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校园流行办文学社，喜欢诌点歪诗的我加入了班里的启明星文学社，那时候我上高中一年级，教我们物理的班主任老师刚刚分配来，喜欢新鲜事，对我们很宽容。
　　我们的社长其实并不擅长写作，他只是热心班务活动，喜欢热闹吧，反正就将几个学习不专一的同学捏到了一块儿。
　　文学社并不徒有其名，我们有刊物。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刊物是油印小报，先刻蜡板，为了美观，美编很辛苦，用铁笔在蜡纸上噌噌地涂，有点刻板画的感觉。然后再用油墨一张张滚出来，油墨味道很浓，每个沾过油墨的人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味道。一提起那个年代，浓浓的油墨味道便席卷而来，鼻子的记忆比脑子更久远，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文学社社长大名尉安生，个头不高，瘦削的脸上有两道明显的法令纹，他说话的语速与手下的活儿一样慢条斯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找不到他发脾气的印象，最多只是阴着脸不说话，这是他愤怒的极致表现。文学社时间不长，最多一年，高二分科后，掺和了另一个班的同学，文学社塌了半个天，这事就停了。我与他都选择了文科，友谊则持续了下来。
　　依当下的标准衡量，安生与官二代有点沾边儿，他父亲是县农机公司经理，这也为他后来考取侯马平阳机械厂创造了条件。那时候我们这些有条件考技校的学生都有后路，所以学习不下苦功。
　　后来安生考上了技校。那年暑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和我们一样辛辛苦苦走校了，而是去另一个城市的技术学校为今后的职业练功夫。
　　记得他似乎在北街学校门口租了间门店，具体做什么生意忘掉了。因为有文学的一线之缘，加上他性情温和，好打交道，他身边混了不少人。白天他做生意，黄昏，我们一群文艺青年便可以在他的门店前侃山侃水。小城旮旯里龟缩着不少录像厅，有些录像厅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放色情片招徕顾客，看录像不要身份证件，只要掏钱就行。我们没钱，还自视清高，宁可围在一起说一些令人发笑的疯话，也不屑于钻到录像厅里闻那些没文化人的汗臭味儿。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小九九。
　　高中肄业后，开始一段时期我在安生二姐夫的食品门市部打工，安生是老来子，二姐比他大许多，姐夫把他当晚辈关心。那时候他在侯马职工学校的日子过得很舒坦，他本来就是文学的边缘人物，我们的聊天转移到他的学校。那时候他们乘火车往返洪洞至侯马，渐渐地，跟着学长学会了逃票，将乘坐过的旧票撕开处小心地粘接好，再用清水将上面的时间浸泡掉，然后盖上自己仿制的日期章，最后用熨斗弄平整。安生做事认真细致，这事基本他就承包了。当然安生也有不开心的话题，他告诉我，同乡的女同学如何被外地男同学耍弄，替老乡丢尽了脸面。每次谈起这些事情，他的脸色仿佛愈加苍黄，鼻息重重的，还掩着嘴一阵阵地咳。我觉得他未免有些矫情，心里暗暗发笑，同时还生他的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他的气，大约是嫌他婆婆妈妈沾了太多的女人习气吧。
　　我辞掉门市部工作后，大约有一两年没见过安生，那时候大家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各自有了新的生活和圈子，虽然同住小城，沒有事由还是很难聚到一处，何况他在外地工作和学习。
　　忽一日他来找我，平素他很少窜门的。他先是生疏地张开嘴干笑，然后有些不自然地说：“西贝，我调回来了。”看着我满脸狐疑，接着又重复说：“调回来了。”话里带着落寞，似乎有些无奈和不甘的意味。安生父母年事已高，对儿子疼爱有加，大约是怕他在外受苦吧，留在身边到底放心。其实，那时候他调回洪洞大约是生病的原因，我是个粗心人，看着他还是老样子，虽然有些蔫，但他一直就这样，便没多想。
　　有朋友在身边当然高兴，我们虽然不谈文学了，但他古道热肠，我性情冷，一热一冷，处事反倒相安。
　　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结婚，白天上班，晚上凑在一起聊天，喝酒，打扑克。父亲在某单位有一间办公室，晚上变成我的卧室，便成了朋友们相聚打闹的地方。安生也参加，只是不熬夜，也不打扑克下象棋，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张开嘴巴呵呵地笑，有时掩着嘴巴咳。他个头本就不高，背却不挺，走路略有些驼，带着女人味轻来轻去。
　　后来玩伴个个相继收拾新房准备结婚，安生给大家接电线、滚涂料，干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当然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加班，有时候连顿饭也赚不了;替朋友分忧解愁倒似乎是他的职责，他脾气那么好，做事又持久用力，又没有闲言碎语，只是为得混在一起开心快乐。我们从没看到他疲惫后的厌倦情绪，其实那时候他应该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
　　由于他调回来是迫不得已，新工作与他学的技术无关，因此他并不太适应，很少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同事。后来，单位不景气、亏损、人员分流、下岗，全让他赶上了，他不得不回了家。那时候他已结了婚，妻子单位不错，他赋闲在家，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一度在家休养，人消瘦了，本来话就少现在更少了，偶尔见到朋友，多是生分地笑笑，轻言轻语，轻拿轻放，更女人气了。
　　老母亲开了一家寿衣店，闲不住的安生操起剪子给母亲做下手，本来对付钢件的手拿起了柔软的布料，虽然心细如丝，但钢与布会在一个男人的心里产生截然反差。安生是一个讲情面的男人，每次见到戴着袖套围着护裙的他时，我心里总是怪怪的;他倒装得很自然，努力为朋友下台阶、扳面子，然而心中的苦楚和恼恨却怀在心里，用在噌噌地剪刀上。他母亲说：“每遇不顺心，我家安生的剪子很使劲儿，就像赌气，怕他剪坏布，又不敢提醒，担心他心里更受屈。”
　　有一段时间，安生的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了，人胖了些，气色也好了许多，几乎见不到他捂嘴咳嗽的动作了。大约不想将自己托付给裁剪寿衣的工作中，安生托朋友给他介绍临时工。后来他姐夫给介绍到一家金融单位写材料，从此拿剪子的手又拿起了钢笔。
　　写材料是份苦差事，劳心又劳力，他半路出家，做事又不敷衍，只好整夜整夜加班。工作定稳后，我很替他高兴。他的单位在市里，我专门约了朋友去看他。单位没住房，他在单位附近租赁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房子窄得只能放一张床，阴暗潮湿。单位没食堂，每天早晚他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将就，中午在街上吃面。我们多少有些担忧，但他看起来很满意。 　　“慢慢熬吧，”他似乎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会越来越好的。”他笑得空空的，一点儿没底气。走在他的身旁，我能感觉到他对走出去的渴望以及坚持下去的心劲儿。
　　归途中，我与朋友一路无言。
　　某日，在街上碰到安生。
　　“噢？怎么没上班？家里有事？”
　　“不去了。”他如释重负。
　　“什么时候？”
　　“有一段时间了。”他面容有些憔悴。
　　我怕他有难言之隐，便打了几声哈哈告辞了。
　　又过了许久，我去驾校报名学开车，碰见他。原来他考驾照通过了，来拿驾照。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灰色标致，车子擦得油光发亮。车里坐着他的妻子。
　　指指妻子又指指自己，安生说：“专职司机！”嘴张得很大，法令纹很深。
　　原来辞去工作后，安生在家又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无大碍了，妻子怕他无所事事憋坏身子，恰好单位给她配了一辆矫车，她不会开，便出主意让他学车。他也乐意，便当了专职司机。
　　大概有一年吧，去他家，我见桌子上摊着一摞字帖，原来专职司机不干了，成了专职书法爱好者，还跟我聊他的练字心得，一笔一画，须有出处才行云云。何曾想，他这宅男一直做到终了。
　　那年春节，几个同学结伴去他家，他人不在，妻子也不在，他老母亲颤颤巍巍地招待我们，递烟，要泡茶，被我们制止住了。话还没出，老母亲泪已流下来了，我们便知大事不妙。才知道安生住进省城传染病医院，春节也没能回来。
　　省传染病医院在远郊，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几乎看不到人影，那是一个干冷的季节，病房里空调呼呼的热风吹得人憋闷。安生吸着氧，躺在病床上，气色没倒，倒是妻子倦意沉沉，见到我们，笑得敷衍。
　　安生张着嘴，露着牙，老样子的呵呵笑：“这里医疗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医生说了，如果这里没办法国内就没办法了。”他像是宽慰自己。
　　我们的心都沉沉的，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我说：“你这不算什么毛病，别瞎想，好好养着吧，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然后就是一阵子的沉默，他依然张着嘴、露着牙齿笑，法令纹又深了一些。
　　返回途中，我的手机嘀嘀响了几声，他发过来一条短信：谢谢！
　　出院后的安生靠吸氧度日，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在卧室躺着。由于经常在家宅着，他的脸色有些苍白，我们似乎没有了共同语言，对于某一事件的认识，他的态度执拗，观点偏激，甚至幼稚可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他似乎渴望与人争论，渴望更多地了解当下社会。面对他性格的变化和体质的羸弱，我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无奈，更多的时候，我不去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脆弱得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他已經禁不得情绪的风吹草动了。
　　某一天，朋友打来了电话：“安生不在了。”
　　我“哦”了一声，知道这一天终会来的，只是遗憾他走得太早了，他那年愈八旬、发如雪丝的双亲还得送他。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哥帮他穿寿衣，他的脸色健康着，身体不仅不瘦，还有些许赘肉。陡然，我发现他脸上的法令纹神秘地消失了，似乎当初只是留在纸上的两道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