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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看似是一座小城，卻有著大海般的心胸將不同地區的文化在此融合，幾百年的歷史激蕩讓中西文化充分融合，形塑了自己獨有的文化與身份。
根源認同，確立“基地”角色
歷經葡國政府統治以及自我歷史的忽視，雖然作為土生土長的澳門人，面對自己的從前似乎多有迷失感，對於我們文化的根，也充滿著重新尋回的期盼，對於大多數華人而言，我們因為文化，因為根源的認同，才更加堅定了我們文化意義中的“澳門人”身份。在最新的《大灣區規劃綱要》中再次明確了澳門要建構起“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文化合作交流基地，這樣新的澳門角色定位，不僅僅是鼓勵澳門人產生文化的認同與接納來自不同文明、族群的多元文化，更是鼓勵我們在這個多元激蕩的時代中重新尋回我們的根。中華文化千百年來滋養著華人世界，也正是因為它的包容造就漢唐盛世，也讓澳門這座南方小城包容來自歐美等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種族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延綿，所以尋根恰是回歸到“中華文化”的主流，對於我們這一代澳門人以及下一代有著迫切的必要。
觀察回歸後，港澳兩地與內地同胞所產生的矛盾，主要基於文化差異，這種表面的衝突背後，更是因為不少人對於中華文化了解的薄弱，帶著更多“文明衝突論”的有色眼鏡來看內地社會與同胞，從而讓社會浮動不安，於己於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今日藉助確立澳門的“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角色，其實是中華文化更大的自信與包容的展現：突出主流，彰顯多元，從而讓社會在五彩繽紛中凝聚認同，向前進步。
親密小城，多元積澱
澳門，有別於灣區內的城市，因為獨特的中葡交融的歷史，使得在這座微型城市裡，雖然道路、地域狹小，但每走幾步，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或中式或西式，尤其是那些建築與色彩帶給遊客與居民的視覺震撼。因為“小”，額外給了這座城市獨有的“親密感”、“親近感”，無論是建築物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你可以在澳門核心的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區看到“大三巴”遺址，從中去觸摸過去五百年來天主教在澳門發展的軌跡與人、事、物的變遷;而讓你驚喜的是這種東亞天主教昔日的中心地標的旁邊就是一座中國式的傳統宮廟：哪吒廟，供奉著哪吒三太子這樣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仙”，所以因為城市的包容與親密，在這裡中西文化不僅充分的“生活化”，連宗教與神明似乎都跨越了那個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並肩接受者歷史的洗禮與遊人的好奇。
也是因為澳門的小，澳門人的人際關係在兩岸四地來看顯得更加親密，澳門人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互幫互助的各種社團，所塑造的社團文化至今仍然是澳門社會的關鍵影響力量之一。因為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做事，不僅維繫著社團的生存，為不同團體發出各自的呼籲，也為澳門這片土地的永續發展貢獻著彼此的力量，生命的共同體就在這種互相幫助、扶持中形成，使得澳門歷經數百年發展，也依舊平和穩定。當內地不少親朋前來澳門時，很多人都會驚歎著澳門的街巷特色與澳門獨有的人情味與社團文化，這其實何嘗不是中華文化在發展中最重要的團結、和諧的象征。而澳門在葡國統治的百年與葡國文化影響的五百年中，自然會湧現不少的葡國文化元素，一磚一瓦，一飯一食中，有些可以輕易區分，有些早已“中西難辨”，這些某種程度要追溯到葡國文化的特色：鬆散、隨和。無論是葡萄牙的社會文化風格還是來到澳門後的葡國文化，其實與英國的強勢比較起來，葡國顯得更加隨意、隨性一些，沒有太多強制性的要求，反而讓中華文化與葡國文化在此能夠融合，彼此有界限，彼此亦有融合，形成了今天獨有的“澳門特色”。所以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在這片土地的和諧共存，恰是此處最大的文化魅力所在。
時至今日，都有不少兩岸三地乃至華人世界的文化人士或者學者前來澳門考察研究，探訪不少在當地已經逐漸消失的中華文化元素。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澳門保留了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大量元素：廟宇、科儀等，而佛教文化、儒教文化同樣在澳門有大量的典籍、記錄乃至建築等外在設施存在，得益於近現代歷史上澳門幾乎未曾遭遇戰火，所以宗教以及宗教象征的建築、背後的文化都沒有出現在斷層。而百餘年前，自澳門正式進入葡國殖民時代而言，大量的愛國人士組織了愛國社團，除了互幫互助外，也在保護著華人傳統的文化習俗與方式，確保不被強迫更改與中斷，某種程度上這些社團在傳承著中華文化，也始終保留著與內地的血脈相連。所以澳門從來就不是所謂的“文化沙漠”，這座城市也從來不缺乏素材，例如在雀仔園舉辦“土地誕”期間，我們就曾組織文化之旅，邀請作家前來采風，土地誕的值理會更是帶著作家們領略澳門街巷的風采，將很多細微的文化元素分享給作家。其實澳門類似的魯班廟、土地廟等傳統文化的廟宇、街道就在我們身邊，只是往往一走而過，我們忽略了駐足觀看與思考，從而缺乏系統的了解、觀看、整理這座城市的文化元素。所以如今“文化交流基地”的確立是將以往我們未曾重視的元素重新拾起，鼓勵澳門在地人、作家、學者、政府人員更好地挖掘、保育澳門這塊土地積澱下的厚重中華文化元素。
同樣，多元文化的要素在澳門更是異彩紛呈。由於葡國文化的長期浸染，它所留下的建築，葡式文化所重視的美學維護、街區保護乃至限制樓高等都充分維護了這座城市的城市美學，所以比起港英政府的強勢，至少葡國政府尊重了多元文化並存的事實，為澳門留下了今天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當初葡國政府為了維持葡人族群的優越性，甚至不強迫中國人學習葡文，不允許中國人進入政府核心體系，在政治上的不公平與壓迫，反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是一種特殊的維護，至少它對於澳門原本的中華文化沒有展現過多的侵略性。包含澳門的學制，在過去乃至回歸後，澳門的教育學制，尤其是中小學仍然以私立為主，政府尊重每個學校的辦學風格、教材與課程設置包含其中的宗教元素，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強制手段，澳門教育局的尊重辦學自由，雖然帶來辦學質量的參差不齊，但從文化包容的角度，它給了社會更大的選擇與文化自主權，讓多元文化從未受到嚴重打壓，反而是在新時期不斷獲取自己成長的雨露，茁壯成長。 所以澳門一路走來，多元的色彩從未消失，這座城市的中西魅力在歷史前進的步伐中也在不斷更新發展。因而對於每一位來過澳門、即將要來此的朋友，我們都希望他可以有機會走入澳門的街巷，去看這座城市數百年留下的各種痕跡與獨有的韻味，去尋找這座城市濃濃的人情味與深層次的多元文化活力。
情懷之間，澳門文學的成長
文化的生命延展在文學，而文學其實是每個地區都需要的精神食糧，儘管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的世界會提供出更多、更好地作品，但是在地文學依舊記錄著這座城市的過往、現在與期待的為未來，而這座城市的人也需要藉助在地文學來抒發自己的情懷，所以文學不是簡單抱持著精英主義的情懷，更需要傳承與大眾傳播。
回歸前，澳門一群文學的愛好者默默地在記錄與寫作，通過本地報刊發表一些作品，但這些作品始終只能擁有小眾的閱讀者，因為彼時未能真正走進澳門的教育系統與教科書內，在回歸前澳門沒有自己的教科書，不是採用內地版本就是香港版本，所以那一代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在書本中讀到澳門本地的文學作品。當然也由於那時的文學創作沒有太多限制，靠文學愛好者以社團的方式維護、維持著澳門文學的生存，因而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顯得更加純粹，當時的作者不會在市場化的氛圍中尋求自己的身價，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作家們為興趣放下身價，如：既是主講嘉賓，又是搬運工人，又能佈置會場，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作家保留著這份簡單素樸的追求，身體力行地為文學獻身。
而回歸後，乘著澳門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大家開始思考為何作家不可以職業化，文學在社會、文化價值外為何不可以有自己的商業價值，逐漸地大家開始努力建構起一種體制與市場規範，漸漸明白社會應該要尊重作家的知識產權，對於文稿的寫作要有稿費報酬，即享有著作版權。但是在新舊追求之間，難免有失衡問題，如：作品集結成書後，理應是用作出售的，但由於市場太小，書容易賣不出去，只能採取贈送的方式加大傳播與閱讀頻率，因為無人買，就沒有辦法形成合理的市場化機制，也就對於本地文學的傳播與深度成長產生阻礙。而大灣區的確立，在此時恰恰給了一個重要的“出路”：未來澳門的市場不僅僅在本土，更有灣區9+2的城市圈，雖然我們面對到巨大的競爭與挑戰，但這何嘗不是激勵我們在此中拼出一條出路，帶著澳門特色在灣區找到發光發熱的角色與舞台。現在，仍有不少作者嘗試向外發展，例如：前往香港進行文學創作，甚至找一份糊口的職業以供養自己的作家夢。未來，期望大灣區能夠為我們帶來新的機遇與市場。
隨著灣區建設的進一步推進，我個人來看是機遇大於挑戰。在大灣區建設之中，澳門人不一定是最大的贏家，但我們擁有了更大的舞台與市場，可以更好地磨練自己，找到適合的角色。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澳門在灣區中擁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也要更主動地表現我們的文化特質，從而推動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設。
文以載道，開放看灣區
看到澳門文學界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乃至學生的加入，就會想到自己當初接觸文學的情景，在學生時代，文學作為自己的愛好，成為了自我抒發的渠道，在一些比賽中初露鋒芒。而我自己的大學專業是教育，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我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學對於社會教化的作用。雖然不少人認為文學要追求藝術高度與美學，但我相信文以載道，文學除了代表美的追求外，文學與教育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紐帶。當媽媽以後，更是覺得應該講好故事給小朋友聽，於是開始意識到要推動親子教育。長期以來，澳門人的文化自信不強，一度都在提及香港時才可能被說起，更被誤以為是“文化沙漠”，但其實澳門有非常多的文化元素，文化底蘊如同寶玉藏在玉石當中，尚待發掘。為此，我希望藉著兒童文學的創作，讓孩子能接觸本土文化，了解澳門故事，讓澳門的優秀文化得以承傳。後來因緣際會，我進入教青局擔任家長義工，開設兒童文藝專欄，招募一批推動親子教育的義工，共同來創作兒童故事，但作為季刊，發表量太少。後來再應民政總署圖書館之邀編撰《小城大世界兒童文學精選》以及《小城小故事兒童故事精選》，讓兒童文學創作更加在地化。但始終在政府體制內的出版物不能作長時間的外銷，影響力有限。有鑒於此，一個平臺的整合顯得更加必要，在當時澳門筆會湯梅笑理事長的支持下，我們籌辦了正式的兒童文學創作平台，通過出版刊物等形式，走進社區、校園，如：圖書館、公園、弱勢團體等，進一步開展親子講座，分享澳門的兒童文學等，讓本澳的老師、家長與學生更多地了解了屬於澳門人自己的故事。此外，我們還積極走出去，如：參加“南國書香節”活動，讓其他地區的民眾也能看到更多元的澳門文化，並藉著文化的交流吸收更多的養分，促進自身的成長與提升。
作家是文化的記錄者，也是守護人。除了保護，“活化”也很重要，如何藉助市場化、商業化的手段來宣傳文化元素，又保障一些文藝工作者的收入來源，是文化創意產業化發展的重要課題，值得所有文化界人士努力探索。多元和具有生命力的文學書寫，其實也是一個尋回文化自信的過程，我們的文化自信不是單單是我覺得驕傲，而是我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根源認同，確立“基地”角色
歷經葡國政府統治以及自我歷史的忽視，雖然作為土生土長的澳門人，面對自己的從前似乎多有迷失感，對於我們文化的根，也充滿著重新尋回的期盼，對於大多數華人而言，我們因為文化，因為根源的認同，才更加堅定了我們文化意義中的“澳門人”身份。在最新的《大灣區規劃綱要》中再次明確了澳門要建構起“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文化合作交流基地，這樣新的澳門角色定位，不僅僅是鼓勵澳門人產生文化的認同與接納來自不同文明、族群的多元文化，更是鼓勵我們在這個多元激蕩的時代中重新尋回我們的根。中華文化千百年來滋養著華人世界，也正是因為它的包容造就漢唐盛世，也讓澳門這座南方小城包容來自歐美等不同國家地區的文化、種族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延綿，所以尋根恰是回歸到“中華文化”的主流，對於我們這一代澳門人以及下一代有著迫切的必要。
觀察回歸後，港澳兩地與內地同胞所產生的矛盾，主要基於文化差異，這種表面的衝突背後，更是因為不少人對於中華文化了解的薄弱，帶著更多“文明衝突論”的有色眼鏡來看內地社會與同胞，從而讓社會浮動不安，於己於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今日藉助確立澳門的“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角色，其實是中華文化更大的自信與包容的展現：突出主流，彰顯多元，從而讓社會在五彩繽紛中凝聚認同，向前進步。
親密小城，多元積澱
澳門，有別於灣區內的城市，因為獨特的中葡交融的歷史，使得在這座微型城市裡，雖然道路、地域狹小，但每走幾步，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或中式或西式，尤其是那些建築與色彩帶給遊客與居民的視覺震撼。因為“小”，額外給了這座城市獨有的“親密感”、“親近感”，無論是建築物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你可以在澳門核心的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區看到“大三巴”遺址，從中去觸摸過去五百年來天主教在澳門發展的軌跡與人、事、物的變遷;而讓你驚喜的是這種東亞天主教昔日的中心地標的旁邊就是一座中國式的傳統宮廟：哪吒廟，供奉著哪吒三太子這樣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仙”，所以因為城市的包容與親密，在這裡中西文化不僅充分的“生活化”，連宗教與神明似乎都跨越了那個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並肩接受者歷史的洗禮與遊人的好奇。
也是因為澳門的小，澳門人的人際關係在兩岸四地來看顯得更加親密，澳門人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互幫互助的各種社團，所塑造的社團文化至今仍然是澳門社會的關鍵影響力量之一。因為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做事，不僅維繫著社團的生存，為不同團體發出各自的呼籲，也為澳門這片土地的永續發展貢獻著彼此的力量，生命的共同體就在這種互相幫助、扶持中形成，使得澳門歷經數百年發展，也依舊平和穩定。當內地不少親朋前來澳門時，很多人都會驚歎著澳門的街巷特色與澳門獨有的人情味與社團文化，這其實何嘗不是中華文化在發展中最重要的團結、和諧的象征。而澳門在葡國統治的百年與葡國文化影響的五百年中，自然會湧現不少的葡國文化元素，一磚一瓦，一飯一食中，有些可以輕易區分，有些早已“中西難辨”，這些某種程度要追溯到葡國文化的特色：鬆散、隨和。無論是葡萄牙的社會文化風格還是來到澳門後的葡國文化，其實與英國的強勢比較起來，葡國顯得更加隨意、隨性一些，沒有太多強制性的要求，反而讓中華文化與葡國文化在此能夠融合，彼此有界限，彼此亦有融合，形成了今天獨有的“澳門特色”。所以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在這片土地的和諧共存，恰是此處最大的文化魅力所在。
時至今日，都有不少兩岸三地乃至華人世界的文化人士或者學者前來澳門考察研究，探訪不少在當地已經逐漸消失的中華文化元素。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澳門保留了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大量元素：廟宇、科儀等，而佛教文化、儒教文化同樣在澳門有大量的典籍、記錄乃至建築等外在設施存在，得益於近現代歷史上澳門幾乎未曾遭遇戰火，所以宗教以及宗教象征的建築、背後的文化都沒有出現在斷層。而百餘年前，自澳門正式進入葡國殖民時代而言，大量的愛國人士組織了愛國社團，除了互幫互助外，也在保護著華人傳統的文化習俗與方式，確保不被強迫更改與中斷，某種程度上這些社團在傳承著中華文化，也始終保留著與內地的血脈相連。所以澳門從來就不是所謂的“文化沙漠”，這座城市也從來不缺乏素材，例如在雀仔園舉辦“土地誕”期間，我們就曾組織文化之旅，邀請作家前來采風，土地誕的值理會更是帶著作家們領略澳門街巷的風采，將很多細微的文化元素分享給作家。其實澳門類似的魯班廟、土地廟等傳統文化的廟宇、街道就在我們身邊，只是往往一走而過，我們忽略了駐足觀看與思考，從而缺乏系統的了解、觀看、整理這座城市的文化元素。所以如今“文化交流基地”的確立是將以往我們未曾重視的元素重新拾起，鼓勵澳門在地人、作家、學者、政府人員更好地挖掘、保育澳門這塊土地積澱下的厚重中華文化元素。
同樣，多元文化的要素在澳門更是異彩紛呈。由於葡國文化的長期浸染，它所留下的建築，葡式文化所重視的美學維護、街區保護乃至限制樓高等都充分維護了這座城市的城市美學，所以比起港英政府的強勢，至少葡國政府尊重了多元文化並存的事實，為澳門留下了今天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當初葡國政府為了維持葡人族群的優越性，甚至不強迫中國人學習葡文，不允許中國人進入政府核心體系，在政治上的不公平與壓迫，反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是一種特殊的維護，至少它對於澳門原本的中華文化沒有展現過多的侵略性。包含澳門的學制，在過去乃至回歸後，澳門的教育學制，尤其是中小學仍然以私立為主，政府尊重每個學校的辦學風格、教材與課程設置包含其中的宗教元素，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強制手段，澳門教育局的尊重辦學自由，雖然帶來辦學質量的參差不齊，但從文化包容的角度，它給了社會更大的選擇與文化自主權，讓多元文化從未受到嚴重打壓，反而是在新時期不斷獲取自己成長的雨露，茁壯成長。 所以澳門一路走來，多元的色彩從未消失，這座城市的中西魅力在歷史前進的步伐中也在不斷更新發展。因而對於每一位來過澳門、即將要來此的朋友，我們都希望他可以有機會走入澳門的街巷，去看這座城市數百年留下的各種痕跡與獨有的韻味，去尋找這座城市濃濃的人情味與深層次的多元文化活力。
情懷之間，澳門文學的成長
文化的生命延展在文學，而文學其實是每個地區都需要的精神食糧，儘管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的世界會提供出更多、更好地作品，但是在地文學依舊記錄著這座城市的過往、現在與期待的為未來，而這座城市的人也需要藉助在地文學來抒發自己的情懷，所以文學不是簡單抱持著精英主義的情懷，更需要傳承與大眾傳播。
回歸前，澳門一群文學的愛好者默默地在記錄與寫作，通過本地報刊發表一些作品，但這些作品始終只能擁有小眾的閱讀者，因為彼時未能真正走進澳門的教育系統與教科書內，在回歸前澳門沒有自己的教科書，不是採用內地版本就是香港版本，所以那一代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在書本中讀到澳門本地的文學作品。當然也由於那時的文學創作沒有太多限制，靠文學愛好者以社團的方式維護、維持著澳門文學的生存，因而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顯得更加純粹，當時的作者不會在市場化的氛圍中尋求自己的身價，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作家們為興趣放下身價，如：既是主講嘉賓，又是搬運工人，又能佈置會場，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作家保留著這份簡單素樸的追求，身體力行地為文學獻身。
而回歸後，乘著澳門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大家開始思考為何作家不可以職業化，文學在社會、文化價值外為何不可以有自己的商業價值，逐漸地大家開始努力建構起一種體制與市場規範，漸漸明白社會應該要尊重作家的知識產權，對於文稿的寫作要有稿費報酬，即享有著作版權。但是在新舊追求之間，難免有失衡問題，如：作品集結成書後，理應是用作出售的，但由於市場太小，書容易賣不出去，只能採取贈送的方式加大傳播與閱讀頻率，因為無人買，就沒有辦法形成合理的市場化機制，也就對於本地文學的傳播與深度成長產生阻礙。而大灣區的確立，在此時恰恰給了一個重要的“出路”：未來澳門的市場不僅僅在本土，更有灣區9+2的城市圈，雖然我們面對到巨大的競爭與挑戰，但這何嘗不是激勵我們在此中拼出一條出路，帶著澳門特色在灣區找到發光發熱的角色與舞台。現在，仍有不少作者嘗試向外發展，例如：前往香港進行文學創作，甚至找一份糊口的職業以供養自己的作家夢。未來，期望大灣區能夠為我們帶來新的機遇與市場。
隨著灣區建設的進一步推進，我個人來看是機遇大於挑戰。在大灣區建設之中，澳門人不一定是最大的贏家，但我們擁有了更大的舞台與市場，可以更好地磨練自己，找到適合的角色。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澳門在灣區中擁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也要更主動地表現我們的文化特質，從而推動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設。
文以載道，開放看灣區
看到澳門文學界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乃至學生的加入，就會想到自己當初接觸文學的情景，在學生時代，文學作為自己的愛好，成為了自我抒發的渠道，在一些比賽中初露鋒芒。而我自己的大學專業是教育，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我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學對於社會教化的作用。雖然不少人認為文學要追求藝術高度與美學，但我相信文以載道，文學除了代表美的追求外，文學與教育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紐帶。當媽媽以後，更是覺得應該講好故事給小朋友聽，於是開始意識到要推動親子教育。長期以來，澳門人的文化自信不強，一度都在提及香港時才可能被說起，更被誤以為是“文化沙漠”，但其實澳門有非常多的文化元素，文化底蘊如同寶玉藏在玉石當中，尚待發掘。為此，我希望藉著兒童文學的創作，讓孩子能接觸本土文化，了解澳門故事，讓澳門的優秀文化得以承傳。後來因緣際會，我進入教青局擔任家長義工，開設兒童文藝專欄，招募一批推動親子教育的義工，共同來創作兒童故事，但作為季刊，發表量太少。後來再應民政總署圖書館之邀編撰《小城大世界兒童文學精選》以及《小城小故事兒童故事精選》，讓兒童文學創作更加在地化。但始終在政府體制內的出版物不能作長時間的外銷，影響力有限。有鑒於此，一個平臺的整合顯得更加必要，在當時澳門筆會湯梅笑理事長的支持下，我們籌辦了正式的兒童文學創作平台，通過出版刊物等形式，走進社區、校園，如：圖書館、公園、弱勢團體等，進一步開展親子講座，分享澳門的兒童文學等，讓本澳的老師、家長與學生更多地了解了屬於澳門人自己的故事。此外，我們還積極走出去，如：參加“南國書香節”活動，讓其他地區的民眾也能看到更多元的澳門文化，並藉著文化的交流吸收更多的養分，促進自身的成長與提升。
作家是文化的記錄者，也是守護人。除了保護，“活化”也很重要，如何藉助市場化、商業化的手段來宣傳文化元素，又保障一些文藝工作者的收入來源，是文化創意產業化發展的重要課題，值得所有文化界人士努力探索。多元和具有生命力的文學書寫，其實也是一個尋回文化自信的過程，我們的文化自信不是單單是我覺得驕傲，而是我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可以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