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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短信，几十位朋友，10万元钱，700件羽绒服。
王樯作为普通的城市中产的一员，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子，帮助四川灾区一所学校的孩子们解决了过冬的衣物。
她没有因为慈善而放弃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而淡漠对于他人的关心
“我和您确认一下，这些羽绒服都是给孩子的，对吧。这个事情咱要弄清楚，别出现什么别的问题。不是说500个学生吗，怎么变成700了？哦，还有幼儿园的是吧。我们是计划买500件的，羽绒服厂那边说可以捐赠200件，我们尽力吧。”
王樯坐在她公司一层的会客厅里，给绵阳桑枣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打电话。午后的阳光从通透的玻璃中洒进来，幽雅而安静。这是北京冬季的一个下午。这天早晨，王樯刚刚从四川灾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王樯是这家会所的公关部经理，她穿着黑色套裙，黑色上衣，胸前坠着一条红宝石项链。一天前，她还裹着羽绒服穿着牛仔裤奔波在四川绵阳灾区落实公司的一笔捐款。
在四川，王樯偶然发现，桑枣镇第二小学的学生们还穿着单衣。校长说，一些棉衣发给了特别困难的家庭。他自己现在正在想办法买一些棉花给学生们做一些棉袄。王樯对校长说，“孩子们爱动，棉衣又不隔潮，还是羽绒服合适。”校长小声说，“羽绒服太贵了。”于是王樯开始琢磨动用自己朋友圈子的力量帮助孩子们解决过冬的衣物。
她和校长立刻统计数字，500个学生，每人200元，一共10万元。很快，王樯编辑了一条短信，群发给朋友们，说明情况，希望大家能够认捐。她所认识的朋友大多和她一样，事业有成，中产，她希望能够有人伸出援手。半个小时之后，王樯收到二十七八条短信回复，一共筹集了3万5千元钱。校长很惊讶，“这么快啊。”王樯把短信保存在手机里，回到北京开始落实购买羽绒服的具体事宜。
“你是不是应该让羽绒服厂家把一些样板发给咱看看，不然的话不知道他们做成什么样子。”王樯的一位同事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说，“这是我捐的钱。”同事把一个信封交给她。“对，我会让对方把几个样子发过来，这个不难。哟，钱比你说的多1000啊。”王樯开始在纸上记录下姓名以及捐款数字。
王樯有一个计划，她在绵阳当地托付一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第三方，负责接收这批羽绒服，分发给学生之后，她要求对方寄来照片，最后把捐款的落实情况写成一封信附上照片发给每一个参与捐款的人。“我希望对这些朋友有个交代，而且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也会有参与感。我不想让他们只觉得捐的钱就是个数字。”王樯一边做记录一边说。
王樯也有顾虑。有朋友打来电话询问，“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加入了某个组织？”她知道，对于给灾区捐款，朋友们也有着各自的考虑。于是，她在灾区当地找到那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中间人。“毕竟校长在那边是说了算的，有个第三方比较好。”王樯对记者说。
其实，这件事情也并非轻而易举。她的短信发出之后，有几个特别亲近的朋友并没有理会她。回到北京，王樯心里也有些难受，她见到那些朋友忍不住去问，“你收到我短信了吗？”对方说，“收到了啊。”然后，对方不再理会。王樯也就没办法再继续说下去。“后来我想，这本来就是自愿的事情，何必强迫呢。我得转变心态。”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
王樯的办公室并不大，桌边放着四双不同款式的高跟鞋，书架上有她儿子的照片，旁边摆放着两个熊猫毛绒玩具，桌子上放着化妆品和香水。
她幽雅地端起杯子，“我这水里是加了蜂蜜的。”她笑笑说。王樯在生活上有着对细节近乎完美的要求，比如她从来不喝凉水，水温必须适中，必须添加蜂蜜。家里的布置都是她亲自构思，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家具，她宁愿花时间定做，房间里必须每天有鲜花，办公室要有适当的音乐和香味。
“我家里装修之后，都上了《时尚家居》当样板间呢。”王樯笑着说。
和王樯一起工作5年的同事陈怡姗说，“我们的台历，客用品，工作手册等等都是我们公关部设计出来的。对于把关，细节的掌握，包括品位，都要Shiley去定。”陈怡姗更习惯称呼王樯的英文名字，“对于工作，她作为部门经理，她要求很高的。但是性格上，对人很宽容，有时候我就说，她的部分性格比爷们还爷们。”
王樯的同事们说，她平日里会私下关心手下职员的生活。从服装穿着到职业规划，她都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和她认识多年的一位朋友，王樯负责的内刊的撰稿人杨澄说，“她手下的姑娘过生日，她都会送个礼物，然后召集大家出去吃饭。”
“有时周一上班，她会和亲近的同事说，周末带着儿子去做义卖了。”陈怡姗说。这次为灾区的孩子捐助冬衣是王樯偶发的念头。但她平时会做一些她自认为的“小事”。两年前她偶然知道一些脑瘫的残疾人在自己设计制作台历，第一年王樯自己购买了20本，然后卖给同事和朋友，第二年，她购买了50本。因为王樯的儿子出生时，心脏有一些小问题，幸运的是后来自然痊愈。作为母亲，她对孩子这个群体开始更多的关注。从半年前，王樯开始和北京一家爱心之家保持联系。她想资助一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弃儿。有时，她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选择做一些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都有益的事情。比如，她想和四川灾区的一个家庭结成对子，让对方的孩子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成长。
王樯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首先她自己是一个身在职场的职业人，她做慈善的前提是不会打扰自己的工作，甚至还可以推进自己的工作。她自己承认，“我生活的环境确实是美食，美酒，美人，会要求完美。我也想享受生活中该享受的一切。”她不想成为悲悲切切的职业慈善家。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享受。“这个事情是我释放压力的最好方法，我就是在打心灵羽毛球。说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帮助了孩子还是孩子成全了我。”她说。
“说真话，我毕竟没洒脱到说走就走的地步，我拿着这份薪水应该对得起。”王樯说，“做这些事应该量力而行。”她也坦言，自己做了这些慈善，公众知道之后对于她所在的公司也是一种形象的提升。
下午4点50分，王樯给羽绒服厂家的老板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嘱咐对方羽绒含量要过关。“厂家说马上开工，一周之后羽绒服就可以发到孩子手里。”挂了电话，王樯显得很高兴，“服装厂也愿意献这个爱心，我还能从中牵线搭桥，这多好。”
王樯作为普通的城市中产的一员，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子，帮助四川灾区一所学校的孩子们解决了过冬的衣物。
她没有因为慈善而放弃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而淡漠对于他人的关心
“我和您确认一下，这些羽绒服都是给孩子的，对吧。这个事情咱要弄清楚，别出现什么别的问题。不是说500个学生吗，怎么变成700了？哦，还有幼儿园的是吧。我们是计划买500件的，羽绒服厂那边说可以捐赠200件，我们尽力吧。”
王樯坐在她公司一层的会客厅里，给绵阳桑枣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打电话。午后的阳光从通透的玻璃中洒进来，幽雅而安静。这是北京冬季的一个下午。这天早晨，王樯刚刚从四川灾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王樯是这家会所的公关部经理，她穿着黑色套裙，黑色上衣，胸前坠着一条红宝石项链。一天前，她还裹着羽绒服穿着牛仔裤奔波在四川绵阳灾区落实公司的一笔捐款。
在四川，王樯偶然发现，桑枣镇第二小学的学生们还穿着单衣。校长说，一些棉衣发给了特别困难的家庭。他自己现在正在想办法买一些棉花给学生们做一些棉袄。王樯对校长说，“孩子们爱动，棉衣又不隔潮，还是羽绒服合适。”校长小声说，“羽绒服太贵了。”于是王樯开始琢磨动用自己朋友圈子的力量帮助孩子们解决过冬的衣物。
她和校长立刻统计数字，500个学生，每人200元，一共10万元。很快，王樯编辑了一条短信，群发给朋友们，说明情况，希望大家能够认捐。她所认识的朋友大多和她一样，事业有成，中产，她希望能够有人伸出援手。半个小时之后，王樯收到二十七八条短信回复，一共筹集了3万5千元钱。校长很惊讶，“这么快啊。”王樯把短信保存在手机里，回到北京开始落实购买羽绒服的具体事宜。
“你是不是应该让羽绒服厂家把一些样板发给咱看看，不然的话不知道他们做成什么样子。”王樯的一位同事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说，“这是我捐的钱。”同事把一个信封交给她。“对，我会让对方把几个样子发过来，这个不难。哟，钱比你说的多1000啊。”王樯开始在纸上记录下姓名以及捐款数字。
王樯有一个计划，她在绵阳当地托付一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第三方，负责接收这批羽绒服，分发给学生之后，她要求对方寄来照片，最后把捐款的落实情况写成一封信附上照片发给每一个参与捐款的人。“我希望对这些朋友有个交代，而且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也会有参与感。我不想让他们只觉得捐的钱就是个数字。”王樯一边做记录一边说。
王樯也有顾虑。有朋友打来电话询问，“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加入了某个组织？”她知道，对于给灾区捐款，朋友们也有着各自的考虑。于是，她在灾区当地找到那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中间人。“毕竟校长在那边是说了算的，有个第三方比较好。”王樯对记者说。
其实，这件事情也并非轻而易举。她的短信发出之后，有几个特别亲近的朋友并没有理会她。回到北京，王樯心里也有些难受，她见到那些朋友忍不住去问，“你收到我短信了吗？”对方说，“收到了啊。”然后，对方不再理会。王樯也就没办法再继续说下去。“后来我想，这本来就是自愿的事情，何必强迫呢。我得转变心态。”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
王樯的办公室并不大，桌边放着四双不同款式的高跟鞋，书架上有她儿子的照片，旁边摆放着两个熊猫毛绒玩具，桌子上放着化妆品和香水。
她幽雅地端起杯子，“我这水里是加了蜂蜜的。”她笑笑说。王樯在生活上有着对细节近乎完美的要求，比如她从来不喝凉水，水温必须适中，必须添加蜂蜜。家里的布置都是她亲自构思，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家具，她宁愿花时间定做，房间里必须每天有鲜花，办公室要有适当的音乐和香味。
“我家里装修之后，都上了《时尚家居》当样板间呢。”王樯笑着说。
和王樯一起工作5年的同事陈怡姗说，“我们的台历，客用品，工作手册等等都是我们公关部设计出来的。对于把关，细节的掌握，包括品位，都要Shiley去定。”陈怡姗更习惯称呼王樯的英文名字，“对于工作，她作为部门经理，她要求很高的。但是性格上，对人很宽容，有时候我就说，她的部分性格比爷们还爷们。”
王樯的同事们说，她平日里会私下关心手下职员的生活。从服装穿着到职业规划，她都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和她认识多年的一位朋友，王樯负责的内刊的撰稿人杨澄说，“她手下的姑娘过生日，她都会送个礼物，然后召集大家出去吃饭。”
“有时周一上班，她会和亲近的同事说，周末带着儿子去做义卖了。”陈怡姗说。这次为灾区的孩子捐助冬衣是王樯偶发的念头。但她平时会做一些她自认为的“小事”。两年前她偶然知道一些脑瘫的残疾人在自己设计制作台历，第一年王樯自己购买了20本，然后卖给同事和朋友，第二年，她购买了50本。因为王樯的儿子出生时，心脏有一些小问题，幸运的是后来自然痊愈。作为母亲，她对孩子这个群体开始更多的关注。从半年前，王樯开始和北京一家爱心之家保持联系。她想资助一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弃儿。有时，她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选择做一些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都有益的事情。比如，她想和四川灾区的一个家庭结成对子，让对方的孩子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成长。
王樯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首先她自己是一个身在职场的职业人，她做慈善的前提是不会打扰自己的工作，甚至还可以推进自己的工作。她自己承认，“我生活的环境确实是美食，美酒，美人，会要求完美。我也想享受生活中该享受的一切。”她不想成为悲悲切切的职业慈善家。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享受。“这个事情是我释放压力的最好方法，我就是在打心灵羽毛球。说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帮助了孩子还是孩子成全了我。”她说。
“说真话，我毕竟没洒脱到说走就走的地步，我拿着这份薪水应该对得起。”王樯说，“做这些事应该量力而行。”她也坦言，自己做了这些慈善，公众知道之后对于她所在的公司也是一种形象的提升。
下午4点50分，王樯给羽绒服厂家的老板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嘱咐对方羽绒含量要过关。“厂家说马上开工，一周之后羽绒服就可以发到孩子手里。”挂了电话，王樯显得很高兴，“服装厂也愿意献这个爱心，我还能从中牵线搭桥，这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