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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崔致远在唐学而优则仕，集儒者、文官、诗人于一身，受到的儒学文化熏染浓厚，并具有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仁政观念，归国后尝试提出了改革社会弊端的《时务策》。他对儒学思想的实践在于具有强烈的儒家正统观，以及提倡和践行儒学的立言思想，创办书院促进儒学教学。崔致远的儒学实践促进了儒学在新罗的传播。
关键词: 崔致远；儒学；实践
崔致远，字孤云，号海夫，谥文昌侯，配享文庙。他是集儒者、文官、诗人于一身，是汉文学和儒学的传播者，被尊为“东国儒宗”、“海东孔子”。崔致远“少精好学，至年十二，将随海舶入唐求学”,于新罗文景王十四年，考取了宾贡进士，年仅十八岁。崔致远在国子监学习，国子监的教师教授的也是儒家的典籍，因此崔致远继承的是唐代儒学思想。崔致远在唐期间，正逢唐末藩镇割据与战争频仍，国家处于分裂与动荡不安之中，这个时期的学者相应地都较为关注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具有匡扶国政的胸怀与传统儒家的民本意识、仁政观点等，并且他们还尝试着提出了一些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崔致远也接受了这一方式，在继承和创新先秦原始儒学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在回到新罗之后之后主张“格蛮夷，归尧舜之风”、“贤圣夷，致尧舜为先”，认为“尧舜之理能咸若，禹汤之兴必勃焉”。崔致远认为纠正蛮夷落后的风气实践尧舜的治理经验，必然带来禹汤时代的兴旺。同时，崔致远倡导“仁政”思想，还有积极参与社会、勇于提出批评的政治实践思想，即改革精神，崔致远的《时务策》十余条试图对新罗进行社会改革，这也是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入唐求学留学生对国事的积极探索和政治理想。
首先，崔致远具有强烈的儒家正统观。正统，出自儒家五经中的《春秋》一书，既是历史观，也是政治观，又称法统、道统、礼仪之统，分为“正”和“统”两个层面。“正”指的是“居正”，是儒家道统思想，《汉书》曰：“《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道统上的正统及法统上的正统是有区别的，前者相对词为异端、后者相对词为僭伪。
崔致远长期的在唐生活对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崔致远在入唐留学及入仕期间对大唐先进文化极为仰慕，形成了华夷观和正统观，因此在作《帝王年代历》时，使用了中原王朝的正统称呼，而没有使用新罗史却不使用历代新罗王的传统称呼。《三国史记》对这一段记载为：“其言鄙野，不足称也”，便是对崔致远这一做法的的批判。显然这是由于时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对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目的的误读。事实上，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是在他归国之后，面对王权陷落的状况，希望能够树立王权及新罗历史的正统，《帝王年代历》以年表为编撰形式，以记述与王室相关联的国家重大事件为主要内容，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强调新罗历史和王权的正统。从这一点来看，崔致远编撰《帝王年代历》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向真骨贵族和地方豪族强调新罗王权的正统性，强调新罗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的正统继承者。
崔致远力证新罗历史的正统性的行为还表现在新罗与渤海的争长事件中。崔致远上奏《上太师侍中状》，其中不仅历数了高句丽和渤海的罪行，而且还把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历史追溯到三韩，其动机也是为强调新罗一统三国符合历史正统性，同时还证明了新罗历史的悠久性。
崔致远对儒学思想的实践更是在于他践行了儒学的立言思想，同时，崔致远入唐经历使得他已具备的高度的儒家文化教育思想体系，也就使其具备了创立新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具有了可能性。
《春秋左传》提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一言”，这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观点。“立言”是指用语言阐述主体及思想内涵，将“立言”列入“三不朽”之中，是强调“立言”的重要性，主体及其思想如果不借助语言，就无法被理解，“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崔致远认为要把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留传于后世，必须依靠文字和文章来记录和传承。崔致远在《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中提到：“麟史称殁有令名者三立焉。则法师之游学、削染、示灭三立德也。講演、传译、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济俗、垂训三立功也。”这里的“麟史”，即儒家经典著作《春秋》，“立言”则是指对后世与他人有言论贡献。崔致远借用春秋中的立言思想来强调已故佛教华严宗主贤首国师生前的功绩。崔致远绝非是简单的提倡这种立言思想，而是真正的努力践行，在崔致远归国之后，于公元886年正月向新罗朝廷进献他所编辑的作品集三十八卷，计有今体赋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杂诗赋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进献给新罗宪康王。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和《四六集》收录在中国的《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全唐诗》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这就是崔致远用诗歌和文章记录下来的学说和生活，这些虽然没有完全流传到现在，但是时至今日，《桂苑笔耕集》因其呈现出更为翔实的历史本来面貌，而较《唐书》等更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同时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在新罗，他被誉为“文学之祖”、“东国儒宗”。由此可以看出崔致远作为新罗时代的一代文豪，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的作品中的儒家思想也借由他的文章和文字流传下来，《桂苑笔耕集》也成为反映朝鲜学者儒学思想的最早的一本学术著作。
崔致远作为一位地道的儒学者，除了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奔波，公元885年，崔致远奉家信归国，官拜侍读兼翰林学士，满怀忠心报国之志，上书《时务策》致力于进行社会改革，提倡恢复王权，来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崔致远从儒家传统的“信而好古”的思想出发，崇尚尧舜时期的理想政治，认为“尧舜之理能咸若,禹汤之兴必勃焉”，极为崇尚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针对新罗的政治混乱，回归尧舜之风，表现出崔致远在政治上要求改革的意志，希望通过改革带来“必可驱尧舜而殿禹汤，苑五恶而池四海，盛矣美矣”的兴旺局面。
崔致远回到新罗后，由于新罗国势混乱、国库亏空，而且崔致远的改革方案受到排挤和猜疑，连连贬官，始终难以实施抱负，最终晚年归隐伽椰山。崔致远归隐伽椰山后，进行过类似于书院讲学性质的活动。这种讲学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书院教育的雏形。在崔致远以后的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凡是崔致远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后建立了书院，如庆州西岳书院、晋州南岳书院、咸阳柏渊书院等。虽然崔致远门人的学习内容己难以考定，但当时新罗社会的教育的教授科目普遍规定为读书三品，当时儒学教育与国家的官吏选拔制度相融合，儒学在新罗更加受到重视，同时崔致远在唐深受儒家教育思想的熏陶，其书院必然将儒学作为其教授的主要内容，儒学教育也由于书院的发展而迅速传播开来。
无论崔致远是作为入唐求学的留学生还是其讲学行为对书院的创办的影响，无不显示出他对儒家思想的主动传播，这种对儒学思想的践行使得儒学思想在新罗社会迅速得以传播，并逐渐对新罗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崔致远：崔致远全集[M]，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2年
[2]崔致远：国译孤云先生文集[M]，孤云先生文集编纂会，1973年
[3]金富轼：三国史记[M]. 乙酉文化出版社,1990年
[4]阎立明. 崔致远与九世纪后半期的唐罗关系[D].延边大学，2006.
[5]崔健. 崔致远对三韩、新罗及渤海的历史认识[J]. 东北史地，2013年
作者简介：蒲笑微（1987- ），女，山东淄博人，延边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古代史
关键词: 崔致远；儒学；实践
崔致远，字孤云，号海夫，谥文昌侯，配享文庙。他是集儒者、文官、诗人于一身，是汉文学和儒学的传播者，被尊为“东国儒宗”、“海东孔子”。崔致远“少精好学，至年十二，将随海舶入唐求学”,于新罗文景王十四年，考取了宾贡进士，年仅十八岁。崔致远在国子监学习，国子监的教师教授的也是儒家的典籍，因此崔致远继承的是唐代儒学思想。崔致远在唐期间，正逢唐末藩镇割据与战争频仍，国家处于分裂与动荡不安之中，这个时期的学者相应地都较为关注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具有匡扶国政的胸怀与传统儒家的民本意识、仁政观点等，并且他们还尝试着提出了一些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崔致远也接受了这一方式，在继承和创新先秦原始儒学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在回到新罗之后之后主张“格蛮夷，归尧舜之风”、“贤圣夷，致尧舜为先”，认为“尧舜之理能咸若，禹汤之兴必勃焉”。崔致远认为纠正蛮夷落后的风气实践尧舜的治理经验，必然带来禹汤时代的兴旺。同时，崔致远倡导“仁政”思想，还有积极参与社会、勇于提出批评的政治实践思想，即改革精神，崔致远的《时务策》十余条试图对新罗进行社会改革，这也是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入唐求学留学生对国事的积极探索和政治理想。
首先，崔致远具有强烈的儒家正统观。正统，出自儒家五经中的《春秋》一书，既是历史观，也是政治观，又称法统、道统、礼仪之统，分为“正”和“统”两个层面。“正”指的是“居正”，是儒家道统思想，《汉书》曰：“《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道统上的正统及法统上的正统是有区别的，前者相对词为异端、后者相对词为僭伪。
崔致远长期的在唐生活对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崔致远在入唐留学及入仕期间对大唐先进文化极为仰慕，形成了华夷观和正统观，因此在作《帝王年代历》时，使用了中原王朝的正统称呼，而没有使用新罗史却不使用历代新罗王的传统称呼。《三国史记》对这一段记载为：“其言鄙野，不足称也”，便是对崔致远这一做法的的批判。显然这是由于时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对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目的的误读。事实上，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是在他归国之后，面对王权陷落的状况，希望能够树立王权及新罗历史的正统，《帝王年代历》以年表为编撰形式，以记述与王室相关联的国家重大事件为主要内容，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强调新罗历史和王权的正统。从这一点来看，崔致远编撰《帝王年代历》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向真骨贵族和地方豪族强调新罗王权的正统性，强调新罗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的正统继承者。
崔致远力证新罗历史的正统性的行为还表现在新罗与渤海的争长事件中。崔致远上奏《上太师侍中状》，其中不仅历数了高句丽和渤海的罪行，而且还把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历史追溯到三韩，其动机也是为强调新罗一统三国符合历史正统性，同时还证明了新罗历史的悠久性。
崔致远对儒学思想的实践更是在于他践行了儒学的立言思想，同时，崔致远入唐经历使得他已具备的高度的儒家文化教育思想体系，也就使其具备了创立新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具有了可能性。
《春秋左传》提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一言”，这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观点。“立言”是指用语言阐述主体及思想内涵，将“立言”列入“三不朽”之中，是强调“立言”的重要性，主体及其思想如果不借助语言，就无法被理解，“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崔致远认为要把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留传于后世，必须依靠文字和文章来记录和传承。崔致远在《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中提到：“麟史称殁有令名者三立焉。则法师之游学、削染、示灭三立德也。講演、传译、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济俗、垂训三立功也。”这里的“麟史”，即儒家经典著作《春秋》，“立言”则是指对后世与他人有言论贡献。崔致远借用春秋中的立言思想来强调已故佛教华严宗主贤首国师生前的功绩。崔致远绝非是简单的提倡这种立言思想，而是真正的努力践行，在崔致远归国之后，于公元886年正月向新罗朝廷进献他所编辑的作品集三十八卷，计有今体赋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杂诗赋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进献给新罗宪康王。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和《四六集》收录在中国的《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全唐诗》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这就是崔致远用诗歌和文章记录下来的学说和生活，这些虽然没有完全流传到现在，但是时至今日，《桂苑笔耕集》因其呈现出更为翔实的历史本来面貌，而较《唐书》等更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同时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在新罗，他被誉为“文学之祖”、“东国儒宗”。由此可以看出崔致远作为新罗时代的一代文豪，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的作品中的儒家思想也借由他的文章和文字流传下来，《桂苑笔耕集》也成为反映朝鲜学者儒学思想的最早的一本学术著作。
崔致远作为一位地道的儒学者，除了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奔波，公元885年，崔致远奉家信归国，官拜侍读兼翰林学士，满怀忠心报国之志，上书《时务策》致力于进行社会改革，提倡恢复王权，来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崔致远从儒家传统的“信而好古”的思想出发，崇尚尧舜时期的理想政治，认为“尧舜之理能咸若,禹汤之兴必勃焉”，极为崇尚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针对新罗的政治混乱，回归尧舜之风，表现出崔致远在政治上要求改革的意志，希望通过改革带来“必可驱尧舜而殿禹汤，苑五恶而池四海，盛矣美矣”的兴旺局面。
崔致远回到新罗后，由于新罗国势混乱、国库亏空，而且崔致远的改革方案受到排挤和猜疑，连连贬官，始终难以实施抱负，最终晚年归隐伽椰山。崔致远归隐伽椰山后，进行过类似于书院讲学性质的活动。这种讲学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书院教育的雏形。在崔致远以后的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凡是崔致远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后建立了书院，如庆州西岳书院、晋州南岳书院、咸阳柏渊书院等。虽然崔致远门人的学习内容己难以考定，但当时新罗社会的教育的教授科目普遍规定为读书三品，当时儒学教育与国家的官吏选拔制度相融合，儒学在新罗更加受到重视，同时崔致远在唐深受儒家教育思想的熏陶，其书院必然将儒学作为其教授的主要内容，儒学教育也由于书院的发展而迅速传播开来。
无论崔致远是作为入唐求学的留学生还是其讲学行为对书院的创办的影响，无不显示出他对儒家思想的主动传播，这种对儒学思想的践行使得儒学思想在新罗社会迅速得以传播，并逐渐对新罗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崔致远：崔致远全集[M]，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2年
[2]崔致远：国译孤云先生文集[M]，孤云先生文集编纂会，1973年
[3]金富轼：三国史记[M]. 乙酉文化出版社,1990年
[4]阎立明. 崔致远与九世纪后半期的唐罗关系[D].延边大学，2006.
[5]崔健. 崔致远对三韩、新罗及渤海的历史认识[J]. 东北史地，2013年
作者简介：蒲笑微（1987- ），女，山东淄博人，延边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