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香港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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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这块土地曾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轫之地,也是他革命活动发端之地。港英政府曾对他下达驱逐令,港英当局曾在他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无理干涉和禁止民众庆祝。最后一次离港时,他不禁双眼湿润……
  
  (一)负笈香港
  
  孙中山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的成长和革命生涯与香港有着密切的关系。大自己12岁的胞兄孙眉早年离乡背井、出外洋谋生,这是童年的孙中山能够出洋并踏足香港的重要因缘。
  孙眉早年到美国檀香山后,与人合伙向当地政府领地开荒垦殖,艰苦创业,数年后又租得夏威夷中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荒地1000多亩,广事畜牧垦殖,渐致富厚,有“茂宜王”之誉。
  1879年6月,孙眉的朋友租了一条船到夏威夷,趁此机会孙眉邀请父母到檀香山玩,父亲孙达成不愿远离故土,母亲杨太夫人想念儿子心切,决定去探望孙眉。孙中山趁机提出要与母亲同行,看看外面的世界,在他的一再恳求下,终于获得父亲的同意,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出洋愿望。
  于是,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乘木船离开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出生地),到澳门转乘英国铁壳轮船“格兰诺去”号去檀香山。
  澳门位于珠江口西南岸,澳门半岛以一条宽度约200米的狭长地带与广东珠海接壤,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邻。葡萄牙殖民者强租澳门以后,在城中建起了赌室、鸦片烟馆、花船、妓院等等,少年孙中山经过澳门时,看到这乌烟瘴气的十里洋场,认为违背自己的天性,“不愿深询”,“甚至不愿登陆”。
  到达檀香山后,孙中山最初被安排在茂宜岛的一家商店当店员。他除了站柜台做买卖外,还抽时间努力学习中国式的商业会计。孙眉很快发现弟弟聪明伶俐,有强烈的求知欲,于是送孙中山进入意奥兰尼学校学习。3年后,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檀香山国王亲自为他颁奖。
  1882年秋,孙中山进入檀香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学院(高级中学)继续求学,求学期间他被耶稣基督的教义所吸引,特别对其宣扬的平等、博爱的精神表示崇敬,觉得胜于中国儒教所宣扬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同时,孙中山想受洗礼入基督教,这引起了大哥孙眉的震怒和强烈反对。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孙眉停止了孙中山在书院的学业,遣送他回国。
  1883年7月,孙中山乘轮船离开夏威夷,经香港转乘沙船回故乡。孙中山第一次到香港虽然属于过境性质,但当时香港商业繁茂、百业兴旺、市容整洁,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蔚为壮观,维多利亚港樯帆如林、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都给17岁的孙中山留下良好而深刻的第一印象。
  回翠亨村后,虽然感到非常亲切,但和他四五年前离开家乡时一样的贫困、落后,没有展现出一丝生机,所有一切都依旧是那么令人窒息。孙中山比照夏威夷和香港亲眼所见的文明和进步,两者是那么的截然不同,使他更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黑暗,萌发了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和盼望建立一个“良好政府”的朦胧理想。
  不久,孙中山因有意破坏翠亨村村庙北极殿里的神像,遭到本村豪绅地主的反对和攻击,纷纷向他的父亲孙达成兴师问罪,提出要把孙中山驱逐出村。为此,孙中山被迫离家出走。
  当年11月,孙中山到香港,进入拔萃书室学习。1884年4月,孙中山转入当时港英政府所办的最高学府中央书院(后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皇仁书院)学习。学习期间,孙眉从父母来信中得知孙中山在家乡破坏神像,并在香港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正式入教,十分恼怒,担心弟弟以后的行为更加背离祖宗章法,于是佯称自己在檀香山的生意要扩充经营需要孙中山协助。孙中山尊重大哥的“意愿”及时赴檀,一见面只见孙眉大发雷霆,责骂他毁坏了家乡北极帝君的神像。这时,也被惹恼了的孙中山直奔孙眉的书房,将悬在墙壁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来,撕得粉碎……
  这时,孙中山已没有心思在檀香山帮大哥做生意,而是一心想重返香港继续求学,以便学成后去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理想和抱负。想挽留弟弟的孙眉以不给路费相要挟阻止弟弟回港,但孙中山不改离檀回港的主意,在朋友的筹款帮助下,顺利返回香港,继续在中央书院上学。
  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孙中山曾就读于广州南华医学堂,后进入了雅丽氏医院的附属医学院——香港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广泛涉猎中西文化,特别热衷学习《物种起源》和《法国大革命史》,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课余时间,孙中山非常喜欢看地图,他将大幅中国地图挂在宿舍的墙壁上,经常躺在靠墙的床上细心观看、研究,每当有朋友、同学走进寝室时,他常常指着地图感叹:“如此江山,付之非人,安能忍与终古哉。”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言表。
  孙中山不但研读一般的地图,还研读各种专业性的地图,如地形图、地质图、海图等等。在香港求学时,他还很注意对香港社会进行实地考察,既注重读有字书,也注重读无字书,观察香港的社会状况和市容市貌,并与家乡及内地的情况加以对比,启发了他进行革新和革命的思想。
  
  (二)革命起点
  
  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鉴于他在校学习成绩突出,当时的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写信给英国驻北京公使,托该公使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孙中山和与他同届毕业的江英华到北京任职。李鸿章看到是香港总督亲自举荐,便复函给罗便臣,同意孙中山与江英华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50元”,并欲授予“钦命五品军牌”。
  孙中山认为就此可以“潜身京师,运动诸人革命,允即前行”。在老师康德黎的陪同下,孙中山到广州向两广总督领牌,但总督衙门诸多刁难,要孙中山填写三代履历才可办理。孙中山本来就对清廷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一气之下,拂袖返回香港,不再领牌。
  9月,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聘,孙中山到该院行医,开始了为期两年左右的在澳门、广州的行医生涯,并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曾引起在澳门行医的葡萄牙人的妒忌。在此期间,他一天没有忘记革命,以行医作“入世之媒”,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联络革命志士。
  1894年1月,孙中山写就《上李鸿章书》,集中阐述了他数年来关于仿效资本主义、以图富强的革新主张,抒发了自己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6月,李鸿章收到“上书”以后,“借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这时,孙中山认识到以革命救国与实业救国并行发展的构架和方案是行不通的,上书失败后经日本前往檀香山,筹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其大哥孙眉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于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中清军屡败、京畿告急之际,清廷集中力量应付日本,已黔驴技穷,更无暇他顾。在上海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认为这正是反清革命的天赐良机,急函孙中山回国。
  孙中山见信后,觉得颇有道理,同时认为远在万里之遥的檀香山等地建立革命组织有些“鞭长莫及”,于是他想到了邻近广州的香港——从广州可以北上武汉伸入中国腹地,义旗一举,八方响应;此外,香港与国际联系的渠道四通八达,加之香港时为英国的殖民地,能比较自由地开展革命活动,自己也人地两熟。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从檀香山经日本横滨返抵香港。不久,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在新章程中讲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由此足见作为爱国志士的孙中山并没有视香港为英国的领土,要在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创建兴中会总部,正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达到强国的目的,使香港重返祖国的怀抱。
  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在香港开始投入广州起义的组织宣传、招募志士、筹集经费、购买军械等工作。最终,起义失败了,但奠定了孙中山在这场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为领导者孙中山功不可没。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命令两广总督谭钟麟从速缉拿起义首领,孙中山在清朝皇帝的谕令中“榜上有名”,并名列榜首:“谕军机大臣等……该匪首孙文、杨衢云纠合党类,竟至四五万之多,在省城租室民房,潜谋不轨,该督等岂竟毫无见闻,着谭钟麟,成允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获,以期消患未萌……”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化装从广东到香港,并在朋友的劝说下,立刻离开与大陆一水之隔的香港,远走东瀛。抵达神户后,购得一份报纸,只见上面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于目。孙中山对同行者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这也是世界传媒第一次用革命党人称呼孙中山。
  清政府知道孙中山到香港以后,曾多次照会英国领事,知照香港总督,要求将孙中山引渡回国,港英政府虽然拒绝引渡,但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借口孙中山的活动有碍于香港的地方治安与秩序,下达了对孙中山的驱逐令,5年内禁止其在港居留。此时,孙中山早已离开香港。而清政府贼心不死,派出或雇佣密探跟踪孙中山。
  一时间,海内外对革命党人的舆论极为不利。孙中山深感要重振革命雄风,扩大革命力量,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就必须加强革命舆论的宣传,以唤醒民众,“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最初定名为《中国报》)以鼓吹革命”。
  1899年,孙中山计划再图大举时,考虑到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选择地处沿海、又邻香港且便利接济军火和人员输送的惠州。
  这年6月17日,孙中山乘法国轮船“烟狄斯”号抵达香港海面,由于驱逐令未届期,不能登岸,只好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在“烟狄斯”号旁的一只舢板船上会见,开会筹划商讨惠州起义事宜。
  开完了有关筹划会议后,孙中山回到“烟狄斯”号,不禁倚在船舷举目眺望维多利亚港,银波碧浪,千帆竞发。但这时维多利亚港却平添了许多军舰和运载军需物资的巨轮。原来,自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香港就成了八国联军向华作战的后勤总站和转运枢纽。本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却停泊着那么多北上屠杀自己同胞的军舰,一想到港湾表面繁荣背后的杀气,孙中山义愤填膺。
  一个月后,孙中山乘日轮“佐渡丸”号从新加坡再次抵达香港,也因禁令未能上岸,只得在船上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商讨惠州起义事宜。
  惠州起义,革命军由600人发展到2万人,并取得多次打败清军的战绩,但因过于依赖外援,终归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不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三)推翻帝制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会议一致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为此,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11月,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分会。根据孙中山的指示,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领导西南各省的党务和军务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当天,孙中山正在美国从西海岸乘车前往中部及东部各地,向华侨募捐革命军费。在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的时候,他虽然没在国内,但他是全国公认的领袖。武昌起义胜利后,起义的人们都以孙中山的名义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在前往纽约、途经圣路易城时,购得报纸一份,只见上面如是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人心所向。
  12月21日,孙中山乘英国邮轮“地云夏”号抵达香港。此前,他收到英国政府不反对他在回国途中经过英属殖民地及香港等地作短暂停留的通知。尽管孙中山多次返港从事革命活动,但都是秘密潜返,这是他1896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合法的身份返回香港(此前曾9次返港,但8次未能登岸,1次以非法身份潜返港岛)。抵港后,孙中山容光焕发地发表即席讲话,陈述了“灭除满虏、建设共和”的种种主张,香港民众备受鼓舞。
  12月25日,孙中山乘“地云夏”号抵达上海。29日,在南京的17省45名代表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每省以一票为限,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专列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宣告成立,但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北京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垮台,袁世凯还有着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孙中山曾作过军事的策划,进行北伐直捣黄龙,彻底摧毁清朝政府,但孙中山在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前后却被要求与清廷、袁世凯议和的浓重气氛所包围。
  在种种压力的包围下,孙中山难以坚持己见,于1月15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清帝迫于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4月18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赴广州,途经福州并逗留两三天,后乘“泰顺”轮于24日抵香港。当时,港英当局不准孙中山登岸,前来欢迎的香港68个团体和广州80个团体的代表只好登上“泰顺”轮向孙中山致意。各代表与孙中山一一行握手礼即离船返港岛,孙中山不能登岸,只好委派廖仲恺代表他出席香港同胞召开的欢迎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逗留近一个月,于5月18日再次到达香港,下榻英皇大酒店。在港期间,他曾接受过《南华申报》记者的采访,并应邀出席过筹饷局、华商公所等设的多次公宴,大话经济和民生问题。
  5月27日,孙中山经澳门返故乡翠亨村与父老乡亲欢聚3天即前往广州。6月15日,为了商讨开办中外合资银行事宜,孙中山再次从广州乘快车抵达香港。孙中山虽然极力阐明开办合资银行“持久而利大”等种种优势,但因港方商界仍有不同意见,便于18日乘美国邮船“高丽”号赴上海。
  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13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
  25日下午1时,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由刚刚抵京的孙中山主持。他致辞说:“国家之有政党,原以促政治之进行,故世界文明各国,无不有政党以维持之。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但望诸君振刷精神,力求本党之发展,以冀有裨于国家。并须化除畛域,毋歧视异党,毋各持党见。”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并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等30人为参议。
  
  (四)“非常”复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以国会中多数党领袖的身份从上海出发赴京,谋求组织国民党内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死后,国民党内部在反袁问题上开始出现严重分歧,多数人对孙中山的武装讨袁主张不感兴趣,倡言“法律解决”。
  1913年6月24日,孙中山从上海经澳门抵香港。他这次到澳门一为与胡汉民、陈炯明会晤,二是前往探视因肾病病危的长女孙娫。孙中山长期奔忙国事,作为曾是一代名医的父亲也未能顾及诊治、护理长期重病的爱女,仅能在爱女病危时匆匆见最后一面。6月25日,孙娫病逝于澳门。
  孙中山以平民身份到香港后,在港停留5天即乘船返上海。
  7月,李烈钧、黄兴等人在江西、江苏等地发动“二次革命”。在袁世凯南下大军的进攻下,“讨袁军”相继失利,“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告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干出了一系列反革命的勾当,在太和殿一片“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中,登上正式总统宝座,修改《临时约法》,取消国会,解散各省议会。11月4日,国民党也被袁世凯解散。
  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名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复了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916年元旦,袁世凯宣布称“洪宪皇帝”。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反对,云南都督唐继尧、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以及孙中山等先后发表讨袁通电。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全国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当时,由于“再造共和”的段祺瑞拒绝恢复在张勋复辟时被解散的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于8月25日在广州召集南下国会议员,举行非常会议,议决组织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和2日,非常会议相继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副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即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首开民国南北两个政府并列对峙之先例。
  1918年5月,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愤而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此后,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才重建中国国民党,代替中华革命党。
  1920年8月,陈炯明率部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11月25日,孙中山从上海乘法国邮轮“中国”号抵达香港,码头上万人攒动,“欢迎孙大元帅莅港”、“热烈欢迎中山先生”的横幅和旗帜迎风招展,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孙中山、宋庆龄一行登岸稍事休息后,即赴九龙尖沙咀火车站。车站内外同样是人山人海。当时香港经济不景气,华人备受歧视,广大香港市民对曾以香港为革命基地,历经艰险,首创民国、肇建共和的孙中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深知只有祖国强大,在港华人才能直起腰杆,他们对孙中山这次经香港回粤组织政府,励精图治,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莫不寄予厚望。一时间,口号声与欢呼声一阵接一阵,孙中山的心情自然十分激动。
  孙中山一行从九龙尖沙咀火车站登上专列,于下午5时抵达广州。随后,他着手组织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建议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非常国会接受了这一建议,于1921年4月7日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改大元帅制为总统制,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式组织第二次广州政府。
  当晚,广州的夜空五彩缤纷,“全城之人,空巷出现”,把总统就职庆典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正当广州人民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而热烈庆祝之际,与广州山接水连的香港民众也在欢欣鼓舞地举行庆祝活动,却遭到了港英当局的无理干涉和禁止。原来,当时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只承认卖国求荣的北京反动军阀政府,认为它才是中国正式的合法政府。港英政府更担心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成立后,占香港绝大多数的华人会受到广州革命思潮的影响,动摇英国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
  热爱孙中山的香港同胞并没有屈服于港英政府的压制,对他们的无理禁令同声愤慨,有的直接向港英当局提出质问,有的多次举行秘密集会以商讨抗拒所谓禁令的措施,某些工会组织还动员香港市民用抵制英货作为报复。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对港英政府的无理禁令也采取强硬态度。5月13日,广州政府致函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抗议华民政务司颁布告示禁止香港人民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和为广州政府募捐。函中指出,香港政府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严正要求香港总督对此作出解释。
  5月23日,去北京公干刚返回香港不久的港督司徒拔对广州政府的抗议作出答复,“声称”告示发布之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他批准,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
  
  (五)返港如归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孙中山“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的号召下,两广迅速组织了滇、桂、粤讨贼联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陈炯明败走东江,被迫于1923年1月通电下野,逃往香港。
  2月,孙中山应各路将领敦请,于15日离开上海经香港返广州。
  长期以来,港英政府一直对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持敌视态度,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却日益强大,这一事实迫使香港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所持立场。2月17日下午,香港中环的卜公码头已是人山人海,人们耐心等待欢迎孙中山。18点半,孙中山一行乘坐的美国邮轮“杰裴逊总统”号在天边缀满鲜艳彩霞的映照下,驶进了港口。由香港华人海员工会事先租赁的几十艘汽船纷纷开足马力,迎着“杰裴逊总统”号向前驶去,船上彩旗飘扬,高悬在船上的鞭炮也“噼哩啪啦”地燃放起来,在暮色苍茫中红光闪烁,流星横飞,维多利亚港一时热闹非凡。
  孙中山这次到香港访问,港督司徒拔的确表示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当晚两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次日上午,港督又邀请孙中山至港督府会晤,并设午宴款待。
  当孙中山乘车抵达港督府时,司徒拔已在港督府门前等候,笑脸相迎,并亲手扶孙中山下车,携手并肩步入客厅。宾主落座后,司徒拔首先对孙中山莅港表示了热烈欢迎之意,并强调香港政府与广州政府“要彼此相互协助”。孙中山也表示,他“已认识到香港和广州的利益密不可分”,他“要同英国合作”(据当时的香港《华字日报》)。
  随后几天里,孙中山广泛与香港各界接触,希望加强粤港的经济合作,发展广东的经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香港各界的支持,
  2月20日上午11时,香港大学陆佑堂座无虚席,孙中山神采奕奕地健步走上讲台,用熟练的英语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他说:“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己家乡一样,因为从前在香港读书,其教育是在香港得来,今日乘此时机,答复各位一句,此句云代何,即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又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
  接着,孙中山在演讲中谈了他在香港读书时对香港的种种观感。同时,他还列举亲身经历来说明当时清朝政府官吏的腐败。最后,他把听众从历史引回现实:“民国现时废除帝制,如拆了一间旧屋,新屋尚未完竣,而一有暴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势所必然者;但将来新居必有完竣之一日。”他勉励在座学生要努力学习香港及西方的先进经验,将来为祖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这样“吾人之职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
  21日,孙中山乘“香山”号轮离港返粤。维多利亚港彩旗飞扬、鞭炮竞响,为孙中山这次访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香港民众欢送的场面里,孙中山大大增强了第三次重返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信心,因为他从民众一双双深情的眸子里读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深得民心的。
  当日下午,孙中山重回广州,并在3月2日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府,称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自任大元帅。这是一个军政府性质的革命政府。正是在这一政府下,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通过联俄、联共,迅速使国民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六)依依惜别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并随后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废帝被逐,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认为“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因此,他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30多人,在长堤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后被命名为“中山舰”)离粤北上。时前不久,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来广州访问,孙中山北上,该舰作为护卫舰“以壮行色”。
  14日零时永丰舰驶抵香港,但暂锚泊港外,上午7时才徐徐进港。这时,高悬彩旗的数十艘小电船已环列海面,并迎着永丰舰驶来。接着,孙中山一行从永丰舰乘东洋轮船公司小轮转登日本“春阳丸”轮,恭候在船上的香港各界代表早已把甲板挤得水泄不通。
  孙中山在接见了各界社会团体的代表后,接受了他们呈递的颂词和纪念品,一一与代表致谢,并接受了《国闻新报》记者的采访。
  12时,“春阳丸”鸣笛三声启碇,鞭炮、锣鼓、欢送声响成一片,孙中山等立于船头向数百名欢送者脱帽告别,孙中山与夫人频频招手致意。依依惜别,场面壮观,感人至深。
  看到这动人的场面,孙中山不禁双眼湿润,此时此刻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向这曾经养育他成长、革命思想发韧于此、革命事业发端于此的这块土地——香港告别。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不治,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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