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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对其重要性的内在性论述却并不多见。然而，对其重要性的内在揭示，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实践与理论的认知逻辑关系和明确职业技能培养的有效路径，从而有利于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从当前职业教育生源的理论学习能力普遍偏低的现状来看，因材施教的实践内涵和认知发生学规律内在地要求着我们将职业技能的培养置于首要地位。并且，这不只是限于专业课程，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程也需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方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 职业技能培养； 职业教育； 实践体验； 首要地位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5）04-0005-07
无论从《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宗旨还是职业院校学生的主观意愿甚或社会需要出发，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培养都占有首要地位。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还在继续扩大、体系也正在走向完善。整个职业教育质量的优劣必将直接影响着我国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及工业文明的整体进程。而从我国现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来看，人们对其办学规律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职业技能培养之首要地位的认识较为欠缺，现已严重影响着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对此问题予以理论上的澄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技能的培养包括有利于形成职业技能的见习、实习、训练和学生自我练习等等职业实践体验活动。
一、因材施教的实践内涵决定着职业技能培养优先的办学定位
人们早已熟悉“因材施教”的说法与含义，但在职业教育中对其具体如何展开却不甚清楚或难以驾驭。“因材施教”语出于《论语》，意思是，教育者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受教育者都能扬长避短，从而获得最佳发展。此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个人性别、年龄、成长经历、知识背景、气质类型以及智商、情商、体商等等因素。这都是教育者实施教育前需要首先考虑的，即要“备学生”。毫无疑义，对“材”进行良好判断是高效“施教”的前提。然而，如何才能够对职业教育对象的“材”进行良好的判断呢？
1. 要懂得人之“材”具有主体性，不同于任何静止的存在物，因而不能静态地对其进行判断
一般来说，由于来到职业院校的学生整体的学习成绩处在较低层次，中职如此（1），高职也是如此，尤其是地方性高职院校更加明显，所以不妨以地方性高职院校为例。由于高中毕业生已经基本成年，不仅他们对地缘劣势有所认知，而且家长也不会过于担心子女远离所在县市去到省城或外地就读，所以地方性高职院校所招学生的高考成绩更是处于较低层次者居多，即使是“单招”的学生，也大多是高中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对高考信心不足的学生。正因如此，大多数人都会据此判断：既然这些学生成绩不太好，说明他们学习文化理论课方面的接受能力普遍偏低（2），那么这些学生的素质相对也就较差。这种判断似乎很有道理，也盛行了很多年，当然主要是受精英教育观念和评价维度单一的影响造成的。但是，简单地把文化基础理论课成绩的优劣理解为学生“素质”的高低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毕竟人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素质”是多方面的，文化基础只是其中之一；二是，中小学阶段文化基础不理想可能存在多种原因，有的是学习能力不强造成的，有的是学习态度不端造成的，还有的可能是学习环境不好造成的；三是，由于平常身心素质缺乏良好的锻炼，结果有些学生高考怯场、考前生病或考前失眠，造成考试成绩不理想，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学生的考试成绩说事，应该“淡忘”甚至是根本不去看“过去了的”高考成绩或“单招”入学考试成绩（3）。事实上，在经过备考、考试、成绩揭晓、填报志愿、对同学之间落差的感想等等事件的“一系列刺激”后，高职院校所招收的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都对未来做出了重新思考与定位。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很多人还不太热衷职业技术教育的阶段，他们最后来到了高职院校，那更是“慎之又慎”的抉择。也就是说，选择填报高职院校本身就是这批“受过刺激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做出的重要选择。整个这样的一系列经历，对他们来说“震动”是巨大的。从年龄与心理方面来看，也恰似他们进入成年的一次“洗礼”。可以说，录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已经不是高考成绩或“单招”入学考试成绩所能对应的他或她了，几乎都成长为了一个崭新的、更成熟的他或她。因此，我们应该摆脱学生之前成绩的羁绊，以新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进而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和培育他们。而对于中职学生，应该考虑他们学习能力发育上的还不完善，过去成绩不好很有可能是不懂事没认真学造成的，或是学习潜力滞后至初中毕业时还没有发挥出来造成的，等等，我们教育者同样不能低看了他们。
2. 要理解人这种“材”具有生成性，也即不是已然的，而是未然的，只能在塑造活动中被期待，这内在地要求着人们不要断然定论
承前所论，可知我们应该在动态的教育实践过程当中对学生拭目以待，而不能静止地根据过去的成绩来断定学生或对其贴标签，否则就可能会阻断学生的未来发展。可以肯定，职业院校的绝大多数新生都是带着期待来入学的，他们此时的内心已经大不同于过去读中学时“屡考屡败”后“煎熬”阶段的厌学心态了。由于中学阶段激烈的升学竞争几乎全部体现在文化理论课上，无数次的考试排名的确曾让这些成绩靠后的学生心灰意冷、悲观失望甚至绝望过，但现在那都已成往事，只是作为“心灵创伤”留存在记忆之中。在未来数年之内，当学业、就业、工作、事业等取得成功时，这些“心灵创伤”很容易转化为“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自信心理；当学业上不如意时，尘封的“心灵创伤”就很容易被唤醒，若几经反复就会转化为“原来我真的很差”的自卑心理。此中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职业院校的学习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学生内心的期待——学到扎实的职业技能，确保日后能有良好的就业。使此期待得以实现的具体展开过程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各项教育实践活动和受教育者自我塑造活动的总和，但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无疑需以职业技能的培养活动为核心。学生内心的期待与努力都将使其未来处在待塑与自塑的具体职业技能培养活动之中，而这无疑是指向未来的、不确定的、动态的过程。此中各项活动共同构成“生成性”的实践内涵，本质地要求着职业教育工作者以实现其目标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首要任务。 显然，我们作为职业院校教育者的各种教育实践活动都应该在职业能力上改造着学生和在职业意识上引起学生的反应，从而促使着他们在职业能力方面更好地自我塑造。我们的任何职业技能实践安排、言语信息甚至是微笑、手势等肢体语言，都可能对学生产生心理的作用力，共同参与对学生的塑造活动。因此，我们断然不能仅仅根据学生过去的成绩表现来预判其未来，而应在职业教育实践当中努力地塑造和培养他们，不要轻易地用语言来评价学生的发展，而应多鼓励，让塑造活动本身来展现学生的才能，让更好的“材”在宽容积极的教育环境中不断生成。
3. 要明晰人之“材”具有智力类型性，我们不应该预设智力类型的优劣，人为制造不平等，造成对某类“材”的扼杀或压制
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是接受能力相对不够强，往往导致教育者的教学热情与精力投入有所降低，学生因而更学不好，逐渐导致恶性循环。这时，老师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职业院校学生的确差”的判断，学生也往往坠入了自卑的怪圈和产生了厌学情绪。实际上，事情本可以不这样非良性地发展下去的。这里的症结在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办学目标定位、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方面出了问题，没有很好地把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因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诚然，我们的学生的确可能是文化理论方面的基础不够好或接受能力不够强，但我们应该早有准备，而不需要等到入学后上课了才知道。这甚至早就可以从职业院校办学宗旨的定位来获知。职业教育自开办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在理论方面取胜的过高要求，而是强调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也即侧重职业技能的培养。根据认知发生规律可知，良好理论思维能力的形成要难于良好实践技能的培养。由于职业院校生源大多数都集中在理论思维能力较弱的层次，尤其是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的当前更是如此，因而职业院校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相对来说要强于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因此，根据生源的“材质”我们完全应该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扬其长避其短，把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首位。这样既可以避免落入精英教育窠臼，造成“避长扬短”的被动局面，也可以因先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使得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得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级”阶段有着扎实的基础。作为职业教育者，我们要尽可能地根据学生实际的智力类型状况来具体组织各项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懂得“由于智力类型的差异，数理化学得不够好的学生，却可以操纵最复杂的机器、制作最漂亮的衣服、烹饪最可口的饭菜”[1]。也就是说，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与理论型人才同样为社会所需要，且同样重要。
二、高效教学要求深入理解实践活动先行于理论思维的认知发生规律
我们从经验的层面就可以知道，技能的实践操练远不如文本理论那么抽象和玄奥。如教人学习游泳，游泳理论无疑是抽象和枯燥的，也是不容易记住和理解的。若要等到游泳理论过关再下水游泳的话，恐怕大多数人早已兴趣全无甚至无缘下水游泳，当然也就永远都学不会游泳了。这对于小孩或是没什么文化基础的人将更加明显。只有让学游泳者先到水中试着游一游，在有了一些实践体验之后，再将理论渗透在实践当中，才可能让学生尽快地学会游泳，并且，只有这样，游泳理论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理论、实践就是“两张皮”，无法相互促进，理论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先有实践体验活动，会更有利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只有以实践体验活动为载体，理论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据此看来，现在的职业院校，教学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学生进校后，一开始就是理论课程的学习，“2+1”或“2+0.5+0.5”模式的广泛采纳就是明证。前面两年都是学习理论，这样不仅理论没学好，也造成了学习兴趣的泯灭，甚至还存在理论没学好实践技能也没操练好的情况，结果是理论与技能两头不搭，三年毕业后还不如社会上短期的直接学徒者受用人单位欢迎。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实践与理论在职业技能培养过程中地位的本末倒置。对此问题的深入认识，事关职业教育的成败或优劣。
1. 从认知规律上懂得实践对于理论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
通常，当论及实践技能的培养时，说实践重要，要多实践、多动手，这一般都会认同，但是说理论课程的学习也要重视实践且要先实践时，人们往往就不容易理解了。这其实是从认知规律上来说的，表示实践要先发生而后人的理论思维才会开启。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可知，人的思维意识起源于感知运动，人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都是从模仿学习或体验开始的。“儿童最初的世界是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2]换句话说就是：儿童首先只有感知运动及其形成的经验记忆，其自我意识、理智的发生都是以先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再依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不难推知，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过程都是实践先行的，只是存在一个直接和间接的问题。而对任何新鲜事物的认识或对初学者来说，实践应该先行发生就较为明显了。皮亚杰所谓“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从经验开始”[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先有感性认识，之后才会有理性认识。也即是说，身体的行为动作模式对于意识、理智的产生与深入发展都具有逻辑先在性。依此来说，对于任何理论知识的学习，人们都应该从认知规律上懂得实践体验对理论的理解具有先在性，处于理论从属地位的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对于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定位的职业教育就更应该懂得实践体验的先在性了。正是根据皮亚杰所揭示的认知发生规律，理论思维相对于感知运动较后形成，感知运动过程总是为理论思维的发展奠定基础，因而职业理论的学习最好放在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之后进行。这对于理论学习能力相对不是很成熟的职业院校学生来说，我们教育者就更应该先从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着手。
2. 从实践方法上懂得在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前应该先安排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
因为，即使是职业理论知识本身的理解也是以相关的实践经验为载体的。可是，“‘从理论到实践’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框架的主要支柱，这种逻辑不仅存在于职业教育课程的整个结构中，而且存在于每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总希望学生在进行实践之前先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4]5，“许多职业技术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5]。即使是职业理论课程的教学，也往往“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不适当地加大专业理论课的深度……许多教师片面强调增加学生后劲，授课中偏重纯理论公式的推导、过深的理论阐述、过细的结构分析”[6]。也就是说，过于“根据知识组织系统性的需要而不是工作任务的需要选择课程知识，忽视了知识与具体工作任务的联系。”[4]8由此可见，目前职业教育中的职业理论课程的教学是有违认知规律的。根据前面所论的认知发生规律不难推知，即使是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也应以培养职业技能的相关实践活动为前奏。职业技能的培养既是实践活动的载体也是职业理论思维的载体。说职业技能培养是实践活动的载体，那是针对其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来讲的，没有职业技能的培养，实践活动就会失去中心；说职业技能的培养是职业理论思维的载体，那是针对其逻辑的先在性来讲的，没有职业实践体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职业理论。如果没有把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双重载体的位置，就不会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实践教育活动，进而在学习职业理论知识的时候，由于缺乏职业实践经验，理论因而缺乏指称对象，学生理解起来就很困难。本来是简单、有效的理论也就变得乏味、抽象、玄奥和复杂，结果导致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学生不仅职业理论没有学好，后来实习（属于职业实践）需要理论的时候却又留下“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如果在学习理论之前，先给学生一定的实践机会，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去学习理论，他们的学习兴趣必然大大提高，而且由于有了经验基础，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4]5然而，如此事半功倍的事情在职业教育中却得不到很好的实行，深刻原因就是广大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没有真正懂得实践先行于理论的认识发生规律，从而没有自觉地在实践方法层面先行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 3. 从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懂得要将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贯穿学生在读时段始终的位置
众所周知，各种熟练职业技能的形成都是长期训练的产物，当然这个长期训练，包括学校教师（或师傅）的训练、自我训练和自己不断精益求精的反馈修正训练。可以说，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如5年以上），实践技能的熟练程度与训练时间基本正相关，在短短3年时间内（4），实践训练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只有达到相对足够长的时间，较为熟练的特定技能才能练就，特定的实践性思维才能基本养成。不妨以办学定位是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为例。显然，高职院校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打造出“高级的”技能型人才。若技能型人才都没有培养出来，“高级的”就无所依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因此，我们应该先从职业技能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来训练学生，而不是先让其学习建基于职业实践之上的职业理论。由于在校时间全部用于技能的培养都并不是太宽裕，何况还要为走向“高级阶段”而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知识，所以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就更要抓紧时间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了。并且，一开始就进行职业技能的实践教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职业技能的内化时间和尽早点亮学生心中的职业意识，从而促进职业技能行为习惯的良好养成。但很遗憾，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先讲相对“较难的”职业理论，然后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再来培养相对“较易的”技能。结果是，教师在讲职业理论的时候学生不感兴趣或不知所云，等到培养职业技能时又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职业技能行为习惯。正因如此，职业教育断然不能够是学问化的培养模式。当然也需要学问，否则就难以实现高职教育的“高级阶段”。若能将职业技能的培养贯穿始终，对于高职教育来说，即使发生教育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也还是培养出了“技能型人才”，只是“法乎上而取其中”而已，但不至于“高级的”不成“技能型”也不成。显然，在弄清楚了高职教育目标实现的逻辑顺序之后，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以职业技能的行为习惯之养成为第一要务了。若是中等职业学校，便是直接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当然就更是直截了断地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首要任务了。
三、普通文化课程同样应该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
在职业院校，虽说是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但助人更好地成长和融入现代社会的一些普通文化课程，如语、数、外、思政等课程仍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由于这些普通文化课程的“非实用性”特征，加上学问化的教学模式，职业院校的学生们对其普遍不感兴趣，教学的效果一直都令人堪忧。然而，那些普通文化课程在内容上若能与其职业技能关联起来，学生们在职业技能已得到良好培养的前提下，普通文化课程也会学习得更好，甚至还能相辅相成。另外，由于这些普通文化课程是在帮助未来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良好地融入社会，若能更好地契合具体技术技能培养的需要来开设的话，学生们无疑会更感兴趣，教学的效果自然也就会更好。因此，职业院校的普通文化课程同样有必要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下面我们先察看问题，然后再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探索和论证。
1. 职业院校普通文化课程的现状与困境
承前所述，在职业院校里，专业课程中的职业理论课尚且与职业实践课脱节，且职业理论课仍然学问化倾向明显，普通文化课程就更不用说了。此矛盾在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不妨以中职学校为例。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相当于普通高中水平’，呈现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其基本特征是内容偏深、偏难、偏多，与学生的生活关系不密切，常常令学生感到枯燥无味”[4]202。殊不知，第一，课程应以实现培养目标为核心，中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已经不同于普通高中的以培养升入大学的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当然也就应该不同；第二，经验告诉我们，中职生在普通文化课程方面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整体上明显不如普高生，普高生学习那些普通文化课程都不是很顺心，中职生就更不用说了；第三，中职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职业技能的培养上面，而普高生的主要精力才是放在普通文化课程上面，但是，若按照普高生的学业水平来要求中职生，根据上面第二点，那么中职生在相应科目的普通文化课程上势必花费比普高生更多的时间，从而侵占了实践课程的学习训练时间，这样无疑就会严重影响中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多数学者对‘中等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相当于普通高中水平’这一规定颇有看法”[4]203。事实上，当前的中职教育普通文化课程的普高要求是根本不现实的，不仅既达不到普通文化课程本身的要求，也影响了职业技能的培养，还导致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了。至于如何改，还需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设计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那是本文之外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2. 学习认知理论要求我们的普通文化课程应该围绕职业院校学生的主要目标任务来展开
根据前已分析的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推知，如何有效进行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学是一个艰难且重要的问题。相比专业课程来说，普通文化课程较为抽象，也难以感受其实际的用途（5），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关注度都低于职业理论课更是远低于职业技能实践课。若从哲学所揭示的认知规律来讲，我们的任何理解活动都具有回溯到生活世界的“理解结构”。也就是说，每个人之前所具有的实践体验都将成为之后理解其他相关事物的前提基础，没有此“前理解”基础的理解活动是难以发生的。怪不得奥苏泊尔曾说：“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学所有的内容简约成一句原理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知的内容。弄清楚这一点后，进行相应的教学。”[7]“学生已知的内容”，就是学生过往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经验，尤其是直接经验。由于职业院校学生较为长期和中心的任务就是进行培养职业技能的相关实践活动，所以，学生们会在培养职业技能的过程中与周围世界打交道，因而相关的实践体验会成为其在校期间非常重要的经验内容。若能以此为载体来展开普通文化课程的学习活动，那些普通文化课程的知识也就因此更容易受到学生的关注，从而成为“有意义的学习”，效果自然更好。正如奥苏泊尔所认为的，学校里的课堂学习，应主要采用意义接受学习。有意义学习的条件是：（1）学习者必须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即把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观念关联起来的意向；（2）学习材料对学习者具有潜在意义，即学习材料可以和学生认知结构中的有关观念联系。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会导致机械学习[8]。由此可见，从理论上讲，普通文化课程围绕着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是有根据的。当然，这里非常关键的就是普通文化课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设计上与职业院校相应专业学生的实践课程内容及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活动如何有机地关联起来（6）。 3. 当前在此方面的实践探索
据徐国庆研究，台湾的普通文化课程教材形式活泼，内容虽然广泛，但较浅显，且与生活联系密切，目的是让学生获得更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学生比较感兴趣；上海的普通文化课程内容就比较多，程度相对较深、较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学科知识，但其中许多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学生普遍不感兴趣。不难理解，普通文化课程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就更多地与“学生已知的内容”联系了起来，学习也就变成了“有意义的学习”，效果无疑更好。不过，由于每个学生的生活实际大不相同，大家感兴趣的领域千差万别，而普通文化课程又不可能因人而异，所以，普通文化课程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虽然效果的确会好些，但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方式。如果能与专业课程内容特别是与学生已先行具有实践体验的职业技能课的内容关联起来，那么就会让绝大多数学生几乎都进入“有意义的学习”状态，效果自然会好得多。也就是说，在职业教育中，即使是普通文化课程，若能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过程来展开，便能取得更为令人满意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注意将普通文化课程（近年主要是上中职学生和高职学生的思政课）与学生专业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明显感到学生听课的兴致更高。这样不仅促进了他们对普通文化课程知识内容的更好理解，而且还促进了他们对与专业相关的职业的了解和热爱等等。与此对照，本人曾在并不熟悉其专业领域知识、技能活动、现象、事件等内容的系部上同样的课，效果就明显差得多。此对照实验虽为笔者个案，但具有明显反差的个案是值得引人注意和深入分析的（7）。
四、结束语
虽觉已经论证清楚，但觉结束前仍有必要强调一下：本文论证职业技能培养的首要地位，并不是为了论证实践与理论谁更重要的问题，而是为了论证逻辑上或认知次序上，实践具有先在性。也就是说，不要在实践与理论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纠缠。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或谁更重要那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论证，而本文是深入到了本体论层次上的论证，强调的是认知发生的逻辑次序。实践因其先于理论发生而对于我们理解理论具有奠基的意义（8），因此，教育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安排实践教学。正如著名桥梁工程学家茅以升曾说过的：“学的对象是理论，习的对象是实践，……先习实践课程，后学理论课程，由‘知其然’达到‘知其所以然’，是‘学而时习之’的大翻身。……理论课程，是重要的，是必须修学的，但切不可空，亦不应泛。欲避免此种空而且泛的毛病，唯一方法即是先习而后学。所学的以所习的为根据，所习的既是无法空泛，因此所学的理论，也就不会空泛。”[9]毫无疑问，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的培养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应该先习的首要地位上。
注释：
（1）若说过去的技校还有考上重点高中都不去的，那么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过去工人或干部的子女几乎有工作在等着他们，读完技校就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或是招工而获得稳定的工作，现在几乎没有这回事了，所以成绩很好的学生几乎不会去读中职。
（2）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学习成绩体现的的确主要是理论学习能力。
（3）这当然是侧重于我们教育者在态度上应该采取“面向未来”的态度来讲的，而在真正教育定位、教学方法等等的制定上还是要考虑成绩差异的，否则就不存在因材施教的说法了。
（4）从当年9月入学到第三个年度的6月毕业期间，若除去寒暑假和节假休息日，实际上怎么都不到3年，满打满算也就不过600天的时间。过去农村学习木匠时徒弟跟随师父朝夕相处要做600天才能出师，也即才能习得木匠技能。
（5）大部分的职业院校学生并不认为那些普高要求的语、数、外、思政等课程对自己有什么用途，老师再怎么说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也只是停留在理性记忆中，而绝不是体会到的或深切理解的。这就好比黑格尔“同一句格言”的著名比喻所说的一样，很多年轻人对某些格言是脱口而出，但却是毫无深意的，而从饱经沧桑的老人嘴里说出来的格言，那才是发自内心的和意味深长的，此时老人对某格言的理解才是深刻的和关乎整个世界的。年轻人的格言是靠记忆说出来的，而老年人的格言是涌现出来的，年轻人觉得记忆格言除了用于考试写作外几乎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老年人却觉得那格言不可或缺，简直就是他或她生命的一部分。二者关键的差异之处，就是看是否有格言（作为理论）所对应的那些人生体验（作为实践）。同样道理，职业院校的学生只有在职业技能的培养与运用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的价值的时候，他或她才会产生学习相关理论的心理需要或兴趣。
（6）这是本论文主旨之外的进一步的重要问题，容作者以后另外撰文再论。
（7）科学史早已告诉过我们，“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就是从8’（约为0.133°）的微小反差入手，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重视观察经验中的反差是科学前进的重要切入点。参见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182.
（8）实际生活中，由于相近的实践经验会发生迁移，所以表面看来没有相关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也能学习理论。这与本文的结论是一点也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 姜太源. 职业教育研究新论（序）[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
[2] [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 儿童心理学[M]. 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3] [瑞士]J.皮亚杰. 发生心理学[M]. 王宪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4.
[4] 徐国庆. 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技术学范式[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 郭扬. 关于职业技术学校课程设置的思考[J]. 职教论坛，1998（7）：16-17.
[6] 尚元明. 职业中学课程体系研究[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9.
[7] （美）D.P.奥苏伯尔. 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8] 施良方. 学习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33.
[9] 茅以升. 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茅以升文集[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54-55.
（责任编辑：程勇）
关键词： 职业技能培养； 职业教育； 实践体验； 首要地位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5）04-0005-07
无论从《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宗旨还是职业院校学生的主观意愿甚或社会需要出发，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培养都占有首要地位。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还在继续扩大、体系也正在走向完善。整个职业教育质量的优劣必将直接影响着我国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及工业文明的整体进程。而从我国现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来看，人们对其办学规律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职业技能培养之首要地位的认识较为欠缺，现已严重影响着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对此问题予以理论上的澄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技能的培养包括有利于形成职业技能的见习、实习、训练和学生自我练习等等职业实践体验活动。
一、因材施教的实践内涵决定着职业技能培养优先的办学定位
人们早已熟悉“因材施教”的说法与含义，但在职业教育中对其具体如何展开却不甚清楚或难以驾驭。“因材施教”语出于《论语》，意思是，教育者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受教育者都能扬长避短，从而获得最佳发展。此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个人性别、年龄、成长经历、知识背景、气质类型以及智商、情商、体商等等因素。这都是教育者实施教育前需要首先考虑的，即要“备学生”。毫无疑义，对“材”进行良好判断是高效“施教”的前提。然而，如何才能够对职业教育对象的“材”进行良好的判断呢？
1. 要懂得人之“材”具有主体性，不同于任何静止的存在物，因而不能静态地对其进行判断
一般来说，由于来到职业院校的学生整体的学习成绩处在较低层次，中职如此（1），高职也是如此，尤其是地方性高职院校更加明显，所以不妨以地方性高职院校为例。由于高中毕业生已经基本成年，不仅他们对地缘劣势有所认知，而且家长也不会过于担心子女远离所在县市去到省城或外地就读，所以地方性高职院校所招学生的高考成绩更是处于较低层次者居多，即使是“单招”的学生，也大多是高中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对高考信心不足的学生。正因如此，大多数人都会据此判断：既然这些学生成绩不太好，说明他们学习文化理论课方面的接受能力普遍偏低（2），那么这些学生的素质相对也就较差。这种判断似乎很有道理，也盛行了很多年，当然主要是受精英教育观念和评价维度单一的影响造成的。但是，简单地把文化基础理论课成绩的优劣理解为学生“素质”的高低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毕竟人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素质”是多方面的，文化基础只是其中之一；二是，中小学阶段文化基础不理想可能存在多种原因，有的是学习能力不强造成的，有的是学习态度不端造成的，还有的可能是学习环境不好造成的；三是，由于平常身心素质缺乏良好的锻炼，结果有些学生高考怯场、考前生病或考前失眠，造成考试成绩不理想，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学生的考试成绩说事，应该“淡忘”甚至是根本不去看“过去了的”高考成绩或“单招”入学考试成绩（3）。事实上，在经过备考、考试、成绩揭晓、填报志愿、对同学之间落差的感想等等事件的“一系列刺激”后，高职院校所招收的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都对未来做出了重新思考与定位。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很多人还不太热衷职业技术教育的阶段，他们最后来到了高职院校，那更是“慎之又慎”的抉择。也就是说，选择填报高职院校本身就是这批“受过刺激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做出的重要选择。整个这样的一系列经历，对他们来说“震动”是巨大的。从年龄与心理方面来看，也恰似他们进入成年的一次“洗礼”。可以说，录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已经不是高考成绩或“单招”入学考试成绩所能对应的他或她了，几乎都成长为了一个崭新的、更成熟的他或她。因此，我们应该摆脱学生之前成绩的羁绊，以新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进而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和培育他们。而对于中职学生，应该考虑他们学习能力发育上的还不完善，过去成绩不好很有可能是不懂事没认真学造成的，或是学习潜力滞后至初中毕业时还没有发挥出来造成的，等等，我们教育者同样不能低看了他们。
2. 要理解人这种“材”具有生成性，也即不是已然的，而是未然的，只能在塑造活动中被期待，这内在地要求着人们不要断然定论
承前所论，可知我们应该在动态的教育实践过程当中对学生拭目以待，而不能静止地根据过去的成绩来断定学生或对其贴标签，否则就可能会阻断学生的未来发展。可以肯定，职业院校的绝大多数新生都是带着期待来入学的，他们此时的内心已经大不同于过去读中学时“屡考屡败”后“煎熬”阶段的厌学心态了。由于中学阶段激烈的升学竞争几乎全部体现在文化理论课上，无数次的考试排名的确曾让这些成绩靠后的学生心灰意冷、悲观失望甚至绝望过，但现在那都已成往事，只是作为“心灵创伤”留存在记忆之中。在未来数年之内，当学业、就业、工作、事业等取得成功时，这些“心灵创伤”很容易转化为“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自信心理；当学业上不如意时，尘封的“心灵创伤”就很容易被唤醒，若几经反复就会转化为“原来我真的很差”的自卑心理。此中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职业院校的学习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学生内心的期待——学到扎实的职业技能，确保日后能有良好的就业。使此期待得以实现的具体展开过程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各项教育实践活动和受教育者自我塑造活动的总和，但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无疑需以职业技能的培养活动为核心。学生内心的期待与努力都将使其未来处在待塑与自塑的具体职业技能培养活动之中，而这无疑是指向未来的、不确定的、动态的过程。此中各项活动共同构成“生成性”的实践内涵，本质地要求着职业教育工作者以实现其目标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首要任务。 显然，我们作为职业院校教育者的各种教育实践活动都应该在职业能力上改造着学生和在职业意识上引起学生的反应，从而促使着他们在职业能力方面更好地自我塑造。我们的任何职业技能实践安排、言语信息甚至是微笑、手势等肢体语言，都可能对学生产生心理的作用力，共同参与对学生的塑造活动。因此，我们断然不能仅仅根据学生过去的成绩表现来预判其未来，而应在职业教育实践当中努力地塑造和培养他们，不要轻易地用语言来评价学生的发展，而应多鼓励，让塑造活动本身来展现学生的才能，让更好的“材”在宽容积极的教育环境中不断生成。
3. 要明晰人之“材”具有智力类型性，我们不应该预设智力类型的优劣，人为制造不平等，造成对某类“材”的扼杀或压制
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是接受能力相对不够强，往往导致教育者的教学热情与精力投入有所降低，学生因而更学不好，逐渐导致恶性循环。这时，老师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职业院校学生的确差”的判断，学生也往往坠入了自卑的怪圈和产生了厌学情绪。实际上，事情本可以不这样非良性地发展下去的。这里的症结在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办学目标定位、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方面出了问题，没有很好地把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因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诚然，我们的学生的确可能是文化理论方面的基础不够好或接受能力不够强，但我们应该早有准备，而不需要等到入学后上课了才知道。这甚至早就可以从职业院校办学宗旨的定位来获知。职业教育自开办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在理论方面取胜的过高要求，而是强调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也即侧重职业技能的培养。根据认知发生规律可知，良好理论思维能力的形成要难于良好实践技能的培养。由于职业院校生源大多数都集中在理论思维能力较弱的层次，尤其是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的当前更是如此，因而职业院校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相对来说要强于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因此，根据生源的“材质”我们完全应该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扬其长避其短，把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首位。这样既可以避免落入精英教育窠臼，造成“避长扬短”的被动局面，也可以因先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使得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得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级”阶段有着扎实的基础。作为职业教育者，我们要尽可能地根据学生实际的智力类型状况来具体组织各项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懂得“由于智力类型的差异，数理化学得不够好的学生，却可以操纵最复杂的机器、制作最漂亮的衣服、烹饪最可口的饭菜”[1]。也就是说，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与理论型人才同样为社会所需要，且同样重要。
二、高效教学要求深入理解实践活动先行于理论思维的认知发生规律
我们从经验的层面就可以知道，技能的实践操练远不如文本理论那么抽象和玄奥。如教人学习游泳，游泳理论无疑是抽象和枯燥的，也是不容易记住和理解的。若要等到游泳理论过关再下水游泳的话，恐怕大多数人早已兴趣全无甚至无缘下水游泳，当然也就永远都学不会游泳了。这对于小孩或是没什么文化基础的人将更加明显。只有让学游泳者先到水中试着游一游，在有了一些实践体验之后，再将理论渗透在实践当中，才可能让学生尽快地学会游泳，并且，只有这样，游泳理论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理论、实践就是“两张皮”，无法相互促进，理论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先有实践体验活动，会更有利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只有以实践体验活动为载体，理论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据此看来，现在的职业院校，教学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学生进校后，一开始就是理论课程的学习，“2+1”或“2+0.5+0.5”模式的广泛采纳就是明证。前面两年都是学习理论，这样不仅理论没学好，也造成了学习兴趣的泯灭，甚至还存在理论没学好实践技能也没操练好的情况，结果是理论与技能两头不搭，三年毕业后还不如社会上短期的直接学徒者受用人单位欢迎。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实践与理论在职业技能培养过程中地位的本末倒置。对此问题的深入认识，事关职业教育的成败或优劣。
1. 从认知规律上懂得实践对于理论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
通常，当论及实践技能的培养时，说实践重要，要多实践、多动手，这一般都会认同，但是说理论课程的学习也要重视实践且要先实践时，人们往往就不容易理解了。这其实是从认知规律上来说的，表示实践要先发生而后人的理论思维才会开启。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可知，人的思维意识起源于感知运动，人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都是从模仿学习或体验开始的。“儿童最初的世界是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2]换句话说就是：儿童首先只有感知运动及其形成的经验记忆，其自我意识、理智的发生都是以先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再依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不难推知，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过程都是实践先行的，只是存在一个直接和间接的问题。而对任何新鲜事物的认识或对初学者来说，实践应该先行发生就较为明显了。皮亚杰所谓“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从经验开始”[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先有感性认识，之后才会有理性认识。也即是说，身体的行为动作模式对于意识、理智的产生与深入发展都具有逻辑先在性。依此来说，对于任何理论知识的学习，人们都应该从认知规律上懂得实践体验对理论的理解具有先在性，处于理论从属地位的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对于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定位的职业教育就更应该懂得实践体验的先在性了。正是根据皮亚杰所揭示的认知发生规律，理论思维相对于感知运动较后形成，感知运动过程总是为理论思维的发展奠定基础，因而职业理论的学习最好放在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之后进行。这对于理论学习能力相对不是很成熟的职业院校学生来说，我们教育者就更应该先从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着手。
2. 从实践方法上懂得在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前应该先安排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环节
因为，即使是职业理论知识本身的理解也是以相关的实践经验为载体的。可是，“‘从理论到实践’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框架的主要支柱，这种逻辑不仅存在于职业教育课程的整个结构中，而且存在于每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总希望学生在进行实践之前先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4]5，“许多职业技术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5]。即使是职业理论课程的教学，也往往“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不适当地加大专业理论课的深度……许多教师片面强调增加学生后劲，授课中偏重纯理论公式的推导、过深的理论阐述、过细的结构分析”[6]。也就是说，过于“根据知识组织系统性的需要而不是工作任务的需要选择课程知识，忽视了知识与具体工作任务的联系。”[4]8由此可见，目前职业教育中的职业理论课程的教学是有违认知规律的。根据前面所论的认知发生规律不难推知，即使是职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也应以培养职业技能的相关实践活动为前奏。职业技能的培养既是实践活动的载体也是职业理论思维的载体。说职业技能培养是实践活动的载体，那是针对其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来讲的，没有职业技能的培养，实践活动就会失去中心；说职业技能的培养是职业理论思维的载体，那是针对其逻辑的先在性来讲的，没有职业实践体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职业理论。如果没有把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双重载体的位置，就不会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实践教育活动，进而在学习职业理论知识的时候，由于缺乏职业实践经验，理论因而缺乏指称对象，学生理解起来就很困难。本来是简单、有效的理论也就变得乏味、抽象、玄奥和复杂，结果导致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学生不仅职业理论没有学好，后来实习（属于职业实践）需要理论的时候却又留下“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如果在学习理论之前，先给学生一定的实践机会，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去学习理论，他们的学习兴趣必然大大提高，而且由于有了经验基础，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4]5然而，如此事半功倍的事情在职业教育中却得不到很好的实行，深刻原因就是广大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没有真正懂得实践先行于理论的认识发生规律，从而没有自觉地在实践方法层面先行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 3. 从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懂得要将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贯穿学生在读时段始终的位置
众所周知，各种熟练职业技能的形成都是长期训练的产物，当然这个长期训练，包括学校教师（或师傅）的训练、自我训练和自己不断精益求精的反馈修正训练。可以说，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如5年以上），实践技能的熟练程度与训练时间基本正相关，在短短3年时间内（4），实践训练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只有达到相对足够长的时间，较为熟练的特定技能才能练就，特定的实践性思维才能基本养成。不妨以办学定位是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为例。显然，高职院校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打造出“高级的”技能型人才。若技能型人才都没有培养出来，“高级的”就无所依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因此，我们应该先从职业技能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来训练学生，而不是先让其学习建基于职业实践之上的职业理论。由于在校时间全部用于技能的培养都并不是太宽裕，何况还要为走向“高级阶段”而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知识，所以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就更要抓紧时间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了。并且，一开始就进行职业技能的实践教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职业技能的内化时间和尽早点亮学生心中的职业意识，从而促进职业技能行为习惯的良好养成。但很遗憾，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先讲相对“较难的”职业理论，然后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再来培养相对“较易的”技能。结果是，教师在讲职业理论的时候学生不感兴趣或不知所云，等到培养职业技能时又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职业技能行为习惯。正因如此，职业教育断然不能够是学问化的培养模式。当然也需要学问，否则就难以实现高职教育的“高级阶段”。若能将职业技能的培养贯穿始终，对于高职教育来说，即使发生教育目标未能实现的情况，也还是培养出了“技能型人才”，只是“法乎上而取其中”而已，但不至于“高级的”不成“技能型”也不成。显然，在弄清楚了高职教育目标实现的逻辑顺序之后，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以职业技能的行为习惯之养成为第一要务了。若是中等职业学校，便是直接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当然就更是直截了断地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首要任务了。
三、普通文化课程同样应该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
在职业院校，虽说是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但助人更好地成长和融入现代社会的一些普通文化课程，如语、数、外、思政等课程仍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由于这些普通文化课程的“非实用性”特征，加上学问化的教学模式，职业院校的学生们对其普遍不感兴趣，教学的效果一直都令人堪忧。然而，那些普通文化课程在内容上若能与其职业技能关联起来，学生们在职业技能已得到良好培养的前提下，普通文化课程也会学习得更好，甚至还能相辅相成。另外，由于这些普通文化课程是在帮助未来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良好地融入社会，若能更好地契合具体技术技能培养的需要来开设的话，学生们无疑会更感兴趣，教学的效果自然也就会更好。因此，职业院校的普通文化课程同样有必要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下面我们先察看问题，然后再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探索和论证。
1. 职业院校普通文化课程的现状与困境
承前所述，在职业院校里，专业课程中的职业理论课尚且与职业实践课脱节，且职业理论课仍然学问化倾向明显，普通文化课程就更不用说了。此矛盾在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不妨以中职学校为例。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相当于普通高中水平’，呈现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其基本特征是内容偏深、偏难、偏多，与学生的生活关系不密切，常常令学生感到枯燥无味”[4]202。殊不知，第一，课程应以实现培养目标为核心，中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已经不同于普通高中的以培养升入大学的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当然也就应该不同；第二，经验告诉我们，中职生在普通文化课程方面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整体上明显不如普高生，普高生学习那些普通文化课程都不是很顺心，中职生就更不用说了；第三，中职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职业技能的培养上面，而普高生的主要精力才是放在普通文化课程上面，但是，若按照普高生的学业水平来要求中职生，根据上面第二点，那么中职生在相应科目的普通文化课程上势必花费比普高生更多的时间，从而侵占了实践课程的学习训练时间，这样无疑就会严重影响中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多数学者对‘中等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相当于普通高中水平’这一规定颇有看法”[4]203。事实上，当前的中职教育普通文化课程的普高要求是根本不现实的，不仅既达不到普通文化课程本身的要求，也影响了职业技能的培养，还导致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了。至于如何改，还需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设计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那是本文之外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2. 学习认知理论要求我们的普通文化课程应该围绕职业院校学生的主要目标任务来展开
根据前已分析的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推知，如何有效进行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学是一个艰难且重要的问题。相比专业课程来说，普通文化课程较为抽象，也难以感受其实际的用途（5），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关注度都低于职业理论课更是远低于职业技能实践课。若从哲学所揭示的认知规律来讲，我们的任何理解活动都具有回溯到生活世界的“理解结构”。也就是说，每个人之前所具有的实践体验都将成为之后理解其他相关事物的前提基础，没有此“前理解”基础的理解活动是难以发生的。怪不得奥苏泊尔曾说：“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学所有的内容简约成一句原理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知的内容。弄清楚这一点后，进行相应的教学。”[7]“学生已知的内容”，就是学生过往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经验，尤其是直接经验。由于职业院校学生较为长期和中心的任务就是进行培养职业技能的相关实践活动，所以，学生们会在培养职业技能的过程中与周围世界打交道，因而相关的实践体验会成为其在校期间非常重要的经验内容。若能以此为载体来展开普通文化课程的学习活动，那些普通文化课程的知识也就因此更容易受到学生的关注，从而成为“有意义的学习”，效果自然更好。正如奥苏泊尔所认为的，学校里的课堂学习，应主要采用意义接受学习。有意义学习的条件是：（1）学习者必须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即把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观念关联起来的意向；（2）学习材料对学习者具有潜在意义，即学习材料可以和学生认知结构中的有关观念联系。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会导致机械学习[8]。由此可见，从理论上讲，普通文化课程围绕着职业技能的培养来展开是有根据的。当然，这里非常关键的就是普通文化课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设计上与职业院校相应专业学生的实践课程内容及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活动如何有机地关联起来（6）。 3. 当前在此方面的实践探索
据徐国庆研究，台湾的普通文化课程教材形式活泼，内容虽然广泛，但较浅显，且与生活联系密切，目的是让学生获得更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学生比较感兴趣；上海的普通文化课程内容就比较多，程度相对较深、较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学科知识，但其中许多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学生普遍不感兴趣。不难理解，普通文化课程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就更多地与“学生已知的内容”联系了起来，学习也就变成了“有意义的学习”，效果无疑更好。不过，由于每个学生的生活实际大不相同，大家感兴趣的领域千差万别，而普通文化课程又不可能因人而异，所以，普通文化课程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虽然效果的确会好些，但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方式。如果能与专业课程内容特别是与学生已先行具有实践体验的职业技能课的内容关联起来，那么就会让绝大多数学生几乎都进入“有意义的学习”状态，效果自然会好得多。也就是说，在职业教育中，即使是普通文化课程，若能围绕职业技能的培养过程来展开，便能取得更为令人满意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由于注意将普通文化课程（近年主要是上中职学生和高职学生的思政课）与学生专业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明显感到学生听课的兴致更高。这样不仅促进了他们对普通文化课程知识内容的更好理解，而且还促进了他们对与专业相关的职业的了解和热爱等等。与此对照，本人曾在并不熟悉其专业领域知识、技能活动、现象、事件等内容的系部上同样的课，效果就明显差得多。此对照实验虽为笔者个案，但具有明显反差的个案是值得引人注意和深入分析的（7）。
四、结束语
虽觉已经论证清楚，但觉结束前仍有必要强调一下：本文论证职业技能培养的首要地位，并不是为了论证实践与理论谁更重要的问题，而是为了论证逻辑上或认知次序上，实践具有先在性。也就是说，不要在实践与理论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纠缠。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或谁更重要那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论证，而本文是深入到了本体论层次上的论证，强调的是认知发生的逻辑次序。实践因其先于理论发生而对于我们理解理论具有奠基的意义（8），因此，教育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安排实践教学。正如著名桥梁工程学家茅以升曾说过的：“学的对象是理论，习的对象是实践，……先习实践课程，后学理论课程，由‘知其然’达到‘知其所以然’，是‘学而时习之’的大翻身。……理论课程，是重要的，是必须修学的，但切不可空，亦不应泛。欲避免此种空而且泛的毛病，唯一方法即是先习而后学。所学的以所习的为根据，所习的既是无法空泛，因此所学的理论，也就不会空泛。”[9]毫无疑问，在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的培养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应该先习的首要地位上。
注释：
（1）若说过去的技校还有考上重点高中都不去的，那么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过去工人或干部的子女几乎有工作在等着他们，读完技校就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或是招工而获得稳定的工作，现在几乎没有这回事了，所以成绩很好的学生几乎不会去读中职。
（2）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学习成绩体现的的确主要是理论学习能力。
（3）这当然是侧重于我们教育者在态度上应该采取“面向未来”的态度来讲的，而在真正教育定位、教学方法等等的制定上还是要考虑成绩差异的，否则就不存在因材施教的说法了。
（4）从当年9月入学到第三个年度的6月毕业期间，若除去寒暑假和节假休息日，实际上怎么都不到3年，满打满算也就不过600天的时间。过去农村学习木匠时徒弟跟随师父朝夕相处要做600天才能出师，也即才能习得木匠技能。
（5）大部分的职业院校学生并不认为那些普高要求的语、数、外、思政等课程对自己有什么用途，老师再怎么说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也只是停留在理性记忆中，而绝不是体会到的或深切理解的。这就好比黑格尔“同一句格言”的著名比喻所说的一样，很多年轻人对某些格言是脱口而出，但却是毫无深意的，而从饱经沧桑的老人嘴里说出来的格言，那才是发自内心的和意味深长的，此时老人对某格言的理解才是深刻的和关乎整个世界的。年轻人的格言是靠记忆说出来的，而老年人的格言是涌现出来的，年轻人觉得记忆格言除了用于考试写作外几乎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老年人却觉得那格言不可或缺，简直就是他或她生命的一部分。二者关键的差异之处，就是看是否有格言（作为理论）所对应的那些人生体验（作为实践）。同样道理，职业院校的学生只有在职业技能的培养与运用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的价值的时候，他或她才会产生学习相关理论的心理需要或兴趣。
（6）这是本论文主旨之外的进一步的重要问题，容作者以后另外撰文再论。
（7）科学史早已告诉过我们，“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就是从8’（约为0.133°）的微小反差入手，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重视观察经验中的反差是科学前进的重要切入点。参见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182.
（8）实际生活中，由于相近的实践经验会发生迁移，所以表面看来没有相关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也能学习理论。这与本文的结论是一点也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 姜太源. 职业教育研究新论（序）[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
[2] [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 儿童心理学[M]. 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3] [瑞士]J.皮亚杰. 发生心理学[M]. 王宪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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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扬. 关于职业技术学校课程设置的思考[J]. 职教论坛，1998（7）：16-17.
[6] 尚元明. 职业中学课程体系研究[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9.
[7] （美）D.P.奥苏伯尔. 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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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茅以升. 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茅以升文集[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54-55.
（责任编辑：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