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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劳动法学研究,尤其是围绕《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大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即虚假表述在这场大讨论中竟然成为流行元素,在一系列失真与夸大的基础上,在学者中拼凑出了一场劳资斗争;学者间争论的各种命题也都被打上了劳资的烙印,学术争鸣成为道德评价。极端的手段有时可能是为了实现极端思想。而极端的思维一旦进入立法或公共政策层面,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将被模糊;一旦进入国际事务的处理,我们就可能分不清敌友。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应当摆脱这种极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