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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