美日同盟”关系始终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变量，改善中日关系使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可避免强烈刺激日本使其过度倚重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在美国因素的作用下，中日两国也同时具有了改善关系的契合点。
第四，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实质是“互相利用”的战略决策产物。在战后，日美结合的军事同盟关系，更不是“铁板一块”。其实质是“相互利用，各有所求”的“矛盾统一体”。对美国来说，要使日本在东亚成为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用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霸权地位的仆从国。同时，控制日本发展核武器和再度军事扩张，以消除日本在东亚同美争霸的后患。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对日本这一战略决策在不断加强。对日本来说，依靠美国强大盟国的支持，恢复战败的弱势，加强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其对美国的战略决策，主要表现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对于日美关系这一发展趋势，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认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在走向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开始认识到，日本在关键时刻未必会跟美国走。美国领导人也知道，日本不可能永远接受被占领体制而不拥有军队，日本不可能永远对美国唯唯诺诺，俯首帖耳”，“指望美国和日本一道来对付中国的威胁，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从这一点来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责任编辑 文博英
中日关系现状及“战略互惠关系”的产生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日作为毗邻的两个东亚大国，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与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和获取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从相互影响的方面看，中日两国堪称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日关系友好和谐、持续发展，不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的需要，对构建和谐东亚及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至今无法化解的“历史情结”，中日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趋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普通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缺失严重。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存在“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剧了两国社会层次上的相互排斥，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在日益对抗性的历史认识和排斥性的民族情绪作用下，中日关系中冲突性的利益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已经超越了中美关系。目前，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二是重要性日趋上升；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分歧以不使双边关系破裂为限；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仍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共同的战略利益”催生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使中日两国关系正在由“特殊关系”向“普通关系”的方向转变。近年来，通过两国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和发展态势，为缓解双方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外界舆论把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和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分别形容为“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日本首相福田康夫2007年年底访华和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启动了国家最高层次对话，为构筑中日战略和解与合作“双赢”的“战略互惠关系”，起到了“铺石垫路”作用。中日关系从形成战略对话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呈现了战略层面的深层调整，揭示了战略关系的本源，反映了国际形势走向和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曲折发展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定位。
“平等互利”是国际社会政治关系中公认的合理准则，也是中国多年倡导的理念。中日两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提出，为确保中日关系向更加稳定、成熟的方向前进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和规范，表明中日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战略互惠事实。最近，日本政界有人建议从几个方面推动两国战略合作：在资源和能源政策方面进行协调；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共同开发；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问题上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等。
当然，提出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远不等于立即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于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乃至多边问题的存在，两国关系前景在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并存情况下充满了不确定性，中日关系转折的基础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的协商、合作是国家关系改善的大前提。同时，还需要民间即“草根阶层”层面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中日两大民族的最终和解必定是民间层面的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的邻国外交真正走出小泉时代的困局。
同时，还应看到，福田政权所面l临的国内外困境，对加强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构成了重重阻力。在国内，由于在养老金问题上处理不当和内阁官员的贿赂丑闻，福田政权在国内的支持率严重下跌，对内阁权力基础构成动荡不稳的威胁。同时，日本军方强硬派始终没有放弃重整军备、扩建军事大国的战略意图。而日本国内广大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不断，反对扩军备战政策，要求缩减军费开支，不愿做“军费奴隶”。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抵制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不仅给福田对华加强“战略互惠关系”造成直接冲击和阻挠，还严重威胁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日本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实践
从日本的现实和长远发展来看，积极投身国际合作与协调，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条件，也是战略选择的依据，及战略实施的保障。因此，自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两大基本任务是：实现“普通国家化”和应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猛发展的事实，强烈改变了东亚区域层次上国家权力分布结构。而日本不仅在经济长期萧条后维持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还出现了所谓“正常国家”的大国化战略取向，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中日两国出现的不同性质、不同表现的大国化趋势，是目前两国关系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金熙德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中日两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今天双方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日本现在对这种“两强制”局面的不适感明显超过中国，因此，来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动作也明显多于中国。事实上，为了尽早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使日本逐渐成为该地区一个“正常的”政治、军事大国，以服务于“世界大国”的战略需要，日本在不断调整军事战略，增强军事实力。在“9·11”事件后，日本几乎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发展的限制，其防卫战略已经纳入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体系之中，以“国际贡献”的名义，作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发挥了作用。
一系列事实证明，日本“国家正常化”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近几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和防卫开支一直居世界前列，日本军事实力的扩张不仅体现在自卫队的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自卫队的建设方针是合理、高效、精干，武器装备发展上追求高技术、大型化、远洋化。防卫厅在2001-2005年的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战斗能力。日本此举意在通过增强军事实力来确保军事战略的实施，为成为 军事大国进而成为国际大国作铺垫。目前，日本已形成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世界一流现代化武装力量，拥有亚洲最强的海空作战力量和世界上最强的反潜作战能力，军事装备日益现代化、高科技化，已具备一个军事大国所应有的实力。
日本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实践，是要在不实质性影响对华贸易的基础上加速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加速日本军力的海外派遣，加速改变日本防卫体制，加速按照美日共同军事行动和相互密切配合干预区域安全热点的原则调整军力部署和武器系统，加速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美日联合协防台湾的态势，加速战争准备的“有事法制”，加速对所谓中欧武器贸易的外交关注。在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主导下，日本利用所谓“中国威胁”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精神资源，发展出部分日本政治精英想要看到的“国家能力”和国民意志，而“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动员的最大动力源之一。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走向
共同构筑21世纪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应看到中日之间矛盾结构性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利益延伸和相互利益的重叠之处，而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则是影响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变量。从有利方面看，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与双赢性。中国不仅是日本主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国，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日本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成本优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对近年来日本经济恢复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从政治层面看，日本正是借助中国这个美国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在国际上与美国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地位。但更多的时候，日本当局是把中国看做是日本在亚洲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也是阻碍日本谋求亚洲霸权的巨大存在。因此，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国家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决定了中日关系还会沿着反复和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走向前进。中日关系的今后走向，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第一，决定中日关系今后发展的走向，中方仍然处于稳定局势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外交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地区利益，努力做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现有合理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改善与日本的政治及社会关系，稳定与周边的关系，是中国应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一方面，稳定与东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所获得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它将证明中国采取一种重要而公开的主动行动去扭转与日本的关系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中国向周边及世界进行展示的机会，表明中国的力量是良性的，是以一个足够强大和足够智慧的行为体，在改善地区及世界秩序方面所采取的重要的政治主动。而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及其试图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离开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其可行性将大打折扣。
第二，在经贸问题上，中日两国已形成互补共赢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目前，两国经济地位渐趋平等，共同获益，已成为中日维护改善双边关系的国家利益需求底线，“战略互惠关系”已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这一步如果走到底，就可能实现使小泉政权时期的“政冷经热”转向“政热经热”的共同发展的双赢前景。日本《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日本的期待比中国更大。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达2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3％。作为中国最重要投资国之一，至2006年11月，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超过574.5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8.5％。由于双边政治关系的冷淡，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的排序中已从首位降至第三位，而中国至今仍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离开中国这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大市场、大投资场地，将使日本经济失去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第三，在军事关系问题上，日本强硬派谋求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战略意图将难以得逞。在双边关系的诸多要素中，军事和安全领域问题，不仅与政治、经贸、文化等国家因素同样重要，更是这些重要因素的集中外显和延伸。在构筑双边互信的努力中，如果不能在安全政治上达成互信，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无法建立。由于美国在东亚的实际影响力和中、日分别与美国存在重大战略相关度，美国的关切也成为影响中日对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并定义为“利益攸关方”，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对中国来说，日益紧密的“美日同盟”关系始终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变量，改善中日关系使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可避免强烈刺激日本使其过度倚重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在美国因素的作用下，中日两国也同时具有了改善关系的契合点。
第四，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实质是“互相利用”的战略决策产物。在战后，日美结合的军事同盟关系，更不是“铁板一块”。其实质是“相互利用，各有所求”的“矛盾统一体”。对美国来说，要使日本在东亚成为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用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霸权地位的仆从国。同时，控制日本发展核武器和再度军事扩张，以消除日本在东亚同美争霸的后患。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对日本这一战略决策在不断加强。对日本来说，依靠美国强大盟国的支持，恢复战败的弱势，加强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其对美国的战略决策，主要表现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对于日美关系这一发展趋势，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认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在走向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开始认识到，日本在关键时刻未必会跟美国走。美国领导人也知道，日本不可能永远接受被占领体制而不拥有军队，日本不可能永远对美国唯唯诺诺，俯首帖耳”，“指望美国和日本一道来对付中国的威胁，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从这一点来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责任编辑 文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