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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几友好医院，一天停十几次电是常事。尽管医院有备用发电机，但在给病人做胃镜时停电，这时胃镜已经进入胃里却没法工作，还不能拔出来，病人即便不舒服也只好躺在那
4月5日在中国阴历里是三月初六，也是对逝者寄托哀思的清明节。援非医生吴素萍的面前摆放着一个火盆，和一叠自制的纸钱，这是为她的同事兼朋友盖斯姆准备的。4天前，这位朋友永远地离开了她。
事情源于3月17日，吴素萍所在的医院收治的一位病人，该患者入院后很快地出现了皮肤、黏膜出血及脑出血现象，入院三天后即死亡。不过这在缺医少药、疫病频发的非洲，并算不上一件稀奇事。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导致这位患者死亡的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埃博拉病毒。
随后，疫情在这所医院暴发，当时的接诊医生盖斯姆是事件中六名死亡的几内亚医护人员之一，值班医生盖达也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吴素萍与另一位同事曹广被隔离，而在宣布隔离的那一刻，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领队孔晴宇告诉他们：“13亿中国人里，你们可能离‘埃博拉’最近了。”
没想到21世纪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2012年8月15日，包括吴素萍在内的19名队员组成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来到了世界上最穷的十个国家之一的几内亚。
一万两千公里，24个小时飞机，跨越亚、欧、非三洲，是吴素萍对这趟旅程的最初印象。尽管在颠簸的飞机上已经千万次想过非洲的模样，却仍然遏制不住心情的忐忑。在刚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吴素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想到21世纪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由于在进驻中几友好医院之前要与前一批的队员进行工作交接，医疗队队员们暂时住在科纳克里一个中国人开的酒店里。医疗队下榻的酒店属于市中心，但这里并没有“市中心”的样子，夜晚只有一条马路有路灯，酒店周围都是贫民窟，满目疮痍。几天的工作交接下来，吴素萍开始对“贫乏”有了新的认识。
工作交接完成，医疗队便奔赴距离科纳克里东北15公里外的中几友好医院。中几友好医院是由中国政府援建，于2012年4月11日正式开始运营，医疗队的医生宿舍就在医院旁边。一人一室一厅，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的配置让吴素萍心中宽慰不少，“虽然电视能收到的频道少，但总算能看到北京卫视等几个台，不至于让自己与国内脱轨”。
虽然援非医生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几内亚的医疗条件却很落后。即便在首都科纳克里，也只有中几、东塔、贾斯汀三家医院，并不能满足当地人需要。以前没有中几友好医院时，中国医生只能在贾斯汀医院工作，这家医院是法国人20世纪20年代援建的，检测器材等很落后。“这里人均寿命只有五十几岁。虽然中几医院配备了不少医疗设施，但总体还是比较简陋。”吴素萍说，“而且，医院床位数只有100来张，目标服务人群还是锁定于几内亚相对高端消费阶层。”
首当其冲的便是缺少医疗器材，虽然中几友好医院对生化检测、放射科等提供的医疗器材比较好，但胃镜室这边就相对简陋了。吴素萍说，后来国内给这边捐献了一个显微胃镜，但照出来的图像依然看不清。
让吴素萍最头疼的是这里的防护措施非常不到位。她还记得第一次到胃镜室的情景：狭窄的胃镜室，没有清洗消毒胃镜的设施，没有专门存放胃镜的镜柜，没有消毒液，甚至连最常见的酒精都没有。在中几友好医院的外科，甚至有手术后用矿泉水冲洗腹腔的情况。在手术前也不查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对医护人员来说危险非常大。“我们也没有隔离衣，只有普通的手套和帽子。这样的条件，其实根本没有条件进行胃镜手术和检查。”吴素萍说。
“当地医生的手套不好用，质量也不好，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很珍惜，一次性的手套只要没有破，就洗洗再晾干，下次还能用。”吴素萍很感慨，但更矛盾的是几内亚传染病肆虐，由于直接接触的就是病人体液和血液，不小心感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吴素萍自己的做法，一次性的手套使用完后必须丢弃。
尽管几内亚人被队长孔晴宇戏称为“非洲人里的上海人”，性格较为温和，但是他们也有倔强的一面。吴素萍的“讲究”成了当地医生眼里的“浪费”，甚至在她规劝其他医生注意卫生时，还遭到了他们反驳“我们就是达不到标准，几内亚都是这样”。一边是物资的严重匮乏，一边是对医疗标准的恪守，吴素萍心里暗暗问自己自己究竟该怎么办？
用纸交流病症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消毒液，由于医院不给提供，医生只能自己掏钱买消毒液，所以大家也不太愿意用。”吴素萍说，我自己就拿着队里配备的消毒片，到医院里配置成消毒液，也算是个心理安慰了。
“入乡隨俗吧”，吴素萍无奈地感叹，因为就算医生希望进行术前检查，医院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还好在来之前，吴素萍就准备了较厚的医用手套，接触病患时必须戴上口罩、手套，已经成为了平时工作中的习惯。
如果说手套、口罩之类的问题还能将就，那么诊断设备的缺乏则让她头疼不已。吴素萍是中国卫生部特意派给中几友好医院的胃镜专家，但医院的内窥镜设备的效果完全不能用，“图像看不清无法诊断，我也不能乱说忽悠人啊。”后来，吴素萍联系到安贞医院，将科室一台新买的显微镜送到了这边来。
“这台显微镜在海上飘荡了三个多月才到医院，当地医生看到新仪器拍摄效果后，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清晰的胃镜图像，”吴素萍说，就是用这台机器，自己为三百多例病患做了胃镜检查。
停电，则是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对吴素萍这位胃镜专家来说。在中几友好医院，一天停十几次电是常事。不过医院有备用发电机，只要停了十几分钟没来，发电机就自动发电。麻烦的就是在给病人做胃镜时停电，这时胃镜已经进入胃里却没法工作，还不能拔出来，病人即便不舒服也只好躺在那。别的科室还能拿手电和手机照着继续工作，但吴素萍他们只能难受地看着病人干等着。此外，医院电压不稳定，胃镜的灯泡还常常被烧坏。
语言不通同样困扰了吴素萍很长时间。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此前吴素萍特意接受过两个月的法语培训，但远远不能满足交流的需求。在和当地医生配合工作时，吴素萍想了个“纸面交流”办法：把所有和消化系统有关的疾病、症状等的中法文全部打印在纸上，到了需要与当地医生交流时，就用手指出相应的病症出来。“但如果出现不能沟通的问题就得找翻译。”吴素萍说，“医疗队里仅配备了一个翻译，队员们只能‘共用’，所以一般我会攒几个问题集中起来问。” 种菜，变成了她在这里最大的兴趣，一方面可以调解一下心情，另一方面还可以满足平时的饮食需求。在中几友好医院楼后的花园里，不仅有她和队员们种下的各种蔬菜，还有一些队员养几只母鸡，取名叫“英雄”、“感恩”、“仁义”和“战斗机”……队员们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里边的蛋，就是“英雄”、“仁义”它们下的。
吴素萍对几内亚的工作生活适应得越来越好。2013年底，吴素萍所在的胃镜室来了一位新搭档——28岁的医生盖达。盖达出生在几内亚，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了四年医学，懂中文、有基础，也对吴素萍很尊敬。一个月培训后，盖达很快学会了胃镜诊断和操作，顺利“搭班子”的吴素萍以为，接下来的9个月的援非任务会在和盖达的配合下圆满完成。但没想到，埃博拉病毒的暴发打破了几内亚的宁静。
隔离21天：曾想过安排后事
埃博拉又译作伊波拉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由此得名。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度在非洲暴发。
今年1月中旬，埃博拉再次暴发，但并没有引起几内亚政府的重视。直到3月17日，中几友好医院收治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入院三天后即死亡，被认定为中几医院首例因感染埃博拉致死的病患，这也拉开了埃博拉第四次大规模来袭的序幕。援非医疗队里没人想到，在还有4个月就要返回中国的时候，会猝然陷入埃博拉病毒笼罩的风暴中。
肆虐的风暴现在围绕着吴素萍和她的几位同事。盖达是当时的值班医生，与普外科医生曹广、盖斯姆一起参与了对这个病人的救治。3月18日，吴素萍一进办公室看到盖达，发现他看起来非常乏力，不过并没有发烧等其他症状。常年临床工作的吴素萍觉得很奇怪，但只是以为他上夜班累着了，也没有多想。
3月24日，一条来自几内亚官方的短信打破了医院的平静，称名为埃博拉的病毒在1月份出现在几内亚并开始扩散，请大家注意安全。此时，盖达突然发高烧的消息也传遍了医院。
3月27日，也就是盖达接触病人10天后，第一次被检测出埃博拉抗体阳性。由于盖达之后还与吴素萍有几次接触，他的确诊意味着吴素萍也“危险”了。当日下午，吴素萍正和队员们在驻地厨房里帮忙，队长孔晴宇突然走了过来，宣布吴素萍被隔离了。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到21天，所以隔离期为21天，与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普外科的曹广。
听到这个消息，吴素萍却是出人意料的淡定。由于国内从来没有过埃博拉疫情，吴素萍对这种病毒也一无所知，只当是非洲本地的一种传染病，“隔离是传染病最好的手段，既然和确诊病人接触了肯定得隔离，一是观察，二是切断传染途径”。
盖达随后被转往东塔医院，而这时中几友好医院已经基本不开张了，医疗队队员们就待在驻地里。在隔离期间，吴素萍和盖达有过一次短暂的通话，只知道盖达当时的状况非常虚弱，伴有严重腹泻的症状。由于埃博拉的治疗没有特效药，医院只能“对症下药”，发烧就吃退烧药，腹泻就吃止泻药，最多能够输点糖水盐水。
吴素萍的“淡定”只持续到4月1日，当天噩耗传来，参与救治那名埃博拉病患的医生盖斯姆因感染该病毒不治身亡，此后的几天，还有5名几内亚医护人员相继死亡。这时，处在隔离状态中的吴素萍，心情伴随着紧张也跌到了谷底。
在吴素萍的印象中，盖斯姆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喜欢别人叫自己“小盖”，还经常和队员们开玩笑聊天。每次见到吴素萍时，小盖都说：“老师，你好！想家没有？”他还曾在胃镜室用中文给吴素萍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小盖的死，让我觉得生命格外的脆弱。”吴素萍说。
然而，时间并没有因为盖斯姆的死亡而停止，隔离的日子还在继续。对吴素萍而言，每天最忐忑的时候莫过于量体温，一天测两次，并在医疗队建立的微信群里报告体温和状态。有时候体温稍微高一点，心里都会多想。“最糟糕的时候，想过去安排后事，准备要写点什么给儿子，不过最后还是没下去笔。”吴素萍回忆说。
隔离期间，吴素萍不主动和人群接触，每次都和大家错开时间单独出门。早上六点多出门散步，等七点多大家起床就回屋。大家午饭后回房，她就去菜地里拔草浇水，准备晚饭。她还时不时地和家里人聊聊天，却一直没有透露半句被隔离的消息，直到隔离期快结束，家里才知道。“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关于埃博拉的消息，说了也只能让家人担心，一点帮助也没有。”
同样备受隔离煎熬的还有同事曹广，他用467条微博写下“援非日记”，记录了隔离期间的点点滴滴。“他亲自接诊了那位埃博拉病人，接诊时没戴手套，而且隔了很久才去洗手。虽然在我面前表现得很淡定，但我能感到他的沉重。”吴素萍说。
被隔离的两人彼此扶持着渡过了艰难的时期，吴素萍担心曹广饭量大吃不饱，还常常中午自己烧汤给他送去。“现在觉得当时并不应该接触太多，但仍然非常感恩那段相互鼓励的日子。”
我们都是普通人，离拯救世界还远着
万幸的是，隔离期结束，吴素萍和曹广都没有出现发热等症状，当孔晴宇宣布解除隔离的一瞬间，吴素萍顿时觉得心落了地，“走出来以后对生活的看法和以前不一样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感覺无论什么东西，都没有人的生命重要。”
之后，好消息传来，盖达的埃博拉抗体检测呈阴性，体温也恢复正常。虽然东塔医院方面不允许，但是两次检查均没有问题后，盖达闹着离开了医院。吴素萍与盖达在7月底，曾隔着中几友好医院的大门见了面。盖达很惊讶地说，“你别害怕啊，我没得埃博拉，而且我现在和家人住一起，大家挺好的”。尽管吴素萍规劝盖达应该注意点，不要和家人住一块，但盖达却满不在乎。
盖达没事了，但埃博拉似乎还没有离开。在贫瘠的西非，吞噬生命的病毒，或许从来都未曾被控制过。时至今日，整个西非埃博拉“失控”的状态并未好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31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埃博拉死亡人数接近五千人，通报病例一万三千余起。
没有离开的还有中国的援非医疗队，8月10日，就在埃博拉病毒首次从西非袭入东非之际，中国派出三组公共卫生专家队伍，分别前往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8月16日，第24批援非医生如期抵达几内亚，与吴素萍所属的第23批医生进行工作交接。
8月29日，吴素萍跟随第23批援非医生返回北京，随后，曹广的“援非日记”经媒体曝光，这群“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评价：“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拯救世界。”当记者问到吴素萍对于这些评价有什么看法时，她笑了笑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无论是穿着白大褂还是握着手术刀，都离拯救世界的目标相差太远。面对埃博拉的威胁时，我们一样手足无措，一样无知彷徨，但幸运的是，我们挺了过来，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就该更加珍惜生活。
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十一假期之后，吴素萍重新回到了安贞医院的工作岗位。《方圆》记者去采访时，吴素萍正忙着巡查病房，挨个向病人询问用药和恢复情况。巡完病房后，吴素萍告诉《方圆》记者，刚回来那会感觉有些不适应，甚至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去接诊了，但忙碌的工作并没有给自己太多适应的时间，只有在努力中回归本职工作。
4月5日在中国阴历里是三月初六，也是对逝者寄托哀思的清明节。援非医生吴素萍的面前摆放着一个火盆，和一叠自制的纸钱，这是为她的同事兼朋友盖斯姆准备的。4天前，这位朋友永远地离开了她。
事情源于3月17日，吴素萍所在的医院收治的一位病人，该患者入院后很快地出现了皮肤、黏膜出血及脑出血现象，入院三天后即死亡。不过这在缺医少药、疫病频发的非洲，并算不上一件稀奇事。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导致这位患者死亡的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埃博拉病毒。
随后，疫情在这所医院暴发，当时的接诊医生盖斯姆是事件中六名死亡的几内亚医护人员之一，值班医生盖达也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吴素萍与另一位同事曹广被隔离，而在宣布隔离的那一刻，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领队孔晴宇告诉他们：“13亿中国人里，你们可能离‘埃博拉’最近了。”
没想到21世纪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2012年8月15日，包括吴素萍在内的19名队员组成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来到了世界上最穷的十个国家之一的几内亚。
一万两千公里，24个小时飞机，跨越亚、欧、非三洲，是吴素萍对这趟旅程的最初印象。尽管在颠簸的飞机上已经千万次想过非洲的模样，却仍然遏制不住心情的忐忑。在刚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吴素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想到21世纪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由于在进驻中几友好医院之前要与前一批的队员进行工作交接，医疗队队员们暂时住在科纳克里一个中国人开的酒店里。医疗队下榻的酒店属于市中心，但这里并没有“市中心”的样子，夜晚只有一条马路有路灯，酒店周围都是贫民窟，满目疮痍。几天的工作交接下来，吴素萍开始对“贫乏”有了新的认识。
工作交接完成，医疗队便奔赴距离科纳克里东北15公里外的中几友好医院。中几友好医院是由中国政府援建，于2012年4月11日正式开始运营，医疗队的医生宿舍就在医院旁边。一人一室一厅，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的配置让吴素萍心中宽慰不少，“虽然电视能收到的频道少，但总算能看到北京卫视等几个台，不至于让自己与国内脱轨”。
虽然援非医生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几内亚的医疗条件却很落后。即便在首都科纳克里，也只有中几、东塔、贾斯汀三家医院，并不能满足当地人需要。以前没有中几友好医院时，中国医生只能在贾斯汀医院工作，这家医院是法国人20世纪20年代援建的，检测器材等很落后。“这里人均寿命只有五十几岁。虽然中几医院配备了不少医疗设施，但总体还是比较简陋。”吴素萍说，“而且，医院床位数只有100来张，目标服务人群还是锁定于几内亚相对高端消费阶层。”
首当其冲的便是缺少医疗器材，虽然中几友好医院对生化检测、放射科等提供的医疗器材比较好，但胃镜室这边就相对简陋了。吴素萍说，后来国内给这边捐献了一个显微胃镜，但照出来的图像依然看不清。
让吴素萍最头疼的是这里的防护措施非常不到位。她还记得第一次到胃镜室的情景：狭窄的胃镜室，没有清洗消毒胃镜的设施，没有专门存放胃镜的镜柜，没有消毒液，甚至连最常见的酒精都没有。在中几友好医院的外科，甚至有手术后用矿泉水冲洗腹腔的情况。在手术前也不查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对医护人员来说危险非常大。“我们也没有隔离衣，只有普通的手套和帽子。这样的条件，其实根本没有条件进行胃镜手术和检查。”吴素萍说。
“当地医生的手套不好用，质量也不好，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很珍惜，一次性的手套只要没有破，就洗洗再晾干，下次还能用。”吴素萍很感慨，但更矛盾的是几内亚传染病肆虐，由于直接接触的就是病人体液和血液，不小心感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吴素萍自己的做法，一次性的手套使用完后必须丢弃。
尽管几内亚人被队长孔晴宇戏称为“非洲人里的上海人”，性格较为温和，但是他们也有倔强的一面。吴素萍的“讲究”成了当地医生眼里的“浪费”，甚至在她规劝其他医生注意卫生时，还遭到了他们反驳“我们就是达不到标准，几内亚都是这样”。一边是物资的严重匮乏，一边是对医疗标准的恪守，吴素萍心里暗暗问自己自己究竟该怎么办？
用纸交流病症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消毒液，由于医院不给提供，医生只能自己掏钱买消毒液，所以大家也不太愿意用。”吴素萍说，我自己就拿着队里配备的消毒片，到医院里配置成消毒液，也算是个心理安慰了。
“入乡隨俗吧”，吴素萍无奈地感叹，因为就算医生希望进行术前检查，医院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还好在来之前，吴素萍就准备了较厚的医用手套，接触病患时必须戴上口罩、手套，已经成为了平时工作中的习惯。
如果说手套、口罩之类的问题还能将就，那么诊断设备的缺乏则让她头疼不已。吴素萍是中国卫生部特意派给中几友好医院的胃镜专家，但医院的内窥镜设备的效果完全不能用，“图像看不清无法诊断，我也不能乱说忽悠人啊。”后来，吴素萍联系到安贞医院，将科室一台新买的显微镜送到了这边来。
“这台显微镜在海上飘荡了三个多月才到医院，当地医生看到新仪器拍摄效果后，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清晰的胃镜图像，”吴素萍说，就是用这台机器，自己为三百多例病患做了胃镜检查。
停电，则是另一个问题，尤其是对吴素萍这位胃镜专家来说。在中几友好医院，一天停十几次电是常事。不过医院有备用发电机，只要停了十几分钟没来，发电机就自动发电。麻烦的就是在给病人做胃镜时停电，这时胃镜已经进入胃里却没法工作，还不能拔出来，病人即便不舒服也只好躺在那。别的科室还能拿手电和手机照着继续工作，但吴素萍他们只能难受地看着病人干等着。此外，医院电压不稳定，胃镜的灯泡还常常被烧坏。
语言不通同样困扰了吴素萍很长时间。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此前吴素萍特意接受过两个月的法语培训，但远远不能满足交流的需求。在和当地医生配合工作时，吴素萍想了个“纸面交流”办法：把所有和消化系统有关的疾病、症状等的中法文全部打印在纸上，到了需要与当地医生交流时，就用手指出相应的病症出来。“但如果出现不能沟通的问题就得找翻译。”吴素萍说，“医疗队里仅配备了一个翻译，队员们只能‘共用’，所以一般我会攒几个问题集中起来问。” 种菜，变成了她在这里最大的兴趣，一方面可以调解一下心情，另一方面还可以满足平时的饮食需求。在中几友好医院楼后的花园里，不仅有她和队员们种下的各种蔬菜，还有一些队员养几只母鸡，取名叫“英雄”、“感恩”、“仁义”和“战斗机”……队员们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里边的蛋，就是“英雄”、“仁义”它们下的。
吴素萍对几内亚的工作生活适应得越来越好。2013年底，吴素萍所在的胃镜室来了一位新搭档——28岁的医生盖达。盖达出生在几内亚，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了四年医学，懂中文、有基础，也对吴素萍很尊敬。一个月培训后，盖达很快学会了胃镜诊断和操作，顺利“搭班子”的吴素萍以为，接下来的9个月的援非任务会在和盖达的配合下圆满完成。但没想到，埃博拉病毒的暴发打破了几内亚的宁静。
隔离21天：曾想过安排后事
埃博拉又译作伊波拉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由此得名。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度在非洲暴发。
今年1月中旬，埃博拉再次暴发，但并没有引起几内亚政府的重视。直到3月17日，中几友好医院收治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入院三天后即死亡，被认定为中几医院首例因感染埃博拉致死的病患，这也拉开了埃博拉第四次大规模来袭的序幕。援非医疗队里没人想到，在还有4个月就要返回中国的时候，会猝然陷入埃博拉病毒笼罩的风暴中。
肆虐的风暴现在围绕着吴素萍和她的几位同事。盖达是当时的值班医生，与普外科医生曹广、盖斯姆一起参与了对这个病人的救治。3月18日，吴素萍一进办公室看到盖达，发现他看起来非常乏力，不过并没有发烧等其他症状。常年临床工作的吴素萍觉得很奇怪，但只是以为他上夜班累着了，也没有多想。
3月24日，一条来自几内亚官方的短信打破了医院的平静，称名为埃博拉的病毒在1月份出现在几内亚并开始扩散，请大家注意安全。此时，盖达突然发高烧的消息也传遍了医院。
3月27日，也就是盖达接触病人10天后，第一次被检测出埃博拉抗体阳性。由于盖达之后还与吴素萍有几次接触，他的确诊意味着吴素萍也“危险”了。当日下午，吴素萍正和队员们在驻地厨房里帮忙，队长孔晴宇突然走了过来，宣布吴素萍被隔离了。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到21天，所以隔离期为21天，与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普外科的曹广。
听到这个消息，吴素萍却是出人意料的淡定。由于国内从来没有过埃博拉疫情，吴素萍对这种病毒也一无所知，只当是非洲本地的一种传染病，“隔离是传染病最好的手段，既然和确诊病人接触了肯定得隔离，一是观察，二是切断传染途径”。
盖达随后被转往东塔医院，而这时中几友好医院已经基本不开张了，医疗队队员们就待在驻地里。在隔离期间，吴素萍和盖达有过一次短暂的通话，只知道盖达当时的状况非常虚弱，伴有严重腹泻的症状。由于埃博拉的治疗没有特效药，医院只能“对症下药”，发烧就吃退烧药，腹泻就吃止泻药，最多能够输点糖水盐水。
吴素萍的“淡定”只持续到4月1日，当天噩耗传来，参与救治那名埃博拉病患的医生盖斯姆因感染该病毒不治身亡，此后的几天，还有5名几内亚医护人员相继死亡。这时，处在隔离状态中的吴素萍，心情伴随着紧张也跌到了谷底。
在吴素萍的印象中，盖斯姆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喜欢别人叫自己“小盖”，还经常和队员们开玩笑聊天。每次见到吴素萍时，小盖都说：“老师，你好！想家没有？”他还曾在胃镜室用中文给吴素萍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小盖的死，让我觉得生命格外的脆弱。”吴素萍说。
然而，时间并没有因为盖斯姆的死亡而停止，隔离的日子还在继续。对吴素萍而言，每天最忐忑的时候莫过于量体温，一天测两次，并在医疗队建立的微信群里报告体温和状态。有时候体温稍微高一点，心里都会多想。“最糟糕的时候，想过去安排后事，准备要写点什么给儿子，不过最后还是没下去笔。”吴素萍回忆说。
隔离期间，吴素萍不主动和人群接触，每次都和大家错开时间单独出门。早上六点多出门散步，等七点多大家起床就回屋。大家午饭后回房，她就去菜地里拔草浇水，准备晚饭。她还时不时地和家里人聊聊天，却一直没有透露半句被隔离的消息，直到隔离期快结束，家里才知道。“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关于埃博拉的消息，说了也只能让家人担心，一点帮助也没有。”
同样备受隔离煎熬的还有同事曹广，他用467条微博写下“援非日记”，记录了隔离期间的点点滴滴。“他亲自接诊了那位埃博拉病人，接诊时没戴手套，而且隔了很久才去洗手。虽然在我面前表现得很淡定，但我能感到他的沉重。”吴素萍说。
被隔离的两人彼此扶持着渡过了艰难的时期，吴素萍担心曹广饭量大吃不饱，还常常中午自己烧汤给他送去。“现在觉得当时并不应该接触太多，但仍然非常感恩那段相互鼓励的日子。”
我们都是普通人，离拯救世界还远着
万幸的是，隔离期结束，吴素萍和曹广都没有出现发热等症状，当孔晴宇宣布解除隔离的一瞬间，吴素萍顿时觉得心落了地，“走出来以后对生活的看法和以前不一样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感覺无论什么东西，都没有人的生命重要。”
之后，好消息传来，盖达的埃博拉抗体检测呈阴性，体温也恢复正常。虽然东塔医院方面不允许，但是两次检查均没有问题后，盖达闹着离开了医院。吴素萍与盖达在7月底，曾隔着中几友好医院的大门见了面。盖达很惊讶地说，“你别害怕啊，我没得埃博拉，而且我现在和家人住一起，大家挺好的”。尽管吴素萍规劝盖达应该注意点，不要和家人住一块，但盖达却满不在乎。
盖达没事了，但埃博拉似乎还没有离开。在贫瘠的西非，吞噬生命的病毒，或许从来都未曾被控制过。时至今日，整个西非埃博拉“失控”的状态并未好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31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埃博拉死亡人数接近五千人，通报病例一万三千余起。
没有离开的还有中国的援非医疗队，8月10日，就在埃博拉病毒首次从西非袭入东非之际，中国派出三组公共卫生专家队伍，分别前往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8月16日，第24批援非医生如期抵达几内亚，与吴素萍所属的第23批医生进行工作交接。
8月29日，吴素萍跟随第23批援非医生返回北京，随后，曹广的“援非日记”经媒体曝光，这群“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评价：“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拯救世界。”当记者问到吴素萍对于这些评价有什么看法时，她笑了笑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无论是穿着白大褂还是握着手术刀，都离拯救世界的目标相差太远。面对埃博拉的威胁时，我们一样手足无措，一样无知彷徨，但幸运的是，我们挺了过来，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就该更加珍惜生活。
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十一假期之后，吴素萍重新回到了安贞医院的工作岗位。《方圆》记者去采访时，吴素萍正忙着巡查病房，挨个向病人询问用药和恢复情况。巡完病房后，吴素萍告诉《方圆》记者，刚回来那会感觉有些不适应，甚至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去接诊了，但忙碌的工作并没有给自己太多适应的时间，只有在努力中回归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