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已经“过半”,经济危机的阴影还笼罩在世界各地。在各国忙于应付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深化时,我国各项经济指标显示,中国正在率先走出危机。A股市场屡创新高,金融地产持续强势,直到6月29日IPO重启,这一系列市场转暖的指标,到底是真相还是幻象?
　　曾有不少专业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各种怪异的“背离”现象,这也令我们有时不得不停下脚步,思考大盘新高不断、K线持续强势的驱动力到底来自哪里?特别是IPO的进程显示,市场的信心似乎远比我们所以为的要强一些。
　　启动新股发行,到底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定价效率,还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或者说,重启IPO,其实也没什么理由,仅仅就是为了拉动微观经济,简单地盘活相关企业的部分资产?
　　中国A股市场已经是全球“三大市场”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深沪两市的总市值为20万亿元,其中流通市值超过9万亿元;已经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市场,上交所一家的总流通市值,排名仅次于纽交所、纳斯达克和日交所而位列第四。就实质而言,排名在前的三者皆为全天候的全球交易市场。
　　回顾历史,沪深两市总市值曾于2007年8月3日突破过20万亿元,当时上证综指为4560.77点(当年11月7日中国石油上市后最高达到33万亿元)。此后,两市总市值于2008年6月11日跌破20万亿元,并于2008年10月底跌至11万亿元,大约只是“当前值”的一半左右。
　　经历了震荡轮回后,市场环境已发生变化。从估值水平看,2007年8月3日A股平均市盈率为50.03倍,2008年6月11日降至25倍,而现在A股平均市盈率为32倍——市值同为20万亿元,但如今的市场估值仍明显低于2007年。
　　不但在规模与品种方面,经过股改之后,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与机构的规模有了很大扩张。目前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07家,总资产1.4万亿元,基金公司61家,基金总份额2.35万亿份,而且我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已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2008年我国主要期货市场累计成交13.6亿手,成交金额达到71.9万亿元。
　　由此可见,其实IPO对于拉动经济,甚至对于企业的资本改制,其作用都相应弱化,至少,真正好的企业,对于IPO的期待已经不似前几年。最多,一次成功的IPO也只限于IPO企业由资产经营转变为资本经营的一个载体、一个过程了。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救市”问题上,我国比美欧表现得更为激进,措施更为坚实。自去年11月以来,大量的信贷资金借“4万亿”之名相继流入股市和楼市,而有关方面对此也有各种忧虑。以中国占GDP比重最高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得到了全球财经领域的正面评价,中国在自身金融系统相对健康的情况下,所花掉的每一分钱都相当于间接帮了全世界的实体经济一把,但是同时,中国企业的负担,以及商品库存量,并无明显的改善迹象。
　　可见,我国经济的问题绝非金融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事实上,我们正被西方国家的经济牵引着,进入了一轮全新的“货币试验”(伯南克语)。仅仅就货币的供给而言,当前欧美日三大央行所控制的基准利率几乎全部为零;而今年前6个月,我国人民币的货币供应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超量(6万多亿元)供给”。如此“货币井喷”的后果是什么?究竟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股市会否由于货币的“乘数”,诱生新一轮的“井喷”?如果当真如此,我们如何应对?
　　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的产能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市场本身绝不会自动地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商品,而是生产那些人们以为也许会有需要而且愿意为此付钱的商品——如果市场愿为药品付钱,我们当然会生产药品;但是如果人们手上的钱多到了“越花越多”的地步,我们还会为了“货币”而进行任何性质的生产吗?
　　资本市场最主要的理论性假设之一,是我们能够借此“揭开通胀的面纱”(弗里德曼),但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没有任何应用前景的经典假设。我相信,流动性过剩给下半年的资本市场带来了难得的机会,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当“天量的货币”不断被注入到实体经济和流通体系以后,究竟会产生哪些可以预期的效果——也许不是经济泡沫,但也不是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