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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发展模式作为整体系统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具有典型的内外在属性和体用关系特征，其建构过程贯穿并因循着内在的体用逻辑，对之进行研究的基本策略是把“中国发展”作为根本性的本体、实体和主体，把“模式”作为相应本体的衍生现象、实体的表现形式和主体的工具方法，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利益需要、理念目标、问题症结、资源禀赋、本质规律等主客观要素和内在诉求，来推论和界定相应选取的手段、道路、理论、方式、机制、规范、战略等发展模式的具体形式，由此可以揭示出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它实质上就是满足发展需要的使用手段、达到发展目标的选择道路、总结发展经验的理论体系、实践发展观念的行动机制、配置发展资源的基本方式、顺应发展规律的规范建构以及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应对全球化发展环境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体用关系特征体用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09-10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发展模式日渐形成和崛起，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由于中国发展模式目前尚不够完善、未完全定型，与西方模式相比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认识尚处于盲人摸象、见仁见智的初步阶段。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何以必要与可能？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应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策略？这是当前深化中国模式认识、推进中国模式建设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内外在属性和体用关系特征，其建构过程内在地蕴含和因循着体用逻辑。基于体用关系的视角与原则探析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概念界定和意义阐发，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产生原由、精神实质与未来趋向。
一、中国发展模式的概念辩证、体用特征及其建构的体用逻辑
“中国发展模式”即中国发展的模式，可简称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由“中国发展”和“模式”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的“中国发展”作为定语是模式的本体、主体和内在根据，而“模式”则是实现中国发展的工具、条件和表现形式。模式的一般词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94页。但这里的“标准”是客观中性的，所指称是某种类型和性质事物的代表性范型与范例，并非一定就是理想和应予推广的样板，其中还包括一些存在明显问题和弊端的不当模式，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就属此类。从价值角度审视，无论好的、坏的或者中性的事物都可能形成自己的标准形式即模式，现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显然并不都是理想的、美好的、能称楷模的。
现在有否定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观点认为，成为模式就应理想完美，堪称榜样，而中国现实发展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故此不应肯定其存在，这显然是以价值判断消解事实存在的认识误区。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并不完美、尚未完成，但它无论作为理论、道路、制度还是经验、战略与方式，都既具有客观稳定性、又具有中国特殊性，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张宏程、王洪波、徐鹰：《“中国模式”何以可能——兼谈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虽然一直存在否定中国模式的言论，但并非主流意见，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加速崛起，否定论观点正日渐式微，与之相应的趋势则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有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当下人们所谈论也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模式是指中国发展模式，也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基本形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稳定下来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理论、道路、原则、机制、方式、规范和战略。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规定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国现代化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本身的复杂巨系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意蕴。发展的内涵规定是发展模式赖以产生、成为必要与可能的各种内在要素、内生变量与内在联系，诸如利益需要、价值目标、思想观念、资源禀赋以及本质和规律等等。丰富的内容必然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模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反映中国发展内在要素和规律要求、展现中国发展内在本质和价值的建构形式，对其基本规定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发展领域进行概括，形成诸如中国经济模式、中国政治模式等类型。也可以从模式构成的不同要素层面进行概括，如从意识形态层面可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从目标与路径层面可以概括为“中国道路”等。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体用关系特征。当今中国发展模式不是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因袭和重复，也不是对外来模式的简单复制和外来经验的照抄照搬，而是中国人民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现实国情条件而自主探索、开拓创建出来的一种独特发展道路和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特征。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广泛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略选择，国民利益需要和现实发展条件是模式建构的根本目的和客观依据。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所谓“模式”就是中国发展本质的外部显现、中国发展内容的表现形式以及中国发展目的的实现手段，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满足中国发展需要、实现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和方法。中国发展模式的鲜明体用关系特征预示着对其解释非常适合运用体用关系模式。
“体用”是凝结了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哲学范畴，按照熊十力先生的界定，“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两者皆为实有。其中“实体是功用的本性”，功用则是实体的存在形式（“离用无体”），所谓“即体即用”“体用无二”。熊十力：《体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3页。基于体用范畴的一般含义以及本文的理解，可以把“体”看作事物的实体、本体和主体，“用”则是“体”的从属、表现和工具。本文所言之“体用逻辑”指体与用之间相互作用、协同互构的规律和机制，它以能否固体、强体、健体为选用工具方法和形式的依据与原则，基本内涵要求是“因体起用”“以用强体”，“危體弃用”“以体选用”，“固体后用”及“强体广用”。马志强：《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体用逻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性解释》，《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以体用关系的视角与原则探析中国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就是把“中国发展”作为根本性的本体、实体和主体，把“模式”作为本体的衍生现象、实体的表现形式、主体的工具方法，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利益需要、理念目标、待解问题、资源禀赋以及本质规律等主客观要素和内在诉求，来推论和界定相应采取的手段、道路、方式、规范、战略等发展模式的具体形式。 中国发展是包含众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为便于认识可大致将各种发展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发生和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发展因素，如发展的需要、目标、观念等；二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观发展因素，主要是发展的存量资源和客观规律；三是主要源于主客体矛盾和环境变化的境遇性发展因素，主要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环境压力。通过对主体性、客体性、境遇性发展因素对模式建构之体用逻辑的深入分析，可有效地认识中国模式的原由、实质、特征与走势。
二、主体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中国发展模式的创造主体是广大人民及其代表者执政党、国家和政府，来自主体系统的需要、目标、经验和观念等主体性因素是决定发展模式建构的首要因素和根本力量。
1.体需决用、用以足体，发展需要决定发展手段，中国模式是满足发展需要的使用手段。
众所周知，现代化首先起源和实现于西方，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早发内生型模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预设和精神支撑，是诸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却是西方列强侵略逼迫的结果。与西方模式相比，当代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性，它的产生并非基于什么神圣启示和理性假设，而是国人摆脱短缺与贫困、解决温饱与生存问题的迫切现实需要，它实质上是广大民众对物质利益的一种普遍追求形式与稳定实现方式，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经济模式产生方面表现得非常典型。
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诞生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而当时的小岗村可谓贫穷至极：“吃粮要靠返销，花钱要靠贷款，生产要靠救济，生活非常困难，家家户户都出门要饭，还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也是死，不如拼一下，大家就合計，把田分了，把地种好才能够有饭吃，结果他们就把地分了。到了1979年的春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了一次大丰收。有人就提出来，能不能让我们多干几年？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了这么一句话：‘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结果下面也就没什么杂音了，这样就干起来了”，沈浩：《我在小岗村当书记》，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wz/jiangt/200911/t20091109_14880.htm.由此就诞生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闻名于世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不只是农村经济模式是生存需要倒逼的结果，中国的企业改制、劳动就业、扶贫开发、财税体制乃至于政府管理等众多模式也是在严峻的生存需要压力之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实质上是在温饱为天、民生为本价值理念主导之下，按照“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采取“白猫黑猫”的实用理性，依靠摸石过河的经验方法探索实验出来的。
由此可以认为，现实需要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之母，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服务和满足现实需要的使用手段，内需主导应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何以产生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贯的需要动机和目的追求，诸如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人的身心发展等等。但需要本身只是一种主观动机和期望，没有一定手段的运用和引渡，它就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主观形态而转变成为客观现实。
发展在当今中国被定义为“中心工作”“第一要务”和“硬道理”，具有至高地位和价值，原因在于它是解决民生需要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提升国力的根本举措，促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客观必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根本目的需要和最高利益，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和奋斗目标，而为了满足和实现发展需要必须采取相应的发展手段。所谓发展手段就是为了满足和实现发展目的需要所应当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中介工具，而发展模式就是一种整合集成性的发展手段。发展需要和发展模式的基本关系简单说就是：发展需要是发展模式建构的根据、目的、动力和归宿，发展模式是满足和服务于发展需要的中介工具、方式方法和规范手段。例如中国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因为它适应国情条件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民生需要；中国所以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模式，是这一模式顺应国情条件和人们的政治意愿，能够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
以发展需要作为目的、将发展模式作为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则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决于对发展需求的满足效用，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明了地认识中国模式的存在实质、发生机理和发展趋势。它不是依据什么先验假设和理想推断，而是基于客观发展需要及其约束条件所做出的现实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认识和评价中国发展模式是非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植根和衍生于发展需要，服从服务于发展需要，以发展绩效作为发展模式的评价尺度和取舍理由，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模式创新进而保持合理性、生命力和先进性的基本原则与条件。
2.体标导用、用以达体，发展目标导引发展道路，中国模式是达到发展目标的选择道路。
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具有主体内在性与价值期待性，必须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发展目标即发展的预定任务、预设指标和预期效果的统一，它基于人的根本需要和目的，是发展目的的理性设定和指标化，对于发展活动具有重要的定向、激励和控制作用。
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已从时间结构上确立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从系统结构上，国家先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全面小康”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等目标体系，成为发展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基本依据。
目标与道路具有内在统一性，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是发展模式的中心和关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和标志中国模式，其选择的正确与否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和现代化建设成败。
何为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需要加以明确界定的。笔者认为，发展道路不同于实体性的地面交通道路，它是对人类现实发展进程的一种类型概括与理论抽象，主要指人们为追求发展理想、实现发展目标而选择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它是由发展理念、发展主体、发展目标、发展规制、发展方式等要素构成的社会运行系统，上述发展要素也是评价测量不同发展道路类型的基本指标，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大体上是可以从其所本质内涵和要求的基本发展要素指标来判断的。 人类的本质及其需要具有共同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基于共同本质需要而对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追求具有普遍性，诸如经济富裕、民主平等、幸福快乐等等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目标。但发展道路选择却难以具有类似于发展目标的普遍性，它因对国情条件的强依赖性而必然具有差异多样性。每个国家的国情条件不同，为实现发展目标所应选择的具体道路必然具有自身特殊性。中国道路的选择条件与独特性根源就是“人口、地缘、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4頁。无论对发展目标设想得多么理想，如果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脱离了国情条件都将是难以走通和实现的。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目标，但由于现代化首先产生并实现于西方，率先产生和成型的是西方道路与西方模式，不少国家便简单移植照搬西方模式，力图像西方那样繁荣发展，但结果却很惨淡：“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事实充分证明，西方模式、西方道路是西方文化的特定产物，带有西方地域特征，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普遍性。
中国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开始，迄今已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艰难曲折和不断探索，到今天终于成功地开创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契合中国国情条件，植根人民现实需要，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吸纳整合了不同发展模式优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中国特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面貌和世界格局，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发展道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和价值归宿，相对于不同领域的现代化目标都相应地形成了特定发展道路，诸如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等等，其主流、正统的发展道路就是被作为意识形态和基本国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和标志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民主化道路以及理性化道路和市场化道路，由此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快速发育和发展。但发展目标没有终结，发展竞争未有穷其，发展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环境变动不居，发展道路的开拓同样没有止境。在现阶段促进增长、应对危机和保持稳定方面表现出色、相对胜出的中国道路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变数、危机和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发展道路在未来要继续保持生机活力和竞争优势，得到人们支持和信赖，就必须解决目前相当严峻的发展生态代价高昂、发展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根据环境条件变化及时调整和修正发展道路，实现持续创新和与时俱进。
3.体经奠用、用以升体，发展经验奠定发展理论，中国模式是总结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
中国模式发生和奠基于发展经验，概括和成熟于发展理论，是发展经验与发展理论的有机统一。经验事实的存在以及相应的理论概括是中国模式建构的基本层次和基本条件。
中国模式发生于中国发展经验，它首先是一种经验事实。发展经验是关于发展实践的直接感知和领悟，具有直觉与基础性、地方与特殊性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但模式本身是一种共性抽象而不是具体实体，一种稳定成熟的中国模式应是对客观存在的发展经验事实的总结和理论概括与升华，而不是这些具体经验事件本身。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具有无穷多的经验事实，千差万别的发展个案，其中任何一个局部和地方性的发展经验事实都不足以代表中国模式。如果把个别的局部经验和具体事件指称为中国模式，则无异于盲人摸象。由此看来要从近乎无穷多的具体经验事实中完整准确地抽象概括出普遍性发展理论，进而构建起完整的中国模式概念并非易事。但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概括在当今是现实可能的，其基本条件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经验充分展示。此外还有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国外发展经验的大量存在，加之现今又具有相当强大的发展理论研究能力，这为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依据、充分的概括原型以及充裕的研究人力资本支持。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中断文明传统的现代国家，当今中国发展堪称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3页。中国模式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是优秀传统文明在今天合乎逻辑的发扬光大。但在古代长期领先的强盛中国在近代却陷入落后衰败、割地赔款的悲惨境地。由于自然经济、封建政体、思想僵化、科教落后、闭关锁国而使中国由盛变衰的惨痛教训深深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与进程，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开放政策、民主法制建设、科教兴国战略等重大举措，都既基于现实需要，又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教训为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提供了深厚的传统基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中国模式主要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经济调控、政治管理、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创造了大量成功案例和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也已概括创造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模式日渐成型和崛起。
中国模式具有开放包容性，它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概括，也是对外部有益经验的吸收借鉴，诸如“东欧经验的滋养、美国模式的借鉴、北欧模式的启示、日本模式的启迪、拉美模式的教训”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88页。等等。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共同主题，但世界各国发展存在重大差异。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起步早、水平高，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发展经验以及相应的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内生资源不足，需要在现代性资源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观摩与采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学习、从善如流，博采众长、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求知于世界，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与文化，力图师夷制夷、振兴中华。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模式，广大国民以极大地热情和精力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凡是认为先进有用的东西都虚心学习，拿来试用。“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了消化和创新”。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可以说中国模式既是中国叙事和中国经验的概括总结，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同时又广泛吸纳了域外先进有益文化，饱含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一种综合集成型的宏大发展模式。 4.体念支用、用以践体，发展观念支配发展行动，中国模式是实践发展观念的行动机制。
发展的经验与理论成果经实践检验和选择性宣传会转化为人们的现实主流发展观念。发展观念是发展模式的精神实质和理性设定，它支配和主导着发展行动，并通过外部发展行动来展示和实现自身，由此可以认为发展模式是发展观念与发展行动的有机统一，认识中国模式需要分析中国的发展观念及其实践的行动机制。
就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的关系来看，发展观念是发展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发展观念的显示形式和推行方式。例如建国初期照搬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具体推演和推行，而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选择则是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建构形式与实践方式，理解把握主流和主导性发展观念无疑是分析解读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但主观性的发展观念需通过客观性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要认识发展模式除了要把握其发展观念外，还需分析其实践的发展行动。通过分析发展行动机制可以把握中国发展模式追求效率、崇尚实干，强于组织执行、善于整合动员的实践本质。
发展行动是实践发展观念与目标的社会行动，而发展行动机制则可以说是实践发展观念的行动机理和运作方式。中国发展行动机制的整体框架和运行机理大体上可概括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市场自组织与政府他组织“互相补充”、实业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积极作为”、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5～239页。它是一种融市场机制、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一体，包括目标导向、战略规划、动力激发、组织整合、政治控制等完整系列机制的系统复合型的发展机制。
中国模式在促进增长和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出色，被称为“奇迹”，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举国体制和举国行动来促进发展、应对重大问题，其行动机制具有政府主导、行政调控、市场促动、社会参与、整体配套的特点。例如当今中国的主流发展观念是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首先由国家和执政党正式加以理论界定并大力宣传推广，然后变为各级政府的行政原则、施政目标和政绩考核指标，逐步转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最终产生发展效益，基本行动逻辑就是“国家倡导动员-政府行政推动-引入市场机制-社会系统参与”。
中国模式以推进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很大程度上可称为是一种“追赶模式”，与之相应的发展机制也可称作是追赶型发展行动机制，并为此建构起完善的领导组织机制、动力激发机制、规范约束机制、协同整合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决策力、执行力、行动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成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观念与目标体系，与之相应的是也逐步形成了一套驾轻就熟、组织高效、运行顺畅、成果显著的稳定成型的发展行动模式。如国家围绕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济、农业农村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卫生健康等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大量发展行动计划，许多地方政府也颁布实施大量有针对性的专项行动计划，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
从模型建构的角度看，行动原型是理论模型的客观基础，通过对一些大型国家发展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总结，可以概括抽象出相应的发展模式。如“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高铁建设等，就可以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模式的一些重要特征。
三、客体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发展的客体性因素是发展主体需要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客观存在，它是发展模式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资源和发展规律对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建构作用。
1.体资定用、用以壮体，发展资源定型发展方式，中国模式是配置发展资源的基本方式。
资源利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在于适应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董志凯：《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路径与缘由》，白锡能、任贵祥主编：《红色文化与中国发展道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321页。 基础资源利用配置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同时又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资源存量结构与质量禀赋的独特资源配置方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配置资源通常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为辅助，中国模式的重要制度基础与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这一体制之主体的是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企业的完整体系，它们相互配合协作，共同参与和进行着资源配置，采取的是一种复合联动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大差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其中存在着巨量的各类竞争性企业构成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而各地方政府同样进行着发展竞争，它们颇类似于企业型政府，往往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招商引资、搭台唱戏、政策帮扶、奖优罚劣等多种方法，构建投资激励机制和发展保护环境，帮助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和交易费用，突破部门官僚主义障碍，强化企业的投资驱动力，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中央政府处于总览全局地位，发挥着强大的整体统筹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制度框架，打造适宜宏观环境，注入刺激活力。一方面国家直接投资控制大量国有企业并将其资产资本化，形成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和产业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濟结构，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此外，中央政府还逐步构建起了能将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近短期政策目标高效整合衔接的国家发展领导能力， 诸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实施短期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等，扮演着设计师、投资者、教练员、裁判员、救护员、宣传员、组织员、守夜人等多重角色，其强大的战略统筹能力举世罕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控制力量，经济资源配置要受控于政治资源配置方式，这在中国尤其突出。中国模式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在当代世界可谓独树一帜、独具特色，这集中体现在关键的政治人才选拔和权力的更迭与配置方面，对此中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的体制和方式，宋鲁郑：《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参考消息》2013年12月23日。这种模式保证了选贤任能和政局稳定，使得基本制度和政策既保持了稳定性与连续性、又具有灵活性与创新性，这是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政治条件。
中国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很明显，但存在问题也很明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性过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偏弱，这抑制了资源的充分流动和价值实现，是应当加以改进的。
2.体规生用、用以固体，发展规律衍生发展规范，中国模式是顺应发展规律的规范建构。
发展模式与发展规律具有内在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张宏程、王洪波、徐鹰：《“中国模式”何以可能——兼谈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规律通常是指事物之间的持续、稳定和重复性的必然联系，而模式则“标志着事物之间的规律关系”，它 “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来的规律”。何建华：《发展正义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16～217页。其中发展模式的创造需要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适宜发展的道路、原则、规范与方式，由此才能形成有效的发展模式；而对一种客观存在的既有发展模式进行认识就要揭示发展过程中那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普遍性、代表性的联系与特征，这实质上就是进行发展规律层面的认识。虽然发展规律本身不是发展模式，但它却是发展模式的产生依据和认识条件，无论是发展模式的创造、还是对已有发展模式的认识，都只有真实反映发展规律才可能是正确有效的，否则其失败与失误将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模式建构切合国情条件，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坚持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创造了巨大发展效益和公认发展成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规律性，可以认为是顺应发展规律的规范建构。我们研究业已存在的中国模式应具有规律意识和规律认识力，透过纷纭复杂的发展现象来揭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本质性联系、普遍性特征和代表性标志。
从结构层次和运行机制分析，中国模式包括理念、目标和道路与方法，也包括发展的规范与规则，它的存在与运行是依靠规范体系来体现、维持和保障的，包括法律、制度、政策等形式，所有这些基本规范形式都与规律相关联。发展模式的合规律性集中表现为发展规范的合规律性。虽然规范具有人为建构性，而规律是客观自在的，规范当然不同于规律，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必然联系和衍生转化机制。“对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性的把握不仅是技术规范，也是社会规范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徐梦秋等：《规范通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页。发展规范建构必须契合发展规律机理和顺应规律趋向，否则就不具有合理性与成效性。
中国发展规范顺应发展规律的事实在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表现十分典型。中国的经济制度规范建构完全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同、独立自主和外援支持相互补长诸方面的规律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效与成功的基本条件。
中国的政治规范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它因与西方政体存在巨大差异而长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非议。但中国政治制度适合本国条件，其建构过程遵循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规律，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和信任。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模式的政治民主规范突出强调协商民主、决策民主、作风民主和管理民主，注重从宏观层面整合协调政治、社会、资本三者关系，相对于西方选举中心主义和三权分立制衡的民主体制而言，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
经过30多年的大规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构建起了一整套法律、制度、政策和管理规范体系，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存在形式，要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就需要深入具体解析中国的法律、制度、政策等规范形式。
四、境遇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发展模式是在应对矛盾问题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发展的，来自发展问题和发展环境层面的境遇性因素持续深刻影响着发展模式建构。
1.体症确用、用以健体，发展问题确定发展方法，中国模式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
中国模式创生于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实质上是一套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发展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发展效果和国计民生的社会失调现象，诸如发展滞后、发展失衡、发展粗放、发展代价、发展公平问题等等，就是当今中国各类社会问题中的重大关键性问题。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运用适当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方法在应对各种发展问题过程中不断加以调试、修正和反复改进而逐步稳定下来，被持续使用，进而就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就突出表现在应对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层面。
解决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到根本性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层面的问题。当今中国发展具有自觉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其中包括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经世致用价值观、集体主义道德观、民本主义主体观、实用理性思维方式，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尊重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等。在思想方法论方面，坚持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互动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以及人类文明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有效地实现其中国化发展创新，同时又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伟大创新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獨特贡献。在管理治理方法论层面，坚持“上下策结合”原则方法，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3～249页。实现法治与德治、选举与选拔、民意与民心、政体与政道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与计划的整合互补和功能优化。在一般实践方法论方面，解决重大发展问题普遍采取的是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系统思维方式、配套联动的行动方式和循序渐进的工作方式。 中国模式得以产生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基于实践本体原则的经验摸索与经验归纳方法。经验方法因应实情、注重实用、崇尚实效，进行决策前通常先进行试点和实验，采取摸石过河、错误排除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摸索出可行的前进道路，这是中国模式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如深圳特区的建立就是基于当时深港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解放思想、大胆探试的勇气和方法，最终 “杀出一条血路”，创建了闻名于世的深圳模式。
在解决宏观发展问题层面，中国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原则，实行举国体制和政府主导方式，诸如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重大发展战略，建设大型发展项目，实行大规模扶贫连片开发，开展对口援建救助活动等等。这种政府强力主导、全国一盘棋统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管理方法。
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发展决策方面，中国采取的是同西方不同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共识型决策模式。比较典型的如每年中央和地方召开的“两会”就是一种体制化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代表讨论、各界协商、人民参与和专家集思广益形成的决议决定和战略规划，具有很强的全民共识性和科学可行性，它有效化解了部门纠葛与党派纷争，超越并整合了利益集团诉求，也在很大程度弥补了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前景的不透明性，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避免了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党派缠斗、资本控制、政治内耗、久议不决的社会弊端。
2.体境择用、用以强体，发展环境选择发展战略，中国模式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环境的战略选择。
当代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迅猛推进时代。“全球化与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既是现代化的后果也是现代化的条件，中国要實现现代化就“必须利用全球性来寻找现代性”，“在全球化中实现现代化”。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页。中国正是由于积极参与和借助全球化而取得了巨大现代化成就，而所谓中国模式也正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与外部世界大规模全方位交流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建构形成的，它“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整合化、全球政治互动化和全球生态共生化，它包括局域的全球化扩展和全球的局域聚集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与方面，王忠武：《试论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式》，《东方论坛》2001年第3期。这种局域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局域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只有既走出去输出产品、参与竞争、扩大影响和抢占国际生存空间，又引进来为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外部资源和文化，才能保持生机活力，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它“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经验借鉴”。杨秀萍：《中国模式——基于全球化视野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24～31页。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因错失机遇而贻误现代化，但这次终于抓住了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有效实行了全球化战略，由此而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并开创出了中国现代化模式。
全球化要求中国发展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国际通行惯例，经济制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有关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与国际惯例贯通。中国以全球化为契机和动力，系统清理和废止了那些不符合世贸规则、与国际惯例脱节的行政法规，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提供了制度保障，构筑起了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制度体系。但一种发展模式只有“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结合”才具有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景天魁、 邓万春、 何健 ：《发展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既兼容并包、广泛学习吸收一切有益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立足本土传统与现实条件，确保国家利益与安全，实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相整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补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嫁接、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相兼容，创造出了一种融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于一炉的中国模式。
人口多资源少是中国基本国情，中国通过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利用，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模式和贸易模式，有效解决了资源短缺、劳动力过多的难题。此外，全球化还拓展了人的视野和交往范围，解放了人的思想和创造力，化解了历史上形成的那些妨碍现代化发展的封建僵化思想和陈旧思维方式，确立了富裕、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性价值观念和理性、开放、创新、包容的现代型思维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模式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如对外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和平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都既源于自身内在需要，又是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条件的必要选择。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同世界的全面交流合作与竞争博弈的互动过程中，也将在更深度融入世界、更充分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生机活力、进化动力和竞争优势。
以上所述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上的“向日葵模型”。图中的“花芯”是中国发展，“花盘”的8个部分需要、目标、经验、观念、资源、规律、问题、环境为发展的基本内涵规定，“花瓣”的8个部分手段、道路、理论、机制、方式、规范、方法与战略则是花芯花盘的相应表现实现形式，由此可以形象地展示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是满足发展需要的手段、达到发展目标的道路、总结发展经验的理论、实践发展观念的机制、配置发展资源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应对发展环境的战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体用关系特征体用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09-10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发展模式日渐形成和崛起，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由于中国发展模式目前尚不够完善、未完全定型，与西方模式相比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认识尚处于盲人摸象、见仁见智的初步阶段。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何以必要与可能？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应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策略？这是当前深化中国模式认识、推进中国模式建设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内外在属性和体用关系特征，其建构过程内在地蕴含和因循着体用逻辑。基于体用关系的视角与原则探析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概念界定和意义阐发，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产生原由、精神实质与未来趋向。
一、中国发展模式的概念辩证、体用特征及其建构的体用逻辑
“中国发展模式”即中国发展的模式，可简称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由“中国发展”和“模式”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的“中国发展”作为定语是模式的本体、主体和内在根据，而“模式”则是实现中国发展的工具、条件和表现形式。模式的一般词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94页。但这里的“标准”是客观中性的，所指称是某种类型和性质事物的代表性范型与范例，并非一定就是理想和应予推广的样板，其中还包括一些存在明显问题和弊端的不当模式，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就属此类。从价值角度审视，无论好的、坏的或者中性的事物都可能形成自己的标准形式即模式，现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显然并不都是理想的、美好的、能称楷模的。
现在有否定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观点认为，成为模式就应理想完美，堪称榜样，而中国现实发展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故此不应肯定其存在，这显然是以价值判断消解事实存在的认识误区。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并不完美、尚未完成，但它无论作为理论、道路、制度还是经验、战略与方式，都既具有客观稳定性、又具有中国特殊性，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张宏程、王洪波、徐鹰：《“中国模式”何以可能——兼谈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虽然一直存在否定中国模式的言论，但并非主流意见，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加速崛起，否定论观点正日渐式微，与之相应的趋势则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有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当下人们所谈论也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模式是指中国发展模式，也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基本形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稳定下来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理论、道路、原则、机制、方式、规范和战略。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规定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国现代化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本身的复杂巨系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意蕴。发展的内涵规定是发展模式赖以产生、成为必要与可能的各种内在要素、内生变量与内在联系，诸如利益需要、价值目标、思想观念、资源禀赋以及本质和规律等等。丰富的内容必然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模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反映中国发展内在要素和规律要求、展现中国发展内在本质和价值的建构形式，对其基本规定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发展领域进行概括，形成诸如中国经济模式、中国政治模式等类型。也可以从模式构成的不同要素层面进行概括，如从意识形态层面可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从目标与路径层面可以概括为“中国道路”等。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体用关系特征。当今中国发展模式不是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因袭和重复，也不是对外来模式的简单复制和外来经验的照抄照搬，而是中国人民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现实国情条件而自主探索、开拓创建出来的一种独特发展道路和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特征。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广泛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略选择，国民利益需要和现实发展条件是模式建构的根本目的和客观依据。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所谓“模式”就是中国发展本质的外部显现、中国发展内容的表现形式以及中国发展目的的实现手段，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满足中国发展需要、实现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和方法。中国发展模式的鲜明体用关系特征预示着对其解释非常适合运用体用关系模式。
“体用”是凝结了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哲学范畴，按照熊十力先生的界定，“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两者皆为实有。其中“实体是功用的本性”，功用则是实体的存在形式（“离用无体”），所谓“即体即用”“体用无二”。熊十力：《体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3页。基于体用范畴的一般含义以及本文的理解，可以把“体”看作事物的实体、本体和主体，“用”则是“体”的从属、表现和工具。本文所言之“体用逻辑”指体与用之间相互作用、协同互构的规律和机制，它以能否固体、强体、健体为选用工具方法和形式的依据与原则，基本内涵要求是“因体起用”“以用强体”，“危體弃用”“以体选用”，“固体后用”及“强体广用”。马志强：《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体用逻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性解释》，《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以体用关系的视角与原则探析中国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就是把“中国发展”作为根本性的本体、实体和主体，把“模式”作为本体的衍生现象、实体的表现形式、主体的工具方法，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利益需要、理念目标、待解问题、资源禀赋以及本质规律等主客观要素和内在诉求，来推论和界定相应采取的手段、道路、方式、规范、战略等发展模式的具体形式。 中国发展是包含众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为便于认识可大致将各种发展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发生和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发展因素，如发展的需要、目标、观念等；二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观发展因素，主要是发展的存量资源和客观规律；三是主要源于主客体矛盾和环境变化的境遇性发展因素，主要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环境压力。通过对主体性、客体性、境遇性发展因素对模式建构之体用逻辑的深入分析，可有效地认识中国模式的原由、实质、特征与走势。
二、主体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中国发展模式的创造主体是广大人民及其代表者执政党、国家和政府，来自主体系统的需要、目标、经验和观念等主体性因素是决定发展模式建构的首要因素和根本力量。
1.体需决用、用以足体，发展需要决定发展手段，中国模式是满足发展需要的使用手段。
众所周知，现代化首先起源和实现于西方，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早发内生型模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预设和精神支撑，是诸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却是西方列强侵略逼迫的结果。与西方模式相比，当代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性，它的产生并非基于什么神圣启示和理性假设，而是国人摆脱短缺与贫困、解决温饱与生存问题的迫切现实需要，它实质上是广大民众对物质利益的一种普遍追求形式与稳定实现方式，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经济模式产生方面表现得非常典型。
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诞生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而当时的小岗村可谓贫穷至极：“吃粮要靠返销，花钱要靠贷款，生产要靠救济，生活非常困难，家家户户都出门要饭，还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也是死，不如拼一下，大家就合計，把田分了，把地种好才能够有饭吃，结果他们就把地分了。到了1979年的春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了一次大丰收。有人就提出来，能不能让我们多干几年？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了这么一句话：‘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结果下面也就没什么杂音了，这样就干起来了”，沈浩：《我在小岗村当书记》，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wz/jiangt/200911/t20091109_14880.htm.由此就诞生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闻名于世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不只是农村经济模式是生存需要倒逼的结果，中国的企业改制、劳动就业、扶贫开发、财税体制乃至于政府管理等众多模式也是在严峻的生存需要压力之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实质上是在温饱为天、民生为本价值理念主导之下，按照“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采取“白猫黑猫”的实用理性，依靠摸石过河的经验方法探索实验出来的。
由此可以认为，现实需要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之母，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服务和满足现实需要的使用手段，内需主导应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何以产生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贯的需要动机和目的追求，诸如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人的身心发展等等。但需要本身只是一种主观动机和期望，没有一定手段的运用和引渡，它就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主观形态而转变成为客观现实。
发展在当今中国被定义为“中心工作”“第一要务”和“硬道理”，具有至高地位和价值，原因在于它是解决民生需要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提升国力的根本举措，促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客观必然地成为全国人民的根本目的需要和最高利益，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和奋斗目标，而为了满足和实现发展需要必须采取相应的发展手段。所谓发展手段就是为了满足和实现发展目的需要所应当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中介工具，而发展模式就是一种整合集成性的发展手段。发展需要和发展模式的基本关系简单说就是：发展需要是发展模式建构的根据、目的、动力和归宿，发展模式是满足和服务于发展需要的中介工具、方式方法和规范手段。例如中国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因为它适应国情条件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民生需要；中国所以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模式，是这一模式顺应国情条件和人们的政治意愿，能够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
以发展需要作为目的、将发展模式作为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则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决于对发展需求的满足效用，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刻明了地认识中国模式的存在实质、发生机理和发展趋势。它不是依据什么先验假设和理想推断，而是基于客观发展需要及其约束条件所做出的现实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认识和评价中国发展模式是非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植根和衍生于发展需要，服从服务于发展需要，以发展绩效作为发展模式的评价尺度和取舍理由，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模式创新进而保持合理性、生命力和先进性的基本原则与条件。
2.体标导用、用以达体，发展目标导引发展道路，中国模式是达到发展目标的选择道路。
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具有主体内在性与价值期待性，必须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发展目标即发展的预定任务、预设指标和预期效果的统一，它基于人的根本需要和目的，是发展目的的理性设定和指标化，对于发展活动具有重要的定向、激励和控制作用。
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已从时间结构上确立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从系统结构上，国家先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全面小康”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等目标体系，成为发展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基本依据。
目标与道路具有内在统一性，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是发展模式的中心和关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和标志中国模式，其选择的正确与否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和现代化建设成败。
何为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需要加以明确界定的。笔者认为，发展道路不同于实体性的地面交通道路，它是对人类现实发展进程的一种类型概括与理论抽象，主要指人们为追求发展理想、实现发展目标而选择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它是由发展理念、发展主体、发展目标、发展规制、发展方式等要素构成的社会运行系统，上述发展要素也是评价测量不同发展道路类型的基本指标，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大体上是可以从其所本质内涵和要求的基本发展要素指标来判断的。 人类的本质及其需要具有共同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基于共同本质需要而对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追求具有普遍性，诸如经济富裕、民主平等、幸福快乐等等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目标。但发展道路选择却难以具有类似于发展目标的普遍性，它因对国情条件的强依赖性而必然具有差异多样性。每个国家的国情条件不同，为实现发展目标所应选择的具体道路必然具有自身特殊性。中国道路的选择条件与独特性根源就是“人口、地缘、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4頁。无论对发展目标设想得多么理想，如果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脱离了国情条件都将是难以走通和实现的。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目标，但由于现代化首先产生并实现于西方，率先产生和成型的是西方道路与西方模式，不少国家便简单移植照搬西方模式，力图像西方那样繁荣发展，但结果却很惨淡：“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事实充分证明，西方模式、西方道路是西方文化的特定产物，带有西方地域特征，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普遍性。
中国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开始，迄今已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艰难曲折和不断探索，到今天终于成功地开创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契合中国国情条件，植根人民现实需要，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吸纳整合了不同发展模式优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中国特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面貌和世界格局，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发展道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和价值归宿，相对于不同领域的现代化目标都相应地形成了特定发展道路，诸如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等等，其主流、正统的发展道路就是被作为意识形态和基本国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和标志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民主化道路以及理性化道路和市场化道路，由此有效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快速发育和发展。但发展目标没有终结，发展竞争未有穷其，发展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环境变动不居，发展道路的开拓同样没有止境。在现阶段促进增长、应对危机和保持稳定方面表现出色、相对胜出的中国道路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变数、危机和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发展道路在未来要继续保持生机活力和竞争优势，得到人们支持和信赖，就必须解决目前相当严峻的发展生态代价高昂、发展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根据环境条件变化及时调整和修正发展道路，实现持续创新和与时俱进。
3.体经奠用、用以升体，发展经验奠定发展理论，中国模式是总结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
中国模式发生和奠基于发展经验，概括和成熟于发展理论，是发展经验与发展理论的有机统一。经验事实的存在以及相应的理论概括是中国模式建构的基本层次和基本条件。
中国模式发生于中国发展经验，它首先是一种经验事实。发展经验是关于发展实践的直接感知和领悟，具有直觉与基础性、地方与特殊性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但模式本身是一种共性抽象而不是具体实体，一种稳定成熟的中国模式应是对客观存在的发展经验事实的总结和理论概括与升华，而不是这些具体经验事件本身。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具有无穷多的经验事实，千差万别的发展个案，其中任何一个局部和地方性的发展经验事实都不足以代表中国模式。如果把个别的局部经验和具体事件指称为中国模式，则无异于盲人摸象。由此看来要从近乎无穷多的具体经验事实中完整准确地抽象概括出普遍性发展理论，进而构建起完整的中国模式概念并非易事。但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概括在当今是现实可能的，其基本条件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经验充分展示。此外还有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国外发展经验的大量存在，加之现今又具有相当强大的发展理论研究能力，这为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依据、充分的概括原型以及充裕的研究人力资本支持。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中断文明传统的现代国家，当今中国发展堪称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3页。中国模式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是优秀传统文明在今天合乎逻辑的发扬光大。但在古代长期领先的强盛中国在近代却陷入落后衰败、割地赔款的悲惨境地。由于自然经济、封建政体、思想僵化、科教落后、闭关锁国而使中国由盛变衰的惨痛教训深深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与进程，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开放政策、民主法制建设、科教兴国战略等重大举措，都既基于现实需要，又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教训为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提供了深厚的传统基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中国模式主要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经济调控、政治管理、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创造了大量成功案例和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也已概括创造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模式日渐成型和崛起。
中国模式具有开放包容性，它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概括，也是对外部有益经验的吸收借鉴，诸如“东欧经验的滋养、美国模式的借鉴、北欧模式的启示、日本模式的启迪、拉美模式的教训”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88页。等等。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共同主题，但世界各国发展存在重大差异。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起步早、水平高，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发展经验以及相应的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内生资源不足，需要在现代性资源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观摩与采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学习、从善如流，博采众长、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求知于世界，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与文化，力图师夷制夷、振兴中华。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模式，广大国民以极大地热情和精力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凡是认为先进有用的东西都虚心学习，拿来试用。“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了消化和创新”。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可以说中国模式既是中国叙事和中国经验的概括总结，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同时又广泛吸纳了域外先进有益文化，饱含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一种综合集成型的宏大发展模式。 4.体念支用、用以践体，发展观念支配发展行动，中国模式是实践发展观念的行动机制。
发展的经验与理论成果经实践检验和选择性宣传会转化为人们的现实主流发展观念。发展观念是发展模式的精神实质和理性设定，它支配和主导着发展行动，并通过外部发展行动来展示和实现自身，由此可以认为发展模式是发展观念与发展行动的有机统一，认识中国模式需要分析中国的发展观念及其实践的行动机制。
就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的关系来看，发展观念是发展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发展观念的显示形式和推行方式。例如建国初期照搬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具体推演和推行，而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选择则是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建构形式与实践方式，理解把握主流和主导性发展观念无疑是分析解读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但主观性的发展观念需通过客观性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要认识发展模式除了要把握其发展观念外，还需分析其实践的发展行动。通过分析发展行动机制可以把握中国发展模式追求效率、崇尚实干，强于组织执行、善于整合动员的实践本质。
发展行动是实践发展观念与目标的社会行动，而发展行动机制则可以说是实践发展观念的行动机理和运作方式。中国发展行动机制的整体框架和运行机理大体上可概括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市场自组织与政府他组织“互相补充”、实业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积极作为”、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5～239页。它是一种融市场机制、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一体，包括目标导向、战略规划、动力激发、组织整合、政治控制等完整系列机制的系统复合型的发展机制。
中国模式在促进增长和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出色，被称为“奇迹”，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举国体制和举国行动来促进发展、应对重大问题，其行动机制具有政府主导、行政调控、市场促动、社会参与、整体配套的特点。例如当今中国的主流发展观念是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首先由国家和执政党正式加以理论界定并大力宣传推广，然后变为各级政府的行政原则、施政目标和政绩考核指标，逐步转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最终产生发展效益，基本行动逻辑就是“国家倡导动员-政府行政推动-引入市场机制-社会系统参与”。
中国模式以推进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很大程度上可称为是一种“追赶模式”，与之相应的发展机制也可称作是追赶型发展行动机制，并为此建构起完善的领导组织机制、动力激发机制、规范约束机制、协同整合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决策力、执行力、行动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成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观念与目标体系，与之相应的是也逐步形成了一套驾轻就熟、组织高效、运行顺畅、成果显著的稳定成型的发展行动模式。如国家围绕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济、农业农村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卫生健康等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大量发展行动计划，许多地方政府也颁布实施大量有针对性的专项行动计划，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
从模型建构的角度看，行动原型是理论模型的客观基础，通过对一些大型国家发展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总结，可以概括抽象出相应的发展模式。如“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高铁建设等，就可以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模式的一些重要特征。
三、客体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发展的客体性因素是发展主体需要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客观存在，它是发展模式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资源和发展规律对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建构作用。
1.体资定用、用以壮体，发展资源定型发展方式，中国模式是配置发展资源的基本方式。
资源利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在于适应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董志凯：《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路径与缘由》，白锡能、任贵祥主编：《红色文化与中国发展道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321页。 基础资源利用配置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同时又深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资源存量结构与质量禀赋的独特资源配置方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配置资源通常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为辅助，中国模式的重要制度基础与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这一体制之主体的是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企业的完整体系，它们相互配合协作，共同参与和进行着资源配置，采取的是一种复合联动型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大差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其中存在着巨量的各类竞争性企业构成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而各地方政府同样进行着发展竞争，它们颇类似于企业型政府，往往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招商引资、搭台唱戏、政策帮扶、奖优罚劣等多种方法，构建投资激励机制和发展保护环境，帮助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和交易费用，突破部门官僚主义障碍，强化企业的投资驱动力，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中央政府处于总览全局地位，发挥着强大的整体统筹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制度框架，打造适宜宏观环境，注入刺激活力。一方面国家直接投资控制大量国有企业并将其资产资本化，形成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和产业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濟结构，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此外，中央政府还逐步构建起了能将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近短期政策目标高效整合衔接的国家发展领导能力， 诸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实施短期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等，扮演着设计师、投资者、教练员、裁判员、救护员、宣传员、组织员、守夜人等多重角色，其强大的战略统筹能力举世罕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控制力量，经济资源配置要受控于政治资源配置方式，这在中国尤其突出。中国模式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在当代世界可谓独树一帜、独具特色，这集中体现在关键的政治人才选拔和权力的更迭与配置方面，对此中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的体制和方式，宋鲁郑：《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参考消息》2013年12月23日。这种模式保证了选贤任能和政局稳定，使得基本制度和政策既保持了稳定性与连续性、又具有灵活性与创新性，这是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政治条件。
中国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很明显，但存在问题也很明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性过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偏弱，这抑制了资源的充分流动和价值实现，是应当加以改进的。
2.体规生用、用以固体，发展规律衍生发展规范，中国模式是顺应发展规律的规范建构。
发展模式与发展规律具有内在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张宏程、王洪波、徐鹰：《“中国模式”何以可能——兼谈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规律通常是指事物之间的持续、稳定和重复性的必然联系，而模式则“标志着事物之间的规律关系”，它 “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来的规律”。何建华：《发展正义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16～217页。其中发展模式的创造需要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适宜发展的道路、原则、规范与方式，由此才能形成有效的发展模式；而对一种客观存在的既有发展模式进行认识就要揭示发展过程中那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普遍性、代表性的联系与特征，这实质上就是进行发展规律层面的认识。虽然发展规律本身不是发展模式，但它却是发展模式的产生依据和认识条件，无论是发展模式的创造、还是对已有发展模式的认识，都只有真实反映发展规律才可能是正确有效的，否则其失败与失误将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模式建构切合国情条件，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坚持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创造了巨大发展效益和公认发展成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规律性，可以认为是顺应发展规律的规范建构。我们研究业已存在的中国模式应具有规律意识和规律认识力，透过纷纭复杂的发展现象来揭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本质性联系、普遍性特征和代表性标志。
从结构层次和运行机制分析，中国模式包括理念、目标和道路与方法，也包括发展的规范与规则，它的存在与运行是依靠规范体系来体现、维持和保障的，包括法律、制度、政策等形式，所有这些基本规范形式都与规律相关联。发展模式的合规律性集中表现为发展规范的合规律性。虽然规范具有人为建构性，而规律是客观自在的，规范当然不同于规律，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必然联系和衍生转化机制。“对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性的把握不仅是技术规范，也是社会规范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徐梦秋等：《规范通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页。发展规范建构必须契合发展规律机理和顺应规律趋向，否则就不具有合理性与成效性。
中国发展规范顺应发展规律的事实在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表现十分典型。中国的经济制度规范建构完全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同、独立自主和外援支持相互补长诸方面的规律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效与成功的基本条件。
中国的政治规范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它因与西方政体存在巨大差异而长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非议。但中国政治制度适合本国条件，其建构过程遵循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规律，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和信任。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模式的政治民主规范突出强调协商民主、决策民主、作风民主和管理民主，注重从宏观层面整合协调政治、社会、资本三者关系，相对于西方选举中心主义和三权分立制衡的民主体制而言，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
经过30多年的大规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构建起了一整套法律、制度、政策和管理规范体系，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存在形式，要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模式就需要深入具体解析中国的法律、制度、政策等规范形式。
四、境遇性发展因素对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
发展模式是在应对矛盾问题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发展的，来自发展问题和发展环境层面的境遇性因素持续深刻影响着发展模式建构。
1.体症确用、用以健体，发展问题确定发展方法，中国模式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
中国模式创生于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实质上是一套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发展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发展效果和国计民生的社会失调现象，诸如发展滞后、发展失衡、发展粗放、发展代价、发展公平问题等等，就是当今中国各类社会问题中的重大关键性问题。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运用适当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方法在应对各种发展问题过程中不断加以调试、修正和反复改进而逐步稳定下来，被持续使用，进而就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就突出表现在应对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层面。
解决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到根本性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层面的问题。当今中国发展具有自觉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其中包括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经世致用价值观、集体主义道德观、民本主义主体观、实用理性思维方式，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尊重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等。在思想方法论方面，坚持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互动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以及人类文明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有效地实现其中国化发展创新，同时又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伟大创新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獨特贡献。在管理治理方法论层面，坚持“上下策结合”原则方法，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3～249页。实现法治与德治、选举与选拔、民意与民心、政体与政道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与计划的整合互补和功能优化。在一般实践方法论方面，解决重大发展问题普遍采取的是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系统思维方式、配套联动的行动方式和循序渐进的工作方式。 中国模式得以产生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基于实践本体原则的经验摸索与经验归纳方法。经验方法因应实情、注重实用、崇尚实效，进行决策前通常先进行试点和实验，采取摸石过河、错误排除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摸索出可行的前进道路，这是中国模式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如深圳特区的建立就是基于当时深港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解放思想、大胆探试的勇气和方法，最终 “杀出一条血路”，创建了闻名于世的深圳模式。
在解决宏观发展问题层面，中国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原则，实行举国体制和政府主导方式，诸如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重大发展战略，建设大型发展项目，实行大规模扶贫连片开发，开展对口援建救助活动等等。这种政府强力主导、全国一盘棋统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管理方法。
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发展决策方面，中国采取的是同西方不同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共识型决策模式。比较典型的如每年中央和地方召开的“两会”就是一种体制化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代表讨论、各界协商、人民参与和专家集思广益形成的决议决定和战略规划，具有很强的全民共识性和科学可行性，它有效化解了部门纠葛与党派纷争，超越并整合了利益集团诉求，也在很大程度弥补了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前景的不透明性，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避免了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党派缠斗、资本控制、政治内耗、久议不决的社会弊端。
2.体境择用、用以强体，发展环境选择发展战略，中国模式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环境的战略选择。
当代世界正处于全球化迅猛推进时代。“全球化与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既是现代化的后果也是现代化的条件，中国要實现现代化就“必须利用全球性来寻找现代性”，“在全球化中实现现代化”。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页。中国正是由于积极参与和借助全球化而取得了巨大现代化成就，而所谓中国模式也正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与外部世界大规模全方位交流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建构形成的，它“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整合化、全球政治互动化和全球生态共生化，它包括局域的全球化扩展和全球的局域聚集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与方面，王忠武：《试论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式》，《东方论坛》2001年第3期。这种局域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局域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只有既走出去输出产品、参与竞争、扩大影响和抢占国际生存空间，又引进来为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外部资源和文化，才能保持生机活力，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它“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经验借鉴”。杨秀萍：《中国模式——基于全球化视野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24～31页。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因错失机遇而贻误现代化，但这次终于抓住了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有效实行了全球化战略，由此而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并开创出了中国现代化模式。
全球化要求中国发展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国际通行惯例，经济制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有关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与国际惯例贯通。中国以全球化为契机和动力，系统清理和废止了那些不符合世贸规则、与国际惯例脱节的行政法规，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提供了制度保障，构筑起了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制度体系。但一种发展模式只有“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结合”才具有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景天魁、 邓万春、 何健 ：《发展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既兼容并包、广泛学习吸收一切有益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立足本土传统与现实条件，确保国家利益与安全，实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相整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补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嫁接、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相兼容，创造出了一种融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于一炉的中国模式。
人口多资源少是中国基本国情，中国通过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利用，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模式和贸易模式，有效解决了资源短缺、劳动力过多的难题。此外，全球化还拓展了人的视野和交往范围，解放了人的思想和创造力，化解了历史上形成的那些妨碍现代化发展的封建僵化思想和陈旧思维方式，确立了富裕、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性价值观念和理性、开放、创新、包容的现代型思维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模式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如对外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和平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都既源于自身内在需要，又是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条件的必要选择。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样离不开世界。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同世界的全面交流合作与竞争博弈的互动过程中，也将在更深度融入世界、更充分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生机活力、进化动力和竞争优势。
以上所述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上的“向日葵模型”。图中的“花芯”是中国发展，“花盘”的8个部分需要、目标、经验、观念、资源、规律、问题、环境为发展的基本内涵规定，“花瓣”的8个部分手段、道路、理论、机制、方式、规范、方法与战略则是花芯花盘的相应表现实现形式，由此可以形象地展示中国发展模式建构的体用逻辑，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是满足发展需要的手段、达到发展目标的道路、总结发展经验的理论、实践发展观念的机制、配置发展资源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应对发展环境的战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